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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 2021-01-25 01:5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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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其人,其事,及其时代

鲁迅是中国近代文学思想史上的影响最大的人,谈他的文章很多,有的说他是“左翼之雄”(郭沫若);有的捧他为“文艺工作者的榜样”(毛泽东);有的要用他的小说拭屁股(叶灵风);有的骂他自私和作伪(郑学稼);更有的要用他的一生,替某种学说作注解(李欧梵)。关于他的书:有年谱,有评传,有回忆,更有关于三零年代的争论,用他作为政治斗争的工具。这一切自然都已与鲁迅无关,因为他早已说过,“待到伟大人物成为化石,人们都成为伟人时,他已经变了傀儡了”。鲁迅有他的时代,而且也属于他一定的阶级;时代和阶级当然不只是消极地作为他生活的一种背景。他对于那个时代,那个阶级,都主动地积极地予以反应,抨击,甚至背叛;但如果成他为革命家,中国文化革命的前驱,与李大钊相提并论,这种与事实显然不符的纸糊冠。他一定敬谢不敏。鲁迅确是一个勇士,他能斗争,但在斗争中不断的徘徊瞻顾,甚至失望,这种内心矛盾,一直继续到最后——死。鲁迅不是慷慨悲歌之士,他虽然斗争,但作为一个冷静的观察者,不信光明就会到来。对于潜在革命深处的黑暗势力,了解得非常清楚,所以他悲观,寂寞;他永远向黑暗攻击,对未来的黄金世界不存希望,也无信心。对于鲁迅影响最深刻的,当然是一九二七年失败的革命,这使他的斗争改变了一个方向,而且也不再相信进化论,不相信青年人一定比老年人进步。但鲁迅始终是站在革命门外的人,因为他说“一到里面去,便酱在无聊的纠纷中,无声无息了”。鲁迅是应该研究的,他的精神值得青年效法;我想从许许多多附会在鲁迅身上的神话中,研究一个真真实实的鲁迅出来。鲁迅有全部日记,有部分书信,有整部著作,他已最好的说明了自己。他并不隐瞒他的思想感情和好恶,他把自己的正反面都暴露在读者之前,但有人还是要从某种角度去解释鲁迅,譬如冯雪峰,便视鲁迅为革命的化身。把鲁迅看作是和我们在一道生活的人,我们才能从鲁迅得到教益;他的文章虽严峻,他的生活却一样有人情味。在他那铁似的面孔之后,他甚至也有非常世俗的一面,这从他的日记上可以领略的,日记虽简单,要了解鲁迅那是最好的材料。我也想从时代的变易中探究鲁迅,这方面即使曹聚仁先生的了解也有失之千里的地方。想探究鲁迅,依循鲁迅本人的历史发展,较为容易,所以我也按照年代来分期的:从出生到七岁入学(一八八一至一八八七年)为童年期;八至十五岁(入学后至父病,一八八八至一八九五年)为幼年期;十六——二十一岁(父死至路矿学堂毕业,一八九六——一九零一年)为青年期;二十二——三十岁(往日本留学以至回国,一九零二——一九一零年)为成年期;三十一至四十六岁(辛亥革命——南下到厦门教书,一九一一——一九二六年)为壮年期;四十六——五十六岁(从广州至上海至死,一九二七——一九三六)为中年期。壮年期和中年期的分界不应照字面固执地看,这是从鲁迅生活的段落和时代的转折姑且如此划分的。鲁迅没有老年,不只因为他死得早,而且因为他精神上年青。有的人过了五十岁,也许已接近老年了。

鲁迅的童年鲁迅生于一八八一年,上距鸦片战争(一八四一年)为四十年;中距太平天国之乱(一八五一年)为三十年;下距辛亥革命(一九一一年)亦为三十年。太平天国历时十一年,到一八六二年灭亡,鲁迅生前二十年许的天国故事,流传深远,对于鲁迅的童年及往后民族思想的启发,甚有影响。鸦片战争以后帝国主义势力入侵,亡国之祸,时迫眉睫,生在这个时代的知识分子,都有爱国忧时之心,鲁迅当然不会例外,这是后话。可是鲁迅还有一个幸福的童年。鲁迅生于浙江绍兴城内东昌坊的一座新台门内,据周作人说:这台门共有五进,后面还有园地——百草园。住在台门里的,自然不止鲁迅他们一家,还有其他五房近族。据曹聚仁先生的《鲁迅年谱》:“这一周姓人家,原籍湖南道州,徙居浙江绍兴,迄鲁迅已有十四世。他们的先世,原是务农的,到了后来,慢慢地富有了,属于台门阶层的士大夫。到了鲁迅这一代,又眼见前旧台门,都在败落了。”从鲁迅以及周作人的文章中,我们可以上溯到他们的曾祖父,即是四代同堂。曾祖父去世早,从他爱种兰花的癖好看来,他是一个守业的世家子弟。曾祖母本家全称她“九太太”,在曾孙们的眼中,她是终日毕挺的坐在一把紫檀的一字椅上边的。据说这位九太太孤僻任性,当他的儿子介孚公中进士,报子敲锣报喜时,她却在里面放声大哭,人家问她为什么哭,她说:“拆家者,拆家者!”后来介孚公果然拆家败业,不出九太太所料,大概她见得做官人家的兴败太多了。鲁迅对于祖母有很好印象,她大概是个慈祥的老太太。父亲伯宜公只是个会稽生员,几次乡试都未中式,自然进不得仕途。他寡言笑,孩子们少去亲近。鲁迅生在这样的家庭,如他说:“正是一个少爷。”“我生在周氏是长男,‘物以稀为贵’,父亲怕我有出息,因此养不大,不到一岁,便领到长庆寺去,拜了一个和尚为师了……由此得到一个法名叫‘长庚’。”鲁迅在一九三六年死的一年,才在《我的第一个师父》中,记述这一岁时候的事情。鲁迅出世后,有个保姆长妈妈负责照顾他,她生得胖而矮,袭用了在她早前的身材高大的真阿长的名字,才叫“阿长”的。她有许多迷信,许多规矩教给鲁迅,例如遇到正月初一,清早一睁眼睛,鲁迅第一句话就得说,“阿妈,恭喜,恭喜!”其他例如“说人死了,不该说死掉,必须说老掉了,死了人,生了孩子的屋子里,不应该走进去,饭粒落在地上,必须拣起来,最好是吃下去,晒裤子用的竹竿底下,是万不可钻过去的……”这一切禁忌,都是当时社会风俗的说明。长妈妈的睡相不大好,一到夏天,伸开两脚两手,在床上摆个“大”字,挤得鲁迅无法翻身。他久睡一角席子上,又已经烤得那么热,推她呢,不动,叫她呢,也不闻。但谈到长毛的时侯,鲁迅也曾对她发生过空前的敬意。长妈妈嘴里的长毛并无邪正之分,只说最可怕的东西有三种,一种自然是“长毛”,一种是“短毛”,还有一种是“花绿头”。鲁迅到大了,才知道其他二种,其实是官兵,所以长妈妈的所谓长毛,是官匪同一的。她说得长毛非常可怕,他们的话就听不懂。长毛进城的时候,鲁迅家里的人全都逃到海边去了,只留一个门房和年老的煮饭老妈子看家。后来长毛果然进门来了,那老妈子便叫他们“大王”——据说对长毛就应该这样叫——诉说自己的饥饿。长毛笑道,“那么这东西就给你吃了吧”!将一个圆圆的东西掷了过去,还带着一条小辫子,正是那门房的头。煮饭老妈子从此就骇破了胆,后来一提起,还是立刻面如土色……这故事鲁迅听了并不怕,因为他觉得和自己不相干,他不是个门房。长妈妈觉到了这一点,说道:“像你们的小孩子,长毛也要掳的,掳去做个小长毛。还有好看的姑娘,也要掳。”“那么,你是不要紧的。”鲁迅问。“那里的话?”她严肃地说,“我们就没有用处?我们也要被掳去。城外有兵来攻的时候,长毛就叫我们脱下裤子,一排排地站在城牆上,外面的大炮就放不出来了;再要放,就炸了!”鲁迅料不到她除了满肚麻烦的礼节外,还有这样伟大的神力。从此对她有了特别敬意,对于她在夜里占领全床,也觉情有可原了。但当鲁迅知道长妈妈谋害了他的隐鼠之后,这种敬意就完全消失了,不只严重的诘问她,而且当面叫她“阿长”,事情就是这样的:鲁迅小时对猫仇恨,但对老鼠偏爱,他的床前贴有两张花纸:一张是“八戒招赘”,满纸长嘴大耳,他觉得很不雅观,另一张是“老鼠成亲”,却可爱,自新郎、新娘,以至宾相、宾客、执事,没有一个不是尖腮细腿,像煞读书人的,但穿的都是红衫绿裤。他想,能举办这样大仪式的,一定只有他所喜欢的那些隐鼠了。几百年老屋中豆油灯的月光下,是老鼠跳梁的世界。老鼠的大敌其实不是猫。春后,你会听到它“咋!咋咋咋!”地叫着,大家称为“老鼠数铜钱”的,便知道它遇见了可怕的屠伯——蛇。有一回,他听得一间空屋里有着这种数钱的声音,推门进去,一条蛇伏在横梁上,看地上,躺着一匹隐鼠,口角流血,两胁还是一起一落的,取来给躺在一个纸盒里,大半天,竟醒过来了,渐渐地能够饮食,行走。到第二日,似乎就复原了,但是不逃走。放在地上,也时时跑到人面前来,而且从腿而上,一直爬到膝头。……这样大约有一两月,有一天却不见了隐鼠。大家吃午饭了,也不见它出来。再等它一半天,仍然没有见。长妈妈见他等得苦,轻轻地告诉他,“隐鼠昨天晚上被猫吃去了!”这使他心中充满了报仇的恶念!他的报仇,从家里饲养着一匹花猫起手,逐渐推广,至于凡所遇见的诸猫。这童年时期的“恶念”,一直保持到了北京以后,“仇猫”的话柄也从此传扬开来。……在大半年之后,他偶然得到一个意外的消息,那隐鼠其实并非被猫所害,倒是缘着长妈妈的腿要爬上去,被她一脚踏死了。他哀悼隐鼠,对长妈妈失去了敬意,这时候他又渴慕《山海经》了。他从一个远房叔祖的书斋里,看见了陆玑的《毛诗鸟兽草木虫鱼疏》,还有许多名目很生的书籍。他那时最爱看的是《花镜》,上面有很多图。叔祖说给鲁迅听,曾经有过一部绘图的山海经,画着人面的兽,九头的蛇,三脚的鸟,生者翅膀的人,没有头而以两乳作眼睛的怪物。……从此他念念不忘地想要这部《山海经》,连阿长也来问《山海经》是怎么一回事。过了十多天或一个月,阿长告假回家以后的四五天,她穿着新的蓝布衫回来,一见面就将一包书递给他,高兴地说道:“哥儿,有画儿的‘三哼经’,我都给你买来了!”他似乎遇着了霹雳,全身都震悚起来,赶紧去接过来,打开纸包,是四本小小的书……这又使他发生了新的敬意,别人不肯做,或不能做的事,长妈妈都能做成功。谋害隐鼠的怨恨,从此完全消失了。鲁迅童年时期的故事,和长妈妈联系起来的为多,他的十篇《朝花夕拾》中,有四篇说到长妈妈,他确是长于保姆之手的少爷哥儿。从他对于童年时期的叙述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他“善良”的根芽,将来发扬滋长到如何程度!除了长妈妈以外,还有祖母值得一提,他说:“那是一个我幼时的夏夜,我躺在一株大桂树下的小板桌上乘凉,祖母摇着芭蕉扇坐在桌旁,给我猜谜,讲故事。忽然,桂树上沙沙地有趾爪的爬搔声,一对闪闪的眼睛在暗中随声而下,使我吃惊,也将祖母讲着的话语打断,另讲猫的故事了——“你知道吗?猫是老虎的先生。”她说,“小孩子怎么会知道呢,猫是老虎的师父。老虎本来是什么也不会的,就投到猫的门下来。猫就教给它扑的方法,捉的方法,吃的方法,像自己的捉老鼠一样。这些教完了;老虎想,本领都学到了,谁也比不过他了,只有老师的猫还比自己强,要是杀掉猫,自己便是最强的脚色了。它打定主意,就上前去扑猫。猫是早知道他的来意的,一跳,便上了树,老虎却只能眼睁睁地在树下蹲着。它还没有将一切本领传授完,还没有教给它上树。” 鲁迅小时候,他的母亲给了他什么影响,我们不知道,只在他那讲《我的第一个师父》中,说起他到北平去时,母头还给了他婴儿时代的银筛,是那时唯一的纪念。对于儿童时代的回忆,似乎是年龄越大越分明的,每个人都有这个经验,鲁迅在《朝花夕拾》的小引中说:“我有一时,曾经屡次忆起儿时在故乡所吃的蔬果:菱角、罗汉豆、茭白、香瓜,凡这些,都极其鲜美可口的,都曾是使我思乡的蛊惑。后来,我在久别之后尝到了,也不过去如此;唯独在记忆上,还有旧来的意味留存。他们也许要哄骗我一生,使我时时反顾。” 即使这种反顾是哄骗吧,鲁迅的童年总是幸福的,上面的叙述,都直接引自鲁迅自己的文字,但到了他七岁入学之后,即踏入他的幼年期,他就尝到人生的苦味了。

鲁迅的幼年鲁迅无忧无虑的童年,快要过去了。十二岁时,“我不知道为什么家里的人要将我送进书塾里去了,而且还是全城中称为最严厉的书塾”。这书塾所在是:“出门向东,不上半里,走过一条石桥,便是先生的家了。从一扇黑油的竹门进去,第三间是书房。中间挂着一块匾道:三味书屋;匾下面是一幅画,画着一只很肥大的梅花鹿伏在古树下。没有孔子牌位,我们使对着那匾和鹿行礼。……”先生“是一个高而瘦的老人,须发都花白了,还戴着大眼镜。我对他很恭敬,因为我早听到,他是本城中极方正,质朴,博学的人。”鲁迅虽然初次上学,他却已知道东方朔这名字,而且知道东方朔认识一种虫,名曰“怪哉”,这是阿长所不知道的,他以为现在得到机会了,可以问先生:“先生,‘怪哉’这虫?是怎么一回事? ……”他上了生书,将要退下来的时候,赶忙问。”不知道!”先生似乎很不高兴,脸上还有怒色,鲁迅这才知道做学生不该问这些事,只要读书……鲁迅就这样拘束在书塾里了,可是在书塾之外,他可以在大家面前,冠冕堂皇地阅看《文昌帝君阴鸷文》和《玉历钞传》,都画着冥冥之中赏善罚恶的故事,雷公电母站在当中,牛头马面布在地下……他听看的那些阴间的图画,都是家传的老书,并非他所专有,他专有的是一部《二十四孝图》,一位长辈的赠品,上图下说,鬼少人多,即使不识字的阿长,一看图画也能滔滔的讲出一段事迹。但他看完后才知道孝是如此之难,于是想“做孝子的计划,完全绝望了”。他知道“子路负米”,“黄香扇说”,以至“陆绩怀橘”都不难,“哭竹生笋”就可疑,“卧冰求鲤”简直有性命之虞,至于“老莱娱亲”,“郭巨埋儿”,他就发生了很大的反感。鲁迅的批评精神和怀疑态度,可说从小就开始的。他说:“那时我虽然年纪小,似乎也明白天下未必有这样的巧事。”他说的是“郭巨埋儿”得金的事。鲁迅幼年时期的怀疑,就在不相信冥冥之中的因果报应。所以他虽然爱看《文昌帝君阴鸷文》等图画,只是为的欣赏黑白无常和牛头马面,这和他欣赏《山海经》,“老鼠成亲”的图画是一样的。从鲁迅以后的发展看,在幼稚心灵中留下印象的,只是富有人情味的白无常,抱着复仇心念至死不忘的女吊(这是从社戏得来的),他能从迷信的习俗中滤出优美的故事,却绝未受到凶神恶煞加于精神的损害。中国的农村社会,长时期受着鬼神的统治,所以“孩于们所盼望的,过年过节之外,大概要数迎神赛会的时候了”。鲁迅对这有很好的回忆,但是兴奋变成了扫兴:“要到东关看五猖会去了。这是我儿时所罕逢的一件盛事。因为那会是全县中最盛的会,东关又是离我家很远的地方,出城还有六十多里水路,在那里有两座特别的庙。一是梅姑庙……其一便是五猖庙了……因为东关离城远,大清早大家就起来,昨夜预定好的三道明瓦窗的大船,已经泊在河埠头,船椅、饭菜、茶炊、点心盒子,都在陆续搬下去了。我笑着跳着,催他们要搬得快。忽然,工人的脸色很谨肃了,我知道有些蹊跷,四面一看,父亲就站在我背后。‘去拿你的书来。’他慢慢地说。这所谓‘书’是指我在开蒙时候所读的‘鉴略’。因为我再没有第二本了。我们那里上学的岁数是多拣单数的,所以这使我记住我其时是七岁。我忐忑着,拿了书来了,他使我同坐在堂中央的桌子前,教我一句一句地读下去。……两句一行,大约读了二三十行罢,他说:‘给我读熟。背不出,就不准去看会。’他说完,便站起来,走进书房去了。我似乎从头上浇了一盆冷水。但是,有甚么法子呢?自然是读着,读着……

粤自盘古,生于太荒,首出御世,肇开混茫。…………

应用的物件已经搬完,家中由忙乱变成静肃了。朝阳照着西墙,天气很清朗。母亲、工人、长妈妈即阿长,都无法营救,只默默地静候着我读熟,而且背出来。我忽然似乎已经很有把握,便即站了起来,拿书走进父亲的书房,一气背将下去,梦似的就背完了。‘不错,去吧。’父亲点着头,说。大家同时活动起来,脸上都露出笑容,向河埠走去。工人将我高高抱起,仿佛在祝贺我的成功一般,快步走在最前头。我却并没有他们那么高兴。开船以后,水路中的风景,盒子里的点心,以及到了东关的五猖会的热闹,对于我似乎都没有什么大意思。直到现在,别的完全忘却,不留一点痕迹了,只有背诵‘鉴略’这一段,却还分明如昨日事。我至今一想起,还诧异我的父亲何以要在那时候叫我来背书。”

鲁迅所说的现在,已是一九二六年了,那时他在北京被段祺瑞通缉,躲在法国医院的杂物房中,写这篇《五猖会》的回忆。他表示对他父亲的诧异,他当然了解父权制度的威严,所以他说要救救孩子。这种教育对鲁迅留有一定的影哨,他说:长辈的教诲,于我是这样的有力,所以我遵从读书人家的家教。屏息低头,毫不敢轻举妄动……在鲁迅已懂人事之前,虽然因入学读书,受到了私塾和家庭在不合理教育中的精神磨折,但整个的童年(也包括一部份幼年)时期,总是非常幸福的。这种幸福生活特别描写在他的《百草园》和《社戏》中,实际上《社戏》也应属于《朝花夕拾》的,这篇迷人的小说,实是他幼年生活的一段忠实写照。先说《百草园》,替鲁迅写传的人,都引用他还节文字,由于描写的优美,我们自然也不愿意舍弃。“不必说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石井栏,高大的皂荚树,紫红的桑葚;也不必说鸣蝉在树叶里长吟,肥胖的黄蜂伏在菜花上,轻捷的叫天子(云雀)忽然从草间直窜向云宵里去了。单是周围的短短的泥墙根一带,就有无限趣味。油蛉在这里低唱,蟋蟀们在这里弹琴。翻开断砖来,有时会遇见蜈蚣;还有斑蝥,倘用手指按住它的脊梁,便会拍的一声,从后窍喷出一阵烟雾。何首乌藤和木莲藤缠络着,木莲有莲房一般的果实,何首乌有臃肿的根。有人说,何首乌根是有像人形的,吃了便可以成仙,我于是常常拔它起来,牵连不断地拔起来,也曾因此弄坏了泥墙,却从来没有见过有一块根像人样。如果不怕刺,还可以摘到覆盒子,像小珊瑚珠攒成的小球,又酸又甜,色味却比桑葚要好得远。”鲁迅过了四十年之后说:“……其中似乎确凿只有一些野草,但那时却是我的乐园。”其次是《社戏》。鲁迅的“回忆”很少有确切的年份,这当然是由于童年时期的欢乐是融成一片的、不纪年的,也许几年中的生活浓缩成一章一节,这点是不值得考据的。即使周作人的文章我也有些怀疑:譬如他确定“隐鼠”为鲁迅十三岁时的事,但仔细读一下鲁迅的《猫、狗、鼠》及《阿长与山海经》,无论如何难以相信,这是快将成为少年,而且在祖父被囚、父亲患病的那年的事。但是《社戏》中记有他的年龄,那时他大约十一、二岁,正当家难的前一、二年,所以他有如此愉快的回忆。“我们鲁镇的习惯,本来是凡有出嫁的女儿,倘自己尚未当家,夏间便大抵回到母家去消夏。那时我的祖母虽然还康健,但母亲已分担了些家务。所以夏期便不能多日的归省了。只得在扫墓完毕之后,抽空去住几天,这时我便每年跟了我的母亲住在外祖母的家里……。和我一同玩的是许多小朋友,因为有了远客,他们也都从父母那里得了减少工作的许可,伴我来游戏……我们每天的事情大概是掘蚯蚓,掘来穿在钢丝做的小钩上,伏在河沿上去钓虾,……其次便是一同去放牛。……至于我在那里所第一盼望的,却在到赵庄去看戏。就在我十一二岁时候的一年,这日期也看看等到了。不料……在早上就叫不到船。……外祖母很气恼,怪家里的人不早定,絮叨起来。……我急得要哭,母亲却竭力的嘱咐我,说万不能装模装样,怕又招外祖母生气,又不准和别人一同去,说是他外但母要担心。这一天我不钓虾,东西也少吃。母亲很为难,没有法子想。到晚饭时候,外祖母也终于觉察了,并且说我应当不高兴,他们太怠慢,是待客的礼数里从来所没有的。吃饭之后,看过戏的少年们也都聚拢来了,高高兴兴的来讲戏。只有我不开口,他们都叹息且表同情。忽然间,一个最聪明的双喜大悟似的提议了,他说,‘大船?八叔的航船不是回来了么?’十几个别的少斗也大悟,立刻撺掇起来,说可以坐了这航船和我一同去。我高兴了。然而外祖母又怕都是孩于们,不可靠;……在这迟疑之中,双喜可又看出底细来了,使又大声的说道,‘我写包票!船又大;迅哥儿向来不乱跑;我们又都是识水性的!’诚然,这十多个少年,委实没有一个不会凫水的,而且两三个还是弄潮的好手。外祖母和母亲也相信,便不再驳回,都微笑了。我们立刻一哄的出了门。……一出门,便望见月下的平桥内泊着一只白蓬的航船,大家跳下船,双喜拔前篙,阿发拔后篙,年幼的都陪我坐在舱中,较大的聚在船尾。母亲送出来吩咐‘要小心’的时候,我们已经点开船,在桥石上一磕,退后几尺,即又上前出了桥。于是架起两枝橹,一枝两人,一里一换,……飞一般径向赵庄前进了。”至于如何在月夜江心欣赏舞台上的角色和戏剧,如何在回程中偷豆田里的豆来煮食,因原文太长,无法俱引了。这篇回忆,应该选入中学教科书内,它的确写得富有泥土气息,而且有纯朴的美。文章的结尾,鲁迅说:“真的,一直到现在,我实在再没有嗅到那夜似的好豆,——也不再看到那夜似的好戏了。”除掉看《社戏》时结识的幼年朋友外,在他记忆中永远留有好感的,那是真名叫做运水的“闰土”,在小说《故乡》中,他说:“……我认识他时,也不过十多岁,离现在将有三十年了,那时我的父亲还在世,家景也好,我正是一个少爷。那一年,我家是一件大祭祀的值年。……我家只有一个忙月(我们这里给人做工的分三种:整年给一定人家做工的叫长年;按日给人做工的叫短工;自己也种地,只在过年过节以及收租时候来给一定的人家做工的称忙月),忙不过来,他便对父亲说,可以叫他的儿子闰土来管祭器的。我的父亲允许了……我于是日日盼望新年,新年到,闰土也就到了。好容易到了年末,有一日,母亲告诉我,闰主来了,我便飞跑的去看。他正在厨房里,紫色的圆脸,头戴一顶小毡帽,颈上套着一个明晃晃的银项圈,这可见他的父亲十分爱他……他见人很怕差,只是不怕我,没有旁人的时候,便和我说话,于是不到半日,我们便熟识了……。”这一个小时的朋友,到长大时很使鲁迅为之惆怅的,我们且等以后再说吧。这一篇小说也是值得向青年们推荐的,在旧时代农民如何陷于贫困的无出路中,这篇交织着欢愉和辛酸的小说是最好的说明。一过了十二岁,鲁迅的快乐时期结束了,从此慢慢领略了冷酷的人生滋味,激发了往后的战斗精神。外祖母在他过完了十二岁的那年旧历除夕过了世,年七十九岁,她的死只是老衰,她在阖台门六房宗族里是最长的长辈。祖父得到了电报,便告假从北京回来,一个月便到了家,他带了和小女儿一样大的潘姨太和当时十二岁的儿子伯升一同回来。过不了多久,他的家长作风大大地发挥出来了。周作人说:”但是这种粗暴的行为,只卖得小孩们的看不起。”这时鲁迅十三岁,作人八岁,建人四岁。当时盛行科举,考试多通关节,已成一时公开的风气,但究竟需要遮人耳目的。祖父和浙江乡试的正主考殷如璋可能是同年,于是亲友中有人招集几个有钱的秀才,凑成一万两银子托祖父去送给主考,买通关节,取中举人,事发后祖父定为“斩监侯”的罪名,押在杭州府狱内,前后经过了八年,才被赦免。在幸福中生活着的孩子们,给送到了皇甫庄外祖母家避难;外祖母家姓鲁,也是书香人家,外祖父是举人(已死),两个舅父是秀才。鲁迅这时在大舅父那里描写《荡寇志》的插画,又见到了《毛诗品物图考》,到年底又跟大舅父一家移居到小皋埠。大舅父一家寄居在他先妻秦氏的母家,家有“娱园”;大舅父的妻舅名叫少伊,善画梅花;鲁迅和他谈得来,他有当时通行的小说,鲁迅便不再画人像,看小说了。他们在外祖母家避难,大约不到一年,第二年(一八九四)上半年就回家了。这避难的生活在鲁迅的文章中只留下如次的几句话:“……但到我十三岁时,我家忽而遭了一场很大的变故,几乎什么也没有了;我寄住在一个亲戚家,有时还被称为乞食者。我于是决心回家,……”敏感的鲁迅,在这几句话里留下了人生的酸辛,我于是决心回家,决心两字写出了鲁迅坚强不屈的性格,也决定了他往后不断奋斗的一生。正是祖父介孚公入狱的一年,父亲伯宜公又患了重病,家道真是不堪设想的了。父亲的病,从一八九三年迁延到一八九六年,即丛鲁迅的十三岁到十六岁,这将及四年的病,给鲁迅的感觉是:“家景正在坏下去,常听到父母愁柴米,祖母又老了……。我有四年多,曾经常常——几乎是每天,出入于质铺和药店里,年纪可是忘却了,总之是药店的柜台正和我一样高,质铺的是比我高一倍,我从一倍高的柜台外送上衣服或首饰去,在侮蔑里接了钱,再到一样高的柜台上给我久病的父亲去买药。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堕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 ……”现在鲁迅成为一家之中唯一的长男了,他年纪尚幼,但对家庭的责任感,一定有必须挑上这副重担的感觉吧,往后他的行事可以证明这一点。时代变了,思想变了,他不可能去重振家风,让新旧台门的古老社会回来。但他事母孝,对弟悌,对子侄呵护,在若干年中独挑一家生计,直至他如此看顾的弟弟——作人,受了女人的播弄和他翻脸为止。在父亲病中给他精神上的磨折,不止出入于质铺和药店,尤其是庸医古怪的处方药引,促使他后来在日本学医,“预备卒业回来,救治像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下面的对话,描写的虽然是一个可怜的女人和她孩子的病,但庸医何小仙那种玄妙的骗人话,确是典型的。“‘先生,——我家的宝儿什么病呀?’‘他中焦塞着。’‘不妨事么?他……’‘先去吃两帖。’‘他喘不过气来,鼻翅子都扇着呢。’‘这是火克金’……”鲁迅关于父亲的病,有一篇专题的回忆,谈到当时很有名气的医生:“我曾经和这名医周旋过两整年,因为他隔日一回,来诊我的父亲的病。……诊金却已经是一元四角……很不容易张罗的了;……我不知道药品,所觉得的,就是‘药引’的难得,新方一换,就得忙一大场。先买药,再寻药引。生姜两片,竹叶十片去尖,他是不用的了。起码是芦根,去到河边去掘;一到经霜三年的甘蔗,便至少也得搜寻两三天。……这样有两年,渐渐地熟识,几乎是朋友了,父亲的水肿是逐日厉害,将要不能起床;……他有一天来诊,问过病状,便极其诚恳地说:‘我所有的学间,都用尽了。这里还有一位陈莲河先生,本领比我高。我荐他来看一看……’陈莲河的诊金也是一元四角。……他一张药方上,总兼有一种特别的丸散和一种奇特的药引。芦根和经霜三年的甘蔗,他就从来没有用过。最平常的是‘蟀蟋一对’,旁注小字道:‘要原配,即本在一窠中者。’似乎昆虫也要贞节,续弦或再醮,连做药资格也丧失了。但这差使在我且不为难,走进百草园,十对也容易得,将它们用线一缚,活活地掷入沸汤中完事。然而还有‘平他木十株’呢,这可谁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了,问药店,问乡下人,问卖草药的,问老年人,问读书人,问木匠,都只是摇摇头,临末才记起那远房的叔祖,爱种一点花木的老人,跑去一问,他果然知道,是生在山中树下的一种小树,能结红子如小珊瑚珠的,普通称为‘老弗大’。……药引寻到了,然而还有一种特别的丸药:败鼓皮丸。这‘败鼓皮丸’就是用打破的旧鼓皮做成;水肿一名鼓胀,一用打破的鼓皮自然可以克伏他。……‘我有一种丹’,有一回陈莲河先生说,‘点在舌上,我想一定可以见效。因为舌乃心之灵苗。……价钱也并不贵,只要两块钱一盒……’有一回陈莲河先生又说,‘我想,可以请人看一看,可有什么冤愆。医能医病,不能医命,对不对?自然,这也许是前世的事。……’”真是名医束手了,鲁迅父亲的病迁延了几年,终于不治了。(据周作人说:第一个名医叫姚芝仙,第二个叫何连臣,“舌为心之灵苗”则是一个姓冯的医生说的,但鲁迅说过,他是“论时事不留面子,砭锢蔽常取类型”的,所以对于真名姓或具体的事实,都不必刻舟求剑的。)中西医的争论,曾经热闹过一时。在台湾的年青小伙子李敖,直到六十年代还在排击中医。和鲁迅当时的经验一比,这当然言之成理。可是中医中药,一经科学方法整理,仍然是无尽的宝藏。大陆的中西医结合研究已经卓著成效了。为时代所限,鲁迅当时自然看不见今天的成就。可是鲁迅排斥的只是庸医,他对于中医药这门遗产,虽然并未加深研究,却很是推重。他在一九三三年六月十二日所作《经验》一文中有云:“古人所传授下来的经验,有些实在是极可宝贵的,因为它曾费去许多牺牲,而留给后人很大的益处。偶然翻翻《本草纲目》,不禁想起了这一点。这一部书,是很普通的书,但里面却含有丰富的宝藏。自然,捕风捉影的记载,也是在所不免的,然而大部分的药品的功用:却由历久的经验,这才能够知道到这程度,而尤其惊人的是关于毒药的叙述。……”鲁迅不是一味崇洋的,由此可见了。鲁迅的幼年时期,到他父亲死前已告完结,在这几年当中及往后的岁月,己没有欢愉可言,有的只是一种对家庭对社会的责任了。

鲁迅的青年在经历家庭的重重变故后,鲁迅不得不在十八岁那年,就踏上充满荆棘的人生道路。他的私塾学业也许早已结束,百草园的幻梦亦不再迷人,“我要到N进K学堂去了,仿佛是想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我的母亲没有法,办了八元的川资,说是由我的自便;然而伊哭了……”鲁迅到南京去的时候,他祖父还未出狱,他似乎专一服侍父亲的病,由伯升和作人去服侍祖父,他的文集中从未谈及祖父,是不是对祖父无言的批评呢,我们不知道;只是因为祖父的事发了,家道才中落的。后来鲁迅在北京住在绍兴县馆,老听差对他讲了好多老周大人的故事,家里有位姨太太,怎样的打架等等,鲁迅听了很不好受,以后便不再找他来谈,可见他对祖父那样腐败的小官僚生活,有多么厌恶!在鲁迅的家难重重中,国难亦越来越剧了。他十四岁那年,中日的甲午战争爆发,丧师辱国,订立马关条约,割让台湾。在他十五岁时,康梁在北京组织强学会,直接造成变法维新的局面。但是这一切当时对鲁迅不会有影驹,要到他十八岁去南京进水师学堂以后,他才逐渐接触到新事物,新思想。鲁迅第一个进去的学校,是“江南水师学堂”,另外自然还有一个“江南陆师学堂”。一进水师的仪凤门,便可看见二十丈高的桅杆和不知多高的烟通。功课简单,四整天英文,一整天汉文,读的是“君子曰,颖考叔可谓纯孝也已矣,爱其母,施及庄公”。一整天做汉文:题目是“知己知彼,百战百胜论”,“颖考叔论”,“云从龙风从虎论”,“咬得菜根则百事可做论”。这和八股文试帖诗已完全不同了。鲁迅去南京前,学的正是八股文试帖诗,那时他已不去三味书屋,只在家自做诗文请先生批改。据周作人日记:“戊戌二月廿四曰:接绍廿三函,附来文诗各两篇,文题一云‘义然后取’,二云‘无如寡人之用心者’,诗题云‘百花生日’(得花字),二云‘红杏枝头春意闹’(得枝字),寿洙邻先生改。三月二十日:下午接绍函,并文诗各两篇,文题一云‘左右皆曰贤',二云‘人告之以通则喜',诗题一云‘苔痕上阶绿’(得苔字),二云‘满地梨花昨夜风’(得风字)。”鲁迅十八岁前后,正是新旧交替的时期,从作文题可以知道。但从水师学堂那里虽然一星期中读四整天英文,并未获得真正的新事物,他在那里“总觉得不大合适,可是无法形容出这不合适来,现在是发见了大致相近的字眼了,‘乌烟瘴气’,庶几乎其可也。只得走开”。他到那里去呢,到陆师学堂附设的矿路学堂去。矿路学堂确乎不同些,汉文虽然仍是“颖考叔可谓纯孝也已矣”,此外则有所谓格致,地学,金石学……都非常新鲜。后二项就是地质学和矿物学……第二年的总办已是一个新党,坐在马车上看时务报了。他亲自出的题目是“华盛顿论”,害得汉文教员反而惴惴地问学生:“华盛顿是什么东西呀? ……”在进矿路学堂之前,鲁迅曾于十月间回家考了一次县试,却不曾府试,府试是枪手代考的,这还是鲁迅所说“因为那时读书考试是正路”之故。但由于他四弟殇逝,无心应考府试,就回南京去了。在矿路学堂,流行了看新书的风气:“我也知道了中国有一部书叫《天演论》。星期日跑到城南去买了米,白纸石印的一厚本,价五百文正。翻开一看,是写得很好的字,开首便道 :‘赫胥黎独处一室之中,在英伦之南,背山而面野,槛外诸境,历历如在机下。乃悬想二十年前,当罗马大将恺撒未至时,此间有何景物?计惟有天造草昧……’哦!原来世界上竟还有一个赫胥黎坐在书房里那么想,而且想得那么新鲜?一口气读下去,‘物竞’‘天择’也出来了。苏格拉第、柏拉图在出来了,斯多噶也出来了。学堂里又设立了一个阅报处,《时务报》不待言,还有《译学汇编》……”鲁迅完全醉心于新学了。“‘你这孩子有点不对了,拿这篇文章去看去,抄下来去看去。’一位本家的老辈严肃地对我说,而且递过一张报纸来。接来看时,‘臣许应骙跪奏……’那文章现在是一句也不记得了,总之是参康有为变法的;也不记得可曾抄了没有。” 鲁迅十八岁是戊戌年,有名的戊戌变法,百日维新,正是这一年。六君子已被杀,康梁逃亡日本,其影响直接引致辛亥革命,因为改良的路行不通,非革命不可了。也许就是这一位替鲁迅担忧的老辈吧,教训他说:“康有为是想篡位的,所以他的名字叫有为,有者‘富有天下’,为者‘贵为天子’也。……”矿路学堂对于鲁迅说来,也是有名无实的,读到第三年(一九零一年,鲁迅二十一岁)毕业了。“毕业,自然大家都盼望的,但一到毕业,却又有些爽然若失。爬了几次桅,不消说不配做半个水兵;听了几年讲,下了几回矿洞,就能掘出金、银、钢、铁、锡来么?实在连自己也茫无把握,没有做‘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论’的那么容易。爬上天空二十丈或钻下地面二十丈,结果还是一无所能,学问是‘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了。所余的只还有一条路:到外国去。”鲁迅在南京的四年,是近代中国发展史上最重要的年头,戊戌政变表示满清皇朝之必然覆亡;庚子义和团起事,表示帝国主义的侵略已引起广大农民的反抗;孙中山先生的革命计划虽然挫折甚多,但仍不断进行;有志之士,纷纷远渡日本,都已跃跃欲试了。这一年,鲁迅曾写过一首诗以明志:“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暗故园。 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鲁迅的成年鲁迅死前一年,即一九三五年四月二十九日,他回忆去日本留学的事,有云:“我出世的时候是清朝的末年,……正是圣道支配了全国的时代。政府对于读书的人们,使读一定的书,即《四书》和《五经》; 使遵守一定的注释; 使写一定的文章,即所谓‘八股文’;并且使发一定的议论。然而这些千篇一律的儒者们,倘是四方的大地,那是很知道的,但一到圆形的地球,却什么也不知道,于是和《四书》上并无记载的法兰西和英吉利打仗而失败了。不知道是为了觉得与其拜着孔夫子为死,倒不如保存自己们之为得计呢,还是为了什么,总而言之,这回是拼命尊孔的政府和官僚先就动摇起来,用官帑大翻起洋鬼子的书籍来了。……然而一定有反动。清末之所谓儒者的结晶,也是代表的大学士徐桐氏出现了。……他又是一九零零年的有名的义和团的幕后的发动者,也是指挥者。但是义和团完全失败,徐桐氏也自杀了。政府就又以为外国的政治法律和学问技术颇有可取之处了。我的渴望到日本去留学,也就在那时候。……”鲁迅去日本留学,是官费的,即是由政府派遣的。他进的是嘉纳治五郎办的东京的弘文学院,“在这里,三泽力太郎先生教我水是养气和轻气所合成,山内繁雄先生教我贝壳里的什么地方其名为‘外套’。这是有一天的事情。学监大久保先生集合起大家来,说:因为你们都是孔子之徒,今天到御茶之水的孔庙里去行礼罢!我大吃了一惊,现在还记得那时心里想,正因为绝望于孔夫子和他的之徒,所以到日本来的,然而又是拜么?一时觉得很奇怪。……”他在弘文读了两年。这两年中,他自然欣赏过上野的樱花,烂漫的望去确像是绯红的轻云。但更使他触目的,那是:“花下也缺不了成群结队的‘清国留学生’的速成班,头顶上盘着大辨子,顶得学生制帽的顶上高高耸起,形成一座富士山。也有解散辫子,盘得平的,除下帽子,油光可鉴,宛如小姑娘的发髻一般,还要将脖子扭几扭。实在标志极了。”他有时也去留学生会馆,因为门房里有几本书买,还值得去转一下。一到傍晚,那里有一间的房子便常不免要咚咚地响得震天,兼以满房烟尘斗乱,据精通时事的人说:“那是在学跳舞”。大概平江不肖生写的《留东外史》,在当时不一定是言过其实的。鲁迅在日本结交了许多朋友,其中有不少革命志士。有一个终生不渝的朋友,那是许季茀。据许季茀回忆,一九零二年他和鲁迅先后去日本时,章太炎正避地日本,曾和孙中山会见,同谋革命,发起“中夏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以励光复,并且撰书告留学生,极为沉痛。有云:“……愿我滇人无忘李定国,愿我闽人无忘郑成功,愿我越人无忘张煌言,愿我桂人无忘瞿式耜,愿我楚人无忘何腾蛟,愿我辽人无忘李成梁! ……”他说:“鲁迅那时已在东京,当然受到这位革命前辈的莫大的影响。”鲁迅终生师事章太炎,他死前所作追念章太炎的文章,感情非常深挚,对章太炎于革命的贡献,推崇尤甚。但鲁迅知道中国有章太炎,据他自述,乃由于:“他驳斥了康有为和作邹容的‘革命军’序,竟被监禁于上海的西牢。那时留学日本的浙籍学生,正办杂志‘浙江潮’,其中即载有先生狱中所作诗,却并不难懂。这使我感动,也至今并没有忘记,现在抄两首在下面——《狱中赠邹容》邹容吾小弟,被髮下瀛洲。快剪刀除辫,干牛肉作糇。英雄一入狱,天地亦悲秋。临命须掺手,乾坤只两头。《狱中闻沈禹希见杀》不见沈生久,江湖知隐沦,萧萧悲壮士,今在易京门。螭魅羞争焰,文章总断魂。中阴当待我,南北几新坟。”《浙江潮》创刊于一九零三年二月,章太炎的诗登载于《浙江潮》第七期,即一九零三年九月,可见鲁迅初到日本时,还没有受到章太炎的影响。鲁迅真正师事章太炎,则是一九零八年的事,相距有五年之久。鲁迅是不是和邹容相识,我们无从证明,邹容和其他四人闯入留学生监督姚某寓中,用快剪截去其辫子,挂在留学生会馆里示众,由此可见邹容之为人。他似乎不久回国,因为一九零三年五月,在上海出版了他的《革命军》以后,他就和章太炎一起被捕,一年后瘐死狱中了。章太炎和邹容在日本当然都剪去了辫子的,章太炎剪辫更早,据鲁迅引述,章太炎去发时,曾作《解辫发》,当时他三十三岁,为时该在一九零零年,早鲁迅去辫两年余。鲁迅则是留日学生中去辫的第一人(据周作人所说,大约是在一九零三年二月),他自述去辫原因:“对我最初提醒了满汉的限界的,不是书,是辫子,是砍了我们古人的许多头,这才种定了的,到得我有知识的时候,大家早忘却了血史,反成为全留乃是长毛,全剃好像和尚,必须剃一点,留一点,才可以算是一个正经人了。而且还要从辨子上玩出花样来……”剪辫是表示汉满不两立,这在当时是一大事。但鲁迅在一九三六年写文纪念章太炎时,却说“无辫之徒,回国以后,默然留长,化为不二之臣者也多得很。为黄克强在东京作师范学生时,就始终没有断发,也未尝大叫革命……”一九零四年四月,鲁迅在弘文毕了业。弘文书院对留学生来说,是一家特设的预备学校,便利留学生学习日文的。毕业之后当然要考虑进专修或高等学校的。而鲁迅选的却是医学。鲁迅自述学医的原因之一,是他确知新的医学对于日本的维新有很大的助力,其他原因应该是他父亲的病,在南京水师学堂时,他已渐渐悟得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或无意的骗子,他学医只为的“预备卒业回来,救治像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战争时候便去当军医……”九月,鲁迅去了仙台,进了医学专门学校。他之所以去仙台,实在厌于看见“头顶富士山的”那些清国留学生,那里路远,医学又冷门,热中于学速成法政的留学生所不去的。学校不收学费,几个职员还为他的食宿操心。他受影响最深的,是叫藤野严九郎的先生。鲁迅学医学了两年,在藤野先生的指导下,理论之外,还实习了剖解学,由于他的用心学习,和跟藤野先生的关系密切,引起了同学的妒嫉,甚至于写信给他,引用托尔斯泰给日本皇帝信的开首一句话:“你改悔吧”。但这种轻视中国人的事,并不会使他中途退学的;给他一次深的刺激的,是在课室里看到时事影片。那时日俄战争已告完结,日本胜,俄国败。“但偏有中国人夹在里边,给俄国人做侦探,被日本军捕获,要枪毙了,围着看的也是一群中国人;在讲堂里的还有一个我。‘万岁! ’他们都拍掌欢呼起来。这种欢呼,是看每一片都有的,但在我,这一声却特别听得刺耳。此后回到中国来,我看见那些闲看枪毙犯人的人们,他们也何尝不酒醉似的喝采……但在那时那地,我的意见却变化了。”变化的结果,到第二学年终结,在一九零六年三月便向藤野先生辞了行,离开了仙台。这当然是一个损失。他后来对曹聚仁说:“习西医大须记忆,基础科学等,至少四年,然尚不过一毛胚,此后非多练习不可。我学理论两年后,持听诊器试听人们之胸,健者病者,其声如一,大不如书上所记之了然。今幸放弃,免于杀人……”但学医两年,对于鲁迅终究不是没有益处的,他的医学知识,虽不会用于治病,却运用在他毕生所写的文章中,随处可见。使鲁迅为之改变意见的一九零四年的日俄战争,这在日本、俄国、中国往后的历史发展中,是一个最重要的关键。日本战胜俄国,目的在可以肆无忌惮地侵略中国,它们在半个世纪中侵略中国的历程如下:

一八九四年七月中日甲午战争。一八九五年四月中日签订马关条约,中国割让台湾及澎湖列岛。一九零四年十月日俄战争开始。一九零五年九月日俄朴资茅斯和约成立,俄以中国旅顺大连及南北满铁路租借权让日。(一九一零年八月日本并吞韩国。)一九一四年十月日军侵占济南。十一月侵占青岛。一九一五年一月十八日日本向袁世凯提出二十一条。五月七日致最后通牒。五月九日袁世凯承认最后通牒。五月二十五日中日签订二十一条协定。一九一九年四月日本在巴黎和会中强迫列强承认其继承德国在山东之权益。一九二五年五月十五日上海日本纱厂残杀工人顾正红,导致五卅惨案。一九二六年三月十二日日军舰驶入大沽,与国民军发生冲突,引致段祺瑞在北京的“三·一八惨案”。一九二七年五月日本出兵山东。七月青岛日军开济南。一九二八年五月三日济南惨案。六月四日张作霖在皇姑屯被炸死。一九二九年八月十六日日军在长春演习。一九三一年七月二日日军阴谋制造“万宝山事件”。九月十八日侵占沈阳,席卷东北。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日军突袭上海,十九路军抗战。二月十八日成立满洲国。七月犯热河。一九三三年一月三日陷山海关。五月陷滦州。五月三十一日签塘沽协定。一九三五年三月二十三日日俄满在东京签订中东路买卖条约。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芦沟桥事变,中日全面战争爆发。一九四五年七月十四日日本无条件投降。

一九零四年战败的俄国,后果尤其重大,一九零五年十月,彼得堡发生革命,革命中产生了第一次苏维埃,由托洛次基任苏维埃主席,革命虽被镇压,但这是一九一七年两次革命,即二月革命与十月革命的预演。对于中国来说,日本的长期侵略,俄国一九一七年革命的成功,直接引致社会主义的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所有自鸦片战争以来,在中国根深蒂固的帝国主义势力,一概铲除淨尽,开始了新的历史的一页。鲁迅的后半生,是努力参加了这个斗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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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从仙台回东京后,没有再进学校,只是一心学习德文。到了七月,他回家结婚,这是一次失败的婚姻,几乎使他牺牲了毕生的幸福。在新旧交替的时代,一切社会制度发生动摇,婚姻制度也不例外,但只有不中途妥协,反叛到底的人,才免于为这种旧式婚姻所牺性。所谓旧式婚姻,就是单凭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撮合的盲婚。我们无法查得出,这位山阴姓朱的小姐何时和鲁迅定的婚,只是根据周作人的《回想录》所说:“新人是丁家弄的朱宅,乃是本家叔祖母玉田夫人的同族,由玉田的儿媳伯㧑夫人做媒成功的。伯㧑夫人乃出于观音桥赵氏,也是绍兴的大族,人极漂亮能干,有王凤姐之风,平素和鲁太太也顶讲得来,可是这一件事却做得十分不高明。新人极为矮小,颇有发育不全的样子,这些情形,姑媳不会得不晓得,却是成心欺骗,这是很对不起人的。本来父母包办子女的婚姻,容易上媒婆的当;这回且不是平常的媒婆,却上了本家极要好的妯娌的当,可以算是意外的事了。” 鲁迅对于这件事毫不反抗,只能说是在宣告成事实之前低头,为母尽孝,但他婚后不数日便和作人去日本。他曾对许季茀说:“这是一件母亲送给我的礼物,我只得好好供养她。”鲁迅对她确是尽了扶养责任的,而且并无怨言,唯一的一句表示不满的话,是一九一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日记》上的:“下午得妇来书,二十二日从丁家衖朱宅发,颇谬。”在鲁迅未和许广平结合前,生活的孤寂,是可以想见的。他在孤寂中有一次很大的激动,因为:“有一首诗,从一位不相识的少年寄来,却对于我有意义。——

《爱情》

我是一个可怜的中国人。爱情!我不知道你是什么。我有父、母,教我育我,待我很好;我待他们,也还不差。我有兄、弟、姐、妹,幼时共我玩耍,长来同我切磋,待我很好;我待他们,也还不差。但是没有人曾经‘爱’过我,我也不曾‘爱’过他。我年十九,父母给我讨老婆。于今数年,我们两个,也还和睦。可是这婚姻,是全凭别人主张,别人撮合;把他们一日戏言,当我们百年的盟约。仿佛两个牲口听着主人的命令:‘咄,你们好好地住在一块儿罢!’爱情,可怜我不知道你是什么!

诗的好歹,意思的深浅,姑且勿论;但我说,这,是血的蒸汽,醒过来的人的真声音。爱情是什么东西,我也不知道。……但从前没有听到苦闷的叫声。即使苦闷,一叫便错,少的老的,一齐摇头,一齐痛骂。然而无爱情结婚的恶结果,却连续不断的进行。形式上的夫妇,既然都全不相关,少的另去姘人宿娼,老的再来买妾:麻痹了良心,各有妙法。……但在女性一方面,本来也没有罪,现在是做了旧习惯的牺牲。我们既然自觉着人类的道德,良心上不肯把他们少的老的的罪,又不能责备异性,只好陪着做一世牺牲,完结了四千年的旧账。做一世牺牲,是万分可怕的事;但血液究竟干净,声音究竟醒而且真。我们能够大叫,是黄莺便黄莺般叫,是鸱枭便鸱枭般叫……我们还要叫出没有爱的悲哀,叫出无所可爱的悲哀。……”

鲁迅写这文章时,已是一九一八年,和朱小姐结婚十二年了,那时正是五四运动的前二年,反抗礼教,谋求个性解放的呼声,通过《新青年》喊出来,不只青年人喊,连鲁迅也起来喊叫了。鲁迅学医时受到了精神刺激,“……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可是这个梦想也不容易实现,他们准备出版的杂志——《新生》,“最先就隐去了若干担当文字的人,接着又逃走了资本,结果只剩下不名一钱的三个人”。——鲁迅、周作人和许季茀——这就是并未产生的《新生》的结局。《新生》虽未出版,这一年(一九零七年)鲁迅是努力从事文字工作的,我说文字工作,因为照后来收集在《坟》里的四篇文字说,那不尽是属于文艺作品,这些作品毋宁说是思想性的。作品本身自然相当幼稚,“又喜欢做怪句子和写古字,这是受了当时‘民报’的影响之故”。一九零七年在中国革命史中发生了一件大事,这便是徐锡麟刺杀安徽巡抚恩铭,被捕殉难,接着秋瑾也在绍兴被杀,这都是鲁迅在东京时的熟人。鲁迅对于这件事有详细的叙述:“在东京的客店里,我们大抵一起来就看报。学生所看的多是朝日新闻和读卖新闻,专爱打听社会上琐事的就看二六新闻。一天早晨,开头就看见一条从中国来的电报,大概是:——‘安徽巡抚恩铭被Jo Shiki Rin刺杀,刺客就擒。’大家一怔之后,便容光焕发地互相告语,并且研究这刺客是谁,汉字是怎样三个字。但只要是绍兴人,又不专看教科书的,却早已明臼了。这是徐锡麟,他留学回国之后,在做安徽候补道,办着巡警事务,正合于刺杀巡抚的地位。”徐锡麟,字伯荪,别署光光子,浙江绍兴人。秋瑾,字璿卿,别号竞雄,又号鉴湖女侠,浙江会稽人。他们都不是徒托空言的革命家,故行事轰轰烈烈,关于他们的革命事迹,应该在这里详细记述一下:周作人《回想录》:说到叔祖椒生公“当绍兴府学堂的监督……而同时有一个副监督,这人却不好相与,此人非别,即是后来过了三年实行暗杀造反的徐伯荪,即徐锡麟便是。这两个人共处一堂办起事来,其不能顺利进行,盖是必然的道理。一个是矮胖臃肿的身材,身穿一件‘接衫’,上半截的白布,有下半截丝绸的三分之二的长,——接衫者穿在马褂底下的衬袍,因为有马褂遮盖着的缘故,为节省绸料起见,用白布替代,古时马褂特别的长,故下边露出的绸料只三分之一——蹒跚行来,看来的人都不禁要喝一声彩,说好一个‘荡湖船’的老爷出来也。又一个则是苍老精悍的小伙子,顶上留着一个小顶搭和一条细辫子,夏天穿着竹布长衫,正在教学生们兵操,过了一会儿他叫学生走到墙阴地方,立定少息,自己便在太阳地里晒着。…… ”据另一位史家(左舜生)的记述:徐锡麟“在三十年前……曾一度游日本,晤陶成章、纽永建,已怀颠覆清廷之志;常以手枪习射击,弹无虚发。光绪三十年秋(一九零四年),‘光复会’成立于上海,蔡元培任会长,锡麟以事到沪,晤元培于爱国女学,欣然入会。归绍兴,乃从事会党联络,创体育会,秋瑾与焉,并设大通师范于本籍,特注重兵式体操,锡麟以革命重实行,谋攫政权以倾清室,得友人助,入赀道员。年三十三,再度赴日本,拟与马宗汉,陈伯平等习军事,以短视试不及格,不果。归国后,乃至北平并出关游历,见大盗冯麟阁,与语甚悦。次年,即以道员赴安徽试用,见赏于巡抚恩铭,先后主陆军小学及会办巡警学堂,并与诸军将士相结纳。巡警学堂会计顾松以徐系革命党向恩铭告密,恩铭稍稍忌之;徐亦不自安,乃以书召留浙诸同志集安庆谋大举,陈伯平,马宗汉诸人到后,即与锡麟同往,共同策划。光绪三十三年五月二十八日,巡警生甲班卒业,锡麟谋于是日集合省大吏参与典礼,一举歼之,乘军民扰乱,即因以举事。适是日恩铭以有他事,须改期提早,乃改于二十六,及期,恩铭午前八九时偕藩司冯煦臬司毓秀等均到,甫就位,锡麟命顾松键门,顾知情,阳诺不为键,锡麟即持手枪击恩铭,数发皆中要害,左右舆之走,延至午后二时气绝。其他死伤数人,顾松被杀,冯、毓等夺门逃出,即闭城门,诸军至,不得入,乃发兵捕锡麟,锡麟驱学生二三十人据军械局,为官军所包围,发枪弹丸尽;发炮,炮机关失灵;锡麟登屋被擒,陈伯平战死,马宗汉逃出亦被捕。冯煦、毓秀等会审锡麟,锡麟侃侃供蓄意排满十余年,为汉人复仇,先杀恩铭,后杀端方、铁良、良弼不讳,即于是日被杀,并剖心以祭恩铭;宗汉系狱五十日,亦被杀于安庆狱前,陈伯平名渊,籍浙江会稽,马宗汉字子贻(一作子畦),籍余姚。秋瑾,……浙江会稽人。年十八,嫁湘人王廷钧,生子女各一,瑾与廷钧不睦,分产别居,曾两度留学日本,能诗文,入同盟会及光复会,并倡办女校于上海。锡麟之赴安庆也,秋瑾适任大通学堂体育会教员,与陶成章,竺绍康,王金发等连,阴有所布署,谋与锡麟策应,锡麟死,大通学堂乃陷入四面楚歌,瑾已定六月初十起事,初四傍晚,学金即为官军围搜,瑾被捕,严讯无供,仅书‘秋雨秋风愁杀人’七字,六月六日,被杀于古轩亭口。……”徐锡麟刺恩铭,对于革命发展影响甚大,前此潮州黄岗、惠州、钦廉防城、镇南关,海口等起事失败,以地处偏僻,知者不多;徐锡麟以后,继有熊成基在安庆起义,汪精卫、黄复生在北京谋刺载沣,都是轰轰烈烈的。鲁迅对于徐锡麟,秋瑾,都有沉痛的纪念,徐锡麟第二次去日本,鲁迅和陈子英二人去接他们:“汽船一到,看见一大堆,大概一共有十多人,一上岸便将行李放到税关上去候查检,官吏在衣箱中翻来翻去,忽然翻出一双绣花的弓鞋来,便放下公事,拿着仔细地看。我很不满,心里想,这些鸟男人,怎么带这东西来呢。自己不注意,那时也许就摇了摇头。检验完毕,在客店小坐之后,即须上火车。不料这一群读书人又在客车上让起座位来了……揖让未终,火车已开,车身一摇,即刻跌倒了三四个。我那时也很不满,暗地里想:连火车上的座位,他们也要分出尊卑来……自己不注意,也许又摇了摇头。然而那群雍容揖让的人物中就有范爱农……岂但他呢,说起来也惭愧,这一群里,还有后来在安徽战死的陈伯平烈士,被害的马宗汉烈士;被囚在黑狱里,到革命后才见天日而身上永带着匪刑的伤痕的也还有一两人。而我都茫无所知,摇着头将他们一并运上东京了。徐伯荪虽然和他们同船来,却不在这车上,因为他在神户就和他的夫人坐车走了陆路了。”鲁迅记念秋瑾,用的是小说体裁——《药》,他借杀秋瑾,用她的血蘸在馒头上医治小栓的痨病来作隐喻,我们也可说,这小栓是中国的化身。鲁迅对于辛亥革命非常失望,烈士的血终于医治不好它的毛病。最后有人在烈士的坟上安上一个花圈,使人在悲哀中点缀些淼茫的希望,让年老的母亲相信将来总会有报应……“没有多久,又见几个兵,在那边走动;衣服前后的一个大白圆圈,远地里也看得清楚,走过面前的,并且看出号衣上暗红色的镶边。——一阵脚步声响,一眨眼,已经拥过了一大簇人,那三三两两的人,也忽然合作一堆,潮一般向前赶;将至十字街口,便突然立住,簇成一个半圆。”这就是秋瑾殉难时的描写。可是不多几年过去,“轩亭口离绍兴中学并不远,就是秋瑾小姐就义之处,他们常走,然而忘却了”。我说鲁迅始终是站在革命门外的人,这在东京留学时候已是如此,据周作人说:“……这以前她(指秋瑾)在东京,在留学生中间有很大的威信,日本政府发表取缔规例,这里当然也有中国公使馆的阴谋在内,留学生大起反对,主张全体归国,这个运动是由秋瑾为首主持的。但是老学生多不赞成,以为‘管束’的意思虽不很好,但并不限定只用于流氓私娼等,从这文字上去反对是不成的,也别无其全体归国的必要。这些人里边有鲁迅和许寿裳诸人在内,结果被大会认为反动,给判处死刑。大会主席就是秋女士,据鲁迅说她还将一把小刀抛在桌上,以示威吓。当时还有章行严等人是中间派,主张调停其间,但是没有效,秋瑾的一派便独自回来了。……第二年丙午初夏……这时秋女士已经在绍兴办起大通学堂来,招集越中绿林豪杰,实行东湖上预定的‘大做’的计划……”即使是徐伯荪的学生范爱农吧,在他先生牺牲之后,日本留学生中“照例还有一个同乡会,吊烈士,骂满洲,此后便有人主张打电报到北京,痛斥满政府的无人道。……”那时候,范爱农却冷冷地说:“杀的杀掉了,死的死掉了,还发什么屁电报呢。”范爱农虽无光荣的革命历史,但仍不失为在狂狷,主张打电报的鲁迅却是实行“中庸之道”的。此外还有几个革命的实行者,是鲁迅的朋友。据周作人说:“自从安庆事件以后,来伏见馆访问的客人似乎要比从前增加了。以前来访的人无非是南京矿路学堂的同学张协和,或是弘文学院的同学许季茀,要不然就是新来的张午楼和吴一齐罢了。这回来的却很有不同,大都是与革命案件有关的人,首先是在东湖里与徐伯荪一同练习路劫,预备在绍兴城关门造反的陈子英,他是在绍兴闻警逃回日本来的。还有游说两浙绿林豪侠起义,要做到天下人都有饭吃的,后来被蒋介石所刺杀的陶焕卿。他这时不知在什么地方,却也逃到东京,经常带了龚未生来,谈论革命大势。此外还有他的本家陶望潮,本来在日本留学,专门讲学,后来又笃信佛教;但是在当时却很热心于革命事业,也时常跑来谈天。……”以后鲁迅他们移住到中越馆,常去的也是这几个革命朋友,周作人特别谈到陶焕卿:“……其中最常来的要算是陶焕卿,他一来就大谈其中国的革命形势,说某处某处可以起义,这在他的术语里便是说可以‘动’;其讲述春放战国时代的军事和外交,说得头头是道,如同目睹一样,的确是有一种天才的。……记得有一回是下雨天气,焕卿一个人匆匆的跑到中越馆来,夹着一个报纸包,说这几天日本警察似乎在注意他,恐怕会要求搜查。有的是他联络革命的文件,想来这里存放几天,因为这是机密文件,所以我们只是替他收了起来,不曾检查它的内容,后来过了若干时日又走来拿去。这时他打开给我们看,原来乃是联合会党的章程,以及有些空白的‘票布’,有一种是用红缎子印制的,据说这是‘正龙头’所用。他还开玩笑的对我们说到:‘要封一个么? ’章程只有十来条的样子,末了一条是说对违反上列戒条的处置,简单的说‘以刀劈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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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所接近的革命家,都是光复会中人,他有否加入过光复会,从来没有在文字上表明过。光复会是蔡元培、龚宝铨(未生)等发起的,成立于一九零四年,章太炎时在狱中,致书元培鼓励之。一九零五年九月,在日本合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三革命团体为中国同盟会,但这个共同组织似乎并未取消光复会的独立存在。章太炎于一九零三年六月入狱,一九零六年六月出狱,即赴日本,任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的主笔了。鲁迅说:“……我爱看这《民报》,但并非为了先生的文笔古典,索解为难,或说佛法,谈‘俱分进化’,是为了他和主张保皇的梁启超斗争,和‘××’(疑为‘献策’两字——引注释)的×××(吴稚晖——引注释)斗争,和‘以《红楼梦》为成佛之要道的(蓝公武——引注释)斗争,真是所向披靡,令人神旺。……”鲁迅他们那时住在西片町,在门口标着“伍舍”。章太炎一面主持《民报》,一面办国学讲习会,据周作人《回想录》所说:“借神田地方的大成中学讲堂定期讲学,在留学界很有影响。鲁迅与许季茀和龚永生谈起,想听章先生讲书,怕大班太杂沓,未生去对太炎说了,请他可否于星期日午前在民报社另开一班,他便答应了。伍舍方面去了四人,即许季茀和钱家治,还有我们两人(按:周作人和鲁迅)。未生和钱夏(后改名玄同),朱希祖,朱宗莱,都是原来在大成的,也跑来参加,一总是八个听讲的人。民报社在小石川区新小川町,一间八席的房子,当中放了一张矮桌子;先生坐在一面,学生围着三面听,用的书是《说文解字》,一个字一个字的讲下去,有的沿用旧说,有的发挥新义,干燥的材料却运用说来,很有趣味。太炎对于阔人要发脾气,可是对于青年学生却是很好,随便谈笑,同家人朋友一般。夏天盘膝坐在席上,光着膀子,只穿一件长背心,留着一点泥鳅胡须,笑嘻嘻的讲书,庄谐杂出,看去好像是一尊庙里的哈喇菩萨。中国文字中本来有些素朴的说法,太炎也便笑嘻嘻的加以申明;特别是卷八尸部中的‘尼’字,据说原意训路,即后世的暱字,而许叔重的‘从后近之也’的话很有点怪里怪气,这里也就不能够说得更好;而且又拉扯上孔夫子的‘尼丘’来说,所以更显得不大雅驯了。《说文解字》讲完以后,似乎还讲过《庄子》……这《庄子》的讲义,后来有一部分整理成书,便是‘齐物论释’,乃是运用他广博的佛学知识来加以说明的,属于佛教的圆通部门;虽然是很可佩服,不过对于个人没有多少兴趣,……那时太炎的学生,一部分到了杭州,在沈衡山领导下做两级师范的教员,随后又做教育司(后改称教育厅〉的司员,一部分在北京当教员,后来汇合起来,成为各大学的中国文字学教学的源泉,至今很有势力。此外国语注音字母的建立,也是与太炎有很大的关系的。所以我以为章太炎先生对于中国的贡献,还是以文字音韵学的成绩为最大,超过一切之上的。”晚年的周作人对章太炎的评述,推崇他的文字音韵学;但鲁迅的评价则完全不同:“我以为先生的业绩,留在革命史上的,实在比在学术史上还要大。回忆三十余年之前,木板的《訄书》已经出版了,我读不断,当然也看不懂,恐怕那时的青年,这样的多得很。我的知道中国有太炎先生,并非因为他的经学和小学,……”鲁迅的听太炎先生讲学,据他说:“并非因为他是学者,却为了他是有学问的革命家,所以直到现在,先生的音容笑貌,还在目前,为所讲的《说文解字》却一句也不记得了。民国元年革命后,先生的所志已达,该可以大有作为了,然而还是不得志。这也和高尔基的生受崇敬,死备哀荣,截然两样的。我以为两人遭遇的所以不同,其原因乃在高尔基先前的理想,后来都成为事实。他的一生,就是大众的一体,喜怒哀乐,无不相通;而先生则排满之志虽伸,但视为最紧要的‘第一是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的道德。第二是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见《民报》第六本),却仅止高妙的幻想;不久而袁世凯又攘夺国柄,以遂私图,更使先生失去实地,仅垂空文,至于今,惟我们的‘中华民国’之称,尚系发源于先生的‘中华民国解’(最先亦见《民报》),为巨大的纪念而已,然而知道这一重公案者,恐怕也已经不多了。既离民众,渐入颓唐,后来的参与投壶,接收馈赠,遂每为论者所不满,但这也不过白圭之玷,并非晚节不终。考其生平,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诟袁世凯的包藏祸心者,并世无第二人;七被追捕,三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者,并世亦无第二人;这才是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范。……鲁迅的《太炎先生二三事》,写于一九三六年十月九日,距章太炎的死约三个月;他续写《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两三事》后的第三天,自己也死了。周作人的《回想录》,写完于一九六二年十一月,距鲁迅的死已二十六年,两人对章太炎评价的观点不同如此,可见彼此一生行谊和立场距离之远。《鲁迅日记》载:“一九一三年六月二十一日:收共和党事务所信。二十二曰:收共和党证及徽识。”共和党是光复会的后身,由章太炎主持,鲁迅之加入共和党,似在章太炎入京之后。章夫人汤国黎女士说入京系一九一三年夏,当属误记。“十二月二十二日:同季市赴贤良寺见章先生,坐少顷。一九一四年八月二十二日:午后许季市来,同至钱粮胡同谒章师,朱逷先亦在,坐至傍晚归。(按:此时章太炎被袁世凯软禁,且曾一度绝食。)一九一五年一月三十一日:午前同季市往章先生寓,晚归。二月十四日:午前往章师寓,尹默、中季、逷先、幼舆、季市、彝初皆至,夜归。五月二十九日:下午同许季市往章师寓。六月十七日:干午许季市来,并持来章师书一幅,自所写兴,又‘齐物论释’一册,是新刻本,龚未生赠也,……九月十九日:得龚未生夫人讣,章师长女,有所误事略。九月二十六日:往钱粮胡同吊龚未生夫人,赙二元。”在《鲁迅日记》简单的记述中,实包括一个革命家对民贼袁世凯的勇敢斗争。据章夫人汤国黎女士说:“先生说既抵京,见袁氏气焰嚣张,而民党飘摇涣散,不保旦夕,知事不可为,意欲南归,然已为监视矣。当局初以甘言相欺,爵禄为饵,先生均不之顾。继乃加以胁迫,先生愤甚,直诣总统府,欲与面质,袁氏拒不延见;警吏复词色傲慢,乃怒摔其座上茶具,遂被曳去,禁锢于军事废校中,旋徙龙泉寺。至六月,先生所携资用已尽,拒不受袁氏供给,愤而绝食,……乡人马夷初叙伦乃婉为劝解竟日,先生始允进食。一九一四年夏,再迁先生于钱粮胡同,阍人厨司皆为当局所派,宾客往访,除国际友人外,非持警厅凭证皆不得入内。……“先生有女三人,长㸚,次叕,次㠭。丧母后,均依其伯父居。一九一零年,㸚适嘉兴龚宝铨,宝铨字未生。一九一五年春,㸚偕未生及妹㠭入京省父,㸚孝思颇笃,见其父之困踬忧愤,乃极意承欢,饮食医药,无不周至。顾其心危虑深,居恒辄郁郁也!留五月,其姑驰书召归,㸚既不忍远离父侧,又不欲重违姑意,自此益忧形于色!行有日矣,竟自缢于卧室,平旦发觉,已不救。……”在章太炎处身危难的时日,鲁迅对他更为亲近了,他总是一去半天,这和东京讲学时当然不同,师生之间谈些什么,没有任何文字纪录,但情谊之笃,可以想见。鲁迅对于太炎崇敬,却不苟同,他于一九三三年六月十八日致书曹聚仁有云:“古之师道,实在也太尊,我对之颇有反感。我以为师如荒谬,不妨叛之,但师如非罪而遭怨,却不可乘机下石,以图快敌人之意而自救。太炎先生曾教我小学,后来因为我主张白话,不敢再去见他了,后来他主张投壶,心窃非之,但当国民党要没收他的几间破屋,我实不能向当局作媚笑。以后如相见,仍当执礼甚恭(而太炎先生对于弟子向来也绝无傲态,和蔼若朋友然),自以为师弟之道,是如此己可矣。”这和周作人写《谢本师》,公开与章太炎声明断绝师弟关系者为如何?一九三五年七月一日,鲁迅写《名人和名言》有云:“太白二卷七期上有一篇南山先生的《保守文言的第三道菜》,他举出:第一道是说‘要做白话由于文言做不通’,第二道是说‘要白话做好,先须文言弄通’。十年之后,才来了太炎先生的第三道,‘他以为你们说文言难,白话更难。理由是现在的口头语,有许多是古语,非深通小学就不知道现在口头语的某音,就是古代的某音,不知道就是古代的某字,就要写错。…… ’“太炎先生的话是极不错的。现在的口头话,并非一朝一夕,从天而降的语言,里面当然有许多是古话,既有古语,当然会有许多曾见于古书,如果做白话的人,要是每字都到《说文解字》里去找本字,那的确比做任何借字的文言要难到不知多少倍。然而自从提倡白话以来,主张者却没有一个以为写白话的主旨,是在从‘小学’里寻出本字来的,我们就用约定俗成的借字。诚然,如太炎先生说:‘乍见熟人而相寒喧曰‘好呀’,‘呀’即‘乎’字;应人之称曰‘是唉’,‘唉’即‘也’字。’但我们即使知道了这两字,也不用‘好乎’或‘是也’,还是用‘好呀’或‘是唉’。因为白话是写给现代的人们看,并非写给商、周、秦、汉的鬼看的,起古人于地下,看了不懂,我们也毫不畏缩,所以太炎先生的第三道菜,其实是文不对题的。这缘故,是因为先生把他所专长的小学,用得范围太广了。“我们的知识很有限,谁都愿意听听名人的指点,但这时就来了个问题:听博识家的话好,还是听专门家的话好呢?解答似乎很容易:都好。自然都好;但我由历听了两家的种种指点之后,却觉得必须有相当的警戒。因为是: 博识家的话多浅,专门家的话多悖的。“博识家的话多浅,意义自明,惟专门家的话多悖,还得加一点申说。他们的悖,未必悖在讲述他们的专门,是悖在倚专家之名,来论他所专门以外的事。……太炎先生是革命的先觉,小学的大师,倘谈文献,讲《说文》,当然娓娓可听,但一到攻击现在的白话,便牛头不对马嘴,即其一例。…………“我很自欠这回时时涉及了太炎先生。但‘智者千虑,必有一失’,这大约也无伤于先生的‘日月之明’的。……”鲁迅虽说对章太炎所讲的《说文解字》一句也不记得了,但实际上他并未完全忘记。鲁迅曾经发明了中国的国骂—— “他妈的”,他一到广州,也就学会了广州的国骂——“丢那妈” (Tiu-Na-Ma),而且由此“……发见了吾师太炎先生的错处了。记得先生在日本给我们讲文学时,曾说《山海经》上其州在尾上的‘州’是女性生殖器。这古语至今还留存在广州,读若Tiu。故Tiuhei二字,当写作‘州戏’,名词在前,动词在后的。我不记得他后来曾将此说记在《新方言》里,但由今观之,则州乃动词,非名词也。”鲁迅写过一篇历史速写《出关》,累得许多人在这篇文章中寻找‘微言大义’,结果他写了一篇《出关的‘关’》回答他们,他说:“老子的西出函谷,为了孔子的几句话,并非我的发现或创造,是三十年前,在东京从太炎先生口头听来的,后来他写在《诸子学略说》中,但我也并不信为一定的事实。……”从这两段文字说来,章太炎对于鲁迅的影响,就在文字学,诸子学说方面也是很多的。我从鲁迅就学于章太炎之门,一直谈到鲁迅写文纪念章太炎的死为止,其间经过了二十八年,把他们师生之间的关系做了一次综述,未免有违替鲁迅按年代写传记的范围,但这样写只是为了显示两个不世出的人的全部人格而已。鲁迅亲近章太炎,接近光复会和共和党,远离同盟会和后来的国民党,这和在东京时章太炎编《民报》的一件小事有关,据周作人《回想录》:“《民报》以前的编辑人用的是章炳麟名义,这时不知道为什么缘故,却换了陶成章,没有报告该管官厅,就要出版了。日本政府这时是等着机会的,因为有了满清政府的要求,想禁止《民报》,就乘这个机会来小题大做了。说是违反出版法,不但禁止发刊,而且对于原编辑人科以罚金一百五十元,如过限不交,改处惩役,以一天一元折算。民报社经济很窘,没有钱来付这笔罚款,拖到最后这两天里,龚未生走来告诉鲁迅,大家无法可想,恰巧这时许季茀经手替湖北留学生译印《支那经济全书》,经手一笔经费,便去和他商量,借用一部分,这才解了这一场危难。为了这件事,鲁迅对于孙系的同盟很是不满,特别后来孙中山对胡汉民等在法国复刊《民报》,仍从被禁止的那一期从新出起,却未用太炎的那一份,更显示他们的偏狭的在态度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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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从仙台医专退学回到东京,目的是想从事文艺活动,《新生》的出版希望落了空,一方面问学于章太炎,一方面和周作人一起,翻译有关被压迫的弱小民族的文艺作品,终于结成《域外小说集》一、二两集。鲁迅的同情被压迫的弱小民族,我认为主要由于当时中国处在革命前夜,而日俄之战和一九零五年的俄国革命,则使他认清了这个落后的沙俄帝国的大斯拉夫主义,所以他的取材为英美法各一人一篇,俄四人七篇,波兰一人三篇,波希尼亚一人二篇,芬兰一人一篇。我至今还记得芬兰作家哀禾的一篇《父亲买洋灯回来的时候》,真是印象深刻。被压迫的弱小民族文学是鲁迅兄弟最先介绍的,他在序言上说:“《域外小说集》为书,词致朴讷,不足方近世名人译本。特收录至审慎,迻译亦期弗失文情。异域文术新宗,自此始入华土。使有士卓特,不为常俗所囿,必将犁然有当于心,按邦国时期,籀读其心声,以相度神思之所在。则此虽大涛之微沤与,而性解思维,实写于此。中国译界,亦由是无迟莫之感矣。

己酉正月十五日”

己酉是一九零九年,据周作人说:第一册出版于二月间,第二册出版于六月间,定价每册小银圆两角。可是书在上海和东京寄售,半年过去,东京只卖去了第一册二十一本,第二册二十本。第一册多卖去的一本,是一位热心朋友(许季茀)怕寄售处不遵定价,买一本试验一下的。上海也不过卖去二十本上下,于是第三册不再编印了。“但是这劳力也并不是完全消灭,因为在‘五四’以后发生新文学运动,这也可以看作《新生》运动的继续。当初《域外小说集》只出了两册,所以所收各国作家偏而不全,但大抵是有一个趋向的,这便是后来的所谓东欧的弱小民族。……这里俄国算不得弱小,但是人民受着压迫,所以也就归在一起了。换句话说,这实在应该说是,凡在抵抗压迫,求自由解放的民族才是,可是习惯了这样称呼,直至‘文学研究会’的时代,也还是这么说;因为那时的《小说月报》还出过专号,介绍弱小民族的文学,也就是那套运动的余波了。”鲁迅一直偏爱的匈牙利爱国诗人裴多斐,他在那时已有介绍,给《河南》杂志的文章中,有一篇就是译的《裴多斐诗论》。时移世易,一九五六年十月,匈牙利民众组织的“裴多斐俱乐部”,倡导解除史大林运动,抵抗苏联的侵略,但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却“坚决主张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粉碎匈牙利的反革命运动”,结果苏共就用大炮坦克扑灭了这种反抗。想不到半个世纪之后,鲁迅如此同情的匈牙利、波兰、捷克等国家,即使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却依旧是受贱踏的弱小民族,中共和苏共竟都是大国沙文主义者!鲁迅如仍活在这个毛泽东时代,不知将作何感想,并采取何种态度?鲁迅的留学生活结束了,他于一九零九年夏回了国。鲁迅留学期间,虽有许多革命朋友,死前更拳拳于表扬章太炎的革命的一面,但他在一九二七年之前,只是一个社会改良主义者,他相信学医有助维新,文艺能改革人心,故虽在日本时与光复会会员为友,在北京时甚至加入共和党为党员,不过挂个名,对所隶的党并无更多更积极的贡献。回国之后,鉴于辛亥革命之换汤不换药,他就意志消沉,深感寂寞。

鲁迅的壮年回国至辛亥革命鲁迅在《自叙传略》中谈到结束留学生活时说:“终于,因为我的母亲和几个别的人很希望我有经济上的帮助,我便回到中国来;这时我是二十九岁。”许季茀是一九零九年的春天回国的,他要到杭州去担任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的教务长。临行时鲁迅对他说:“你回国很好,我也只好回国去,因为起孟将结婚,从此费用增多,我不能不去谋事,庶几有所资助。”这学堂的新任监督是沈衡山(钧儒),对于鲁迅一荐成功,于是鲁迅于六月间回国。鲁迅是长子,仰事俯畜要靠他,周作人在日本要和羽太信子结婚,而且继续读书,在此后长期的岁月中,鲁迅始终履行他的责任,这在他现存从一九一二年起的日记中历历可考。至于回国后三年中对作人实际资助的情况,鲁迅自己没有记录,作人的《回想录》简直不着一字,他当时的结婚生活,也是略而不谈的。许季茀说:“鲁迅的教书是循循善诱的,所编的讲义是简明扼要,为学生所信服,他灯下看书,每至深夜,有时还替我译讲义,绘插图,真是可感!到了冬天,学校里忽然起了一个风潮,原因由于监督易人:衡山先生被选为咨议局副议长了,继任者是一位以道学自命的夏震武,我们名之曰‘夏木瓜’。到校的一天,他要我陪同谒圣,我拒绝了,说开学时已经拜过孔子,恕不奉陪。他很不高兴,我也如此。接着因为他对于住堂的教员们,仅仅差送一张名片,并不亲自拜会,教员们大哗,立刻集会于会议厅,请他出席,他还要摆臭架子,于是教员们一哄而散。我因为新旧监督接替未了,即向旧监督辞职,不料教员们也陆续辞职,鲁迅便是其中之一。教员计有朱希祖,夏丏尊,章嶔,张宗祥,钱家治,张邦华,冯祖荀,胡濬济,沈朗斋……统统搬出了校舍,表示决绝。 ……”鲁迅自述“在两级师范学堂做化学和生理学教员,第二年就走出,到绍兴中学堂去做教务长,第三年又走出”……那时革命发生了。对于鲁迅在两级师范学堂时的生活,夏丏尊有最完整的回忆:“周先生教生理卫生,曾有一次,答应了学生的要求,加讲生殖系统。这事在今日学校里似乎也成问题,何况在三十年以前的前清时代。全校师生们都为惊讶,他却坦然地去教了。他只对学生提出一个条件,就是在他讲的时候,不许笑。他曾向我们说,‘在这些时候,不许笑是个重要条件。因为讲的人的态度是严肃的,如果有人笑,严肃的空气就破坏了。’……据说那回教授的情形,果然很好。别班的学生,因为没有听到,纷纷向他来讨油印讲义看,他指着剩余的油印讲义对他们说:‘恐防你们看不懂的,要末,就拿去。’原来他的讲义写得很简,而且还故意用着许多古语,用‘也’字表示女阴,用‘了’字表示男阴,用‘幺’(校者注:“系”字少两点)字表示精子,诸如此类,在无文字学素养未曾亲听过讲的人看来,好比一部天书了。……“周先生那时虽尚年轻,丰采和晚年所见者差不多。衣服是向不讲究的,一件廉价的羽纱——当年叫洋官纱——长衫,从端午前就着起,一直要着到重阳。…………“周先生曾学过医学,当时一般人对于医药的见解,还没有现在的明瞭,尤其关于尸体解剖等类的话,是很新奇的,闲谈的时候,常有人提到这尸体解剖的题目,请他讲讲‘海外奇谈’。……据他说,他曾经解剖过不少的尸体,有老年的,壮年的,男的,女的。依他的经验,最初也曾感到不安,后来就不觉得甚么了,不过对于年轻的妇人和小孩的尸体,当开始去破坏的时候,常会感到一种可怜不忍的心情,尤其是小孩的尸体,更觉得不好下手,非鼓起了勇气,拿不起解剖刀来。……“周先生很严肃,平时是不大露笑容的,他的笑必在恢谐的时候。他对于官吏,似乎特别憎恶,常摹拟走官场的习气,引人发笑。现在大家知道的‘今天天气……哈哈’一类的摹拟谐谑,那时从他口头已常听到。……”夏丏尊很真切地描绘出了鲁迅当年的形象。在绍兴中学做学监的一年,正是辛亥革命前夜,社会矛盾却集中表现在一条辫子上,因为“……满洲人的绍兴知府的眼睛,他每到学校来,总喜欢注视我的短头发,和我多说话”。所以当“学生们里面,忽然起了剪辫风潮了”的时候,他连忙禁止,学生举出代表诘问他:“究竟有辫子好呢,没有辫子好呢?”他就不假思索的答复:“没有辫子的好,然而我劝你们不要剪。”鲁迅说:“学生是向来没有一个说我‘里通外国’的,但从这时起,却给了我一个‘言行不一致’的结语,看不起了。‘言行一致’当然是很有价值的,现在之所谓文学家里,也还有人以这一点自豪,但他们却不知道他们一剪辫子,价值就会集中在脑袋上。轩亭口离绍兴中学并不远,就是秋瑾小姐就义之处,他们常走,然而忘却了。”鲁迅谈到这件事,是在一九三四年的年底,他只是为了“舒愤懑”而写的,但回溯到二十多年前剪辫这一幕,我觉得非常符合当时的环境。鲁迅自己一回国,就曾在上海装上了假辫,但为了种种的不便,索性不装了,于是他得了“里通外国”的恶名,而他所受的无辫之灾,据他说以在故乡为第一。他爱护学生,不顾他们为辫子受苦,却落得个“言行不一致”的结语。一方面也表示他毕竟已通达世故,年青人忘记了血的教训,才有向前冲的勇气,否则都会成为“全躯保妻子”的安分良民了。鲁迅教导学生的哲学是“不为物先”,然而在事变发展中,这种哲学往往会使一个人“落伍”的。辛亥革命发生了,这是一个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性的革命,作为资产阶级代言人的一辈知识份子,党徒,不久便和旧式的地主官僚相妥协,反动势力占了优势,专制皇朝虽然倒了,民主政治却从未建立。但革命本身还是有一种潜力的,所以洪宪称帝,张勋复辟,皆不旋踵而失败,可是这时帝国主义的政治控制和经济侵略日益加甚,真正的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更难成功了。绍兴城里革命的悲喜剧,是全中国革命的缩本,即小可以见大,后来鲁迅写《阿Q正传》,便是革命舞台上所有演员的写照,其中也有鲁迅自己在内,因为“我回到中国的第一年在杭州做教员,还可以穿了洋服算是洋鬼子,第二年回到故乡绍兴中学去做学监,却连洋服也不行了,因为有许多人是认识我的,所以不管如何装束,总不失为‘里通外国’的人……”……“假洋鬼子”与“里通外国”的人,在《阿Q正传》中这角色是分配在钱太爷的大儿子身上的,他是长子,日本留学,鲁迅对这个角色很有些自我嘲弄的意味,自然他只是写小说,写辛亥革命这个未完成的革命的本质。鲁迅在革命中出了什么力,尽了什么责,幸而他的弟弟周建人有所记述,至于周作人,据他自述:“卒亥秋天,我回到绍兴,一直躲在家里,虽是遇着革命这样大件事,也没有出去看过,……”时代的脚步,说这样从他的身边走过去了,和他毫不相干。“这时候,城内的一个寺里就开了一个大会,好像是越社(按即南社的绍兴分社)发动的,到了许多人,公学鲁迅做主席。鲁迅当下提议了若干临时办法,例如提议组织讲演团,分发各地去演说,阐明革命的意义和鼓励革命情绪等。关于人民的武装,他说明在革命时期,人民武装实属必要,讲演团亦须武装,必要时就有力量抵抗反对者。他每一提议刚要说完而尚未说完的时候,就有一个坐在前排的头皮精光的人,弯着腰,作要站起来但没有完全站起来的姿势,说一句‘鄙人赞成’!又弯着腰坐下去,提议就很快的通过。这人不是别人,便是后来鲁迅文章里曾经说起的孙德卿。他虽是乡下的地主家庭出身的人,但对于推翻满清政权这件事是热心的。他曾经拿明朝人的照片去分送给农民,我看到的一张是明太祖的像,约莫三寸来长,分明是从画像上照下来的。他并且向农民说明,清朝的政府是外面侵入的人组成的,我们应当把他们打出去。对于这主张,农民都赞成,愿意起来去打。《扬州十日记》之类的小册子,这时候也流行到民间。这孙德卿在秋瑾案发生时,曾一次下狱,但不久就出来了。“但是鲁迅提议的武装讲演等,大家虽然都赞成,可是缺少准备,力量也不够。第一件是缺少枪械。府学堂里虽然有些枪,但没有真的子弹,有一些也是操演时用的那种只能放响的子弹,只有在近距离内大概能伤人。于是人民终于恐怖起来了。有一天,鲁迅从家里出去,到府学堂去,到了离学校不远,见有些店铺已在上排门,有些人正在张惶的从西往东奔走。鲁迅拉住一个问他为什么,他说不知道究竟什么事。鲁迅知追问亦无益,不如到学堂去了再说。他走进校门,已有一部份学生呆在操场里讨论这件事,才知道市民因为听了有败残清兵要渡江过来,到绍兴来骚扰的谣言,所以起恐慌的。于是鲁迅主张整队上街解释,以镇定人心。手脚很快,一歇工夫就印好了许多张油印的传单,大概是报告省城克复的经过,和说明决没有清兵进来的事情。即刻打起钟来,学生立时齐集于操场,发了枪,教兵操的先生也跑来了,满头是汗;他还没有剪掉辫发,把它打了一个大结子。他不拿平常用的狭细的指挥刀,挂上一把较阔厚的可以砍刺的长刀,这无非防备万一的。小心怕事的校长,抖零零的到操场上来讲话,想设法拦阻,但没有用处。在路上,鲁迅一班人分送传单,必要时更向人说明,叫他们不要无端恐慌;的确这很有用处,学生们走到之处,人心立刻安定下来,店铺关的也仍然开了。时间在下午,一班人回到学校时,天已黑下来了。“离这事情不久(案大概就是第二天吧),就有人告诉鲁迅,说王金发的军队大约今晚可以到绍兴,我们应当去接他和他的军队,这回仍在府学堂里会集,学生也去的。晚饭后大家兴高采烈的走到西郭门外。到了黄昏,不见什么动静,到了二更三更,还是不见军队开到。学生穿的操衣很单薄,夜深人静时觉得很寒冷,于是只好敲开育婴堂的门,到里面去休息;叫起茶房,贴还些茶钱,叫他们烧茶来喝。这时候才看见穿制服的学生们之外,还有头皮精光的孙德卿,头戴毡帽的范爱农,好像和徐伯荪一起捐道台出洋的陈子英也在内。但是夜深了,不特冷,而且也饿;学生们大家摸钱袋,设法敲开店门买东西吃。孙德卿拿出钱来,叫人去买了几百个鸡蛋,大家分吃了。这以后不久,有人来报信,说军队因为来不及开拔,大概须明天才可开到,今晚不来了。“于是第二晚上再去,这回不往西郭,却往东边的偏门,人还是这一大批。黄昏以后,月亮很皎洁,正盼望间,远远的听到枪声响,以后每隔一定的时候枪声响一下。不多时看见三两支白蓬船,每支只有一个船夫摇着,然而很快的摇来。船吃水很深,可见人是装得满满的。各船都只有一扇蓬开着,过一歇时候,船中就有兵士举起枪来,向空中放一响。先前的兵队老是这样做,在有开仗可能的情势下,常常一响一响的放着枪。不多时候船已靠岸,王金发的军队很快的上了岸,立刻向城内进发。兵士都穿蓝色的军服,戴蓝色的布帽,打裹腿,穿草鞋,拿淡黄色的枪,都是崭新的。带队的人骑马,服装不一律,有的穿暗色的军睬,戴着帽子,有的穿淡黄色的军服,光着头皮。“这时候是应该睡的时候了,但人民都极兴奋,路旁密密的站着看,比看会还热闹;中间只留一条狭狭的路,让队伍过去;没有街灯的地方,人民都拿着灯,有的是桅杆灯,有的是方形玻璃灯,有的是纸灯笼,也有点着火把的。小孩在有,和尚也有,在路旁站着看。经过教堂相近的地方,还有传道师,拿着灯,一手拿着白旗,上写欢迎字样。兵士身体都不甚高大,脸上多数像饱经风霜的样子,一路过去,整齐、快捷。后面跟的人,走得慢一点的便跟不上。不久到了指定驻扎的地方,去接的人们有跟了进去,也有站在门外面,大家都高叫着革命胜利和中国万岁等口号,情绪热烈、紧张。不久就有人来叫让路,一班人把酒和肉等挑进去,是慰劳兵士去了,外面的人们也就渐渐的散去了。”玉金发做了绍兴军政分府的都督,他是和秋瑾早有联络的强盗头子。军政分府里的行政司长是什么铁路的股东,军械司长是什么钱店的掌柜……还是几个旧乡绅。这位王都督不久就被闲汉和新进的革命党所包围,在衙门里的人物,穿布衣来的,不上十天也大概换上皮袍子了。军政府里有三个姓王的,颇弄权敛钱,人民倒不大怪王金发,大家都责备“三王”;他们利用一句“戏文”上的句子,唱道:“可恨三王太无礼”以泄愤。可是府学堂的学生办了一张《越铎日报》,用鲁迅、陈子英和孙德卿的名义出版的,开首便骂军政府和那里面的人员;此后是骂都督,都督的亲戚、同乡、姨太太……鲁迅和王金发是熟人,王金发请他做了师范学校的校长,给了校款二百元。用鲁迅他们名义办的《越铎日报》在骂了十多天之后,就有一种消息传到鲁迅家里去,说都督因为他们诈取了他的钱,还骂他,要派人用手枪来打死他们。鲁迅相信王金发虽然绿林大学出身,杀人却很不轻易,写信去要经费,又取了二百元。但仿佛有些怒意,同时传令道:“再来要,没有了!”鲁迅从范爱农那里得到了一种新消息,原来所谓“诈取”者,并非指学校经费,而是指另送报馆的一笔款。报纸上骂了几天之后,王金发便叫人送去了五百元。学生们为此开了会议,第一个问题是:收不收?决议曰:收。第二个问题是:收了之后骂不骂?决议曰:骂。理由是:收钱之后,他是股东,股东不好,自然要骂。鲁迅即刻到报馆去问这事的真假,都是真的。略说了几句不该收他钱的话,一个负责会计的便不高兴了,质问他道:“报馆为什么不收股本?“这不是股本……“不是股本是什么?”他就不说下去了,倘使再说下去,而且说出这事会连累他们的话,就会被面斥他怕死,不肯为社会牺牲……这时候正好许季茀写信给他,要他去南京教育部做事,临时政府刚成立,做教育部长的是蔡元培。范爱农凄凉地说:“这里又是那样,住不得。你快去吧……。”鲁迅幸得及早去了南京,两三个星期之后,报馆给一群兵士捣毁,陈子英在乡下,得免于难,孙德卿在城里,大腿上被刺了一尖刀。鲁迅辞去师范学校校长后,孔教会会长接了他的后任,原来的学监范爱农给他撤了职;县署里的教育科长孙几仲,也就是《阿Q正传》里所说的柿油党,挂着一块银桃子的徽章的,此外也有罗飏伯朱幼溪等人。以上所述,主要采自鲁迅《朝花夕拾》中《范爱农》一文,和周建人的一篇记事连起来看,辛亥革命时的阶级关系也就表现得很清楚了。从地主移转过来的孙德卿,从新台门官僚家庭蜕化出来的鲁迅,背景约略相同的范爱农陈子英都是参加过革命组织兴中会或与革命组织有关的,他们所要求的民族的(排满)民主的(共和)革命,正是资产阶级性的革命;但他们的阶级基础太脆弱了,在革命中起不了领导作用,所以也掌握不到实际的政权,政权一时落在以会党、草莽英雄为代表的脱离生产的破落农民和城市流氓无产阶级手上,他们一接近政权,很快就腐化了,一时处于下风的原来的地主官僚阶级就起而代之。革命仿佛昙花似的一现,社会秩序给扰动了一下,便都恢复原状。直到一九二七年,辛亥革命之后逐渐长成的资产阶级得到了工农无产阶级的帮助,才大规模的走上了政权。但革命的任务和要求——民族独立,土地革命,民主政治——仍是没有完成的。资产阶级很快反革命,屠杀工农,外则屈服于帝国主义,内则厉行法西斯政制。以后经过八年抗日战争,三年内战,这才结束了这个落后的妥协的资产阶级统治。鲁迅的思想和行动,密切地和这个历史发展相符的。

北京生活(一)—— 教育部佥事南京的临时政府成立不久,新兴的革命势力就屈服于地主官僚阶级的代表人物袁世凯,由他在北京做大总统了。鲁迅自然要跟着政府北迁,根据他从一九一二年五月五日起直到他死前(一九三六年三月十八日为止)的全部日记,我们不仅可以考见鲁迅大半生的行谊,也可约略了解二十多年中历史时间的变迁推移,这是弥足珍贵的。鲁迅在教育部任职前后达十四年三个月另三天,根据他的《日记》,这“小京官”的经历如下:“一九一二年五月五日上午一时舟抵天津,下午约七时抵北京。六日上午移入山会邑馆。坐骡车赴教育部,即归。十日晨九时至下午四时半,至教育部视事。枯坐终日,极无聊赖。八月二十二日,晨见教育部任命名氏,余为佥事。十一月二月,得袁总统委任状。十二月二十六日,晨赴铁师子胡同总统府,同教育部见袁总统,见毕,述关于教育之意见可百余语,少顷出。一九一四年八月十八日,午前见策令进叙四等。二十日,部令给四等奉。九月二十三日,下午收到文官甄别合格证书一枚。一九一五年二月二十三日,受五等嘉禾章。一九二五年八月十四日,我之免职令发表。三十一日,上午赴平政院纳诉讼费三十元,控章士钊。”鲁迅之去北京教育部任职,为的是蔡元培做教育总长,蔡是光复会的发起人,后来又加入了同盟会,南北议和,袁世凯做大总统,北京的政治斗争,已是波谲云诡,蔡元培于六月二十一日辞职,七月二日再辞,由范源濂继任,以后三年之中,教育总长更迭频繁,据《鲁迅日记》所载者如下:“自一九一二年九月六日,上午赴本部职员会,仅有范总长演说,其词甚怪。一九一三年二月五日,范总长辞职而代以海军总长刘冠雄,下午到部演说少顷,不知所云。九月十五日,上午总长汪大燮到部,往见之。一九一四年二月二十一日,汪大燮辞职,严修代之,未至部前,以蔡儒楷署理。五月四日,上午教育总长汤化龙到部。五月十二日,上午次长梁善济到部,山西人,不了了。” 往后有关教育部长的更迭,不再见于日记,但据郑学稼的统计,在鲁迅任职的十四年中,教育总长换了二十七人,如果加上章士钊在内,几乎每半年换一次总长。鲁迅后来所说的,“这一个官儿倒也并不算怎样区区的佥事”,在北京政府里面有时也是灾官,例如一九一三年《鲁迅日记》:“十二月二十五日,教育部令减去佥事、主事几半,相识者大抵未动,惟无齐寿山,下午闻改为视学云。二十六日,晚又有部令,予与协和、稻孙均仍旧职,齐寿山为视学,而胡孟乐则竟免官。庄生所谓不胥时而落者,是矣。”至于欠薪达半年以上,时时借债度日,大约从一九二零年起,在《鲁迅日记》中已是司空见惯的了。鲁迅在任职期间,从一九一三年至一九二三年,必须每年一次,陪祭孔子,这是反动的标志,读经与祭孔二者是相并而行的。一九一三年九月二十八日《日记》:“星期休息,又云是孔于生日也。昨汪总长令部员往国子监,且须跪拜,众已哗然。晨七时往视之,则至者仅三四十人,或跪或立,或旁立而笑。钱念句从旁大声而骂。顷刻间便草率了事,真一笑话,闻此举由夏穗卿主动,阴鸷可畏也。……晚国子监送来牛肉一方。”这牛肉当然是祭孔后的散胙。十月十日《日记》:“午闻鸣炮,袁总统就任也。”在这样的时代,祭孔当然是理当的节目了。一九一四年三月二日:晨往郢中馆要徐吉轩同至国子监,以孔教会中人举行丁祭也,其举止颇荒陋可悼叹。”也自一九一五年起,《鲁迅日记》中对祭孔一事,只当例行公事记载,既无感慨,也不悼叹了。如:三月十五日:“赴孔庙演礼。”十六日:“夜往国子监西厢宿。”十七日:“黎明丁祭,在崇圣寺执事,八时毕,归寓。”以后每年有照例的记载,一九二二年没有记载,一九二三年是最使一次记载;可是一九一八年他的《狂人日记》已在《新青年》登载,一九一九年发生五四运动了,到一九二一年七月一日中国共产党诞生了。鲁迅为了并不区区的佥事职位,直至一九二三年还在祭孔这“荒陋”的滑稽剧里当配角,也许不免给人讥为“言行不一致”吧。我认为这是由于他的“不为物先”的处世哲学,使他随波逐流;另方面也由于他的思想消极,即使在和《新青年》发生了关系之后,他所写的随感和小说,只不过揭露过去的疮疤,现在的廱毒,并不倡导未来的新生,必须到了一九二五年,他和章士钊开始面对面的斗争时才从消极转为积极,而且免了佥事之后,才算是“言行一致”了。鲁迅自己描述过这一时期的心情,在日本当时预定出版《新生》失败之后,他就:——“我感到未曾经验的无聊,是自此以后的事。我当初是不知其所以然的;后来想,凡有一人的主张,得了赞和,是促其前进的,得了反对,是促其奋斗的,独有叫喊在生人中,而生人并无反应,既非赞同,也无反对,如置身于毫无边际的荒原,无可措手的了,这是怎样的悲哀啊,我于是以我感到者为寂寞。“这寂寞又一大一大的长大起来,如大毒蛇,缠住了我的灵魂了。“然而我虽然会有无端的悲哀,却也并不愤懑,因为这经验使我反省,看见自己了:就是我决不是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只是我自己的寂寞是不可不驱除的,因为这于我太痛苦。我于是用了种种法,来麻醉自己的灵魂,使我沉入于国民中,使我回到古代去,后来也亲历或旁观过几样更寂寞,更悲哀的事,都为我所不愿追怀,甘心使他们和我的脑一同消灭在泥土里的,但我的麻醉法却也似乎已经奏了功,再没有青年时候的慷慨激昂的意思了。S会馆里有三间屋,相传是往昔曾在院子里的槐树上撞死过一个女人的,现在槐树已经高不可攀了,而这屋还没有人来住;许多年,我便寓在这屋里抄古碑。客中少有人来,古碑中也遇不到什么问题和主义,而我的生命却居然暗暗的消去了,这也就是我的唯一的愿望。夏天,蚊子多了,便摇着蒲扇坐在槐树下,从密叶缝里看那一点一点的青天,晚出的槐蚕又每每冰冷的落在头颈上。”鲁迅就是这样在寂寞与悲哀中渡过了辛亥革命以后继起的二次革命(绍兴军政分府的王金发——王都督就在这时候给袁世凯爪牙朱端所诱杀的),洪宪称帝,张勋复辟,和北洋军阀的统治,时间长达十余年,其中他说“亲历或旁观过更寂寞更悲哀的事”,首先当然是他在北京时所听到范爱农自杀的消息:一九一二年七月十九日《日记》:“晨得二弟信,十二日绍兴发,云范爱农以十日水死。悲夫悲夫,君子无终,越之不幸也,于是何几仲辈为群大蠹。” 二十二日《日记》:“夜作均言三章,哀范君也,录存于此:

风雨飘摇日,余怀范爱农;华颠萎寥落,白眼看鸡虫;世味秋荼苦,人间直道穷;奈何三月别,竟尔失畸躬。海草国门碧,多年老异乡;狐狸方去穴,桃偶已登场;故里寒云恶,炎天凛夜长;独沉清冷水,能否涤愁肠。把酒论当世,先生小酒人;大圜犹酩酊,微醉自沉沦;此别成终古,从兹绝绪言;故人云散尽,我亦等轻尘。”

鲁迅曾有一篇关于范爱农的回忆,说他是个高大身材,长头发,眼球白多黑少的人,看人总像在渺视。东京别后,他们在绍兴重见,他头上已有白发了,穿着布马挂,破布鞋,显得很寒素,自从回到故乡之后,受着轻蔑、排斥、迫害,几乎无地可容。……革命以后,鲁迅做了师范学校校长,范爱农做了监学,但不久鲁迅交出了一角又两铜元的帐目,去了南京,爱农也丢掉了监学。鲁迅想在北京替他找点小事,然而没有机会。他常常说:“也许明天收到一个电报,拆开来一看,是鲁迅来叫我的。”他在一个熟人家里寄食,景况愈困穷,写给鲁迅的信言辞也愈凄苦。鲁迅接到了他自杀的消息,夜间独坐在会馆里,十分悲凉。早几月,鲁迅在东京时的老朋友陶成章,为同盟会的陈英士所忌,派遣蒋介石把他刺杀。陶是革命勇士,章太炎戏呼之为“焕皇帝”或“焕强盗”的,革命阵营中的相残,一定也使鲁迅痛苦。于是他就躲在山会邑馆里抄古书古碑,不仅因为寂寞和悲哀,也为了在教育部里无事可做。但这一时期的鲁迅,心境也并不宁帖,有时简直在小事上纾他的愤懑,譬如《日记》:“一九一二年七月十二白,开临时教育会议竟删美育,此种豚犬,可怜可怜!八月十二日,半夜邻客以闽音高谈,狺狺如犬相啮,不得安睡。九月二十日,邻室又来闽客,至夜半犹大嗥如野犬,出而叱之,少戢。十月七日,晚邻闽又嗥。一九一三年二月八日,上午赴部,车夫误碾他上所置橡皮水管,有似巡警者及常服者数人,突来乱击之,季世人性都如野狗,可叹!”鲁迅不懂闽语,说闽客大嗥如野犬,未免有地域观念作祟,也许有人视鲁迅为“伟人”的,认为我这话说得不对,试再举两条《日记》以实吾言:“一九一二年七月三十日,下午赴中国通俗教育研究会,傍晚乃散。此会即在教育部假地设之,虽称中国,实乃吴人所为,那有好事!“一九一四年一月三十一日,夜邻室王某处忽来一人,高谈大呼,至鸡鸣不止,为之展转不得眠,眠亦屡醒,因出属发音稍低,而此人遽大漫骂,且以英语杂厕。人类差等之异,盖亦甚矣。后知此人姓吴,居松树胡同,盖非越中人也。”鲁迅遇见此种恶客,不仅以“狗”视之。似乎心平气和了,但两则《日记》中的吴越之见,不免令人觉得可哂,“吴人所为,那有好事!”这是什么逻辑?“盖非越中人也”,难道越中人高人一等?但据周作人说:“鲁迅是不肯承认是绍兴人的,人家问他籍贯,只答说是浙江。绍兴人不喜欢‘绍兴’这个名称,他说理由是:绍兴人满天飞,‘越谚’也登载‘麻雀豆腐绍兴人’的俗语,说三者到处都有,实际是到处被人厌恶的缘故。”鲁迅所住的山会邑馆,宣统年间已改称为“绍兴县馆”,传说有女人吊死过的那棵槐树,在补树书屋外面,鲁迅到一九一六年五月六日下午,才以避喧移入补树书屋居住,因为是一个独院,再没有什么闽客之类来扰他,但那时又有猫,因为“它们在配合时的嗥叫,手续竟有这么繁重,闹得别人心烦,尤其是夜间要看书,睡觉的时候”。鲁迅于是大怒而起,拿着一枝竹竿,作人搬了小茶几,在后檐下放好,他便上前用竹竿痛打,把它们打散。鲁迅的抄古书和古碑,这可说是一种自小的习惯,从他识字以后,他便欢喜描绘。回国以后,辛亥革命起事前后几个月,作人便帮同鲁迅翻看古书类书,抄录《古小说钩沉》和《会稽郡故书杂集》的材料,还有整本的如刘义庆的《幽明录》之类。 鲁迅去了南京,也在图书馆借抄《沈下贤集》,《唐宋传奇集》所收的《湘中怨辞》、《异梦录》、《秦梦记》。所以他到北京以后的抄古书,不过是他原已开始的工作的继续,和袁世凯的要做皇帝,特审陆建章派爪牙侦查党人无关,这不是鲁迅借此韬晦。袁世凯称帝不成,死于一九一六年六月六日,据《鲁迅日记》:六月十五日,上午部派赴总统府吊祭,共五人。二十八日,袁项城出殡,停止办事。可见鲁迅在袁世凯统治之下,自做他的佥事,自抄他的古书,并未受到干扰。在章士钊做教育总长时,因女师大事件受到干扰,他在《日记》中就有记载的,还是后话,暂且不谈。鲁迅一到北京,就蒐集古书,拓本,佛典。一九一四年他买的佛学书最多,一九一五年以后则买的拓本最多,这有他《日记》中的书帐可考,直到一九二三年,他仍未放弃这种工作。我们可以说,鲁迅从事这个工作,也许小部份的原因是为了麻醉自己,大部分原因则由于他确实视为一种有意义的工作。他那时所抄的古书古碑,对他的学问和为人有帮助,可惜他的工作成果,后来只影印了一部《嵇康集》。许季茀说:“鲁迅对于汉魏文章,素所爱诵,尤其称许孔融和嵇康的文章,我们读《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而已集》),便可得其梗概。为什么这样称许呢?就因为鲁迅的性质,严气正性,宁愿覆折,厌恶权势,视若蔑如,皓皓焉坚贞如白玉,凛凛焉劲烈如秋霜,很有一部分和孔嵇二人相类似的缘故。”至于他的搜集和抄古碑,据许季茀说:“鲁迅的爱好艺术,自幼已然,爱看戏,爱描画;中年则研究汉代画像;晚年则提倡版画。工作的范围很广,约略言之:(一)搜集并研究汉魏六朝石刻,不但注意其文字,而且研究其画像和图案,是旧时代的考据家鉴赏家所未曾着手的。他曾经告诉我:汉画像的图案,美妙无伦,为日本艺术家所采取。即使是一鳞一爪,已被西洋名家交口赞许,说日本的图案如何了不得,而不知其渊源固出于我国的汉画呢。(二)搜集并印行近代木刻,如《北平笺谱》等。(三)奖励中国木刻家,不但创办木刻讲习会,自己担任口译,使他们得以学习;创开各国名画展览会,使他们有所观摩;对于本国新进者的作品,鼓舞批评,不加客气。(四)介绍外国进步作家的版画,例如精印‘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这位有丈夫气概的女子作品实在伟大,这本精印的选集实可宝贵,‘只要一翻这集子,就知道她以深广的慈母之爱,为一切被侮辱和杀害者悲哀,抗议,愤怒,斗争;所取的题材大抵是困苦,饥饿,流离,疾病,死亡,然而也有呼号,挣扎,联合和奋起…… ’”(《且介亭杂文末编》:《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序目)许季茀对于鲁迅抄古书古碑的论断,说得很对,对于鲁迅此后骂人为事的发展,尤其说得深中肯綮。也许鲁迅在当时是为了消遣寂寞的一种方法,无所为而写的,后来则发现了其中妙处,变成有所为而为了,鲁迅对于此后中国木刻的提倡扶助,继往开来,厥功甚伟,而且把艺术领向现实的斗争,使它成为打击反动势力的一支尖兵,这都得推源到北京绍兴县馆中历时数年的工作。所以我觉得周作人的话不尽合乎事实,专制压迫的空气会使人趋于躲避,甚至颓废,当时酒馆中尚且贴着“莫谈国事”的警告,只有声名盖世的章太炎,才可以“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骂袁世凯的包藏祸心”,章太炎的学生,都不是从事实际工作的革命家(鲁迅尤其不是),自无韬晦的必要,只是处在这个反动的环境中,虽不行动而有思想的人,必须设法麻醉自己才能活得下去,所以鲁迅埋首在古书古碑当中。要了解鲁迅抄的是什么古书,我们举几本重要的为例,如:

“一九一三年三月五日,夜大风,写‘谢承后汉书’始。二十七日,写‘谢承后汉书’毕,共六巷,约十余万字。二十八日,夜写定‘谢承后汉书’一卷。一九一四年二月十五日,写孙志祖‘谢氏后汉补逸’起。三月十四日傍晚‘写谢氏后汉书补逸’毕,计五卷约百三十叶,四万余字,历二十七日。一九一三年六月六日,午后同关来卿先生往图书馆,并还所假书,别借宋本‘易林注’二册……夜写‘易林注’。七日,夜写‘易林’。九日,夜写‘易林’残本卷三,卷四一册毕。十日,夜写‘易林’少许。十一日,夜录‘易林’。十二日,夜抄‘易林’卷第十三毕。十三、十四日,夜抄‘易林’。十五日,下午写‘易林’卷第十四毕。八月十四日,续写宋残本‘易林’起。十七日,星期休息。终日在馆写书。二十五日,夜续抄‘易林’毕,计‘卷七之十’四卷,合前抄共八卷。一九一三年六月一日,昨今两夜从‘说郛’写出‘雪谷杂记’一类,多为聚珍版本所无,惜颇有伪夺耳,内有‘辨上虞五夫村’一则甚确。一九一四年三月十六日,晚录‘云谷杂记’起。二十二日,夜写张清源之‘云谷杂记’毕,总四十一叶,约一万四千余字。一九一三年九月五日,夜写‘石屏集’序目毕。十六日,夜影写‘石屏诗集’卷第一毕,计二十七叶。二十四日,下午写‘石屏集’卷第二毕,计二十二叶。十月一日,午后往图书馆寻王佐昌,还‘易林’,借‘嵇康集’一册,是明吴匏庵丛书堂写本。夜抄‘石屏集’卷第三毕,计二十叶。写书时头眩手战,似神经又病矣。无日不处忧思中,可哀也。十月九日,夜抄‘石屏集’卷四毕,计二十叶。十一日,夜写‘石屏集’第五卷毕,计十一叶。二十八日,写‘石屏集’巷六毕,计四十六叶。发热,似中寒,服规那丸。三十一日,写‘石屏诗集’第七卷毕,计十八叶。十一月一日,夜录‘石屏集’卷八毕,计六叶。七日,夜写‘石屏集’卷九毕,计二十五叶。十五日,夜写‘石屏集’卷十毕,计三十叶。十六日,夜抄‘石屏集’跋二叶毕,于是全书告成,凡十卷,序目一卷,总计二百七十二叶,历时八十日矣。一九一三年九月二十三日,下午往留黎厂,搜‘嵇康中散集’不得,遂以托本立堂。十月十五日,夜以丛书堂本‘嵇康集’校‘全三国文’,摘出佳字,将于暇日写之。十九日,夜续校‘嵇康集’。二十日,夜校‘嵇康集’毕,作短跋系之……十二月十九日,续写‘嵇中散集’。三十日,夜写‘嵇康集’毕,计十卷,约四万字左右。一九一五年六月五日,下午蒋抑卮书并抄文澜阁本‘嵇中散集’一部二册。” 直至一九二一年,鲁迅仍在校勘‘嵇康集’。“二月十二日,校‘嵇康集’一过。三月二日,以明刻六卷本‘嵇中散集’校文澜阁本。八日,下午校‘嵇中散集’毕。一九一四年四月六日,夜坐无事,聊写‘沈下贤文集’目录五纸。七日,夜写‘沈下贤集’一卷。九日,夜写‘沈下贤集’第二卷了。十一日,夜写‘沈下贤文集’第二卷毕。十二日,写毕‘沈集’卷第四。十六日,傍晚写‘沈下贤集’卷五毕。十七日,写‘沈下贤集’卷第六毕。十九日,写‘沈下贤集’卷七毕。二十三日,夜写‘沈下贤文集’卷第八毕。二十七日,夜写‘沈下贤文集’卷第九毕。五月十七日,夜写‘沈下贤集’第十卷毕。二十四日,星期休息。写‘沈下贤文集’第十一卷毕。午后大风。夜写‘沈下贤集’第十二卷并跋毕,全书成。至于搜集古碑拓本,直到一九三六年都没有停止,他死前的八月十七日,还有朋友王正朔寄他“南阳汉石画像”六十七枚,可见他的兴趣毕生不衰。在这期间,他还从日本文中译了有关教育的文章,如一九一三年十月十六日至十八日连续三夜,译了上野阳一著的《儿童之好奇心》,约六千字,登在《教育部月刊》;一九一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夜译《儿童观念界之研究》等。其间他又研究佛经,据许季茀说:“鲁迅读佛经,当然是受章先生的影响。先生在西狱三年,备受狱卒的陵暴。邹容不堪其虐,因而病死。先生于做苦功之外,朝夕必研诵《瑜伽师地论》,悟到大乘法义,才能克服苦难,期满出狱后,鼓动革命的大业。“民三(一九一四年)以后,鲁迅开始看佛经,用功很猛,别人赶不上。他买了本《瑜伽师地论》,见我后来也买了,劝我说道:‘我们两人买经不必重复。’我赞成,从此以后就实行,例如他买了《翻译名义集》,我便不买它而买《阅藏知津》,少有再重复的了。他又对我说:‘释伽牟尼真是大哲,我平常对人生有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而他居然大部份早已明白启示了,真是大哲!’但是后来鲁迅说:‘佛教和孔教一样,都已经死亡,永不复活了。’所以他对于佛经只当做人类思想发达的史料看,借以研究其人生观罢了。别人说佛经,容易趋于消极,而他独不然,始终是积极的。……”抄书的结果,他刻行了《会稽郡故书杂集》,读佛经的结果,他刻印了《百喻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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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的印象,鲁迅是排斥京戏的,因为在《社戏》上他曾写过初到北京时看戏的经验。“第一回是民国元年我初到北京的时候,当时一个朋友对我说,北京戏最好,你不去见见世面么?我想,看戏是有味的,而况在北京呢。于是都兴致勃勃的跑到什么园,戏文已经开场了,在外面也早听到咚咚地响。我们挨进门,几个红的绿的在我的眼前一闪烁,便又看见主台下满是许多头,再定神四面看,却见中间也还有几个空座,挤过去要坐时,又有人对我发议论,我因为耳朵已经喤喤的响着了,用了心,才听到他是说:‘有人,不行!’“我们退到后面,一个辫子很光的却来领我们到了侧面,指出一个地位来。这所谓地位者,原来是一条长凳,然而他那坐板比我的上腿要狭到四分之三,他的脚比我的下腿要长过三分之二。我先是没有爬上去的勇气,接着便联想到私刑拷打的刑具,不由的毛骨悚然的走出了。“走了许多路,忽听得我的朋友的声音道,‘究竟怎的?’我回过脸去,原来他也被我带出来了。他很诧异的说,‘怎么总是走,不答应?’我说,‘朋友,对不起,我耳朵只在咚咚喤喤的响,并没有听到你的话。’……“第二回忘记了那一年,总之是募集湖北水灾捐而谭叫天还没有死。捐法是两元钱买一张戏票,可以到第一舞台去看戏,扮演的多是名角,其一就是小叫天。我买了一张票,本是对于劝募人聊以塞责的,然而似乎又有好事家乘机对我说了些叫天不可不看的大法要了。我于是忘了我几天的咚咚喤喤之灾,竟到第一舞台去了,但大约一半也因为重价购来的宝票,总得使用了才舒服。我打听得叫天出台是迟的,而第一舞台却是新式构造,用不着争座位,便放了心,延宕到九点才出去,谁料照例,人都满了,连立足也难,我只得挤在远处的人丛中看一个老旦在台上唱。那老旦嘴边插着两个点火的纸捻子,旁边有一个鬼卒,我费尽思量,才疑心他或者是目莲的母亲,因为后来又出来了一个和尚。然而我不知道那名角是谁,就去问挤在我左边的一位胖绅士。他很看不起似的斜瞥了我一眼,说道‘龚云甫’!我深愧浅陋而且粗疏,脸上一热,同时脑里也制出了决不再问的定章,于是看小旦唱,看花旦唱,看老生唱,看不知什么角色唱,看一大班人乱打,看两三个人互打,从九点多到十点,从十点到十一点,从十一点到十一点半,从十一点半到十二点……,然而叫天竟还没有来。“这一天,就是我对于中国戏告了别的一夜,此后再没有想到他,即使偶而经过戏院,我们也漠不相关,精神上早已一在天之南一在天之北了。”鲁迅这两次的经验,实际上并未接触到京戏这一个剧种的艺术本身,只由于当时的剧场秩序太凌乱,太落后,使他无法欣赏台上演员的唱腔和身段,无法了解剧情的发展,从此裹足了,可是鲁迅初到北京时,对于京剧的改良是颇有兴趣的,如《日记》所载:“六月十日,午后与齐宗颐赴天津,寓其族人家。夕赴广和楼考察新剧,则以天阴停演,遂至丹桂园观旧剧。“十一日,午后赴天乐园观旧剧。夜仍至广和楼观新剧,仅一出,曰:‘江北水灾记’,勇可嘉而识与技均不足,余皆旧剧,以童子为之,观者仅一百卅余人。”以后他在一九二四年到陕西西安去讲学,曾数度去易俗社观剧,照他所记的剧名看来,谅是旧秦腔剧,剧种不同而已。他的正式谈到京剧,乃是一九三四年的《略论梅兰芳及其他》,但与其说他反对梅兰芳,不如说他反对的是梅兰芳的捧角家。其说如下:“崇拜名伶原是北京的传统。辛亥革命后,伶人的品格提高了,这崇拜也干净起来。先只有谭叫天在剧场上称雄,都说他技艺好,但恐怕也还夹着一点势利,因为他是‘老佛爷’——慈禧太后赏识过的。虽然没有人给他宣传,替他出主意,得不到世界的名声,却也没有人来为他编剧本。我想,这不来,是带着几分‘不敢’的。“后来有名的梅兰芳可就和他不同了,梅兰芳不是生,是旦,不是皇家的供奉,是俗人的宠儿,这就使士大夫敢于下手了。士大夫是常要夺取民间的东西的,将竹枝词改成文言,将‘小家碧玉’作为姨太太,但一沾着他们的手,这东西也就跟着他们灭亡。他们将他从俗众中提出,罩上玻璃罩,做起紫檀架子来。教他用多数人听不懂的话,缓缓的‘天女散花’,扭扭的‘黛王葬花’,先前是他做戏的,这时却成了戏为他而做,凡有新编的剧本,都只是为了梅兰芳,而且是士大夫心目中的梅兰芳。雅是雅了,但多数人看不懂,不要看,还觉得自己不配看了。“士大夫也在日见其消沉,梅兰芳近来颇有些冷落。“因为他是旦角,年纪一大,势必至于冷落的吗?不是的,老十三旦七十岁了,一登台,满座还是喝采。为什么呢?就因为他没有被士大夫据为已有,罩进玻璃罩。“名声的起灭,也如光的起灭一样,起的时候,从近到远,灭的时候,远处倒还留着余光。梅兰芳的游日,游美,其实也不是光的发扬,而是光在中国的收敛。他竟没想到从玻璃罩里跳出,所以这样的搬出去,还是这样的搬回来。“他未经士大夫帮忙时候所做的戏,自然是俗的,甚至于猥下,肮脏,但是泼辣,有生气。待到化为‘天女’,高贵了,然而从此死板板,矜持得可怜。看一位不死不活的天女或林妹妹,我想,大多是人是倒不如看一个漂亮活动的村女的,她和我们相近。”此外,早在一九二四年,鲁迅由于在照相馆看到梅兰芳了“天女散花图”或“黛玉葬花图”,发过一阵子感慨,他说:“我们中国的最伟大最永久的艺术是男人扮女人。“……因为从两性看来,都近于异性,男人看见‘扮女人’,女人看见‘男人扮’ ……”这是从京戏和别的剧种归纳出来的一种结论,简直探索到奇妙的两性心理上去了。鲁迅是戏剧的改良论者,至少希望戏剧不要给士大夫据为己有,罩进玻璃罩。时代不同,现在京戏和别的剧种,都是有了改良了,士大夫早已打倒,意识形态的改变,使戏剧不断地改换其面貌,这一切当然符合鲁迅最初的期望。但所谓“样版戏”是用“毛泽东思想”做成了另一种式样的玻璃罩的,林妹妹换了“无产阶级形象”,仍然是死板板的,矜持得可怜的,因为他们都用一个模子印出来的,还不是活生生的现实里的英雄人物,所以和我们也并不相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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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虽然不断诉说寂寞和悲哀,但他在北京初期的生活,也有怡然自得的一面,一九一二年的《日记》有云:“七月十四日,干午偕铭伯,季市饮于广和居,甚醉。二十七日,晚与季市赴谷青寓,燮和亦在,少顷大雨,饭后归。道上积潦二寸许,而月已在天。八月十六日,夜饮于季市之室。二十日,上午同司长并本部同事四人往图书馆,阅敦煌石室所得唐人写经,又见宋、元刻本不少,阅毕,偕齐寿山游什刹海,饭于集贤楼,下午四时始回寓。二十二日,晚钱稻孙来,同季市饮于广和居,每人均出资一元。归时,见月色甚美,骡游于街。九月五日……饭后偕钱稻孙步至什刹海饮茗,又步至杨家园子买蒲陶,即在棚下啖之,……二十五日阴历中秋也。晚铭伯,季市招饮,谈至十时返室,见圆月寒光皎然,如故乡焉。未知吾家仍以月饼祀之不?十月二十七日,本馆祀先贤,到者才十余人,祀毕,食茶果。夜微风,已而稍大,窗前枣叶簌,乱落如雨。十二月三十一日,午后同季市至观音寺街购齿磨一,镜一,宁蒙糖一,共银二元,又共啜茗于青云阁,食虾仁面合。晚铭伯招饮,季市及俞毓吴在座,肴质而旨,有乡味也。谈良久归。”刘半农曾说鲁迅所作是“魏晋文章”,读他的《日记》便觉得有此种风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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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对于家庭的照顾,真可说是无微不至的,他一个月中最多时写十二封信给作人和建人,并及二弟妇和三弟妇,从一九一二年五月五日到北京,直至一九一九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他带着全家离开新台门为止,在这七年之中他写的家信不下于六百封(约略的计算)。他寄的家用从一九一二年十一月至一九一三年八月,每个月为银元五十元,从是年九月至一九一九年一月每月为一百元,从不缺少。在辛亥革命前后,生活程度非常低,而且稳定,当时用钱主要以铜元为单位,一枚银币可兑换铜元一百枚,鲁迅一家老幼,几年之中,从四口添到七八口,如果把鲁迅寄去的钱,每月化光,那是豪富之家了。如果有什么特别支出,鲁迅另外寄钱,如买屋、造坟、为母亲祝寿等。鲁迅对于在东京的羽太一家,时有资助,每月或数月,从日圆十元至五十元不等。羽太一家,除与作人结婚的信子以外,尚有芳子,福子,和她们的哥哥重久,资助并不限于家用,福子的学费,重久入营服兵役时的用费,他也均有帮助。他的家信大多数寄给作人,理应有所保存的,但在鲁迅死后,并未见有发表。从《鲁迅日记》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对二个兄弟,弟妇,及侄子辈的深情挚意。《日记》:“一九一二年五月十九日,苦望二弟信不得。二十三日,下午得二弟信,十四日发。云望日往申,迎羽太兄弟。又得三弟信,云二弟妇于十六日下午七时二十分娩一男子,大小均极安好,可喜!(周作人《回想录》是:‘……又因分娩在即,要人照管小孩,所以去把妻妹叫来帮忙;这时她只有十五岁的样子,由她的哥哥送来,但是到得上海的时候,这边却是已经生产了。’)一九一三年二月二十日,赴劝业场理发,又买不倒翁两个,拟以贻二弟。七月三日,丰丸伤风,往诊陆炳常。(按:鲁迅此时告假回里。)四日,午后延陆炳常来诊母亲、芳子、丰丸。二十六日,晨因丰丸发热,往诊陆炳常。夜不睡。二十七日,丰丸热减。下午乘舟向西兴。以孑身居孤舟中,颇有寂聊之感。十月五日,寄二弟信,又寄饼饵一匣与丰丸。一九一四年三月十七日,下午得二弟函附芳子笺,十三日发。芳子于旧历二月四日与三弟结婚,即新历二月二十八日。”芳子的年龄,当时应该只有十七岁,芳子和建人的婚姻,后来似不尽圆满,鲁迅在沪定居时,建人已另有妻子,并生有子女,《鲁迅日记》中均可考见。芳子仍依作人夫妇而居,《鲁迅书简》寄母亲信(一九三四年八月十二日),有云:“老三是好的,但他公司的办公时间太长,所以颇吃力。所得的薪水,好像每月也被八道弯逼去一大半,而上海物价,每月只是贵起来,因此生活也颇窘的。不过这些事他决不肯对别人说,只有他自己知道。男现只每星期六请他吃饭并代付两个孩子的学费,此外什么都不帮,因为横竖他去献给八道弯,何苦来呢?八道弯是永远填不满的。”《日记》:“七月十日,又得二弟信言弟妇于五日下午十一时生一女……一九一五年三月一日,十时得二弟及三弟信,言三弟妇于二月二十五日丑时生男,旧历为正月十二日也……八月十七日,得三弟所译《生物学》中下卷稿子二册,又芳子及冲摄景一枚……二十六日,上午得二弟寄来女谧摄景一枚……一九一六年十二月十五日,上午三弟妇大病,延医来。二十一日,夜三弟妇以大病卧哭,五时始睡。”(按:鲁迅此时回家为母祝寿。) 鲁迅对于家庭间,可谓“亲其亲”,“幼其幼”,充分尽其为长兄的责任,后来作人和他闹翻,友朋中无一直作人者。鲁迅为母祝寿的事,只在《日记》上见之。“十二月十一日,午后客至甚众。十二日,下午唱‘花调’,夜唱‘隔壁戏’及作小幻术。十三日,旧历十一月十九日为母亲六十生辰。上午祀神,午祭祖。夜唱‘平湖调’。十五日,客渐渐散去。”“祀神祭祖”,你不觉得鲁迅“言行不一致”吗?他是为了服从母亲一辈代的生活习惯而出此的,跨在新旧两个时代,鲁迅采取妥协和调和的态度,他从不自命为革命者,在家庭方面尤其如此。鲁迅有一篇小说:《弟兄》,写的时候是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三日,但发生的故事是一九一七年五月八日开始的事,那时作人第一次去北京,他年已三十三,均未出过疹子,那时在北京正流行着猩红热,这使鲁迅慌了。作人和鲁迅于一九二三年七月十四日不穆,但过后二年,鲁迅写弟兄时感情仍如此真挚,我们把《鲁迅日记》抄摘些出来,再向作人的《回想录》比较,谁的天性凉薄,就昭然若揭了。《鲁迅日记》:“一九一七年三月七日,上午寄二弟信,附旅费六十……四月一日,夜二弟自越至,……翻书谈说至夜分才睡。二日,午后同二弟至益昌午饭。七日,下午同二弟游留黎厂……九日,夜同二弟往铭伯先生寓。十五日,上午同二弟至留黎厂,……又至青云阁饮茗归。二十二日,午同二弟往广和居饭,又至留黎厂……二十三日,晚同二弟往许季上寓饭,同席共七人。二十八日,晚戴螺舲招饮,同二弟至其寓,合坐共七人。五月六日,上午同二弟往留黎厂,……午同往益昌饭。十二日,上午二弟就首善医院。十三日,二弟延Dr.Grimm诊,云是疹子。齐寿山译。夜寄鹤倾先生信,为二弟告假。十四日,自告假。十五日,自告假。十六日,午后自请假。下午延Dr. Diper为二弟诊,齐寿山来译。” 在这期间,鲁迅与作人妻羽太信子通信甚密,谅是报告作人病情。“六月十日,下午同二弟往昇平园浴。七月十六日,午后同二弟至昇平园理发并浴。二十九日,午并二弟同至广和居饭,又游留黎厂已,……自与二弟位青云阁啜茗。八月五日,午前同二弟往留黎厂,……又至青云阁饮茗并午饭。九月一日,晚封德三招饭于香厂澄园,与二弟同往,……九日,上午同二弟访季市不遇……十月七日,上午同二弟至王府井街食饼饵巳,游故宫殿并观文华殿所列书画,复游公园饮茗归。”日记虽简单,但鲁迅与作人友爱之情,盎然可见。据许季茀所记,作人病后,鲁迅第二天到部,眼眶陷落,尚未恢复。一九二一年作人养疴香山碧云寺,因为费用浩大,鲁迅又四处奔走,借贷应急,并且时常前往护视。《弟兄》虽是一篇小说,但与他的《日记》一对照,记的均是当时的实际情感,小说中的张沛君是他的化身。为什么鲁迅在兄弟失和二年之后,还有兴趣写《弟兄》呢?是不是这失去了的三十年如一日的手足之爱,值得鲁迅追怀呢?他写的如此至情,连晚年的作人,在《回想录》中也说,它与事实相合。但作人却说得如此客观,在当时,在后来,他都没有为鲁迅此种挚爱所动,我们且把他的《回想录》引一些在这里吧:“在当时风声很紧,正是所谓‘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时候(按:当时正闹张勋复辟),我却个人先自遇到了一件灾难,生了一场不小不大的病。我说不大,因为这只是麻疹,凡是小孩子都要出一遍的,只要不转成肺炎,是并无什么危险的。但这里我有说是不小,则因我终究不是小孩了,已经是三十以上的成人,生这种病是颇有危险,因为发热很高,颇有猩红热的嫌疑。但是我信凭西医的诊断,相信这是疹子,不过何以小时候没有出过,直到成人以后再出,则与我在四岁时候的出天花,同是不能解的事情。当发高热的时候,的确有点儿危险;鲁迅也似乎有点儿张皇了,决定请德国医生来看,其时狄博尔是北京外国医生最有权威的人,虽然他的诊费不及意大利的儒拉大夫的贵,要十二块钱看一趟,我现在来抄录当年一部分的旧日记在这里,这是从五月八日起头的 :“‘八日晴,上午往北大图书馆,下午二时返。自昨晚起稍觉不适,似发热,又为风所吹,少头痛,服规那丸四个。九日晴风。上午不出门。十一日阴风。上午服补丸五个,令泻,热仍未退,又吐。十二日晴。上午往首善医院,俄国医生苏达科甫出诊,云是感冒。十二日晴。下午请德国医院医生格林来诊,云是疹子,齐寿山君来为翻译。十六日晴。上午请德国医生狄博尔来诊,仍齐君译。二十日晴。下午招匠人来理发。廿一日晴。下午季茀贻菜汤一器。……’“以上便是生病的全部过程,日子并不算怎么长,在二十左右便已好起来了。那天里已可理发,而且在第二天许季茀送一碗菜来,吃时觉得特别鲜美,因为那时侯似乎遍身都蜕了一层皮,连舌头也蜕到了,所以特地有一种感觉,但是过了一天便又是如常的长上舌苔了。鲁迅在《徬徨》里边,有一篇题名《弟兄》的小说,是一九二五年所作,是写这件事的,虽然也是‘诗与事实’的结合,但大概却是与事实相合的,特别是结束的地方 :“‘他旋转身子去,对了书桌,只见蒙着一层尘,再转过去看纸窗,挂着的日历上,写着两个漆黑的隶书:廿七。’……鲁迅的笃于家庭感情,不只对作人如此,对两个弟妇,和作人建人的孩子都是如此。《日记》上这种关心随处可见。在小说《呐喊》中,《兔和猫,鸭的喜剧》所写的孩子们,仲密太太,三太太,一望而知是他们一家人的写照,他写得如此娓娓动人!

北京生活(二)——新青年——语丝——未名社袁世凯的帝制梦成空,于一九一六年六月,且以身殉后,曾任教育总长的蔡元培,就任了北大校长,而且延揽了陈独秀做文科学长。陈独秀早已在编辑一本《青年杂志》,这是《新青年》的前身,文字用文言,并没有什么革命的主张,但鲁迅注意到这本杂志,他买了寄给作人。钱玄同是鲁迅在东京时的朋友,大家问学于章太炎之门的,有一天,他在绍兴县馆访问了鲁迅,据鲁迅事后说:“那时偶或来谈的是一个老朋友金心异,将手提的大皮夹放在破桌上,脱下长衫,对面坐下了,因为怕狗,似乎心房还在怦怦的跳动。“‘你钞了这些有什么用?’有一夜,他翻着我那古碑的钞本,发了研究的质问了。“‘没有什么用’“‘那么,你钞他是什么意思呢?’“‘没有什么意思。’“‘我想,你可以做点文章’“我懂得他的意思了,他们正办《新青年》,然而那时仿佛不特没有人来赞同,并且也还没有人来反对,我想,他们许是感到寂寞了,但是说:“‘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且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热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 ’“‘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是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是的,我虽然自有我的确信,然而说到希望,却是不能抹杀的,因为希望是在于将来,决不能以我之必无的证明,来折服了他之所谓可有,于是我终于答应他也做文章了,这便是最初的一篇《狂人日记》。”查《鲁迅日记》,一九一七年九月二十九日,“得钱玄同信”;十月八日,“钱玄同来”,以后他就是鲁迅的常客了。在《狂人日记》作于一九一八年四月,登载在《新青年》第四卷第五期上,这是用白话作小说的第一篇,以反对吃人的旧礼教为主旨。前乎此,《新青年》已发表了陈独秀胡适关于文学革命的文章,和吴虞反对孔子的文章,对于五四运动尽了推动作用。鲁迅的参加虽然较迟,但一经参加便也成为一员战士,他的杂感和小说,都可以独树一帜。他说:“在我自己,本以为现在是已经并非一个切迫而不能已于言的人了,但或者也还未能忘怀于当日自己的寂寞的悲哀罢,所以有时候仍不免呐喊几声,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至于我的喊声是勇猛或者悲哀,是可憎或是可笑,那倒是不暇顾及的,但既然是呐喊,则当然须听将令的了,……因为那时的主将是不主张消极的,至于自己,却也并不愿将自以为苦的寂寞,再来传染给也如我那青年时候似的正做着好梦的青年。”鲁迅自谦在《随感录》中所写的多是小问题,当时的《新青年》正在四面受敌,他所对付的不过是一小部分,“但如果凡我所写,的确都是冷的呢?则它的声明原来就没有,更谈不到中国的病症究竟如何。然而,无情的冷嘲和有情的讽刺相去本不及一张纸,对于周围的感受和反应,又大概是所谓‘如鱼饮水,冷暖自知’的;我却觉得周围的空气太寒冽了,我自说我的话,所以反而称之曰‘热风’”。鲁迅想用热风去驱除寒冽空气的,在《新青年》之后,他永远坚持着这点,而且热风越吹越烈,但始终是吹吹而已,要真正驱除寒冽的空气,得用革命手段,但鲁迅不是一个革命者。《新青年》的大将们,一部分变成了革命者,《新青年》的时代使命一完结,他们便转进到另一个更高更现实也更彻底的阵地;至于另一部分呢,有的停在原地点,以教授终其身;有的学而优则仕,至终做了“过河卒子”。《新青年》一共出了九卷,从一九一五年九月至一九二二年七月,过后,便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刊物,与原来的《新青年》实质上完全不同了。第九卷共出六号,鲁迅和《新青年》的关系,维持到九卷一号为止,第四号以后,实质已变,内容尽为有关社会主义的讨论,参加者已多为社会主义者了。这分化是必然的。鲁迅在一九二七年之后,才逐渐成为这方面的同路人。俄国的一九零五年革命,影响了鲁迅,使他同情东欧的被压迫民族;一九一七年二月和十月的革命,则影响了中国几辈代广大的知识分子,从理论走向实践,于一九二一年成立了中国共产党。鲁迅虽然从消极转到积极,但他并未积极到成为共产党员,得经过更多的道路,他才放弃他的进化论,接受了阶级斗争论。但鲁迅的积极不过是他消极的反面,他的消极甚至走到虚无,他的壮年时代,就是在积极和消极的两种精神互相作用之下渡过的,所以他非常矛盾,简直在过着两重生活。鲁迅参加《新青年》之后不久,《新青年》的骨干分子实际上已预兆了分裂,《新青年》是月刊,偏于理论,无法反映当时的政治要求,于是由《新青年》的一部分人发起出版《每周评论》,它是四开的报纸,分四版,有重大事件出增刊,内容分国外大事述评、国内大事述评、社论、随感录、新文艺、文艺时评、国内劳动状况、评论之评论、通讯、读者来论、新刊批评、选论、名著等栏。这份周报影响深远,五四以后各地新出版的刊物,如上海的《星期评论》、长沙的《湘江评论》、成都的《星期日》、杭州的《浙江潮》和《钱江评论》等,都是模仿周报的。《每周评论》创刊于一九一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是陈独秀和李大钊发起的,这两个人后来是共产党一南一北的领导人;撰稿有周作人、高一涵、王光祈、张申府、胡适等。《每周评论》既以评论政治为目的,所以标榜二十年不谈政治的胡适,在二十五期以前只写了四篇关于文学的文章。《每周评论》对于当时的内忧外患,抨击得非常凌厉,北洋政府自然视之为眼中钉,又因日本帝国主义者的侵略剑及履及,直接引致了历史上有名的“五四运动”。一九一九年六月十一日,陈独秀亲自在香厂分发“北京市民宣言”的传单被捕,拘留了八十天,影响到《新青年》和《每周评论》的出版,而且由此发生了内部的分歧。《新青年》因陈独秀被捕而停刊四个月,到十一月一日才在上海复刊,这就是第六卷第六号。《每周评论》从二十一期起至二十五期止,全部或大部分报道五四发生的事情,反对日本的侵略,斥责北洋政府卖国,陈独秀李大钊高一涵等以锐利的文笔,对群众起了鼓动、宣传和领导的作用,等到陈独秀被捕,李大钊亡命,编辑责任落在胡适之手上,对于继五四而发生的六三爱国运动,就采取漠不相干的立场;二十六、二十七两期的评论,充塞了“杜威演讲录”之类的学术性文章。三十一期的《每周评论》,胡适发表了有名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这篇文章是反对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者的宣告,在意识形态上左右派已是分道扬镳了。鲁迅对于《每周评论》并未参加,在任何有关当时记载的文字,和纪念鲁迅的文字,连《鲁迅日记》在内都找不出他曾经参加过这一有充分政治作用的杂志的迹象。他在《新青年》登过的文章,收集在《热风》、《呐喊》、《坟》等内的,篇幅不算多,除《狂人日记》较有战斗性,《我之节烈观》,《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提出新的观点外,其他如《孔乙己》、《药》、《风波》、《故乡》等小说,都偏于描写落后的农村生活中小人物的愚昧,照见过去,自然可以洞烛未来,但这种写实主义的小说还是带有消极性的,即使后来最最有名的《阿Q正传》,也是笑中见泪,鞭挞中含有悲哀,和鲁迅当时的生活和精神状态不可分离,这就是他所说的大毒蛇一样缠住他灵魂的寂寞,和在寂寞中反省出来的自己——他“决不是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正由于此,他在“五四”,“六三”那样的热火朝天的运动中,能一贯保持冷静,继续在补树书屋摩挲他的古碑拓本。倒是那时的周作人比较得站在前进的行列,据《回想录》中的记述:“《每周评论》预定于十二月十四日创刊,我乃写了‘人的文学’,于十二月七日脱稿,送了过去,十四日得仲甫回信道:‘大著人的文学做得极好,唯此种材料以载月刊为宜,拟登入《新青年》,先生以为如何?周刊已批准,定于本月二十一日出版,印刷所之要求,下星期三即须交稿。文艺时评一栏,望先生有一实物批评之文。’因此我就改作了一篇‘平民的文学’,是二十日做成的,此外又写了一篇‘论黑幕’,这两篇文章在《每周评论》第四五两期上登载了出来。此后在二月十四日又写了‘再论黑幕’,不晓得发表在什么时候……比较得至今还记得清楚的,是两篇别的文章,因为这些乃是由衷之言,可以说是近于‘言志’的东西,这即是‘祖先崇拜’与‘思想革命’ ……“‘五四’的情形,因为我不在北京,不能知道;但是一个月之后,遇见‘六三’事件,我却是亲眼目睹的,有些事情便在《每周评论》上反映了出来。五四是大学生干预国政运动的开始,所以意义很是重大,六三则是运动的扩大,中小学生表示同情,援助大学生,出来讲演游行。北洋政府慌了手脚,连忙加以镇压,可是对于幼小学生,到底不好十分乱来,只好遇见就拘捕起来。那一天下午,我在北大新造成的第一院,二楼中间的国文系教授室,那时作为教职员联合会办事室的一间屋里,听说政府捉了许多中小学生拘留各处,最近的北路便是第三院法科那里,于是陈伯年、刘半农、王星拱和我四人便一同前去,自称系北大代表,慰问被捕学生,要求进去,结果自然是被拒绝,只在门前站着看了一会儿。三院前面南北两路断绝交通,隔着水沟(那时北河沿的沟还未填平)的东边空地上聚集了许多看热闹的男女老幼都有,学生随时被军警押着送来,有的只是十三四岁的初中学生。走到门前,在门楼上的有些同学,边拍手高呼欢迎他,那看热闹的人也拍手相应。有的老太婆在擦眼泪,她眼看像她孙儿大的小学生被送进牢门(虽然这原是译学馆的门)里不见了,她怎能不心酸呢?反动政府对于革命运动的无理的镇压,不但给予革命者本身,也给予一般民众以最好的训练,使得他们了解并同情于革命,往往比运动本身更有效力。“这一天就在混乱中过去了,第二天是六月四日,下午二时至第二院理科赴职教员会,没有什么结果,又回至文科,三时半出校,步行至前门内警察所门前,有学生讲演不能通行,大队军警包围着他们;我们正想挤过去,马队便过来冲散行人,有一老翁忽然大怒,说我们平民为什么路都不能走,要奔去马队拼命,好容易由旁人劝止;这一件小事也就可以证明,和平的小市民怎么的被激动而引起反政府的感情,这全由于北洋政府自己的行动,并不单是学生的讲演所能造成的。”……鲁迅确实没有参加这个运动,他的《日记》:“五月四日,星期休息。徐吉轩为父设奠,上午赴吊,并赙三元。下午孙福源君来。刘半农来,交与书籍两册,是丸善寄来者。六月三日晴。下午云。同徐吉轩往护国寺一带看屋。晚大风一阵后,小雨。”“五四”过去了,“六三”也过去了,《每周评论》被封,陈独秀系狱未释,李大钊躲避在乡下,《新青年》停顿着。鲁迅在一九一九及二零年两年中没有写杂感文章,他在《热风》题记中说:“五四运动之后,我没有写什么文字,现在已经说不清是不做,还是散失消灭的了。…… ”也许他以后在《华盖集》题记上说的话,一样可以说明当时他所以不写什么文字的理由:“然而只恨我的眼界小,单是中国,这一年的大事件也可以算是很多的了,我竟往往没有论及,似乎无所感触。……”一九三五年,鲁迅死前的一年,他回忆到北京当年时说:“在北京这地方——北京虽然是‘五四运动’的策源地,但自从支持着《新青年》和《新潮》的人们,风流云散以来,一九二零至二二这三年间,倒显得寂寞荒凉的古战场的情景。”但是《新青年》在停顿了四个月之后,仍然出版了,它转移了阵地,跟随着陈独秀到上海出版。第六卷第五号是在北京出版的最后一期,这期是“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但也登有鲁迅的小说《药》。第六号中则登有鲁迅的文章:《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从第六卷第一号起,本已成立编委会,由陈独秀、钱玄同、高一涵、胡适、李大钊、沈尹墨,六人轮流主编的。移沪出版之后,这计划当然不能实现,鲁迅并未参加过这种主编职务,但他是参加编辑会的,他在《忆刘半农君》文中说:“《新青年》每出一期,就开一次编辑会,商定下一期的稿件。其时最惹我注意的是陈独秀和胡适之。……”《新青年》分裂了,这也就是陈独秀和胡适之的分裂,胡适之既提倡“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和李大钊发生争论,自然一方面撑着杜威实验主义的大旗,一方面抡着马克思主义的棍子,无法合作下去的。但陈独秀并不想独占《新青年》,也许当时意识形态的斗争尚未到剧烈的阶段,所以他们采取调和态度。他于一九二零年十二月十六夜写信给胡适之,高一涵:“弟今晚即上船赴粤。此间事都已布置了当,《新青年》编辑部事有陈望道君可负责,发行部事有苏新甫君可负责。《新青年》色彩过于鲜明,弟近亦不以为然,陈望道君亦主张稍改内容,以后仍以趋重文学哲学为是;但如此办法,非北京同人多做文章不可。近几册内容稍稍与前不同,京中同人来文太少,也是一个重大原因,请二兄切实向京中同人催寄文章。“一涵兄与慰慈兄译的‘工业自治’,已成功没有?译成时望寄社中,前成一段已检存望道兄处(望道兄已移住南阳里二号)。“南方颇传胡适之与孟和兄与研究系接近,且有恶评,此次高师事,南方对孟和颇冷淡;也就是这个原因,我希望诸君宜注意此事。余言俟到粤再谈。弟独秀十六夜。”胡适之提出的答复是:“《新青年》‘色彩过于鲜明’,兄言‘近亦不以为然’,但此是已成之事实,今虽有意抹淡,似亦非易事。北京同人抹淡的功夫决赶不上上海同人染浓手段之神速。现在想来,只有三个办法。“1,听《新青年》流为一种极为有特别色彩之杂志,而另创一个哲学文学的杂志,篇幅不求多,而材料必求精。我秋间久有此意,因病不能作计划,故不曾对朋友说。“2,若要《新青年》‘改变内容’,非恢复我们‘不谈政治’的戒约,不能做到。但此时上海同人似不便做此一着,兄似更不便,因为不愿示人以弱。但北京同人正不妨如此宣言。自九卷一号移到北京来。由北京同人于九卷一号内发表一个新宣言,略根据七卷一号的宣言,而注重学术思想艺文的改造,声明不谈政治。“孟和说,《新青年》既被邮局停寄,何不暂时停办,此是第三种办法。但此法与《新青年》的营业,似有妨碍,故不如前两法。“总之,此问题现在确有解决之必要。望兄质直答我,并望原谅我的质直说话。“此信一涵、慰慈见过。守常、孟和、玄同三人知道此信的内容,他们对于前两案办法都赞成,以为都可行。余人我明天通知。适。“抚五看过。说‘深表赞同’。适。“此信我另抄一份,寄给上海编辑部看。适。”独秀接到此信后,反应极坏。一九二一年一月二十六日,胡适之分函守常、豫才、玄同、孟和、慰慈、启明、抚五、一涵。他说:收陈十二月十六夜信后,复信“曾提出两条办法(原信奉上),我自信此两条皆无足以引起独秀误会之处,不意独秀答书颇多误解。守常兄已将此书传观,我至今日始见之,未及加以解释,恐误会更深,故附加一函,并附独秀与孟和书一份,再请你们各位一看。”胡适在回信中又说:“第三条‘停办’办法,我本已声明不用,可不必谈。第二条办法,豫才、启明和孟和都‘主张不必声明不谈政治’,我于第二次与独秀信中曾补叙入。此条含两层:1,移回北京,2,移回北京而宣言不谈政治。独秀对于后者似太生气,我很愿意取消‘宣言不谈政治’之说,单提出‘移回北京编辑’。……”信中又说:独秀对于另办一杂志的办法,“也有一层大误解。他以为这个提议是反对他个人。我并不反对他个人,亦不反对《新青年》,不过我认为今日有一个文学哲学杂志的必要,今《新青年》差不多成了Soviet Russia的汉译本,故我想另创一个专关学术艺文的杂志。今独秀既如此生气,并且认为反对他个人的表示,我很愿意取消此议,专提出‘移回北京编辑’一个办法。总之,我并不反对独秀——你们看他给孟和的信,便知他动了一点感情,故轻信一种极可笑的谣言。……”结果赞成胡适之主张的,有张慰慈、高一涵、王抚五。赞成第一条办法的,有李守常。赞成分裂的,有周氏兄弟。周作人说:“我看现在《新青年》的趋势是倾于分裂的,不容易勉强调和统一。无论用第一,第二条办法,结果还是一样,所以索性任他分裂,照第一条或者倒还好一点。”鲁迅的意见相同,但他补充一点:“但不必争《新青年》这一个名目。”钱玄同的话,说得更是透彻:“我以为我们对于仲甫兄的友谊,今昔一样,本未丝毫受伤。但《新青年》这个团体,本是自由组合的,即使其中有人彼此意见相左,也只有照‘临时退席’的办法,断不可提出解散的话。极而言之,即使大家对于仲甫兄感情真坏极了,友谊也断绝了,只有他一个人还是要办下去,我们也不能要他停办。至于《新青年》精神之能团结与否,这是要看各个人的实际思想如何来断定,断不在乎《新青年》三个字的金字招牌。”衍变至此,《新青年》确乎只有分裂一途了,二月十五日,独秀致函胡适之,就是分裂的正式宣告。在上海出版的《新青年》,第八卷第六号付排时,印刷所受法国帝国主义者的搜查,稿件被没收,所以这一期迟至一九二一年四月一日才能出版。以后虽移粤出版,但九卷四号起完全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刊物。独秀的信如下:“六日信收到了。我当时不赞成《新青年》移北京,老实说是因为近来大学空气不大好;现在《新青年》已被封禁,非移粤不能出版,移京已不成问题了。你们另外办一个报,我十分赞成,因为中国好报太少,你们做出来的东西总不差,但我却没有工夫帮助文章。而且在北京出版,我也不宜做文章。我是一时不能回上海了。你劝我对于朋友不要太多疑,我承认是我应该时常不可忘却的忠告,但我总是时时提心吊胆恐怕我的好朋友书呆子为政客所利用。我仍希望你非候病十分好了,不可上课,做文章,而且很想你来广东一游。弟独秀白。”陈独秀所担心的好朋友书呆子,后来办了《努力周报》,自命为不谈政治的提倡了“好人政府”,本来鼓吹文学革命的钻进了国故堆中,只有当时站在中间立场的周氏兄弟和钱玄同保持独立,并未加入《努力周报》。到他们第三势力的刊物《语丝》出版,和继承《努力周报》的《现代评论》派的正人君子为敌,可说是开辟了第二战场。过了许多年之后,鲁迅时时回忆到五四这个时代:“……而北京学界,前此固亦有其光荣,但当时的战士,却‘功成,名遂,身退’者有之,‘身隐’者有之,‘身升’者有之,好好的一场恶斗,几乎令人有‘若要官,杀人放火受招安’之感,……”这当然指的是胡适之一流人物。但说到当时的文风,鲁迅对胡适之也很佩服的,“……其时最惹我注意的是陈独秀和胡适之,假如将韬略比作一间仓库罢。独秀先生的是外面竖一面大旗,大书道:‘内有武器,来者小心!’但那门却开着的,里面有几支枪,几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适之先生的是紧紧的关着门,门上粘一条小纸条道:‘内无武器,请勿疑虑。’这自然可以是真的,但有些人——至少是我这样的人——有时总不免要侧着头想一想。半农确是令人不觉其有‘武库’的一个人,所以我佩服陈、胡,却亲近半农。”继钱玄同之后,刘半农却也是绍兴县馆的一个常客。鲁迅对陈胡文风的评断,也即是对他们人格的评断,有道是“文如其人”。陈独秀从参加辛亥革命,到领导五四运动,建立中国共产党,加入托派,直至发表《我的根本意见》,离开托派为止,他都是开着大门,让人家看清楚他的武器的,这是一个作为革命家的他的伟大处,和那种只知玩弄政治手段的阴谋家、阳谋家不能相提并论的。鲁迅当时亲近的主要是钱玄同和刘半农,对于前者,鲁迅评论到:“……例如玄同之文,即颇汪洋,而少含蓄,使读者览之了然,无所疑惑,故于表白意见,反为相宜,效力亦复很大,我的东西却常招误解,有时竟大出于意料之外,可见意在简练,稍一不慎,即易流于晦涩,而其弊有不可究诘者为。(不可究诘四字颇有语病,但一时想不出适当之字,姑仍之,意但云‘其弊破大’耳。)”对于后者,鲁迅的评论相当多,但这确实是对于一个朋友的评论,这和鲁迅对于章太炎的评论一样,师友相处之道,鲁迅给予了一个模式,确实值得人们效法的。所以我尽量把鲁迅后来有关刘半农的文章引在下面:“我已经忘记了怎么和他初次会面,以及他怎么能到了北京。他到北京,恐怕是在《新青年》投稿之后,由蔡孑民先生或陈独秀先生去请来的,到了之后,当然更是《新青年》里的一个战士。他活泼,勇敢,很打了几次大仗。譬如罢,答王敬轩的双鐄信,‘她’字和‘牠’字的创造,就都是的。这两件,现在看起来,自然是琐屑得很,但那是十多年前,单是提倡新式标点,就会有一大群人‘若丧考妣’,恨不得‘食肉寝皮’的时候,所以的确是‘大仗’。…………“但半农的活泼,有时颇近于草率,勇敢也有失之无谋的地方。但是,要商量袭击敌人的时候,他还是好伙伴,进行之际,心口并不相应,或者暗暗的给你一刀,他是决不会的。倘若失了算,那是因为没有算好的缘故。……“所谓亲近,不过是多谈闲天,一多谈,就露出了缺点。几乎有一年多,他没有消失掉从上海带来的才子必有‘红袖添香夜读书’的艳福的思想,好容易才给我们骂掉了。但他好像到处都这么的乱说,使有些‘学者’皱眉。……那些人们批评他的为人,是:浅。“不错,半农确是浅。但他的浅,却如一条清溪,澄澈见底,纵有多少沉渣和腐草,也不掩其大体的清。倘使装的是烂泥,一时就看不出它的深浅来了;如果是烂泥的深渊呢,那就更不如浅一点的好。……“近几年,半农渐渐的据了要津,我也渐渐的更将他忘却;但从报章上看见他禁称‘蜜斯’之类,却很起了反感:我以为这些事情是不必半农来做的。从去年来,又看见他不断的做打油诗,弄烂古文,回想先前的交情,也往往不免长叹。我想,假如见面,而我还以老朋友自居,不给一个‘今天天气……哈哈哈’完事,那就也许会弄到冲突的罢。“不过,半农的忠厚,是还使我感动的。我前年曾到北平,后来有人通知我,半农是要来看我的,有谁恐吓了他一下,不敢来了。这使我很惭愧,因为我到北平后,实在未曾有过访问半农的心思。“现在他死去了,我对于他的感情,和他生时也并无变化。我爱十年前的半农,而憎恶他的近几年。这憎恶是朋友的憎恶,因为我希望他常是十年前的半农,他的为战士,即使‘浅’罢,却于中国更为有益。我愿以愤火照出他的战绩,免使一群陷沙鬼将他先前的光荣和死尸一同拖入烂泥的深渊。”鲁迅这篇《忆刘半农君》写于一九三四年八月一日,他早已转移了斗争阵地,和刘半农与钱玄同的生活意识相去甚远,他所说的看了刘半农的打油诗为之长叹,岂止长叹而已,他且起而加以抨击:“……随手举一个例,就是登在《论语》二十六期上的刘半农先生‘自注自批’的《桐花芝豆堂诗集》这打油诗。北京大学招考,他是阅卷官,从国文卷子上发现一个可笑的错字,就来做诗,那些人被挖苦得真是要钻地洞,那些刚毕业的中学生。自然,他是教授,凡所指摘,都不至于不对的,不过我以为有些却还可有磋商的余地。集中有一个‘自注’道——“‘有写‘倡明文化’者,余曰:倡即‘娼’字,凡文化发达之处,娼妓必多,谓文化由娼妓而明,亦言之成理也。“娼妓的娼,我们现在是不写作“倡”的,但先前两字通用,大约刘先生引据的是古书。不过要引古书,我记得《诗经》里有一句‘倡予和女’,好像至今还没有人解作‘自己也做了婊子来应和别人’的意思。所以那个错字,错而已矣,可笑可鄙却不属于它的。还有一句是——“‘幸“萌科学思想之芽”’。“‘萌’字和‘芽’字旁边都加着一个夹圈,大约是指明着可笑之处在这里的罢,但我以为“萌芽”,“萌蘖”,固然是一个名词,而“萌动”,“萌发”,就成了动词,将“萌”字作动词用,似乎也并无错误。“五四运动时候,提倡(刘先生或者会解作‘提起婊子’来的罢)白话的人们,写错几个字,用错几个古典,是不以为奇的,但因为有些反对者说提倡白话者都是不知古书,信口胡说的人,所以往往也做几句古文,以塞他们的嘴。但自然,因为从旧垒中来,积习太深,一时不能摆脱,因此带着古文气息的作者,也不能说是没有的。“当时的白话运动是胜利了,有些战士,还因此爬了上去,但也因为爬了上去,就不但不再为白话战斗;并且将它踏在脚下,拿出古字来嘲笑后进的青年了,因为还正在用古书古字来笑人,有些青年便又以看古书为必不可省的工夫,以常用文言的作者为应该模仿的格式,不再从新的道路上去企图发展,打出新的局面来了。“现在有两个人在这里:一个是中学生,文中写‘留学生’为‘流学生’,错了一个字;一个是大学教授,就得意洋洋的做了一首诗,曰:‘先生犯了弥天罪,罚往西洋把学流,应是九流加一等,面筋熬尽一锅油。’我们看罢,可笑是在那一面呢?”鲁迅写这文章时,距离刘半农的死约莫十个月,因为“他也是我的老朋友”,所以虽然抨击,文字却写得婉而讽。这诚如鲁迅所说:是“无情的冷嘲”和“有情的讽刺”之别罢。鲁迅并非辩护青年人可以有资格写错字,鲁迅的用心非常“忠厚”,他对老朋友也是不得已而道的。其实刘半农写那样的打油诗,仍不过显示他的“浅”而已。刘半农死后,鲁迅不仅写文追悼他,而且再三表出他是文学革命中的战士,反对别有用心的人利用他为“复古的先贤”,用“他的神主来打趋时的人们”。鲁迅在《趋时与复古》这篇文章中说:“古之青年,心目中有了刘半农三个字,原因并不在他擅长音韵学,或是常做打油诗,是在他跳出鸳蝴派,骂倒王敬轩……然而那时有一部分人,却毁之为‘趋时’。时代到底好像有些前进,光阴流过去,渐渐将这谥号洗掉了,自己爬上了一点,也就随和一些,于是终于成为干干净净的名人。但是,‘人怕出名猪怕壮’,他这时也要成为包起来作为医治新的‘趋时’病的药料了。“这并不是半农先生独个的苦境,旧例着实有。广东举人多得很,为什么康有为独独那么有名呢,因为他是公车上书的头儿,戊戌政变的主角,趋时;留英学生也不希罕,严复的姓名还没有消失,就在他先前认真的译过好几部鬼子书,趋时;清末,治朴学的不止太炎先生一个人,而他的声名,远在孙诒让之上者,其实是为了他提倡种族革命,趋时,而且还‘造反’。后来‘时’也‘趋’了过来,他们就成为活的纯正的先贤。但是,晦气也夹屁股跟到,康有为永定为复辟的祖师,袁皇帝要严复劝进,孙传芳大帅也来请太炎先生投壶了。原是拉车前进的好身手,腿肚大,臂膊也粗,这回还是请他拉,拉还是拉,然而是拉车屁股向后,这里只好用古文,‘呜呼哀哉,尚飨’了。“我并不在讥刺半农先生曾经‘趋时’,我这里所用的是普通所谓‘趋时’中的一部分:‘前驱’的意思。他虽然自认‘没落’,其实是战斗过来的。……”鲁迅的悼念刘半农,也可说是悼念五四这个时代,惋惜半农,也就是惋惜后来自认“没落”的那一辈战士。历史无情,不前进就后退,所谓朋友也就因此失去了了解,譬如钱玄同吧,鲁迅是由他的劝诱起而与之并肩作战的。当一九二九年五月间他在北平时,给许广平的信上说:“……途次往孔德学校,去看旧书,遇金立因,胖滑有加,唠叨如故,时光可惜,默不与谈;……”那简直连对刘半农那样的感情都没有了!鲁迅说过:“一九二零至二二这三年间,‘北京’倒显着寂寞荒凉的古战场的情景。”他自己呢,诚如一九三三年在《徬徨》的题诗所说:“寂寞新文苑,平安旧战场,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徬徨。”徬徨虽然徬徨,但他并没有放下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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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应该回头来谈谈鲁迅的小说,特别是谈谈别人已经谈了很多的《阿Q正传》了。我们先让鲁迅谈谈他“怎么做起小说来? ”“……在中国,小说不算文学,做小说的也决不能称为文学家,所以并没有人想在这一条道路上出世。我也并没有要将小说抬进‘文苑’里的意思,不过想利用他的力量,来改良社会。“但也不是自己想创作,注重的倒是在绍介,在翻译,而尤其注重于短篇,特别是被压迫的民族中的作者的作品。因为那时正盛行着排满论,有些青年,都引那叫喊和反抗的作者为同调的。所以‘小说作法’之类,我一部都没有看过,看短篇小说却不少,小半是自己也爱看,大半则因了搜寻绍介的材料。也看文学史和批评,这是因为想知道作者的为人和思想,以便决定应否绍介给中国。和学问之类,是绝不相干的。“因为所求的作品是叫喊和反抗,势必至于倾向了东欧,因此所看的俄国,波兰以及巴尔干诸小国作家的东西就特别多。也曾热心的搜求印度、埃及的作品,但是得不到。记得当时最爱看的作者,是俄国的果戈理(N.Gogol)和波兰的显克微支(H.Sienkiewitz)。日本的,是夏目漱石和森鸥外。“回国以后,就办学校,再没有看小说的工夫了,这样的有五六年。为什么又开手了呢?——这也已经写在《呐喊》的序文里,不必说了。但我的来做小说,也并非自以为有做小说的才能,只因为那时是住在北京的会馆里的,要做论文罢,没有参考书,要翻译罢,没有底本,就只好做一点小说模样的东西塞责,这就是《狂人日记》。大约所仰仗的全在先前看过的百来篇外国作品和一点医学上的知识,此外的准备,一点也没有。“但是《新青年》的编辑者,却一回一回的来催,催几回,我就做一篇,这里我必得纪念陈独秀先生,他是催促我做小说最着力的一个。“自然,做起小说来,总不免自己有些主见的。例如,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我深恶先前的称小说为‘闲书’,而且将‘为艺术的艺术’,看作不过是‘消闲’的新式的别号。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鲁迅说得很清楚,他写小说的目的:(一)不过想利用它的力量,来改良社会;(二)小说必须“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但他又自认他的小说,在当时可以称得是“革命文学”,因为《新青年》提倡“文学革命”的运动,无疑是一个革命的运动。他虽然对于“文学革命”并没有怎样的热情,尤其是见过辛亥革命,二次革命,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之后,使得他怀疑、失望、颓唐了,他又觉得“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所以虽然缺少对于“文学革命”的热情,却出于对热情者的同感,故在寂寞中也想喊几声助助威……但为此,必须与前驱者取得同一步调,而且还要删削些黑暗,装点些欢容,使作品比较得显出些亮色,这就是后来结集起来的《呐喊》。他又自认为这是“遵命文学”,是遵奉那时革命的前驱的命令,也是他自己愿意遵奉的命令,不是皇上的圣旨,也不是金元和真的指挥刀。后来《新青年》的团体散掉了,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他依然在沙漠中走来走去,只因为成了游勇,布不成阵,所以技术虽然比前好,思路也较少拘束,战斗的意气却冷得不少,于是结印这时期的作品,就命名为《徬徨》。此后能称之为创作的,尚有《野草》、《故事新编》、《朝花夕拾》三种,却不能算做小说。鲁迅纪念独秀先生,为的他最着力催促他做小说,作人的《回想录》说:“我们与仲甫的交涉,与其说是功课上,倒还不如文字上为多,便是都与《新青年》有关系的,所以从前发表的一篇‘实庵的尺牍’,共总十六通,都是如此,申第十二是一九二零所写的,末尾有一行道 :“‘鲁迅兄做的小说,我实在五体投地的佩服。’在那时候,他还只看得《孔乙己》和《药》这两篇,就这样说了,所以他的眼力是很不错的。九月来信又说:“‘豫才兄做的小说,实在有集拢来重印的价值,请你问他倘若以为然,可就《新潮新青年》剪下自行订正,寄来付印。’等到《呐喊》在一九二一年的年底编成,第二年出版,这已经在他的说话的三年之后了。”鲁迅的小说,虽说深得陈独秀的赏识,但在《新青年》发表的,为数不过五篇,最出名的《阿Q正传》,发表在《晨报副刊》上,《新青年》已经在分裂了,在往后几年,这古战场的情景中,只有鲁迅几个人在支撑着由《新青年》开始创导的新文化运动的余绪,这时以后到鲁迅南下(一九二六年)的期间,鲁迅和许多年青人在一起,确实做了许多事,如《语丝》和《莽原》的创刊,“未名社”的出版多种文学译著,以及对章士钊的斗争等;尤其是三·一八事件中凌厉无前横扫千军的一枝铁笔,使“正人君子”无所遁形。这几年确实可说是鲁迅的时代。他像一支火把,其余的都是爝火。惟有从这时起,他才真真正正的成了一个文化斗士。对于《阿Q正传》的批评多得很,但我们应该听鲁迅自己所说的。“阿Q的影象,在我心目中似乎确已有了好几年,但我一向毫无写他出来的意思。经这(按:孙伏园)一提,忽然想起来了,晚上便写了一点,就是第一章:序。因为要切‘开心话’这题目,就胡乱加上些不必有的滑稽,其实在全篇里也是不相称的。署名是‘巴人’,取‘下里巴人’,并不高雅的意思。谁料这署名又闯了祸了,但我却一向不知道,今年在《现代评论》上看见涵庐(即高一涵)的《闲话》才知道的。那大略是——“……‘我记得当《阿Q正传》一段一段陆续发表的时候,有许多人都栗栗危惧,恐怕以后要骂到他的头上。并且有一位朋友,当我面说,昨日《阿Q正传》上某一段仿佛就是骂他自己。因此便猜疑《阿Q正传》是某人作的,何以呢?因为只有某人知道他这一段私事。……从此疑神疑鬼,凡是《阿Q正传》中所骂的,都以为就是他的阴私;凡是与登载《阿Q正传》的报纸有关系的投搞人,都不免做了他所认为《阿Q正传》的作者的嫌疑犯了!到他打听出来《阿Q正传》的作者名姓的时候,他才知道他和作者素不相识,因此,才恍然自悟,又逢人声明说不是骂他。’(第四卷第八十九期)“我对于这位‘某人’先生很抱歉,竟因我而做了许多天嫌疑犯。可惜不知是谁,‘巴人’两字很容易疑心到四川人身上去,或者是四川人罢。直到这一篇收在《呐喊》里,也还有人问我:你实在是在骂谁和谁呢?我只能悲愤,自恨不能使人看得我不至于如此下劣。……“这样地一周一周挨下去,于是乎就不免发生阿Q可要做革命党的问题了。据我的意思,中国倘不革命,阿Q便不做,既然革命,就会做的。我的阿Q的运命,也只能如此,人格也恐怕并不是两个。民国元年已经过去,无可追踪了,但此后倘再有改革,我相信还会有阿Q似的革命党出现。我也很愿意如人们所说,我只写出了现在以前的或一时期,但我还恐怕我所看见的并非现代的前身,而是其后,或者竟是二三十年之后。其实这也不算辱没了革命党,阿Q究竟已经用竹筷盘上他的辫子了。…………“先前,我觉得我很有写得‘太过’的地方,近来却不这样想了。中国现在的事,即使如实描写,在别国的人们,或将来的好中国的人们看来,也都会觉得Grotesk。我常常假想一件事,自以为这是想得太奇怪了;但倘遇到相类的事实,却往往更奇怪。在这事实发生以前,以我的浅见寡识,是万万想不到的。“大约一个多月以前,这里枪毙一个强盗,两个穿短衣的人各拿手枪,一共打了七枪。不知道是打了不死呢,还是死了仍然打,所以要打得这么多。当时我便对我的一群少年同学们发感慨,说:这是民国初年初用枪毙的时候的情形;现在隔了十多年,应该进步些,无须给死者这么多的苦痛。北京就不然,犯人未到刑场,刑吏就从后脑一枪,结果了性命,本人还来不及知道已经死了呢。所以北京究竟是‘首善之区’,便是死刑,也比外省的好得远。“但是前几天看见十一月二十三日的北京《世界日报》,又知道我的话并不的确了,那第六版上有一条新闻,题目是《杜小栓子刀铡而死》,共分五节,现在撮录一节在下面——“杜小栓子刀铡余人枪毙 先时,卫戍司令部因为从了毅军各兵士的请求,决定用‘枭首刑’,所以杜等不曾到场以前,刑场已预备好了铡草大刀一把了。刀是长形的,下边是木底,中缝有厚大而锐利的刀一把,刀下头有一孔,横嵌木上,可以上下的活动,杜等四人入刑场之后,由招扶的兵士把杜等架下刑车,就叫他们脸冲北,对着已备好的刑桌前站着。……杜并没有跪,有外右五区的某巡官去问杜:要人把着不要?杜就笑而不答,后来就自己跑到刀前,自己睡在刀上,仰面受刑,先时行刑兵已将刀抬起,杜枕到适宜的地方后,行刑兵就合眼猛力一铡,杜的身首,就不在一处了。当时血出极多。在旁观跪等枪决的宋振山等三人,也各偷眼去看,中有赵振一名,身上还发起颤来。后由某排长拿手枪站在宋等的后面,先毙宋振山,后毙李有三、赵振,每人都是一枪毙命。……先时,被害程步墀的两个儿子忠智、忠信,都在场观看,放声大哭,到各人执刑之后,去大喊:爸!妈呀!你的仇已报了!我们怎么办哪?听的人都非常难过,后来由家族引导着回家去了。“假如有一个天才,真感着时代的心搏,在十一月二十日发表出记叙这样情景的小说来,我想,许多读者一定以为是说着包龙图爷爷时代的事,在西历十一世纪,和我们相差将有九百年。“这真是怎么好……。”《阿Q正传》有法文和英文译本,但鲁迅只给俄文译本写有《序》和《自叙传略》,这序对于怎样写这篇小说,又有不同于上面的说明。“我虽然已经试做,但终于自己还不能很有把握,我是否真能够写出一个现代的我们国人的魂灵来。别人我不得而知,在我自己,总仿佛觉得我们人人之间各有一道高墙,将各个分离,使大家的心无从相印。这就是我们古代的聪明人,即所谓圣贤,将人们分为十等,说是高下各不相同。其名目现在虽然不用了,但那鬼魂却存在,并且,变本加厉,连一个人的身体也有了等差,使手对于足也不免视为下等的异类。造化生人,已经非常巧妙,使一个人不会感到别人的肉体上的痛苦了,我们的圣人和圣人之徒却又补了造化之缺,并且使人们不再会感到别人的精神上的痛苦。“我们的古人又造出了一种难到可怕的一块一块的文字;但我还并不十分怨恨,因为我觉得他们倒并不是故意的。然而,许多人却不能借此说话了,加以古训所筑成的高墙,更使他们连想也不敢想。现在我们所能听到的不过是几个圣人之徒的意见和道理,为了他们自己;至于百姓,却就默默的生长,萎黄,枯死了,象压在大石底下的草一样,已经有四千年!“要画出这样沉默的国民的魂灵来,在中国实在算一件难事,因为,已经说过,我们究竟还是未经革新的古国的人民,所以也还是各不相通,并且连自己的手也几乎不懂自己的足。我虽然竭力想摸索人们的魂灵,但时时总自憾有些隔膜。在将来,围在高墙里面的一切人众,该会自己觉醒,走出,都来开口的罢,而现在还少见,所以我也只得依了自己的觉察,孤寂地姑且将这些写出,作为在我的眼里所经过的中国的人生。“我的小说出版之后,首先收到的是一个青年批评家的谴责;后来,也有以为是病的,也有以为滑稽的,也有以为讽刺的;或者还以为冷嘲,至于使我自己也要疑心自己的心里真藏着可怕的冰块。……”对于鲁迅小说各式各样的批评,我们完全不去理会,只有作者自己的表达,说明,才能使读者对他的小说有真正的理解,同时也显出小说本身所具有的价值。按照鲁迅所说,《阿Q正传》确实说中了许多人的阴私,也刺中了许多人的灵魂。这许多人也许不是阿Q,而是赵太爷,假洋鬼子,和以阿Q的精神胜利法自我安慰的人。鲁迅认为要革命不免有阿Q式的革命党。革命成功后,屈服于旧势力,让旧势力篡夺革命果实,那么这种自以为创造了革命的革命党,就是阿Q。阿Q的时代背景,当然是辛亥革命,我们已谈过鲁迅在辛亥革命前后的经历,像绍兴一地那样所发生的政治上的迅速变化,正在全中国到处发生。这个革命很快使人失望,鲁迅只能浮沉在北京的官僚层中,躲在会馆里抄着古书古碑,麻醉自己。于是阿Q的形象,在他脑中逐渐的形成,这是由时代的影子浓缩成的,而它又逐渐的变成了沉默的国民的灵魂。但阿Q究竟盘上了辫子,这也证明革命并不是完全白费的,这就是鲁迅的进化观点。鲁迅又认为未来的二三十年,仍是阿Q的时代。鲁迅的预见不无理由,而且历史正是如此证明的。辛亥革命过去了,一九二七年又发生了革命,结果仍是新的赵太爷,新的假洋鬼子们篡夺了革命,失败了的革命党仍是阿Q式的,他们把失败当做胜利,把革命说做“革命向更高阶段的发展”,于是进行了绝望的广州暴动。有一个著名的革命家说,“这是挨打之后的磨拳擦掌”,阿Q!一九四九年全中国解放了,但革命党宣布这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成功,新的资本主义发展至少还有二十年,可是不到三年,资本主义的“五毒”上身了,革命以后的农民说:“这样下去,不是又要走老路了吗?”于是连续进行“三反”、“五反”、“公私合营”,以至“社会主义改造”,最后不得不承认这个革命其实是“不断革命”,这也确实是阿Q式的。有人要把写阿Q时代的鲁迅捧做革命家,和李大钊并列,好似《新青年》后期,鲁迅和李大钊才是前进的人,这是滥言妄语。鲁迅确实可以说得是一个前进的斗士,但他只是个彻底的民主主义者,他受十月革命的影响,但怀疑这个革命(《答国际文学社问》),所以他不可能进而成为一个社会主义者,与陈独秀李大钊并列(人家不提陈独秀,因为他以后加入了托派),正是这一点,他的前进止于“呐喊”,向前一步,他更徬徨了,而且他看得前途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呢!鲁迅转抄了“杜小栓子刀铡而死”的故事,他着急地叫喊“这真是怎么好……”已经不是写阿Q时那样的只是嘲弄式的悲哀了!这样的故事我们可以续写下去,文化大革命中种种形式的公审,向人民低头认罪的故事,已有红卫兵的记录斑斑可考,可是下面的真实故事则是从未见过著录的。宗法社会早已消灭了,但是宗法社会的意识仍残存在中国的乡村里,譬如赵家村和李家村的地主经过多次的斗争,本已蜕化为普通的农民,但仍背着“地主”这个历史性的黑名。文化大革命时,赵家村的红卫兵赶到李家村把姓李的地主杀了,接着李家村的红卫兵为了报复又去杀赵家村的地主,所谓地主的孑遗就是这样消灭净尽的。红卫兵又强迫地主的儿女杀自己的地主父母,结果有几个地主儿女联合起来在几条村内摸黑杀死了十一个干部和红卫兵,上山去了。“这真是怎么好!”一定会有人说我造谣。我是从一个游水逃来的过去的红卫兵口中听来的,这个红卫兵小腹上有一个前后洞穿的弹道疤痕,他们起来要揪“军中一小撮走资派”时给人民解放军枪伤的,那时文化大革命已接近尾声,全部红卫兵都受到镇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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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在要回头谈谈鲁迅的生活。鲁迅是新台门的肖子,但他已无意重振新台门的家声,他要迁居到北京去,重新安排家计。“一九一九年七月十日:约徐吉轩往八道弯看屋。“二十三日,午后拟买八道弯罗姓屋,同原主赴警察总厅报告。“二十六日,为二弟及眷属租定间壁王氏房四大间,付泉卅三元。“八月二日,午后往西直门内横桥巡警分驻所问屋事。“十日,午后二弟,二弟妇、丰、谧、蒙及重久君自东京来,寓间壁王宅内。“十八日,午后往市政公所验契。“十九四,上午往浙江兴业银行取泉。买罗氏屋成。晚在广和居收契并先付见泉一千七百五十元,又中保泉一百七十五元。“九月三日,下午得三弟信并汇券千。“六日,午后二弟领得买屋凭单来。“十九日,夜得三弟信并泉六百。“十月五日,午后往徐吉轩寓,招之同往八道弯,收房九间,交泉四百。“六日,午后往警察厅报告修理房屋事。“十一日,午后往洪桥警察分驻所验契。“十九日,上午同重君,二弟、二弟妇及丰、谧、蒙同游农事试验场,至下午归,并顺道视八道弯宅。“十一月四日,下午同徐吉轩往八道弯,会罗姓并中人等,交与泉一千三百五十,收房屋讫。“十三日,上午托齐寿山假他人泉五百,息一分三厘,期三月。在八道弯宅置水道,付工值银八十元一角。水管经陈姓宅,被索去假道之费三十元,又居间者索去五元。“二十一日,上午与二弟眷属俱移入八道弯宅。“二十六日,上书请归省。“二十九日,午后付木工泉百七十五,波黎泉四十。凡修缮房屋之事略备具。“十二月一日,晨至前门乘京奉车,午抵天津。“二日,夜抵上海。“三日,午抵杭州。“四日,晚抵绍兴城,即乘轿回家。“十九日,晚传叔祖母治馔饯行,随母往,三弟亦偕。“二十一日,夜理行李粗毕。“二十二日,与三弟等同至消摇漊扫墓,晚归。“二十四日,下午以舟二艘奉母偕三弟及眷属,携行李发绍兴。蒋王田叔来送。夜灯笼焚,以手按灭之,伤指。“二十九日,下午俱到家。” 根据上面摘录的《日记》,八道弯的房屋,经之营之,皆鲁迅一人亲力亲为。新台门的房子公共出售后分回的钱,鲁迅自己的钱,借贷的钱,合起来才付清屋价装修费用。他又亲自去绍兴接眷,克尽了作为一家之主的责任。他从此和亲切的故乡脱离了,但这故土,这人情,这生活、这时代,永远活生生地再现在他的小说和回忆中,我们只举出故乡一篇为例。“我冒了严寒,回到相隔二千余里,别了二十余年的故乡去。“时候既然是深冬;渐近故乡时,天气又阴晦了,冷风吹进船舱中,呜呜的响,从篷隙向外一望,苍黄的天底下,远近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没有一些活气。我的心禁不住悲凉起来了。“阿!这不是我二十年来时时记得的故乡?“我所记得的故乡全不如此。我的故乡好得多了。但要我记起他的美丽,说出他的佳处来,却又没有影像,没有言辞了。仿佛也就如此。于是我自己解释说:故乡本也如此,--虽然没有进步,也未必有如我所感的悲凉,这只是我自己心情的改变罢了,因为我这次回乡,本没有什么好心绪。“我这次是专为了别他而来的。我们多年聚族而居的老屋,已经公同卖给别姓了,交屋的期限,只在本年,所以必须赶在正月初一以前,永别了熟识的老屋,而且远离了熟识的故乡,搬家到我在谋食的异地去。“第二日清早晨我到了我家的门口了。瓦楞上许多枯草的断茎当风抖着,正在说明这老屋难免易主的原因。几房的本家大约已经搬走了,所以很寂静。我到了自家的房外,我的母亲早已迎着出来了,接着便飞出了八岁的侄儿宏儿。“我的母亲很高兴,但也藏着许多凄凉的神情,教我坐下,歇息,喝茶,且不谈搬家的事。宏儿没有见过我,远远的对面站着只是看。“但我们终于谈到搬家的事。我说外间的寓所已经租定了,又买了几件家具,此外须将家里所有的木器卖去,再去增添。母亲也说好,而且行李也略已齐集,木器不便搬运的,也小半卖去了,只是收不起钱来。“‘你休息一两天,去拜望亲戚本家一回,我们便可以走了。’母亲说。“‘是的。’“‘还有闰土,他每到我家来时,总问起你,很想见你一回面。我已经将你到家的大约日期通知他,他也许就要来了。’“这时候,我的脑里忽然闪出一幅神异的图画来:……“现在我的母亲提起了他,我这儿时的记忆,忽而全都闪电似的苏生过来,似乎看到了我的美丽的故乡了。我应声说:“‘这好极!他,——怎样?……’“‘他?……他景况也很不如意……’母亲说着,便向房外看,‘这些人又来了。说是买木器,顺手也就随便拿走的,我得去看看。’“母亲站起身,出去了。门外有几个女人的声音。我便招宏儿走近面前,和他闲话:问他可会写字,可愿意出门。“‘我们坐火车去么?’“‘我们坐火车去。’“‘船呢?’“‘先坐船……’“‘哈!这模样了!胡子这么长了!’一种尖利的怪声突然大叫起来。“我吃了一吓,赶忙抬起头,却见一个凸颧骨,薄嘴唇,五十岁上下的女人站在我面前,两手搭在髀间,没有系裙,张着两脚,正像一个画图仪器里细脚伶仃的圆规。“我愕然了。“‘不认识了么?我还抱过你咧!’“我愈加愕然了。幸而我的母亲也就进来,从旁说:“‘他多年出门,统忘却了。你该记得罢,’便向着我说,‘这是斜对门的杨二嫂,……开豆腐店的。’“哦,我记得了。我孩子时候,在斜对门的豆腐店里确乎终日坐着一个杨二嫂,人都叫伊‘豆腐西施’。但是擦着白粉,颧骨没有这么高,嘴唇也没有这么薄,而且终日坐着,我也从没有见过这圆规式的姿势。那时人说:因为伊,这豆腐店的买卖非常好。但这大约因为年龄的关系,我却并未蒙着一毫感化,所以竟完全忘却了。然而圆规很不平,显出鄙夷的神色,仿佛嗤笑法国人不知道拿破仑,美国人不知道华盛顿似的,冷笑说 :“‘忘了?这真是贵人眼高……’“‘那有这事……我……’我惶恐着,站起来说。“‘那么,我对你说。迅哥儿,你阔了,搬动又笨重,你还要什么这些破烂木器,让我拿去罢。我们小户人家,用得着。’“‘我并没有阔哩。我须卖了这些,再去……’“‘阿呀呀,你放了道台了,还说不阔?你现在有三房姨太太;出门便是八抬的大轿,还说不阔?吓,什么都瞒不过我。’“我知道无话可说了,便闭了口,默默的站着。“‘阿呀阿呀,真是愈有钱,便愈是一毫不肯放松,愈是一毫不肯放松,便愈有钱……’圆规一面愤愤的回转身,一面絮絮的说,慢慢向外走,顺便将我母亲的一副手套塞在裤腰里,出去了。“此后又有近处的本家和亲戚来访问我。我一面应酬,偷空便收拾些行李,这样的过了三四天。“一日是天气很冷的午后,我吃过午饭,坐着喝茶,觉得外面有人进来了,便回头去看。我看时,不由的非常出惊,慌忙站起身,迎着走去。“这来的便是闰土。虽然我一见便知道是闰土,但又不是我这记忆上的闰土了。他身材增加了一倍;先前的紫色的圆脸,已经变作灰黄,而且加上了很深的皱纹;眼睛也像他父亲一样,周围都肿得通红,这我知道,在海边种地的人,终日吹着海风,大抵是这样的。他头上是一顶破毡帽,身上只一件极薄的棉衣,浑身瑟索着;手里提着一个纸包和一支长烟管,那手也不是我所记得的红活圆实的手,却又粗又笨而且开裂,像是松树皮了。“我这时很兴奋,但不知道怎么说才好,只是说:“‘阿!闰土哥,——你来了?……’“我接着便有许多话,想要连珠一般涌出:角鸡、跳鱼儿,贝壳,猹,……但又总觉得被什么挡着似的,单在脑里面回旋,吐不出口外去。“他站住了,脸上现出欢喜和凄凉的神情;动着嘴唇,却没有作声。他的态度终于恭敬起来了,分明的叫道:“‘老爷……’“我似乎打了一个寒噤;我就知道,我们之间已经隔了一层可悲的厚障壁了。我也说不出话。“他回过头去说:‘水生,给老爷磕头。’便拖出躲在背后的孩子来,这正是一个廿年前的闰土,只是黄瘦些,颈子上没有银圈罢了。‘这是第五个孩子,没有见过世面,躲躲闪闪……’“母亲和宏儿下楼来了,他们大约也听到了声音。“‘老太太。信是早收到了。我实在喜欢的了不得,知道老爷回来……’闰土说。“‘阿,你怎的这样客气起来。你们先前不是哥弟称呼么?还是照旧:迅哥儿。’母亲高兴的说。“‘阿呀,老太太真是……这成什么规矩。那时是孩子,不懂事……’闰土说着,又叫水生上来打拱,那孩子却害羞,紧紧的只贴在他背后。“‘他就是水生?第五个?都是生人,怕生也难怪的;还是宏儿和他去走走。’母亲说。“宏儿听得这话,便来招水生,水生却松松爽爽同他一路出去了。母亲叫闰土坐,他迟疑了一回,终于就了坐,将长烟管靠在桌旁,递过纸包来,说:“‘冬天没有什么东西了。这一点干青豆倒是自家晒在那里的,请老爷……’“我问问他的景况。他只是摇头。“‘非常难。第六个孩子也会帮忙了,却总是吃不够……又不太平……什么地方都要钱,没有定规……收成又坏。种出东西来,挑去卖,总要捐几回钱,折了本;不去卖,又只能烂掉……’“他只是摇头;脸上虽然刻着许多皱纹,却全然不动,仿佛石像一般。他大约只是觉得苦,却又形容不出,沉默了片时,便拿起烟管来默默的吸烟了。“母亲问他,知道他的家里事务忙,明天便得回去;又没有吃过午饭,便叫他自己到厨下炒饭吃去。“他出去了;母亲和我都叹息他的景况:多子,饥荒,苛税,兵,匪,官,绅,都苦得他像一个木偶人了。母亲对我说,凡是不必搬走的东西,尽可以送他,可以听他自己去拣择。……“又过了九日,是我们启程的日期。闰土早晨便到了,水生没有同来,却只带着一个五岁的女儿管船只。……“我们的船向前走,两岸的青山在黄昏中,都装成了深黛颜色,连着退向船后梢去。“宏儿和我靠着船窗,同看外面模糊的风景,他忽然问道:“‘大伯!我们什么时候回来?’“‘回来?你怎么还没有走就想回来了。’“‘可是,水生约我到他家玩去咧……’他睁着大的黑眼睛,痴痴的想。“我和母亲也都有些惘然,于是又提起闰土来。……“老屋离我愈远了;故乡的山水也都渐渐远离了我,但我却并不感到怎样的留恋。我只觉得我四面有看不见的高墙,将我隔成孤身,使我非常气闷;那西瓜地上的银项圈的小英雄的影像,我本来十分清楚,现在却忽地模糊了,又使我非常的悲哀。“我躺着,听船底潺潺的水声,知道我在走我的路。我想:我竟与闰土隔绝到这地步了,但我们的后辈还是一气,宏儿不是正在想念水生么。我希望他们不再像我,又大家隔膜起来……然而我又不愿意他们因为要一气,都如我的辛苦展转而生活,也不愿意他们都如闰土的辛苦麻木而生活,也不愿意都如别人的辛苦恣睢而生活。他们应该有新的生活,为我们所未经生活过的。……“我在朦胧中,眼前展开一片海边碧绿的沙地来,上面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我想: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鲁迅的乡土文学中,除《阿Q正传》外,我最爱读的是《故乡》和《社戏》,前者尤其是留下了时代的显明的痕迹,中国革命中最大的一个主角——农民,这时正受着极大的压迫,闰土便是被压迫农民的具体的形象。提出了问题就是解答了问题。在辛亥前后的革命者,着眼的目的是民族革命;最先朦朦胧胧提出中国经济改造的是孙中山;到马克思主义输入,中国共产党成立时,仍没有一个像样的土地政纲;但鲁迅借闰土这个人物,提出了被压迫的农民问题,农民方面对着“多子、饥荒、苛税、兵、匪、官、绅,都苦得像一个木偶人了”。闰土恭恭敬敬地喊一声“老爷”,这说明了二人之间阶级的隔绝,鲁迅希望他们“有新的生活,为我们所未经生活过的”,但这生活不存在好意的希望中,要在没有路走的大地上走出路来,这便需要农民自己的觉悟,自己的斗争,我们可以说,鲁迅是第一个用文学形式,提出这个问题的。过了七八年,农民果真站起来了,不到三十年,他们就解放了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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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再回到鲁迅迁家至北京后的生活,他如何负起了一家之主的责任。这时鲁迅颇有入不敷出的情形,他不断的向朋友借贷,一有收入,立即还清。有时须向义兴局出利息借钱 。“一九三零年一月六日,午后往本司胡同税务处税房契,计见泉百八十。“二月九日,还齐寿山所代假泉二百,息泉十一元七角。“十六日,还齐寿山所代假百元。“十七日,还齐寿山所代假泉二百,利泉八。“三月四日,午后从齐寿山假泉五十。“三十日,午后从戴芦舲假泉百。“三十一日,甚疲,请假。“四月十日,上午收三月上半月奉泉百廿。还戴芦舲百。“十六日,晚庭前植丁香二株。“二十一日,上午收上月所余奉泉百八十,还齐寿山五十。“二十五日,星期休息。午后同母亲、二弟及丰游三贝子园。“五月十六日,沛周岁,下午食面饮酒。“十九日,沛大病,夜延医不眠。“二十日,黎明送沛入同仁医院,芳子、重久同往,医云肺炎。午归,三弟往。下午作书问三弟以沛伏,晚得答,言似佳。“二十一日,上午往病院。“二十二日,在病院。托二弟从齐寿山假泉百。“二十三日,星期休息。在病院,上午一归,晚复往。“二十四日,在病院,沛病甚剧。“二十五日,在病院,晚归。夜半重久来,言沛病革,改驻赴病院。“二十六日,沛转安,上午往部,夜在病院。”二十七日至六月十四日,有十五天“夜在病院”,其他数目,无日不去病院。对于一个周岁的侄儿,看顾得直是无微不至,七月十三日,“沛退院回家”;十五日,“沛腹泻”,十六 日复入院。十八日,因直皖战争,“消息甚急,夜送母亲以下妇孺至东成同仁医院避”。十九日,“上午母亲以下诸人回家”。 这期间鲁迅不断向齐寿山借钱,几十元不等。照《鲁迅日记》所载,一九二零年八月六日,“晚马幼渔来,送大学聘书”。至十二月二十四日,“午后往大学讲”。一九二一年一月十二日,“午后往高师校讲”,自此他在佥事之外,从事教学工作。一九二一年二月四日,“晚收大学九月、十月是薪水共泉卅六”。可见当时大学讲师待遇之低,也许鲁迅所开的课时间不多。到了一九二一年三月二十九日,作人生病进了山本医院,鲁迅又不断去医院看视,又不断的向齐寿山等人借钱,四月十二日,“下午托齐寿山从义兴局借泉二百,息分半”。直至五月二十四日,“上午齐寿山来,同往香山碧雪寺,下午回”。二十七日,“清晨携工往西山碧云寺,为二弟整理所租屋,午后回”。六月二日,“下午送二弟往碧云寺,三弟、丰一俱去,晚归。”嗣后又不断的去西山,替作人买佛经,付房租,代寄稿,前后达五个月之久。作人《回想录》说:“我于六月二日搬到西山碧云寺里,所租的屋即在山门里边的东偏,是三间西房,位置在高台上面,西墙外是直临溪谷,前面隔着一条走路,就是一个很高的石台阶,走到寺外边去。这般若堂大概以前是和尚们‘挂单’的地方,……我把那西厢房一大统间布置起来,分作三部分,中间是出入口,北头作为卧室,摆一张桌子算是书房了,南头给用人王鹤招住,后来有一个时期,母亲带了他的孩子们夜来山上玩了一个星期,就腾出来暂时让给她用了。“我住在西山前后有五个月,一边养病,一边也算用功,但是这并不是什么重要的工作,主要的只是学习世界语,翻译些少见的作品。后来在《小说月报》上发表的从世界语译出的小说,即是那时的成绩;可是更重要的乃是后来给爱罗先珂做世界语讲演的翻译,记得有一篇是‘春天与其力量’,说得空灵巧妙,觉得实在不错,……在五月与九月之间一总给孙伏园写了六回的‘山中杂信’……”作人的文章以悠闲著名,从他在西山养病的记载中,他没有一个字说到鲁迅的“劳瘁”。作人从西山回家,据《鲁迅日记》,是九月二十一日,但可怪的是十月十九日的《日记》:“还二弟买书泉六元”,是不是从此时起,他们兄弟之间的经济已经分开了呢?我们无法得到其他旁证。一九二二年的《日记》遗失,现在所刊者,系据许寿裳的手抄片断补入。可注意者,正月二十七《日记》云:“旧除夕也,晚供先像。柬邀孙伏园,章士英晚餐,伏园来,章谢。夜饮酒甚多,谈甚久。”二月二日:“……又买泥制小动物四十个,分与诸儿。”可见他对于“祖先崇拜”,并不实行“思想革命”;而对于小孩子们的眷爱,永远不衰。十一月十四日,俄国的盲诗人爱罗先珂到北京,住在鲁迅家中,备受他们兄弟照顾,直至第二年四月十六日,才回苏联去,中国的留苏学生在东方大学见过他。鲁迅译了《爱罗先珂童话集》和《桃色的云》,为当时的青年所爱读,笔者当时曾从他那悲悯反抗的希望里得到鼓舞。鲁迅的小说《鸭的喜剧》,就是描写住在他家里的爱罗先珂的,“伊和希珂先,没有了,虾蟆的儿子。”这句描摹孩子口吻的话,是最生动不过的,读了使人想像到一切都漂溢着诗的意境,和鲁迅,爱罗先珂,天真的孩子,作人夫妇那种情景交融的胸怀。又谁知三个月之后,这种胸怀竟尔不再存在了呢。这三个月中,我们从《鲁迅日记》中找得到下列记载:“一九二三年四月八日:下午伏园携惠迪来,因并同二弟及丰一往公园,又遇李小峰章矛尘,同饮茗良久,傍晚归。“五月十日,晚与二弟小治肴酒共饮,三弟并邀伏园。“十三日,星期休息。午后与二弟应春光社约谈话。下午至中央公园会三弟及丰丸同饮茶。“二十六日,晚二弟治酒邀客,到者泽村、丸山、耀晨、凤举、士远、幼渔及我辈共八人。“六月二十六日,往禄米仓访凤举、耀辰,且见士远、尹默、二弟已先到,同饭,谈至傍晚始出。“七月三日,与二弟至东安市场……”十四日的《日记》,忽然出现了不同的调子,记着下列字句:“是夜始改在自室吃饭,自具一肴,此可记也。”看来似乎写得一样气定神闲,但熟知他们兄弟之间友于之情的,这样的句子,确乎是惊人心魄的了。“十九日,上午启孟自持信来,后邀欲问之,不至。”这封信的内容,鲁迅与作人从未披露过,据许广平后来的《鲁迅回忆》中所说,则是信封外面写着“鲁迅先生”,里面斩钉截铁地要鲁迅“以后不要到后边院子里来”。于是鲁迅被迫要搬出八道弯了,他的《日记》说:“七月二十六日,上午往砖塔胡同看屋。下午收拾书籍入箱。“二十九日,星期休息,终日收书册入箱,夜毕。“八月一日,午后收拾行李。“二日,下午携妇迁往砖塔胡同六十一号。”鲁迅和作人不和,只苦了他们母亲,她两头奔走,两个儿子谁也丢不下。“八月五日,晨母亲来视。“十三日,母亲来视,交来三太太笺,假十元,如数给之,其五元从母亲转借。“十九日,上午母亲来。“二十一日,午后母亲往八道弯宅。“二十二日,上午得三弟信并泉十五元。“二十六日,上午母亲遣潘妈来,给桃实七枚。三弟之款即令将交三太太收。“二十九日,上午母亲来,交三太太信,并所还钱五元,即以泉还母亲。“三十一日,上午母亲往新街口八道弯宅去。”这样的记载,多至引不胜引的,但他母亲病了,看医服药,都是鲁迅的事。“九月十六日,三太太以信来问母亲疾。“十八日,上午同母亲往山本医院诊。母亲往八道弯宅。” 这期间,鲁迅不停的看房子,借钱,可是他也病了。从十月三日以后,至十月八日为止,他的病大概非常缠绵,八日《日记》:“夜饮汾酒,始废粥进饭,距始病时三十九日矣。”他在一九三六年九月三日给母亲信说:男所生的病,报上虽说是神经衰弱,其实不是,而是肺病,且已经生了二三十年,被八道弯赶出后的一回,和章士钊闹后的一回,躺倒过的,就都是这病。……在病中,鲁迅仍不废工作和日常生活,而且于十月三十日买定了阜成门三条胡同廿一号的旧屋六间,价八百。他并没有钱买屋,钱都是向朋友借贷来的,这时他的主要收入做佥事的薪金,已积欠半年以上,例如十一月二十二日《日记》:“下午收奉金二月分者三十一,又三月分者百。”二十三日《日记》:“下午收三月分奉泉百五十。”至于大学里面教书收入,不仅为数甚微,而且积欠甚久,例如九月二十九日《日记》:“上午往师范校取薪水十四元,三月分讫。”十月十九日《日记》:“收大学四月下半月,及五月全月薪水共二十七元”,可见一斑。以后鲁迅的收入,主要得靠稿费和版税。西三条胡同的房子是一九二四年一月二日接收的,经过几个月的修理,到五月二十五日才得搬入。据许季茀所说:“这是一所小小的三开间的四合式。北屋的东间是母太夫人的房,西间是朱夫人的房。南屋是他的藏书室。北屋的中间,后面接出一间房子去,鲁迅称它为‘老虎尾巴’,乃是他的工作室。它的北窗用玻璃,光线充足。” 鲁迅移入新居后,便在八道弯搬取书及器物,六月十一日《日记》:“下午往八道弯取书及什器,比进西厢,启孟及其妻突然骂詈殴打,又以电话招重久及张凤举,徐耀辰来,其妻向之述我罪状,多秽语,凡捏造未圆处,启孟救正之,然终取书器而出。”这不多不少是一出“闹剧”,《鲁迅日记》中以后不再有启孟二字,兄弟的关系永绝,关于此事,他们的共同朋友许季茀有公平的证述:“鲁迅对于两弟非常友爱,因为居长,所有家务统由他自己一人主持,不忍去麻烦两弟。他对于作人的事,比自己的还重要,不惜牺牲自己的名利统统来让给他。……“作人的妻羽太信子是有歇斯底里症的。她对于鲁迅,外貌恭顺,内怀忮忌。作人则心地糊涂,轻听妇人之言,不加体察。我虽竭力解释开导,竟无效果。致鲁迅不得已移居外客厅而他总不觉悟;鲁迅遣工役传言来谈,他又不出来;于是鲁迅又搬出而至砖塔胡同了。从此两人不和,成为参商,一变从前‘兄弟怡怡’的情态。这是作人一生的大损失,倘使无此错误,始终得到慈兄的指导,何至于后来陷入迷途,洗也洗不清呢?“说起他的藏书室,我还记得作人和信子抗拒的一幕。这所小屋既成以后,他就独自个回到八道湾大宅取书籍去了。据说作人和信子大起恐慌,信子急忙打电话,唤救兵,欲假借外力以抗拒;作人则用一本书远远地掷入,鲁迅置之不理,专心检书。一忽儿外宾来了,正欲开口说话,鲁迅从容辞却,说这是家里的事,无烦外宾费心。到者也无话可说,只好退了。这是在取回书籍的翌日,鲁迅说给我听的。我问他:‘你的书全部都已取出了吗?’他答道:‘未必。’我问他我所赠的《越缦堂日记》拿出了吗?他答道:‘不,被没收了。’”可是作人对许季茀这种说话,心有不慊,他在《回想录》上有二篇《不辩解说》,上篇说的许多话,其实只是为余澹心编的《东山谈苑卷七》的一则故事作注解,这则话说:“倪元镇为张士信所窘辱,绝口不言,或问之,元镇曰,一说便俗。”鲁迅与作人失和的事,经许季茀在鲁迅死后公开一说,作人自然要加以辩解,但他先引用倪元镇的话“一说便俗”,以此掩盖他的辩解,其实他的不辩是辩,而且越辩越暴露了他的小气,和事实上曲在他这一面。“……关于那个事件,我一向没有公开说过,过去如此,将来也是如此,在我的日记上七月十七日项下,用剪刀剪去了原来所写的字,大概十个左右,八月二日记移住砖塔胡同,次年六月十一日的冲突,也只简单地记着冲突,并说徐、张二君来,一总都不过十个字。这里我要说明,徐是徐耀辰,张是张凤举,都是那时北大教授,并不是什么‘外宾’,如许季茀所说的,许君是与徐张二君明白这件事的内容的人,虽然人是比较‘老实’,但也何至于造作谣言,和正人君子一辙呢?不过他有一句话确是实在的,这便是鲁迅在他生前没有一个字发表,他说这是鲁迅的伟大处,这话说得对了。鲁迅平素是主张以直报怨的,并且还更进一步,不但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还说过这样的话,(原文失记,有错当改,)人有怒目而视者,报之以骂,骂者报之以打,打者报之以杀。其主张的严峻有如此,而态度的伟大又如此,我们可不能学他的百分之一,以不辩解报答他的伟大乎?而且这种态度又不是处于一时之隐忍,我前回说过对于五十自寿的打油诗,那已经是那件事的十多年之后了,当时经胡风辈闹得满城风雨,独他一个人在答曹聚仁杨霁云的书简中,能够主持公论,胸中没有丝毫芥蒂,这不是寻常人所能作到的了。 或者有人说,书简所说乃是私人间的说话,不能算什么。那么我们来看他所公表的吧,这第一是小说,收在《徬徨》里边的一篇《弟兄》,是写我在一九一七年初次出疹子的事情,虽然是小说可是诗的成分差不多,主要的全是事实,乃是一九二五年一月三日所作,追写八年前的往事的。可是最特别的是写成《弟兄》的十一天以前所作,在鲁迅作品中最是难解的一篇,题目乃是《伤逝》,于十月二十一日写成,也不曾在杂志上发表过,便一直收在集子里了。关于这篇小说,我在《鲁迅小说里的人物》里边只在地方略加考证,现在转录一部分,并加以补充于下:“《伤逝》这篇小说大概全是写的空想,因为事实与人物,我一点也找不自什么模型或依据。要说是有,那只是在头一段里说:‘会馆里的被遗忘在偏僻里的破屋是这样的寂静和空虚。时光过得真快,已经快满一年了,事情又这么不凑巧,我重来时偏偏空着的又只有这一间屋。依然是这样的破窗,这样的窗外的半枯的槐树和老紫藤,这样的窗前的方桌,这样的败壁,这样的靠壁的板床。’第二段中又说到那窗外的半枯的槐树的新叶,和挂在铁似的老干上的一房一房的紫白的藤花。我们知道这是半截胡同的绍兴县馆,著者在民国初年曾经住过一时的,最初在北头的藤花馆,后来移在南偏的独院补树书屋,这里所写的槐树与藤花,虽然在北京这两样东西很是普通,却显然是指那会馆的旧居,但看上文偏僻里云云,又可知特别是说那补树书屋了。当时忘记了说,他从藤花馆摆搬到补树书屋的时候,日记上说明是‘避喧’,那么更可证明会馆里偏僻的地方只是补树书屋的一处而已。这样的证明于了解那篇小说有什么用处呢?《伤逝》这篇小说很是难懂,但如果把这和《弟兄》合起来看时,后者有十分之九以上是‘真实’,而《伤逝》乃是全个是‘诗’。诗的成分是空灵的,鲁迅照例喜欢用‘离骚’的手法来写诗,这里又用的不是温李的词藻,而是安特来也夫一派的句子,所以结果更似乎很是晦涩了。《伤逝》不是普通恋爱小说,乃是假借了男女的死亡来哀悼兄弟恩情的断绝的。我这样说,或者世人都要以我为妄吧,但是我有我的感觉,深信这是不大会错的。因为我以不知为不知,声明自己不懂文学,不敢插嘴来批评,但对于鲁迅写作这些小说的动机,均是能够懂得。我也痛惜这种断绝,可是有什么办法呢,人总只有人的力量。我很自幸能够不俗,对于鲁迅研究供给了两种资料,也可以说对得起他的了,关于鲁迅以外的人我只有对许季茀一个人,有要订正的地方,如上边所说的,至于其他无论什么样人要怎么说,全由他们去说好了。”我觉得作人虽然这么说,实际上许季茀究竟造了什么‘谣’,还是没有具体的说清楚。许季茀所记他们兄弟失和的事,证以鲁迅的《日记》,并无一字造谣,周作人垂老所写的《回想录》,说及这事时,竟比许季茀为东吉祥胡同的正人君子,这完全不符事实。至于发明鲁迅小说《伤逝》为哀悼兄弟恩情的断绝,认为这是“对于鲁迅研究供给了资料”,算是“对得起他”,这也无补于鲁迅生前所遭受的隐忍的痛苦。“对得起他”与对不起他,都是无关的了。作人所说的五十自寿诗,附带在这里交代一下。由此可见鲁迅的胸襟浩旷,批评客观,对事不对人,确为作人所不及的。一九三四年,林语堂在上海编《人间世》,他把作人寄给他的两首诗加了个《知堂五十自寿诗》的题目,给登了出来,诗如下:“前世出家今在家,不将袍子换袈裟。街头终日听谈鬼,窗下通年学画蛇。老去无端玩骨董,闲来随分种胡麻。旁人若问其中意,且到寒斋吃苦茶。“半是儒家半释家,光头更不着袈裟。中年意趣窗前草,外道生涯洞里蛇。徒羡低头咬大蒜,未妨拍桌拾芝麻。谈狐说鬼寻常事,只欠功夫吃讲茶。”这二首诗登出以后,会做诗的纷纷和作,年青人则多加以批评攻击,鲁迅对于林语堂的提倡闲适,本多不满,但对于作人的五十自寿诗及和诗,并未公开批评,只在给杨霁云和曹聚仁的私人信中略有谈及。致杨霁云信中谈到《人间世》者有云:“……关于近日小品文的流行,我倒并不心痛。以革新或留学获得名位,生计已渐充裕者,很容易流入这一路。盖先前原著鬼迷,但因环境所迫,不得不新,一旦得志,即不免老病复发,渐玩古董,始见老庄,则惊其奥博,见文选,则惊其典赡,见佛经,则服其广大,见宋人语录,又服其平易超脱,惊服之下,率尔宣扬,这其实还是当初沽名的老手段。有一部分青年是要受点害的,但也原是脾气相近之故,于大局却无大关系,例如《人间世》出版后,究竟不满者居多;而第三期已有随感录,虽多温暾话,然已与编辑者所主张的‘闲适’相矛盾。……“……至于周作人之诗,其实是还藏些对于现状的不平的,但太隐晦,已为一般读者所不憭,加以吹擂太过,附和不完,致使大家觉得讨厌了。”在给曹聚仁信中说:“作人自寿诗,诚有讽世之意,然此种微辞,已为今之青年所不憭,群公相和,则多近于肉麻,于是火上添油,遂成众矢之的,而不作此等攻击文字,此外近日亦无可言。此亦‘古已有之’,文人美女,必负亡国之责,近似亦有人觉国之将亡,已在卸责于清流成舆论矣。”作人对于鲁迅的这种批评,亦称之为“伟大”的,但他对鲁迅的批评又如何?他在《老人的胡闹》中说:“往往名位就既尊,患得患失,遇有新兴占势力的意见,不问新旧左右,辄靡然从之,……盖老不安分,重在投机趋时。”观乎此,作人与鲁迅二人气度之相去,简直不可以道里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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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虽和作人决裂,但对于建人的太太——三太太仍旧看顾的,例如:一九二四年五月二十日《日记》:“得三弟信,十六日发,属以泉十交芳子太太。晚往山本医院视芳子疾,并致泉十,又自致十。“二十六日,下午往山本医院看三太太。“六月二十一日,至滨来香食冰酪,并买蒲陶干,又购饼六枚,持至山本医院赠孩子食之。“七月七日,午往山本医院,以黄油饼十枚赠小土步。“八月十三日,午往山本医院视三太太疾,赠以零用钱廿,赠重君蒲陶干一盒。”芳子和建人的脱离始于何时,建人与王蕴如的同居始于何时,在《鲁迅日记》中均无可考见,惟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八日《日记》:“买布人形一枚赠晔儿”,晔儿是建人与王蕴如的孩子,以后日记中常常提及他们,记载语气与以前谈到“小土步”时一样,可见鲁迅对芳子,王蕴如,以及她们的孩子一视同仁。周作人的态度则完全不同,他于一九六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致香港友人信云:“……目前匆匆寄信,问于某女士回忆录之事忘记答复,兹特补述之。她系女师大学生,一直以师弟名义通讯,不曾有过意见,其所以对我有不满者殆因迁怒之故。内人因同情于前夫人朱安之故,对于某女士常有不敬之词,出自旧家庭之故,其如此看法亦属难怪,但传闻到了对方,则为大侮辱矣,其生气也可以说是难怪也。来书评为妇人之见,可以说是能洞见此中症结者也。内人之女弟为我之弟妇,亦见遗弃(以系帝国主义分子之故),现依其子在京,其子以抗议故亦为其父所不承认,此系家庭私事,因便中一并说及耳。……”鲁迅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一日《日记》:“得许广平信”;四月十二日《日记》:“许广平、林卓凤来。”这是他们两人关系的开始,过了二年,他们才在上海同居。这时鲁迅和作人决裂已久,即使作人的太太信子同情朱夫人,有甚么对许广平不满之词传到上海,也决不会有甚么影响的了,作人说许广平因此迁怒到他,所以在《鲁迅回忆》的文中诋毁他,这却是近乎“妇人之见”了。至于建人与芳子的脱幅,作人说“以系帝国主义分子之故”,参考国内最近发表的鲁迅致章矛尘的信(一九三零年三月二十七日):“乔峰将上海情形告之北京,不知何意,他对我亦未言及此事。但常常慨叹保持饭碗之难,并言八道弯事情之多,一有事情,便呼令北去,劝止两难,至于失眠云云。……”又,鲁迅于一九三四年八月十二日致母亲信,说建人所得的薪水,好像每月也被八道弯逼去一大半,生活颇窘,可见建人虽已在上海另组了家庭,对于八道弯的关系,他确是像个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弱小民族”;作人晚年致书香港友人,谈到这件事,竟说“……至于王蕴如乃是他的所谓‘爱人’,若不客气的说,照上海话说乃是‘姘头’了,我当初写信规劝他儿女已长大(在一九三七年),何必纳什么妾,他为此便不同我通讯了。……”这是甚么话?作人的妻子羽太信子是怎么样的一个女人,鲁迅生前从无一言道及,我们不必偏信景宋对她的攻击,芳子受她姊姊何种影响,我们也无从深究,但建人不是花花公子,那是可以深信的,在过渡时期中,婚姻的始合终离比比皆是,作人是五四前后时代的思想革命家,晚年思想简直退化到十足的冬烘了,用“姘头”,“纳妾”这种封建伦理观念的名词作为衡量自己兄弟婚姻变化的尺度,一脸孔悻悻之色,可见有人说他“风格清致、思想通达”那种溢美之辞,与他的为人是绝不相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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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放弃了医学,从事文学,认为文学可以救时济世,但在东京时候,办《新生》文学杂志之事,既未实现,只印了二本《域外小说集》,销路又不佳;回国以后,借教书和到北京教育部当一名佥事的收入维持一家生计,眼见革命事业,瞬即为反动势力所淹没,意气消沉,住在绍兴县馆里抄抄古碑,书读佛经,过着知识分子“苟全性命于乱世”的生活。可是这陈独秀李大钊他们大声疾呼,震聋发聩,五四运动风起云涌,鲁迅也开始跟着呐喊了。从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二六年,这是鲁迅文学创作最收成果的时代,据他说,《呐喊》、《徬徨》、《朝花夕拾》、《野草》、《故事新编》这五本文学著作,都是完成在这段时期内的,过后间或有文学写作,如《我的第一个师父》,《女吊》,《阿金》等,但与战斗性的杂感文相比,为数太少了,无法另行编集成书,只好散见于其他杂感集内了。鲁迅是《新青年》的主要一员;对《新潮社》则不仅供给小说,在经济上也有帮助。但一九二一年以后,他的文章多在是《晨报副刊》上发表,是年一月,文学研究会,由周作人、朱希祖、耿济之、郑振铎、瞿世英、王统照、沈雁冰、蒋百里、叶绍钧、郭绍虞、孙伏园、许地山十二人联合宣言成立,他们的据点是上海商务印书馆发行的《小说月报》,标榜“为人生而文学”,与鲁迅旨趣相同,他虽不是会员,与会员一样供稿,他翻译的《工人绥惠略夫》、《一个青年的梦》、《爱罗先珂童话集》均作为文学研究会丛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一九二四年冬天,孙伏园脱离《晨报》,拉拢了十六个撰稿人,出版《语丝》,这是一个异军突起的刊物,他们似乎没有固定的结社形式,也没有固定的编辑,所谓“社员”的稿子,由孙伏园或李小峰付排,外稿则送给周作人去看,这小小的刊物后来发生了大影响,鲁迅说:“我付了十元之后,就不见再来收取了,因为收支已足相抵,后来并且有了赢余。于是小峰就被尊为‘老板’,但这推尊并非美意,其时伏园已另就《京报副刊》编辑之职,川岛还是捣乱小孩,所以几个撰稿者只好拿住了多睒眼而少开口的小峰,加以荣名,勒令拿出赢余来,每月请一回客,这‘将欲取之,必先与之’的方法果然奏效,从此市场中的茶居或饭铺的一房门外,有时便会看见挂着一块上写《语丝社》的木牌。倘一驻足,也许就可以听到疑古玄同先生的又快又响的谈吐。但我那时是在避开宴会的,所以毫不知道内部的情形。”李小峰却由此发迹,开了北新书局,做了真实的“老板”,后来在上海欠了鲁迅为数不少的版税,几乎要用法律来解决。《语丝》当时很打了几次硬仗,这主要是为了女师大被解散,与“正人君子”正面作战,鲁迅的打落水狗论对于青年们的启发很大,三一八惨案,《语丝》的战绩更大,鲁迅的文章,简直惊天地泣鬼神,直接促使青年人走到革命的实践,鲁迅自己也不得不因而离开了安身立命的北京。对于《语丝》的特色,鲁迅认为“任意而谈,无所顾忌,要催促新的产生,对于有害于新的旧物,则竭力加以排击,缺点则是:但应该产生怎样的‘新’,却并无明白的表示,而一到觉得有些危急之际,也还是故意隐约其词”。刘半农给周作人信说:“就《语丝》的全体看,乃是一个文学为主,学术为辅的小报。这个态度,我希望你们永远保持着,若然,《语丝》的生命能垂于永远,我想当初《新青年》,原也应当如此,而且几年后已经做到如此。后来变了相,真是万分可惜。”按刘半农的说法,对于《语丝》和《新青年》的比较,也并不相符的。《新青年》的变化,是时代的变化,跟不上时代变化的,只有被淘汰下来,所以鲁迅和周作人,刘半农,钱玄同等人之间,在以后还是失去了作为朋友的了解。林语堂认为“温文尔雅的是《语丝》,慷慨激昂的是《猛进》……”但温文尔雅四字实不足以尽之,因为如鲁迅所说:“不愿意在有权者的刀下,颂扬他的威权,并奚落其敌人来取媚,可以说也是‘语丝派’一种几乎共同的态度。”语丝并不是超政治的,他无形中自有一种爱憎,所以至终不免于被禁(一九二七年)。移到上海出版时,李小峰是要求鲁迅担任编辑,接着“受了一回政府的警告,遭了浙江当局的禁止,还招了创造社‘革命文学’家的拚命的围攻”。而《语丝》本身,“却确实也在消沉下去”。在经过几次不愉快的事情以后,鲁迅提议停刊,但小峰不肯,于是找柔石编辑了六个月之后,柔石也辞职了。在《新青年》之后,《语丝》确是尽了对北洋军阀黑暗势力的斗争作用的,这个作用一过去,便如鲁迅所说“……时时有疲劳的颜色,大约因为看待中国的内情太清楚,不免有失望之故罢”。鲁迅却是一个愈失望愈激进的人,所以他要“寻找生力军,加多破坏论者”,不断与青年人在一起,把许多老朋友撇在后面了。最先和他在一起的青年人,是“未名社”的人,这中间又可以分做二类,诚挚而又肯埋头苦干的是韦素园、韦丛芜、李霁野、台静农、曹靖华;发扬而有冲劲的是高长虹、向培良、尚钺、高歌、朋其,但他说:“这些人里面,做小说和能翻译的居多,而做评论的没有几个,这实在是一个大缺点。”又说:“中国现今文坛(?)的状况,实在不佳,但究竟做诗及小说者尚有人。最缺少的是‘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我之以《莽原》起哄,大半也就为了想由比引些新的这一种批评者来。虽在割去敝舌之后,也还有人说话,继续撕去旧社会的假面”。可是鲁迅所能找到的不过是文学青年,不是“破坏论者”,只有革命家能从事破坏,而鲁迅自己也不是一个革命家。可是鲁迅却遇到了一批“破坏论者”,那便是高长虹几个人,他们曾在一九二五年三月的《京报副刊》上发表过狂飙运动的“宣言”,但由于他们那种“拟尼采样的彼此都不能解的格言式的文章,终于使周刊难以存在”。鲁迅认为高长虹“似乎是一个安那其主义者”,但赏识他的“很能做文章”,他亲手替长虹编选了一本杂感和诗的合集《心的探险》,作为《乌合丛书》之一。高长虹一伙在鲁迅离开北京后,便和韦素园他们发生了冲突,又因鲁迅不作左右袒,迁怒到鲁迅头上,他们到上海成立了狂飙社,在刊物上攻击鲁迅,称之为“青年的绊脚石,世故老人,戴着纸糊冠的思想界的权成者”。好好的一个团体,先分裂,后解散,长虹一伙成为内部的“破怀者”。此事对于鲁迅的影响很大,以后他对青年人就另有一种看法了。“未名社”本身具有一种特色,和《语丝》完全不间,《语丝》虽有青年人投稿,但主要是由几个久已成名的老作家做中坚,所以非常容易获得读者信仰;“未名社”则以鲁迅为中心,四围集合着不出名的富于理想的青年作家。鲁迅除了主编《莽原》半月刊外,又编印二种丛书:《乌合丛书》专收创作,《未名丛刊》专收翻译。李霁野回忆说:“一九二五年夏季的一个晚上,素园,静农和我在鲁迅先生那里谈天,他说起日本的丸善书店,开始规模很小,全是几个大学生慢慢经营起来的。后来谈到我们的译书出版的困难,便想到要是我们来尝试出版一些期刊和书籍,也不是怎样困难的事。于是便计划起来了。当晚我们便决定先筹出版四期半月刊和一本书籍的资本,大约需六百元,由我们三人和丛芜,靖华各筹五十元,其余便由鲁迅先生负担。我们只打算买前书,印后书,并无什么计划,也没有什么章程,后来为了对外,才用已印的丛书名字名了它。我说这样每年可以出五六本书,鲁迅先生笑着说:‘过了十年岂不是很可观了吗?’”“未名社”出版了的书很多,韦素园译的有《外套》、《黄花集》;韦丛芜译的有《穷人》、《罪与罚》;李霁野译的有:《往星中》、《黑假面人》、《被侮辱与被损害的》、《文学与革命》、《不幸的一群》;曹靖华译的有:《第四十一》、《烟袋》;鲁迅译的有:《出了象牙之塔》、《小约翰》等。创作方面,有韦丛芜的《君山》;台靖农的《地之子》和《建塔者》;鲁迅的《朝华夕拾》和《坟》等。《乌合丛书》自长虹一批人分裂出去之后原已由“未名社”出版的他们的书,都纷纷另找出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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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二四年七月,在鲁迅平静的生活中有一个插曲,那是陕西长安的西北大学邀请他和其他学者去作夏期讲演。讲词经人笔记后请他订正,由西北大学出版,不知为甚么这讲词未蒐集在他的全集内,以致见者甚少。孙伏园张辛南均有文记述鲁迅在陕时的言行,但与他的《日记》也有出入。《日记》所言行程甚详,字里行间,更具体表现了他的个性好恶,和当时的社会现象。“一九二四年六月二十八日,至晨报社访孙伏园,而王聘卿亦在,遂至先农赴西北大学办事人之宴,约往陕作夏期讲演也,同席可八九人。“七月四日,王捷三来约赴陕之期。“七日,赴西车站晚餐,餐毕登汽车向西安,同行十余人,王捷三招待。“八日,下午抵郑州寓大金台旅馆。晚与四五同伴者游城内。“九日,上午登汽车发郑州。夜抵陕州,张星南来迎,宿耀武大旅馆。“十日,晨登舟发陕州,沿河向陕西。下午雨。晨泊灵宝。“十一日,晨发灵宝。上午遇大雨,逆风,舟不易进,夜仍泊灵宝附近。“十二日,晨发舟,仍逆风,雇四人牵舟以进。夜泊阌乡。腹写。“十三日,晨发阌乡。下午抵潼关,夜宿自动车站。腹写,服Help 两次十四粒。“十四日,晨发潼关,用自动车。午后抵临潼,游华清宫故址,并就温泉浴。营长赵清海招午饭。下午抵西安,寓西北大学教员宿舍。寄母亲信,晚同王峄山、孙伏园至附近街市散步,买栟榈扇二柄而归。“十五日,午后游碑林。在博古堂买耀州出土之石刻拓片二种,为‘吴氏造老君象’四枚,‘张僧妙碑’一枚,共泉乙元。下午赴招待会。晚同张勉之、孙伏园阅市,历三四古董肄,买得乐妓、土偶人二枚,四元,四喜镜一枚,二元,魌头二枚,一元。“十六日,午后同李济之、蒋廷辅、孙伏园阅市。晚易俗社邀观剧,演《双锦衣》前本。“十七日,午同李、蒋、孙三君游荐福及大慈恩寺。夜观《双锦衣》后本。“十八日,午后小雨即霁。同李济之、夏浮筠、孙伏园阅市一周,又往公园饮茗。夜往易俗社观演《大孝传》全本,月甚朗。“十九日,午后往南院门阎甘园家看画。晚往张辛南寓饭。“二十日,上午买杂造象拓片四种十枚,泉二元。赴夏期学校开学式并摄影。“二十一日,上午讲演一小时。晚讲演一小时。夜赴酒会。“二十二日,午前及晚各讲演一小时。“二十三日,上午小雨。讲演二小时。午后晴。晚与五六同人出校游,步践破砌,失足仆地,伤右膝,遂中止,购饼饵少许为回,于伤处涂碘酒。“二十四日,午前讲演一小时。晚赴省长公署饮。“二十五日,上午讲演一小时。午后盛热。饮苦南酒而睡。“二十六日,午前讲演一小时。晚王捷三邀赴易俗社,观演《人月圆》。“二十八日,上午讲演一小时。午后收暑期学校薪水泉百。下午讲演一小时。“二十九日,午前讲演一小时,全讲俱讫。下午同孙伏园游南院门市,买弩机一具,小土枭一枚,共泉四元。“三十日,上午托孙伏园往邮局寄泉八十六元,还新潮社。下午往讲武堂讲演约半小时“三十一日,上午尊古堂帖贾来。买《苍公碑》并印二枚,《大智禅师碑》侧画像二枚,《卧龙寺观音像》一枚,共泉一元。“八月一日,上午同孙伏园阅古物肄,买小土偶人二枚,磁鸠二枚,磁猿首一枚,彩画鱼龙陶瓶一枚,共泉三元,以猿首赠李济之。买弩机大者二具,小者二具,其一有字,共泉十四元。“三日,上午同夏浮筠、孙伏园往各处辞行。午后收暑期学校薪水并川资泉二百,即托陈定谟君寄北京五十,又捐易俗社亦五十。下午往青年会浴。晚刘省长在易俗社设宴演剧饯行, 至夜又送来‘颜勤礼碑’十分,‘李二曲集’一部,杞果、蒲陶、蒺藜、花生各二合。“四日,晨乘骡车由东门上船,由渭水东行,遇逆风,进约廿里即泊。“五日,小逆风,晚泊渭南。“六日,逆风,夜泊华山。“七日,逆风,向晚更烈,遂泊,离三河口尚十余里。“八日,午抵潼关,买酱莴苣十斤,泉一元。午后复进,夜泊阌乡。“九日,逆风。午抵函谷关略泊,与伏园登眺,归途在水滩拾石子二枚作纪念。下午抵陕州,寓耀武大旅馆,颇有蜰虫,彻夜不睡。“十日,乘陇海铁路车启行,午后抵洛阳,寓洛阳大旅馆。下午与伏园略游城市,买汴绸一匹,泉十八元,土偶人二枚,八角。晚在景阳庄饭。“十一日,晨乘大车发洛阳。上午抵郑州,寓大金台旅馆。午后同伏园往机关枪营访刘冀述君。阅古物店四五家,所列大抵赝品。晚发郑州。“十二日,黎明车至内邱,其被水之轨尚未修复,遂步行二里许,至冯村复登车发。夜半抵北京前门,税关见所携小古物数事,视为奇货,甚刁难,良久始己,乃雇自动车回家。”鲁迅此行,全部日程三十七天,除来去路程十六天,在西安二十一天,讲演十次,凡十一小时,另在讲武堂讲演约半小时;讲演题目为“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分六章:1.从神话到神仙传;2.六朝时之志怪与志人;3.唐之传奇文;4.宋人之“说话”及其影响;5.明小说之两大主潮;6.清小说之四派及其末流。讲演记录稿于九月三日寄到鲁迅那里,《日记》:“五日,夜订阅西北大学讲稿。“六日,午后改订讲稿,至夜半讫。“八日,上午以改定之讲稿寄西北大学出版部。这是一本略而又略的《中国小说史略》,但不知在讲武堂的半小时讲演,内容又是什么,因为据张辛南的记述云:“在西安讲学的时候,鲁迅先生所讲的总是小说史。对于学生及教职员讲小说史,对于督省两署和各厅处的职员也讲小说史。刘雪雅先生(陕西督军刘镇华——注)想请鲁迅先生对西安的下级军官士兵讲演一次,教我向鲁迅先生商议一个士兵能了解并感兴味的题目,鲁迅先生回答道:‘我向士兵讲说是可以的,但是我要讲的题目仍然是小说史,因为我只会讲小说史。’”北京生活(三)——女师大——三一八历史的每一次进步运动,继起的一定是反动局面,“五四”运动在政治上是反帝反北洋政府,提倡德先生(民主)与赛先生(科学),在文学上主张白话文与新文学(小说、诗),在思想上介绍欧美资产阶级的学说体系,所以有人把“五四”运动比之于欧洲十六世纪肇端于意大利的文艺复兴运动。但是反动势力是不甘就此被打倒的,从《学术》到《甲寅》,从吴宓到章士钊,从解散女师大到三一八,还是反动的顶点;反动的武器,千遍一例是提倡文言文,反对白话文,祀孔,读经;最后则凭借武力,反共,讨赤。从一九二五年起,和这种反动势力作斗争的,主要是鲁迅,他具有彻底而一贯的思想,凌厉而不容情的文笔,洞烛隐微,直通未来的见解,所以他主张壕堑战,主张韧性的斗争,“不耻最后”。关于女大事件的经过,周作人《回想录》记述得非常详尽,要了解鲁迅在这事件中成为“正人君子”的众矢之的,自非对这一事件有个概念不可。“讲到女高师——它之改称女师大,只是在杨荫榆来做校长之后,这以前都是称为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我和它很有一段相当长的历史。在民国十年还是熊崇煦长校的时代,由钱秣陵来说,叫我去担任两小时的欧洲文学史,第二年生了半年的病,这功课就无形的结束了。到了十一年由许寿裳继任校长,他是一个大好人,就是有点西楚霸王的毛病,所谓‘印刓不予’,譬如学生有什么要求,可与则与,不可便立即拒绝好了,他却总是迟疑不决,到后来终于依了要求,受者一点都不感谢,反而感到一种嫌恶了。他自己教杜威的‘教育与民治’满口德谟克拉西,学生们就送他一个徽号叫‘德谟克拉东’,这名字也够幽默的了。我那里担任了一年课,到第二年即一九二三年的八月里,我就想辞职。在旧日记里有这几项记载 :“八月十日,寄季茀函,辞兼课。“九月三日,季茀来,留女高师课,只好允之。“十二月二十六日,寄郑介石函,拟辞女高师课,这时郑君或是兼职国文系的主任,但辞职仍没有准许,虽然在日记上没有登载。一九二四年夏天许季茀辞去校长,推荐后来引起风潮的杨荫榆继任,杨女士是美国的留学生,许君以为办女校最好是用女校长,况且美国是杜威的家乡,学来的教育一定是很进步的。岂知这位校长乃以婆婆自居,把学生们看作一群童养媳,酿成空前的风潮,这是和他的希望正相反了。我本来很怕在女学校里教书,尤其怕在女人底下的女学校里,因此在这时更想洗手不干了,在日记里记着这几项,可以约略的知道 :“七月二日,晚杨校长招宴,辞不去。“七月十一日,收女高师续聘书,当还之。“七月十四日,送还女高师聘书。“七月二十日,女高师又送聘书来。“七月廿六日,仍送还女高师聘书。“七月廿七日,上午往女高师,与杨校长谈,不得要领。“九月廿一日,马幼渔来,交来女高师聘书。“即此可以看见,我对于女高师的教课一向并无什么兴趣,特别是女校长到任以后更想积极的摆脱,可是摆脱不了,末了倒是由北大‘某籍某系’的老大哥马幼渔,不晓得是怎么样找来的,出来挽留我,于是我不得不继续在那里做一名‘西席’;后来成为女师大事件中支持学生方面的一个人,一直到大家散伙之后,还留下来与徐耀辰成了女师大方面唯一的代表,和女子大学的学长林素园交涉以至冲突,想起来实在觉得命运之不可测。而在别一方面,我对于东吉祥派的人们,便是后来在女师大事件上支持校长方面的所谓‘正人君子’,我当初却是很拉拢的,旧日记上还留着这些记录 :“一九二三年十一月三日,下午耀辰凤举,晚共宴张欣海、林玉堂、丁西林、陈通泊、郁达夫及士远、尹默,共十人,九时散去。这是第一次招待他们,是在后院的东偏三间屋里,就是从前爱罗先珂住过的地方。“十一月十七日,午至公园来今雨轩,赴张欣海、陈通伯、徐志摩约午餐,同坐十八人,四时返。“一九二四年六月二十四日,六时至公园,赴现代评论社晚餐,共约四十人。“七月五日,下午凤举通伯来谈,通伯早去。“七月三十日,下午通伯邀阅英文考卷,阅五十本,六时返。“七月三十一日,上午往北大二院,阅英文卷百本。“一九二五年二月十二日,下午同丁西林,陈通伯凤举乘汽车,往西山,在玉泉山旅馆午饭,抵碧云寺前,同步登玉皇顶,又至香山甘露旅馆饮茶,六时返家。“这时候女师大反对校长的风潮已经很是高涨,渐有趋于决裂的形势;在二月二十八日的日记里,记有‘女高师旧生田罗二女士来访,为女师大事也’的记载。她们就是中立派,来为学校求解决,只要掉换校长,风潮便自平息。那时是马夷初以教育部次长代理部务,我当晚就打电话到马次长的家里转达此意,马次长说这事好办,校长可以撤换,但学生不能指定后任为谁,如一定要易培基,便难以办到。这事我不知底细,不能负责回答,就拖延了下来,到了四月内阁改组,由章行严出长教育,于是局势改变,是‘正人君子’的世界了。“女师大反对校长的风潮,发生于一九二四年的秋天,迁延至次年一月,仍未解决,学生代表乃至教育部诉说请求,并发表宣言,坚决拒绝杨荫榆为校长。五月七日该校开国耻纪念讲演会,校长与学生发生冲突,五月九日乃召集评议会开除学生自治会职员六个人,即蒲振声、张平江、郑德音、刘和珍、许广平、姜伯谛。(这些年月和人名,我都是查考鲁迅全集第三卷的注释才能得来的,因为日记里没有详细的记载。)我们有几个在女师大教书的教员听了不干,便酝酿发表一个宣言,这启事登在五月二十七日的京报上,由七个人署名,即是马裕藻、沈尹默、周树人、李泰棻、钱玄同、沈兼士、周作人。……“这宣言的反响来得真快,在五月三十日发行,而二十九日已经发卖的‘每周评论’上,(按:‘每周评论’恐为‘现代评论’之误。)就发现陈西滢即通伯的一篇‘闲话’,不但所说某籍某系的人在暗中‘挑剔风潮’的话就出在这里边,而且大有挑拨北京军阀政府采严厉压迫女师大的学生的意思。我以前因张凤举的拉拢,与东吉祥诸君子谬托知己的有些来往,但是我的心里是有‘两个鬼’潜伏着的,即所谓绅士鬼与流氓鬼,我曾经说过,‘以开店而论,我这店是两个鬼品开的,而其股份与生意的分配,究竟绅士鬼还只居其小部分。’所以去和道地的绅士们周旋,也仍旧是合不来的。有时流氓鬼要露面来,结果终于翻脸,以至破口大骂,这虽是由于事势的必然,但使我由南转北,几乎作了一百八十度的大回旋,脱却绅士的‘沙龙’,加入从前那么想逃避的女校,终于成了代表,与女师大共存亡,我说运命之不可测就是如此。这之后,我就被学生自治会请去开会,时期在五月二十一日,情形如鲁迅在‘碰壁之后’一篇文章里所写,眼见一个大家庭里斗争的状况,结果当上了一名校务维持会的会员。……“八月十三日,下午四时赴教育部家长会议,无结果而散。……以后紧接着二十二日武装接收的一幕,由专门教育司长刘百昭率领老妈子队伍,开赴石驸马大街,把女学生拖拉出校,……那般被拖出街上的学生们只得另寻栖止,在端正府的西南找到一个地方,作为校址,校长是易培基。……“九月二十一日,上午赴女师大开学典礼,午返。这以后就暂时在那里上课,到了十一月底章士钊离开了教育部,女师大随即复校,仍搬回石驸马大街原处。可是在第二年即一九二六年中仍有更不幸的事情发生,这就是三一八事件,女师大死了两个学生,国文系的刘和珍与英文系的杨德群,随后有些教员也被迫胁离开了北京,教育总长换了任可澄;……二十二日是去年‘毁校纪念’,开会纪念了不到十日,教育部又发表将女子大学和女师大合并为女子学院,而以女师大为师范大学部,派林素园为学长,于九月四日来校,武装接收了。今据林素园的报告照录于下 :“‘素园本日午前十一时复往该校,维时该校教职员等聚集多人,声势汹汹,当晤教员徐祖正、周作人说明接收理由,该徐祖正等声言同人等对于改组完全否认,早有宣言,何竟贸然前来,言时声色俱厉,继续跃起谩骂,户外围绕多人,一齐喝打,经部员劝告无效,并被拳击,素园等只得来部陈明。’这篇报告登在九月六日的世界日报上,但记者说据前见报告,仅云林上午到校因斥该校教授为共产党,言语之间稍有冲突,并无互殴之说,……”有了周作人这篇详尽的记载作底,我们可以依据之作为鲁迅在这一斗争中所处地位的说明。这次斗争长达三年,以鲁迅离开北京作结。鲁迅是一九二三年十月十三日开始到女子师范大学去讲课的。一九二四年五月二十一日《日记》:“晚以女师校风潮学生来邀调解,与罗膺中、潘企萃同往,而续至者仅郑介石一人耳。”八月十二日《日记》:“女子师范学校所寄去年十一月分薪水十三元五角,又聘书一纸。”十三日《日记》:“寄还女师范校聘书。”九月十四日《日记》:“上午杨荫榆,胡人哲来。”到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三十日,斗争已有相当结果,《日记》:“下午季市来,同至女师大教育维持会送学生复校。”二月一日:“午后往女师大开会,后同赴石驸马大街女师大校各界联合会,其校之教务长萧纯锦嗾无赖来击。”从此,至一九二六年五月二十七日辞去女师大评议会会员为止,鲁迅始终出席维治会,亲预其事,唯立是视。鲁迅因为主张正义,给当时的教育总长章士钊撤了佥事之职。一九二五年八月十四日《日记》:“我之免职令发表。”但鲁迅对章士钊提出了控诉,到次年三月,他的控诉虽然得直,他当然不会再回教育部做佥事,而且也不能安居在北京了。鲁迅于五月二十一日应邀去女师大调解,是夜作《碰壁之后》一文,他说:“我本就怕这学校,因为一进门就觉得阴惨惨,……后来看到杨荫榆校长‘致全体学生公启’里的‘须知学校犹家庭,为尊长者断无不爱家属之理,为幼稚者亦当体贴尊长之心’的话,就恍然了,原来我虽然在学校教书,也等于在杨家坐馆,而这阴惨惨的气味,便是从‘冷板凳’里出来的。……恍然之后,即又有疑问发生:这家族人员——校长和学生——的关系是怎样的,母女,还是婆媳呢?“想而又想,结果毫无。幸而这位校长宣言多,竟在她‘对于暴烈学生之感言’里获得正确的解答了。曰,‘与此曹子勃溪相向’,则其为婆婆无疑也。……这一年她们的家务简直没有完。……”他到学校后,在坐位面前看见了一张印刷品,看了之后,不觉毛骨悚然,因为里面说:“……兹定于(月之二十一日)下午七时,由校特请全体主任专任教员评议会会员在太平湖饭店开校务紧急会议,解决种种主要问题。务恳大驾莅临,无任盼祷!”云云。鲁迅是个“兼任教员”,不必去“太平湖饭店”,后来两个学生来请开会,婆婆终于没有露面,他听见他所不识的教员在和学生谈话:有一句“你们做事不可碰壁”,在学生的话里也听到一句:“杨先生就是壁”。他说仿佛见了一道光:“碰壁,碰壁!我碰了杨家的壁了!“其时看看学生们,就像一群童养媳……。“中国各处是壁,然而无形,像‘鬼打墙’一般,使你随时能‘碰’。能打这墙的,能碰而不感到痛苦的,是胜利者。——但是,此刻太平湖饭店之宴已近阑珊,大家都已经吃到冰其淋,在那里‘冷一冷’了罢。……“我于是仿佛看见雪白的桌布已经沾了许多酱油渍,男男女女围着桌子都吃冰其淋,而许多媳妇儿,就如中国历来的大多数媳妇儿在苦节的婆婆脚下似的,都决定了暗淡的运命。”鲁迅写了这篇文章之后,七个教员发表了宜言,这宣言引起了西滢的“闲话”,一场论争揭开了火盖。闲话以《粉饰毛厕》为题:“以前学校闹风潮,学生几乎没有对的,现在学校闹风潮,学生几乎没有错的。这可以说是今昔言论界的一种信条。在我这种喜欢怀疑的人看来,这两种概念都无非是迷信。女师大的风潮,究竟学生是对的还是错的,反对校长的是少数还是多数,我们没有调查详细的事实,无从知道。我们只觉得这次闹得太不像样了。同系学生同时登两相反的故事已经发现了。学生把守校门,误认了一个缓缓驶行的汽车为校长回校而群起包围它的笑话,也到处流传了。校长不能在校开会,不得不借邻近饭店招集教员会议的奇闻,也见于报章了,学校的丑态既然毕露,教育界的面目也就丢尽。到了这种时期,实在旁观的人在不能再说它酝酿下去,好像一个臭毛厕,人人都有扫除的义务。在这时候劝学生不为过甚,或是劝杨校长辞职引退,都无非粉饰毛厕,并不能解决根本的问题,我们以为教育当局应当切实的调查这次风潮的内容,如果过在校长,自应立即更换,如果过在学生,也少不得加以相当的惩罚,万不可再敷衍姑息下去,以至将来要整顿也没有办法。“闲话正要付印的时候,我们在报纸上看见女师大之七教员的宣言。以前我们常常听说女师大的风潮,有在北京教育界占最大势力的某籍某系的人在暗中鼓动,可是我们总不敢相信。这个宣言语气措辞,我们看来,未免过于偏袒一方,不大平允,看文中最精彩的几句就知道了。“‘至于品行一端,平素尤绝无惩戒记过之迹,以此与开除并论,而又若离若合,殊有混淆黑白之嫌。况六人职俱为自治会员,倘非长才,众人何由公举?不满于校长者,倘非公意,则开除之后,全校何至哗然?所罚果当其罪,则本系之两主任何至事前并不与闻,继则相率引退?可知言论尚在人心,曲直早经显见,偏私谬误之举,究非室言曲说所能掩饰也。’“这是很可惜的。我们自然还是不信我们平素所很尊敬的人会暗中挑剔风潮,但这篇宣言一出,免不了流言更加传布得厉害了。”鲁迅对于这篇“闲话”,连续写了几篇文章加以揭露,而且下了如下的结论:“……世上虽然有斩钉截铁的办法,却很少见有谁敢负责任的宣言。所多的是自在黑幕中,偏说不知道;替暴君奔走,均以局外人自居;满肚子怀着鬼胎,而装出公允的笑脸;有谁明说出自己所观察的是非来的,他便用了‘流言’来作不负责任的武器;这种蛆虫充满的‘臭毛厕’,是难于打扫干净的。丢尽‘教育界的面目’的丑态,现在和将来还多着哩!”女师大本身的斗争不断在演变,所以争论也在继续深入,刘百昭率老妈子拉女学生出校,一也;就石驸马大街另设国立女子大学,派胡敦复为校长,二也;合并女子大学和女师大为女子学院,校长林素园武装接收女师大,三也。十二月十四日,有许多“名流”在撷英番菜馆开会,产生了“教育界公理维持会”,这会又一变为“国立女子大学后援会”,据鲁迅在《公理的把戏》一文所载名字如下:“除了万里鸣是太平湖饭店掌柜,以及董子鹤辈为我所不知道的不计外,陶昌善是农大教务长,教长兼农大校长章士钊的替身;石志泉是法大教务长;查良钊是师大教务长;李顺卿,王桐龄是师大教授;萧友梅是前女师大而今女大教员;蹇华芬是前女师大而今女大学生;马寅初是北大讲师,又是中国银行的什么,也许是‘总司库’,这些名目我记不清楚了;燕树棠,白鹏飞,陈源即做‘闲话’的西滢,丁燮林即做过‘一只马蜂’的西林,周鲠生即周览,皮宗石,高一涵,李仲揆即李四光曾有一篇杨荫榆要用汽车迎他‘观剧’的作品登在‘现代评论’上的,都是北大教授,又大抵原住在东吉祥胡同,又大抵是先前反对北大对章士钊独立的人物,所以当章士钊炙手可热之际,‘大同晚报’曾称他们为‘东吉祥派的正人君子’……鲁迅说:“‘公理’实在是不容易谈,不但在一个维持会上,就要自相矛盾,有时竟至于会用了‘道义’上之手,自批‘公理’上之脸的嘴巴。西滢是曾在《现代评论》(三十八)的‘闲话’里冷嘲过援助女师大的人们的:‘外国人说,中国人是重男轻女的。我看不见得吧。’现在却签名于什么公理会上了,似乎性情或体质有点改变。而且曾经感慨过:‘你代被群众专制所压迫者说了几句公平话,那么你不是与那人有‘密切的关系’便是吃了他或她的酒饭。’(《现代》四十)然而现在的公理什么会上的言论和发表的文章上,却口口声声,侧重多数了;似乎主张又颇有些参差,只有‘吃饭’的一件事还始终如一。在《现代评论》(五十三)上,自诩是‘所有的批评都本于学理和事实,绝不肆口嫚骂’,而忘却了自己曾称女师大为‘臭毛厕’,并且署名于要将人‘投畀豺虎’的信尾曰:陈源。陈源不就是西滢么?半年的事,几个的人,就这么矛盾支离,实在可以使人悯笑。但他们究竟是聪明的,大约不独觉得‘公理’歪邪,而且连自己们的‘公理维持会’也很有些歪邪了罢,所以突然一变而为‘女子大学后援会’了,这是的确的,后援,就是站在背后的援助。“但是十八日《晨报》上所载该后援会开会的记事,却连发言的人的名姓也没有了,一律叫作‘某君’。……因为明白地站出来,就有些‘形同土匪’或‘暴徒’,怕要失了专在背后,用暗箭的聪明人的人格。”西滢——这位正人君子的代表人物,当然也不会就此歇手的,据鲁迅《这回是“多数”的把戏》一文中说:“《现代评论》五五期‘闲话’的末一段是根据了女大学生的宣言,说女师大学生只有二十个,别的都已进了女大,……于是发问道:‘要是二百人(按据云这是未解散前的数目)中有一百九十九人入了女大便怎样?要是二百人都入了女大便怎样?难道女师大校务维持会招了几个新生也去恢复么?我们不免要奇怪那维持会维持的究竟是谁呢?他们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呢?’“‘要是’帝国主义者抢去了中国的大部分,只剩了一二省,我们便怎样?别的都归了强国了,少数的土地,还要维持么?明亡以后,一点土地也没有了,却还有窜身海外,志在恢复的人。凡这些,从现在的‘通品’看来,大约都是谬种,应该派‘在德国手格盗匪数人’,立功海外的英雄刘百昭去剿灭他们的罢。”以后,西滢的战略改变了,他集中于攻击鲁迅个人,而且超出于女师大事件的范围,结束于给徐志摩的一封长信。这种对于个人的人身攻击,在论战中本属无聊,但有关于学术的造谣诬蔑,我们必须引用在这里,因为其中的是非曲直,自有事实证明的。西滢在《现代评论》(五十)‘闲话’中谈到‘剽窃与抄袭’,对鲁迅放了一枝冷箭,他说“……很不幸的,我们中国的批评家有时实在太宏博了。他们俯伏了身子,张大了眼睛,在地面上寻找窃贼,以致整大本的剽窃,他们倒往往视而不见。要举个例么?还是不说吧,我实在不敢再开罪‘思想界的权威’”。……后来他在给徐志摩的信中,就指名说鲁迅剽窃,因为他怀疑鲁迅匿名指他的太太凌叔华所做的小说“花之寺”剽窃柴霍甫的“在消夏别墅”,其实鲁迅从来明枪交战,决不匿名攻击,指凌叔华剽窃的是署名晨牧的人,另指《晨报副刊》篇首图案剽窃琵亚词侣的则是陈学昭(署名重余),与鲁迅全不相干。西滢说:“他常常挖苦别人家抄袭。有一个学生抄了沫若的几句诗,他老先生骂得刻骨镂心的痛快,可是他自己的‘中国小说史略’,却就是根据日本人盐谷温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里面的‘小说’一部分。其实拿人家的著述做你的蓝本,本可以原谅,只要你在书中有那样的声明,可是鲁迅先生就没有那样的声明。在我们看来,你自己做了不正当的事也就罢了,何苦再去挖苦一个可怜的学生,可是他还尽量的把人家刻薄。‘窃钩者诛,窃国者侯’,本是由自古已有的道理。”鲁迅答复道:“这‘流言’早听到过了;后来见于‘闲话’,说是‘整大本的剽窃’,但不直指我,而同时有些人的口头上,却相传是指我的‘中国小说史略’。我相信陈源教授是一定会干这样勾当的。但他既不指名,我也就只回敬他一通骂街,这可实在不止‘侵犯了他一言半语’。这回说出来了;我的‘以小人之心’也没有猜错了‘君子之腹’。但那罪名却改为‘做你自己的蓝本’了,比先前轻得多,仿佛比自谦为‘一言半语’的‘冷箭’钝了一点似的。盐谷氏的书,确是我的参考书之一,我的‘小说史略’二十八篇的第二篇,是根据它的,还有论《红楼梦》的几点和一张‘贾氏系图’,也是根据它的,但不过是大意,次序和意见就很不同。其他二十六篇,我都有我独立的准备,证据是和他的所说还时常相反。……好在盐谷氏的书听说(!)已有人译成(?)中文,两书的异点如何,怎样‘整大本的剽窃’,还是做‘蓝本’,不久(?)就可以明白了。……”但这个愿望要等到十年之后才算实现,鲁迅在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所作《且介亭杂文二集》后记中说:“三,在‘中国小说史略’日译本的序文里,我声明了我的高兴,但还有一种原因却未曾说出,是经十年之久,我竟报复了我个人的私仇。当一九二六年时,陈源即西滢教授,曾在北京公开对于我的人身攻击,说我的这一部著作,是窃取盐谷温教授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里面的‘小说’一部分的;‘闲话’里的所谓‘整大本的剽窃’,指的也是我。现在盐谷教授的书早有中译,我的也有了日译,两国的读者,有目共见,有谁指出我的‘剽窃’来呢?呜呼,‘男盗女娼’,是人间大可耻事,我负了十年‘剽窃’的恶名,现在总算可以卸下,并且将‘谎狗’的旗子,回敬自称‘正人君子’的陈源教授,倘他无法洗刷,就只好插着生活,一直带进坟墓里去了。”鲁迅在回答陈源文内又说:“但我还要对于‘一个学生钞了沫若的几句诗’这事说几句话;‘骂得刻骨镂心的痛快’的,似乎并不是我。因为我于诗向不留心,所以也没有看过‘沫若的诗’,因此即更不知道别人的是否钞袭。……“……因这一回的放泄,我才悟到陈源教授大概是以为揭发叔华女士的剽窃小说图画的文章,也是我做的,所以早就将‘大盗’两字挂在‘冷箭’上,射向‘思想界的权威者’。殊不知这也不是我做的,我并不看这些小说。‘琵亚词侣’的画,我是爱看的,但是没有书,直到那‘剽窃’问题发生后,才刺激我去买了一本Art of A.Beardsley来,化钱一元七。可怜教授的心目中所看见的并不是我的影,叫跳竟都白费了。”其他关于人身攻击的话,不再具引了。读者自可细读《华盖集》、《续集》、《西滢闲话》几本书,研究双方争论的论据。这里应该介绍鲁迅在一九三五年三月二日所写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他非常客观地选载凌叔华的小说,并且加以评介:“《现代评论》比起日报的副刊来,比较的着重于文艺,但那些作者,也还是‘新潮社’和‘创造社’的老手居多。凌叔华的小说,却发祥于这一种期刊的,她恰和冯沅君的大胆、敢言不同,大抵很谨慎的,适可而止的描写了旧家庭中的婉顺的女性。即使间有出轨之作,那是为了偶受着文酒之风的吹拂,终于也回复了她的故道了。这是好的,——使我们看见和冯沅君、黎锦明、川岛、汪静之所描写的绝不相同的人物,也就是世态的一角,高门巨族的精魂。”鲁迅疾恶也许过甚,他不断追击的战法,更使若干人为之披靡;但他态度坦白,不存偏见,这是与人共见的。东吉祥胡同的“正人君子”,此后有许多人学而优则仕,纷纷在国民党政府出任要职,陈源、陈西滢、陈通伯先生,更做了“过河卒子”,在国民党政府偏安台湾后,出任联教组织的常任代表,一九七零年死于伦敦。出任人民政府要职者,有马寅初、丁西林、李四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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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鲁迅为女师大事件不断与“正人君子”斗争时,历史上发生了两件大事:一九二五年五月卅日,上海英租界枪杀学生工人;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北京执政府门前枪杀学生。这两件大事都影响以后的历史发展,“五卅”动摇了帝国主义的统治,“三一八”开始结束北洋军阀的政治。中国共产党自一九二一年七月一日正式成立后,在工人、学生,及一般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已打定了一定的基础。在反对帝国主义压迫的实际运动方面,有了决定的作用,所以五卅事件的发生不是偶然的,它是中国共产党员多方面工作的成果,帝国主义者们用对付义和团的方法,来对付有组织,有觉悟的革命群众,自然会遭受普遍全国的罢工罢市罢课的一致抵抗。五卅运动的本身虽然是失败了,它不仅被北京故府出卖,而且也被东南民族资产阶级出卖,但这是一次革命纲领与革命行动的初步检阅,它为此后的革命工作开了先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已成立了二十四年的今天,对于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斗争中的历史功过,足够做出结论来的。苏联本身和第三国际,那时以后已逐渐为史大林的官僚层所控制,在“四个阶级联盟”的理论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加入了国民党,在一九二七年的革命中当了一次资产阶级的苦力。这在五卅运动中,资产阶级也已清楚可见地叛卖了民族革命,它表示随时可与帝国主义者妥协的。在辛亥革命中受过深刻教训的鲁迅,对于五卅运动并不怎样表示热心,在他看来:“上海的风潮,也出于意料之外。” 他还是冷静地对运动中暴露出来的恶劣现象痛下针贬。自从《新青年》分裂之后,他不追随向左的陈独秀李大钊,却轻视向右的胡适——因为他是此后的“正人君子”的精神领袖;他和钱玄同等人仍继承新青年的老路,认为非从事“思想革命”不可,直至他死前和周扬论战,可说都是他所主张的“思想革命”的扩大与深入。从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六年,为了女师大事件,他一直和“正人君子”们斗争,中间发生了五卅,最后则发生了用流血结束的三一八。鲁迅的攻击目标是一贯的,因为这都是黑暗的中国社会所产生的,他向思想和政治的黑暗势力开火,虽然有时使他感到这是“绝望的抗战”。他把这两种斗争合而为一,而且视对内的斗争比对外的斗争更为重要,他的矛头常常指向统治阶级,中国的统治阶级是帝国主义的代理人,他以后和周扬的争论也是以此为出发点的。鲁迅的“思想革命”和《新青年》当年不同,目标和场地都有所转移了,他首先揭发这个社会的黑暗,彻底从辛亥革命算起,因为他“觉得革命以前,我是做奴隶;革命以后不多久,就受了奴隶的骗,变成他们的奴隶了”。于是他“觉得什么都要从前做过”。他以历史为例,指出中国状况之可怕可悲:“秦汉远了,和现在的情形相差已多,且不道。元人著作寥寥。至于唐宋明的杂史之类,则现在多有。试将记五代、南宋、明末的事情的,和现今的状况一比较,就当惊心动魄于何其相似之甚,仿佛时间的流驶,独与我们中国无关。现在的中华民国也还是五代,是宋末,是明季。“以明末例现在,则中国的情形还可以更腐败,更破烂,更凶酷,更残虐,现在还不算达到极点。但明末的腐败破烂也还未达到极点,因为李自成,张献忠闹起来了。而张、李的凶酷残虐也还未达到极点,因为满洲兵进来了。”历史的比拟自然是有条件的,有时似乎拟于不伦,但在历史递嬗变化之中,仍有原则可寻的,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没有让中国再受三百年的异族统治;而新的农民战争,却推送中国共产党走上了政权。在当时,鲁迅并无这种预见,足以洞澈未来,他只知道从历史演变上现在反动的军阀统治必然没落,所以他用警辟的言词,拚命向青年人指出应走的道路,他相信进化论,相信青年人比老年人有希望。他说:“青年又何须寻那挂着金字招牌的导师呢?不如寻朋友,联合起来,同向着似乎可以生存的方向走。你们所多的是生力,遇见深林,可以辟成平地的,遇见旷野,可以栽种树木的,遇见沙漠,可以开掘井泉的。……“世上如果还有真要活下去的人们,就先该敢说,敢笑,敢哭,敢怒,敢骂,敢打,在这可诅咒的地方击退了可诅咒的时代!“无论爱什么¬——饭、异性、国、民族、人类等等,——只有纠缠如毒蛇,执着如怨鬼,二六时中没有已时者有望。但太觉疲劳时,也无妨休息一会罢;但休息之后,就再来一回罢,而且两回,三回……。血书,章程,请愿,讲学,哭,电报,开会,挽联,演说,神经衰弱,则一切无用。” 因此,他提出“我们目下的当务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但他认为生存不是苟活,温饱不是奢侈,发展不是放纵。对于所谓“苟活”,他引用古训为例,什么“知命者不立于岩墙之下,千金之子坐不垂堂,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这都是教人苟活的,我们要生活,不是苟活,半死半生的苟活,那只是挂了生活的招牌引人到死路上去。青年人果真是站起来了,局部的,女师大学生反对校长杨荫榆,鲁迅和其它六个教授,挺身站在学生一边,和教育总长章士钊,东吉祥胡同的“正人君子”们斗争;普遍的,由上海工人学生反对日本和英国帝国主义引起的五卅惨案,简直像燎原之火燃遍了全国,鲁迅对于北京政府的软弱外交,加以如下的抨击:“我们的市民被上海租界的英国巡捕击杀了,我们并不还击,却先来赶紧洗刷牺牲者的罪名。说道我们并非‘赤化’,因为没有受别国的煽动;说道我们并非‘暴徒’,因为都是空手,没有兵器的。我不解为什么中国人如果真使中国赤化,真在中国暴动,就得听英捕来处死刑?记得新希腊人也曾用兵器对付过国内的土耳其人,却并不被称为暴徒;俄国确已赤化多年了,也没有得到别国开枪的惩罚。而独有中国人,则市民被杀之后,还要皇皇然辩诬,张着含冤的眼睛,向世界搜求公道。“其实,这原由是很容易了然的,就因为我们并非暴徒,并未赤化的缘故。“因此我们就觉得含冤,大叫着伪文明的破产。可是文明是向来如此的,并非到现在才将假面具揭下来。只因为这样的损害,以前是别民族所受,我们不知道,或者是我们原已屡次受过,现在都已忘却罢了。公道和武力合为一体的文明,世界上本未出现,……” 鲁迅向青年人号召:“因此,中国青年负担的烦重,就数倍于别国的青年了。因为我们的古人将心力大抵用到玄虚漂渺平稳圆滑上去了,便将艰难切实的事情留下,都待后人来补做,要一人兼做两三人,四五人,十百人的工作,现在可正到了试练的时候了。对手又是坚强的英人,正是他山的好石,大可以借此来磨练。假定现今觉悟的青年的平均年龄为二十,又假定照中国人易于衰老的计算,至少也还可以共同抗拒,改革,奋斗三十年。不够,就再一代,二代……。这样的数目,从个体看来,仿佛是可怕的,但倘若这一点就怕,便无药可救,只好甘心灭亡。因为在民族的历史上,这不过是一个极短时期,此外实没有更快的捷径。……”鲁迅并不大喊大叫“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他认为在中国人中,“仇视那真诚的青年的眼光,有的比英国或日本人还凶险”。鲁迅对于学生们在演讲时常常说的“同胞,同胞!”……问:“你们可知道你们所有的是怎样的‘同胞’,这些‘同胞’是怎样的心么?”他希望他们在演讲和募捐之后,已经有机会接触到社会上的各式人物,然后将所见所受,所感的都写出来,无论是好的,坏的,像样的,丢脸的,可耻的,可悲的,全给它发表,给大家看看是怎样的“同胞”。鲁迅自己在个人情绪方面,对“同胞”二字是非常悲观的,但他还是鼓励青年人:“即使所发见的并无所谓同胞,也可以从头创造的;即使所发见的不过完全黑暗,也可以和黑暗战斗的。”那时候,是有人在群众集会上“砍下指头”,或是“当场晕倒”的,还是一种企图作为由此唤醒群众,到处流行的手段。鲁迅指出断指是“极小部分自杀,晕倒是极暂时中的死亡。我希望这样的教育不普及;从此以后,不再有这样的现象”。那时又有一种“到民间去”的运动,这运动本发生在沙俄时代。记得鲁迅编辑的《葬原》上,冯雪峰译有石川啄木的一首诗,描写日本的知识分子,大意是说酒已饮得够了,慷慨激昂的话已说得很多,但没有人用拳击着桌子说,“到民间去”!这首诗曾给我精神上很大影响,经过第二年(一九二六)三一八之后,在北京的波希米亚式的小名士们,如胡风,雪峰等人,果然实践到民间去,而且后来都成了共产党员,和鲁迅携手战斗。鲁迅对于叫出这种口号的青年人也有一种期待,他认为即使这种青年再回到北京,沉默而痛苦,新的生命也会在苦痛的沉默里萌芽的。时代究竟不同了,范爱农式的悲剧决不会再产生了。鲁迅最后的告诫是:“不耻最后”。他说:“记得韩非子曾经教人以竞马的要妙,其一是‘不耻最后’。即使慢,驰而不息,纵令落后,纵令失败,但一定可以达到他所向的目标。” 关于这个告诫,他说了又说,他以运动会中的竞走为例:“竞走的时候,大抵是最快的三四个人一到决胜点,其余的便松懈了,有几个还至于失了跑完预定的圈数的勇气,中途挤入看客的群集中;……假若偶有虽然落后,却尽跑,尽跑的人,大家就嗤笑他。大概因为他太不聪明,‘不耻最后’的缘故罢。“所以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反抗,少有敢单身鏖战的武人,少有谁抚哭叛徒的吊客;见胜兆则纷纷聚集,见败兆则纷纷逃亡。……“多有‘不耻最后’的人的民族,无论什么事,怕总不会一下子就‘土崩瓦解’的,我每看运动会时,常常这样想;优胜者固然可敬,但那虽然落后而仍然非跑至终点不止的竞技者,和见了这样的竞技者而肃然不笑的看客,乃正是中国将来的脊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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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九二五年中,鲁迅出版了《苦闷的象征》,译了《出了象牙之塔》;组织了“未名社”,出版了第一本有意义有顷向的书:《苏俄的文艺论战》,编了《莽原》;开始与许广平通讯;在住宅庭园内种了几株树,紫白丁香各二,碧桃一,花椒,刺梅,榆梅各二,青杨二;对沪案捐了四元五角又八元;往东亚公司买了本《文学与革命》,托洛次基著,在“创造社”攻击他“醉眼蒙胧”之前三年,他早已开始研究新兴的苏联文学;此外,二月十七日《日记》:“邵元冲黄昌壳邀饮,晚一赴即归。”邵元冲黄昌壳都是国民党中弄弄笔头的人,他们的邀饮和孙中山即将入京有关,应邀的一定包括很多教授和文人,鲁迅“一赴即归”,可见他对这种邀饮并无兴趣。辛亥革命之后,孙中山做了临时大总统,不久即让位于袁世凯,国民党自始在政治上居于失败地位,而许多党员就争着去做议员做官了。鲁迅在东京时候,和回国以后在绍兴经历辛亥革命时候,他接触的都是光复会的人,他生平佩服章太炎,从不谈到孙中山。俄国革命的成功,中国共产党的产生,推动孙中山去改组国民党,但孙中山就想在直奉战争之后,去和张作霖段祺瑞联合,他主张召集国民会议和废除不平等条约,可是一到天津就病了;做了临时执政府执政的段祺瑞,一上台就已表示外崇国信,并号召召集善后会议,这和孙中山的主张完全背驰,即使孙中山不死,也决不可能贯彻其主张的。孙中山所代表的国民党以及它所代表的资产阶级,其中途妥协性,政治投机性,不必等到鲁迅“目瞪口呆”,早已暴露了,鲁迅在当时自然想不及此的。鲁迅在《华盖集》题记上说,“然而只恨我的眼界小,单是中国,这一年的大事件也可以算是很多的了,我竟往往没有论及,似乎无所感触”。这话是对的。但在孙中山死后,他写了一篇《战士与苍蝇》,据他说文章的本意是指孙中山先生和民国元年前后殉国而反受奴才们讥笑糟蹋的先烈的,可见他不真是无所感触了。一九二六年三月十日,他又写了《中山先生逝世一周年》,这篇文章并未编入《华盖集续编》,倒在鲁迅死后蒐集的《集外集拾遗》里面,据景宋后记,那是应该属于鲁迅生前“故意删掉”之例的。鲁迅只是一个资产阶级性的左翼改革者,他所攻击的主要限于抽象的中国的灵魂,国民性,中国人的惰性……之类,这都没有超出《新青年》早期主张改革的范围,他虽受到章士钊和“正人君子”们的压迫和围剿,直到一九三零年,读了梅林格(Franz Mehring)几篇文章之后,他才知道“在坏了下去的旧社会里,倘有人怀一点不同的意见,有一点携贰的心思,是一定要大吃其苦的。而攻击最凶的,则是这人的同阶级的人物。他们以为这是最可恶的叛逆,比异阶级的奴隶造反还可恶……”鲁迅是憎恶“这熟识的本阶级的”,这是一个携贰者的憎恶,即一个本阶级的背叛者的憎恶;最后在改变了他自己的阶级意识之后,他又憎恶借抗日之名第二次企图投降国民党的、在共产党中颇为得势的周扬之流——周扬后面站着米夫、王明一系,米夫、王明背后站着从“第三时期”走到“ 联合阵线”的史大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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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九二五年,有一件事使鲁迅不仅受老年人攻击,而且也受青年人攻击的,那便是对于“青年必读书”的主张。当时的《京报副刊》,曾向学术界人士征求“青年必读书”十部的意见,胡适等正在提倡“整理国故”,引导青年人离开对于社会的政治的实践,走向书斋和故纸堆中,故鲁迅在应征表中特地填上两句话:“从来没有留心过,所以现在说不出。”并在附注上说:“但我要趁这机会,略说自己的经验,以供若干读者的参考——“我看中国书时,总觉得就沉静下去,与实人生离开;读外国书——但除了印度——时,往往就与人生接触,想做点事。“中国书虽有劝人入世的话,也多是僵尸的乐观;外国书即使是颓唐和厌世的,但却是活人的颓唐和厌世。“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少看中国书,其结果不过不能作文而已。但现在的青年最要紧的是‘行’,不是‘言’。只要是活人,不能作文算什么大不了的事。”这个主张,远没有吴稚晖要把中国线装书丢入毛厕里三千年那样的激烈,但已饱受了老年人青年人的攻击,那时有一个署名ZM的人投文《京报副刊》为鲁迅辩解,他仍用鲁迅在讲堂上说的话替“不能作文算什么大不了的事”这句话作注解,原文如下:“读了许多名人学者给我们开的必读书目,引起不少的感想:但最打动我的是鲁迅先生的两句附注……因这几句话,又想起他所讲的一段笑话来。他似乎这样说:讲话和写文章,似乎都是失败者的象征。正在和命运恶战的人,顾不到这些,具有实力的胜利者也多不做声。譬如鹰攫免子,叫喊的是免子不是鹰;猫捕老鼠,啼呼的是老鼠不是猫。……又好像楚霸王……追奔逐北的时候,他并不说什么;等到摆出诗人面孔,饮酒唱歌,那已经是兵败势穷,死日临头了。最近像吴佩孚名士的‘登彼西山,赋彼其诗’,齐燮元先生的‘放下枪支,拿起笔杆’,更是明显的例了。” 鲁迅的主张是有所为而发的,《新青年》的势力分散之后,北京那时正是‘风雨如晦’,他属望青年人不要再说空话,而要行,起而行。可是想不到,当时和鲁迅多少站在一条战线上的周作人,到晚年居然说这是鲁迅的高调之一,他在一九六六年二月十九日给香港友人信中说:“……说得不好听一点,他好立异鸣高,故意的与别人拗一调,他另外有给朋友的儿子开的书目,却是十分简要的……”这是似是而非的,不符事实的话。鲁迅替许季茀的见子开过一张书单,因为他读的是中国文学系;这和《京报副刊》公开征求“青年必读书”的意义完全不同,别的学者自然可以开列古书一大批作为青年人必读书,鲁迅却针对时弊,主张少读中国书,这当然不是因为“立异鸣高”或“故意与人拗一调”。周作人所说,未免近于事后诋毁了。鲁迅替许季茀儿子开的书目,据许季茀后来的记述是这样的: “吾越乡风,儿子上学,必定替他挑选一位品学兼优的做开蒙先生,给他认方块字,把笔写字,并在教本面上替他写姓名,希望他能够得到这位老师品学的熏陶和传授。一九一四年,我的长儿世瑛年五岁,我便替他买了‘文字蒙求’,敦请鲁迅做开蒙先生。鲁迅只给他认识二个方块字:一个是‘天’字,一个是‘人’字,和在书面上写了‘许世瑛’三个字。我们想一想,这天人两个字的含义实在广大得很,举凡一切现象(自然和人文),一切道德(天道和人道)都包括无遗了。后来,世瑛考入国立清华大学——本来打算读化学系,因为眼太近视,只得改读中国文学系,请教鲁迅应该看些什么书,他便开示了一张书单,现在钞录如下:

计有功宋人唐诗纪事(四部丛刊本,又有单行本。)辛文房元人唐才子传(今有木活字单行本)严可均全上古……隋文(今有石印本,其中零碎不全之文甚多,可不看。)丁福保全上古……隋诗(排印本)吴荣光历代名人年谱(可知名人一生中之社会大事,因其书为表格之式也。可惜的是作者所认为历史上的大事者,未必真是‘大事’,最好是参考日本三省堂出版之‘模范最新世界年表’。)胡应麟明人少室山房笔从 (广雅书局本,亦有石印本。)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其实是现有的较好的书籍之批评,但须注意其批评是‘钦定’的。)世说新语 刘义庆(晋人清谈之状)唐摭言五代王定保(唐文人取科名之状态)抱朴子外篇葛洪(内论及晋末社会状态)有单行本论衡王充(内可见汉末之风俗迷信等)。今世说王(月卓)(明末清初之名士习气)

这样的一张书目,如果现在有人在大学里研读中国文学系,我想依然可以推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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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九二五年,鲁迅笔下挞伐的,除“正人君子”之外,主要的敌人要算章士钊了,他是段执政下面的教育总长,作为佥事的鲁迅的顶头上司。章士钊可以撤他的职,可是无法封他的笔,他以他所主张的“摇身一变化为泼皮,相骂相打”的精神,和章士钊扭打下去,直到无法在北京立足为止。这种一贯到底的韧性的斗争,确实启发和引导了不少青年人。话说章士钊于八月十三日明令免去鲁迅教育部佥事职务之后,鲁迅在答KS君的信中说:“第一,章士钊将我免职,我倒并没有你似的觉得诧异,他那对于学校的手段,我也并没有你似的觉得诧异,……我们看历史,能够据过去以推知未来,看一个人的已往的经历,也有一样的效用。你先有了一种无端的迷信,将章士钊当作学者或知识阶级的领袖看,于是从他的行为上感到失望,……他这人本来就只能这样,有着更好的期望倒是你自己的误谬。……“第二,你这样注意于《甲寅周刊》,也使我莫明其妙。《甲寅》第一次出版时,我想,大约章士钊还不过熟读了几十篇唐宋八大家文,所以模仿吞剥,看去还近于清通。至于这一回,却大大地退步了,……连成语也用不清楚,如‘每下愈况’之类。……这种东西,用处只有一种,就是可以借此看看社会的暗角落里,有着怎样灰色的人们……“所以,即使真如你所说,将有文言白话之争,我以为也该是争的终结,而非争的开头,因为《甲寅》不足称为敌手……”文言白话之争自然已不是争的开头,但这与读经复古之争还是很有联系的,因为直到国民党反共之后,仍有人主张读经。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二十三年之后,《甲寅杂志》的编者仍出版了《柳文指要》,让人在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柳宗元身上,去找“两千年传统文学题材之最终结穴!”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二日,章士钊主持的教育部部务会议,规定了小学学生读经,自初小四年级读起,每周一时,至高小毕业止。对这一反动措施,鲁迅力加抨击:“尊孔,崇儒,专经,复古,由来已经很久了。皇帝和大臣们,向来总要取其一端,或者‘以孝治天下’,或者‘以忠诏天下’,而且又‘以贞节励天下’。但是,……孔子之徒的经,真不知读到哪里去了;倒是不识字的妇女们能实践。……“所以要中国好,或者倒不如不识字罢,一识字,就有近乎读经的病根了。‘瞰亡往拜’‘出强载质’的最巧玩意儿,经上都有,我读熟过的。只有几个糊涂透顶的笨牛,真会诚心诚意地来主张读经。……“至于现在的能以他的主张,引起若干议论的,则大概是阔人。……他们的主张,其实并非那些笨牛一般的真主张,是所谓别有用意;反对者们以为他真相信读经可以救国,真是‘谬以千里’了!“我看不见读经之徒的良心怎样,但我觉得他们大抵是聪明人,而这聪明,就是从读经和古文得来的。我们这曾经文明过而后来奉迎过蒙古人满洲人大驾了的国度里,古书实在太多,倘不是笨牛,读一点就可以知道,怎样敷衍,偷生,献媚,弄权,自私,然而能够假借大义,窃取美名。再进一步,并可以悟出中国人是健忘的,无论怎样言行不符,名实不副,前后矛盾,撒诳造谣,蝇营狗苟,都不要紧,经过若干时候,自然被忘得干干净净,只要留下一点卫道模样的文字,将来仍不失为‘正人君子’。……“这一类的主张读经者,是明知道读经不足以救国的,也不希望人们都读成他自己那样的;但是,耍些把戏,将人们作笨牛看则有之,‘读经’不过是这一回耍把戏偶尔用到的工具。……”鲁迅对于主张读经人士,用的是诛心之论,他主张读经不如读史,读正史不如读野史,他介绍《宋人说部丛书》,《明季南北略》,《痛史》等,因为“我们现在的情形,那时早已有过了”,宋以后是金和元,明以后是清,这都是外族入侵的最好例子。“总之,读史,就愈可以觉悟中国改革之不可缓了,虽是国民性,要改革也得改革,否则,杂史杂说上所写的就是前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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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二四年九月,北方发生了直奉战争,南方发生了苏皖战争。直系里面的冯玉祥对曹琨吴佩孚倒戈,一时控制了北京,迫贿选总统曹琨下了野,并迫曹琨事先免了吴佩孚的把戏;又把盘踞在清宫的逊帝傅仪驱逐出宫。冯玉祥与张作霖联名拥护段祺瑞为临时执政府的执政,欢迎孙中山北上,孙中山于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二日在北京逝世;五月十一日奉军入了关,一到天津便解除冯玉祥收编的部队的武装,与段祺瑞联成一气。十一月,张冯之间的战争暴发,奉军因郭松龄到戈,形势逆转,这时日本帝国主义者公然出兵助奉,十一月十三日占领了奉天兵工厂,侧击郭松龄,郭失败被杀;一九二六年三月十二日,炮轰大沽口冯军,并联合英、美、法、意、荷、比、西等国,借口维护辛丑条约,提出最后通牒,要求停止津沽间军事行动,撤除防务。北京各界于三月十八日集会反对,结队至执政府请愿,段祺瑞命令卫队开枪,这就是有名的三一八惨案。惨案经过,周作人在《回想录》中有比较详细的追忆:“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下午,北京铁狮子胡同执政府卫队对于请愿的民众开枪,造成死者四十七人,伤者一百五十余人的惨案,这乃是反动政府与帝国主义互相勾结,布置而成的局面,其手段之凶残,杀伤之众多,都是破天荒的;后来孙传芳蒋介石的肆行残杀,差不多都是由此出发的。当日我到盔甲厂的燕京大学去上课,遇见站在课堂外边的学生,说今天因为请愿去了,所以不上课,我正想回来,这时是见前去赴会的许家鹏君气急败坏的跑回来,说:‘了不得了,卫队开枪,死伤了许多人!’他自己好像没有受伤,但一看他戴着的一顶呢帽,在左边上却被子弹穿了个大窟窿。我从东单牌楼往北走,一路上遇着好些轻伤的人,坐在车上流着血,前往医院里去。第二天真相逐渐明了,那天下着小雪,铁狮子广场上还躺着好些尸体,身上盖着一层薄雪。有朋友目击这惨象的,说起三一八来便不能忘记那个雪景。死者多半是青年学生,与我有关系的学校是女师大的刘和珍与杨德群二人,燕大的许君虽是奇迹的没有受伤,可是研究生郭灿然却因此失了一条大腿;……“三一八事件发生以后,我也只能拿了笔杆与文字纪念死者,做了几副挽联,在三月二十三日给殉难者全体开追悼会的时候,送去一联云:“‘赤化赤化,有些学界名流和新闻记者,还在那里诬陷。白死白死,所谓革命政府与帝国主义,原是一样东西。’ ……”当时日本的《北京周报》,有如下记述:“在这个混乱之中最令人感动的事,是中国女学生之刚健。凡有示威运动等,女学生大抵在前,其行动很是机敏大胆,非男生所能及,这一天女学生们也很出力。在我的前面有一个女学生,中了枪弹,她用了毛线的长围巾扪住了流出来的血潮,一点都不张皇,就是在那是恐怖之中我也不禁感到佩服了。我那时还不禁起了这个念头,照这个情形看来,中国将靠了这班女子兴起来罢。”该《周报》的社论也说:“据当日亲身经历、目睹实况的友人所谈,最可佩服的是女学生们的勇敢。在那个可怕的悲剧之中,女学生们死的死了,伤的伤了,在男子尚且不能支持的时候,她们却始终没有失了从容的态度。……以前有一个专治汉学的老先生,离开中国二十年之后再到北京来,看了有青年女子的面上现出一种生气,与前清的女人完全不同了。他很惊异,说照这个情形中国是一定会兴隆的。我们听到这句话,觉得里边似乎的确表示着中国机运的一点消息。”我们现在很难找到当时的资料,究竟这四十七个死者是否都是学生。鲁迅有一篇文章,特别纪念刘和珍的,因为她和另一死者杨德群,另一伤者张静淑都是女师大的学生,这都是积极而勇敢地和杨荫榆,章士钊,刘百昭等人斗争过来的人,所以鲁迅更熟识她们,他在文中说:“在四十余被害的青年之中,刘和珍君是我的学生。学生云者,我向来这样想,这样说,现在却觉得有些踌躇了,我应该对她奉献我的悲哀与尊敬。她不是‘苟活到现在的我’的学生,是为了中国而死的中国的青年。“她的姓名第一次为我所见,是在去年夏初杨荫榆女士做女子师范大学校长,开除校中六个学生自治会职员的时候。其中的一个就是她;但是我不认识。直到后来,也许已经是刘百昭率领男女武将,强拖出校之后了,才有人指着一个学生告诉我,说:这就是刘和珍。其时我才能将姓名和实体联合起来,心中却暗自诧异。我平素想,能够不为势利所屈,反抗一广有羽翼的校长的学生,无论如何,总该是有些桀骜锋利的,但她却常常微笑着,态度很温和。待到学校恢复旧观,往日的教职员以为责任已尽,准备陆续引退的时候,我才见她虑及母校前途,黯然至于泣下。……“我没有亲见;听说,她,刘和珍君,那时是欣然前往的。……但竟在执政府前中弹了,从背部入,斜穿心肺,已是致命的创伤,只是没有便死。同去的张静淑君想扶起她,中了四弹,其一是手枪,立仆;同去的杨德群君又想去扶起她,也被击,弹从左肩入,穿胸偏右出,也立仆。但她还能坐起来,一个兵在她头部及胸部猛击两棍,于是死掉了。“但段政府就有令,说她们是‘暴徒’!“但接着就有流言,说她们是受人利用的。”是谁屠杀这四十七个爱国者?直接的凶手是段祺瑞,他是执政府执政;是贾德耀,他是执政府国务总理;是章士钊,他是执政府秘书长。第二天,通缉令发表,说徐谦、李大钊、李煜瀛、易培基、顾兆熊“假借共产学说,啸聚群众,屡肇事端。本日徐谦以共产党执行委员会名义,散布传单,率领暴徒数百人,闯袭国务院,灌泼火油,抛掷炸弹,手枪木棍,丛击军警。……徐谦等并着京内外一体严拿,尽法惩办,用儆效尤。”后来《京报》透露,该项通缉令罗织之罪犯有五十人之多,鲁迅当然在内。鲁迅以无比愤激的心情,写下了如下的句子。“假如这样的青年一杀就完,要知道屠杀者也决不是胜利者。“如果中国还不至于灭亡,则已往的史实示教过我们,将来的事便要大出于屠杀者的意料之外——“这不是一件事的结束,是一件事的开头。“墨写的谎说,决掩不住血写的真实。“血债必须用同物偿还。拖欠得愈久,就要付更大的利息!“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我懂得衰亡民族之所以默无声息的缘由了。沉默呵,沉默呵!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 这时候,鲁迅和其他许多人,过的是一种地下生活,因为通缉令的株连甚广,有一天下午,齐寿山通知许季茀,“张作霖的前头部队已经到高桥了,请立刻和鲁迅避入D医院,一切向看护长接洽就得”。于是在一间破旧什物的堆积房中,鲁迅和十多人白天用面包和罐头食品充饥,夜晚在水门汀地面上睡觉,有时回家去看一下,但他仍不断写文章和章士钊及“正人君子”们周旋。时局的变化非常快,由张作霖冯玉祥捧上台的段祺瑞,在三月十八日残杀学生后,四月九日就被冯玉祥迫下台,鹿钟麟收缴了执政府卫队的枪械,段祺瑞章士钊等逃匿东交民巷,执政府消灭,所谓北洋军阀中的安福系也就从此完结了。我们现在想交代一下章士钊的下落。他失势以后南下上海,托庇上海大流氓头子杜月笙,做了他的门下客,又挂过大律师的招牌。内战时期,他做了国民党方面的和谈代表。解放以后,他做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中央文史馆馆长,一九七二年出版了他的三大册《柳文指要》,在“通要之部续序”中,他有这样的指出:“柳文重发光艳,殆起于一九四九之大革命初期,倘无毛主席著作发扬,决不会有崇柳风尚。”这里说的是毛泽东早已提倡学习柳宗元了。说到一九四九年,章士钊有他一个独特的见解,他在“柳子厚生于今日将如何”一文中,将中国的历史分为两个时期,而以一九四九年为分界线。这以前,他都算成“广狭不同之封建社会”,这以后,“则灭绝封建基础,一切统辖于民”。这个意见的前一部分,把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和奴隶社会都一笔勾销了。后一部分,则社会主义直接由封建社会产生。这是他的中国社会发展史观点,简直和毛泽东的“唯物史观”开了一次大玩笑。他又说:“昔孔子作春秋,终于获麟,汉经生以谓孔子为汉开赤制,史迁踵其意,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为一大限,下述六国以及汉初百年,用相置配,号曰史记。唯吾之视今亦然,盖公历一千九百四十九年者,不啻中国麟止开制之岁也。吾尝论史,以是岁为断,是岁以前,不问经过数千百年,不分朝代,统为一目,自是年起,不问日月几何?为另一目。洪荒以来,人世所经,两目而已,亦比于唐一行画天下山河为南北两戒,时与地交相辉映。”在他看来,一九四九年以后的“另一目”是远迈前史的。他说:“吾推断言:今日之中国形势,以至清至明之政府,行不屈不挠之纪纲,外侮不敢来,变乱无由生,贿赂不得行,风纪不致乱,自上达下,如身使臂,如臂使指,以至下令如流水,无远勿届,于是举国矢勤守俭,孳孳矻矻,以从事于建设,效绩之生,遂乃日新月异而岁不同,此真陆贾所谓自天地剖判,未始有也。夫社会基础如此坚定,从而政权期于不坏,而亦不可能坏,节节设防,层层杜渐,一日如百年,复百年如一日,因知我即一九四九年判断史期,以二千年对十五年,挈短料长,了无不称。”在这部书中,他表示了对这几年文化大革命的态度;“大抵国家从事文化大革命,作者虽日迫西山,而亦在同声同气之列,固不能与青少年程功比烈,终究不无多少进步可期”。他认为文化大革命的大风雨使“宇宙重润”。根据他的说法,一部《柳文指要》,可以归结到这样一个意见,一九四九年止于获麟,一九四九年以后“有王者兴”。扬雄的“剧秦美新”对之黯然失色,郭沫若的“两个太阳颂”,如小巫之见大巫。当年鲁迅所称谓的落水狗,在“反共”“讨赤”大业之后,摇身一变,便置身革命阵营,宣扬他的“道统论”了。鲁迅的预言何其正确!一九二七年九月,他在“目瞪口呆”之余,懂得了“只要青天白日插远去,恐怕孤桐先生也会来革命的”。但他有一点不正确,他想不到孤桐先生的革命,不在青天白白旗下,而在五星旗下,不在蒋介石时代,而在毛泽东时代。章士钊是“圣之时者”,所以在“文化大革命”之后,他的古文又行了时,如果许多人循着《柳文指要》去研究古文,不久也许又会提倡诗经了吧,谁相信时间竟会倒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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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三一八血的洗礼之后,有觉悟的青年人分批南下了,很多投身到当时由国民党所领导的革命斗争中去,所谓革命斗争主要是北伐的军事行动,这几年占据东南五省的是孙传芳,以京汉路为根据地的是吴佩孚,盘踞关内外的是张作霖,这都是北伐军的对象。随着军事活动的开展,阶级斗争也跟着深入,一九二五年三月二十日广州发生“中山舰案”,国共两党的合作已开始了分裂的征兆,经过弥缝之后,表面上和合无间,实则共产党已处下风,一年之后,国民党终于大事屠杀,使鲁迅为之“目瞪口呆”了。经历了三一八事变之后,鲁迅似乎已疲于斗争,因为他走出了血腥的北京,竟去了荒凉的厦门。这是他有意的选择。他于一九二七年九月四日《答有恒先生》:“……但我的不发议论,是很久了,还是去年夏天决定的,我预定的沉默期间是两年。……”现在有许多人视鲁迅是革命的斗争的化身,鲁迅却并不自命为革命家,他的另一面很阴暗,很虚无,这种感情只表示在私人通信中,主要表示在和景宋的通信中。《两地书》是一九三三年初出版的,那时他已是左翼作家同盟的领导人之一,真实地站在革命阵营了,他愿意暴露自己的另一面,据他说的理由之一,是由于他看到某种作家一旦向左,连孩子时代的啼哭也有合于革命文学之概,而他这本书则是并无革命气息的。景宋是女师大事件中被开除的六个代表之一,由于鲁迅支持她们,她有机会和他接近,最初访问鲁迅是一九二五年四月十二日,一同离开北京是一九二六年八月二十六日,开始同居是一九二七年的十月八日,他们的交往具见于《两地书》中,确如鲁迅所说:“其中说法既没有死呀活呀的热情,也没有花呀月呀的佳句”,但我们完全可以从这书里了解鲁迅的内在生活和感情。他对自己有这样的解剖:“我其实那里会‘立地成佛’,……假使我真有指导青年的本领——无论指导得错不错——我决不藏匿起来,但可惜我连自己也没有指南针,到现在还是乱闯。……“我想,苦痛是总与人生联带的,但也有离开的时候,就是当睡熟之际。醒的时候要免去若干苦痛,中国的老法子是‘骄傲’与‘玩世不恭’,我自己觉得我就有这毛病,……“对于社会的战斗,我是并不挺身而出的,我不劝别人牺牲什么之类者就为此。……“总结起来,我自己对于苦闷的办法,是专与袭来的苦痛捣乱,将无赖手段当作胜利,硬唱凯歌,算是乐趣……”这里所谓的“乐趣”,不正是他所嘲弄的阿Q的精神胜利法吗?“我所说的话,常与所想的不同,至于何以如此,则我已在《呐喊》的序上说过:不愿将自己的思想,传染给别人。何以不愿,则因为我的思想太黑暗,而自己终不能确知是否正确之故。至于‘还要反抗’,倒是真的,……但我的反抗,却不过是偏与黑暗捣乱。”鲁迅对于自己的“反抗”,非常缺少自信,甚至堕入虚无,他常常爱引用裴多菲的一句话自警:“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他有时简直怀疑自己“神经过敏”,他说:“其实,我的意见原也不容易了然,因为其中本有着许多矛盾,教我自己说,或者是人道主义与个人主义这两种思想的消长起伏罢,所以我忽而爱人,忽而憎人;做事的时候,有时确为别人,有时却为自己玩玩,有时则竟因为希望将生命从速消磨,所以故意拼命的做。此外或者还有什么道理,自己也不甚了然。但我对人说话时,却总拣择光明些的说出,……”这不是陷入两重人格吗?他拣光明的话对人说,却信自己的思想太黑暗;他是用热烈的表皮,包着一颗冰冷的心的,毋怪在一场斗争之后,要远离沸腾的北京,去而之墓地似的厦门了。鲁迅在厦门的半年中,牢骚很多,但他的不满都是生活上琐屑之事;即使斗争,也是“茶杯里的风波”。他替在广州的景宋谋划的话,则简直近于“自私”,他在信中不止一次的说:“一个人也许应该做点事,但也无须乎劳而无功。看你收入和做事的比例,实在相距太远了。你不知能即作他图否?我以为如此情形,努力也是白费的。人固然应该办‘公’,然而总须大家都办,倘为人们偷懒,而只有几个人拚命,未免太不‘公’了,就该适可而止,可以省下的路少走几步,可以不管的事少做几件,自己也是国民之一,应该爱惜的,谁也没有要求独独几个人应该做得劳苦而死的权利。”这时景宋在广州教书,对鲁迅诉述的话也都是些身边琐事,鲁迅有一篇《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鼓励青年人做傻子,但为了所爱的人,却鼓励她做“聪明人”。我们可以说,这也是“人情之常”,但对于鲁迅来说,还是不免于“言行不一致”罢!鲁迅对于自己的“言行不一致”,是并不掩饰的,坦然示人的。只是把鲁迅比附为李大钊那样的革命家的人,那是替鲁迅戴上一顶他生前非常嫌恶的纸糊冠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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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和景宋由相识到结合,经过了两年半以上的时间;鲁迅自与朱女士结婚后,对于家庭幸福这一回事,本来不存甚么想望的了,在这过渡时期,有许多人是自愿牺牲的,为的这也不是勉强被人撮合在一起的女人的错。但究竟时代不同了,有许多人也自觉地挣扎着冲破着这个道德的枷锁,所以没有人会以此责备鲁迅和景宋,而且他们的严肃的共同生活,是一种榜样,一种范式,让在婚姻痛苦中生活的青年男女们有一条可走的道路。在他们相爱的发展过程中有一个插曲,那便是比自己为太阳,比景宋为月亮,比鲁迅为黑夜的长虹。长虹是参加“未名社”的人,鲁迅一走,他和韦素园就为了《莽原》稿子的取舍吵起来了,结果闹成分裂,之后,长虹在上海大骂鲁迅,后来才知道还有一个原因,那是长虹在暗恋景宋,迁怒鲁迅。鲁迅在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给韦素园信说:“……三,是他(按:指长虹)真疑心我破坏了他的梦,──其实我并没有注意到他做什么梦,何况破坏──因为景宋在京时,确是常来我寓,并替我校对,抄写过不少稿子(《坟》的一部分,即她抄的),这回又同车离京,到沪后,她回故乡,我来厦门,而长虹遂以为我带她到了厦门了。倘这推测是真的,则长虹大约在京时,对她有过各种计划,而不成功,因疑我从中作梗。其实是我虽然也许是‘黑夜’,但并没有吞没这‘月儿’。“如果真属于末一说,则太可恶,使我愤怒。我竟一向在闷葫芦中,以为骂我只是因为《莽原》事。我从此倒要细心研究他到底是怎样的梦,或者简直动手撕碎它,给他更其痛哭流涕。只要我敢于捣乱,什么‘太阳’之类都不行的。”他又在一九二七年一月十一日给景宋信说:“那流言,是直到去年十一月,从韦素园的信里才知道的。他说,由《沉钟社》里听来,长虹的拚命攻击我是为了一个女性。《狂飙》上有一首诗,太阳是自比,我是夜,月是她。他还问我这事可是真的,要知道一点详细。我这才明白长虹原来在害‘单相思病’,以及川流不息的到我这里来的原因,他并不是为《莽原》,却在等月亮。但对我竟毫不表示一些敌对的态度,直待我到了厦门,才从背后骂得我一个莫名其妙,真是卑怯的可以。我是夜,则当然要有月亮的,还要做什么诗,也低能得很。那时就做了一篇小说(按:即《故事新编》中的《奔月》),和他开了一些小玩笑,……”直到此时,他才坦白地对景宋表示:“……我先前偶一想到爱,总立刻自己惭愧,怕不配,因而也不敢爱某一个人,但看清了他们(按:指长虹等)的言行思想的内幕,便使我自信我决不是必须自己贬抑到那么样的人了,我可以爱!”等到鲁迅和景宋正式同居以后,谎言自然止息了。他曾在给韦素圆的信里说到这事:“……异性,我是爱的,但我一向不敢,因为我自己明白各种缺点,深恐辱没了对手。然而一到爱起来,气起来,是甚么都不管的。后来到广东,将这些事对密斯许说了,便请她住在一所屋子里——但自然也还有别的人。前年来沪,我也劝他同来了,现就住在上海,帮我做点校对之类的事——你看怎样,先前大放流言的人们,也都在上海,却反而哑口无言了,这班孱头,真是没有骨力。”一九二九年九月,他们有了唯一的孩子:海婴。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他给《两地书》写序,回顾过去,作了总结:“回想六七年来,环绕我们的风波也可谓不少了,在不断的挣扎中,相助的也有,下石的也有,笑骂诬蔑的也有,但我们紧咬了牙关,却也已经挣扎着生活了六七年。其间,含沙射影者都逐渐自己没入更黑暗的处所去了,而好意的朋友也已有两个不在人间,就是漱园和柔石。我们以这本书为自己纪念,并以感谢好意的朋友,并且留赠我们的孩子,……”最近发现了鲁迅曾在芥子园画谱上题了一首诗给景宋,这首诗并未收入《集外集》,云:“十年携手共艰危,以沫相濡亦可哀;聊借图画怡倦眼,此中甘苦两心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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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未名社”分裂出去的高长虹,一面骂鲁迅一面又想利用鲁迅,起初鲁迅不则声,他要看看长虹的技俩发挥到如何,到了长虹在《新女性》上登广告,说他们会和“思想界先驱者鲁迅”及最进步的青年文学家合办《莽原》时,他就出手还击了,他也在同一刊物上登广告:“……我在北京编辑《莽原》、《乌合丛书》、《未名丛刊》三种出版物,所用稿件,皆系以个人名义送来,对于狂飙运动,向不知是怎么一回事:如何运动,运动甚么。今忽混称‘合办’,实出意外,不敢掠美,特此声明。又,前因有人不明真相,或则假借虚名,加我纸冠,已非一次,业经先有陈源在《现代评论》上,近有长虹在《狂飙》上,叠加嘲骂,而《狂飙社》一面又锡以第三顶‘纸糊的假冠’,真是头少帽多,欺人害己,虽‘世故的老人’,亦身心之交病矣。……”这样的启事,对于长虹说来,确是一个重大打击。所以如此,鲁迅对景宋有这样的解释:“……我之所以愤慨,却并非因为他们使我失望,而在觉得了他先前日日吮血,一看见不能再吮了,便想一棒打杀,还将肉作罐头卖以获利。这回长虹笑我对章士钊的失败道,‘于是遂戴其纸糊的‘思想的权威者’之假冠,而入于身心交病之状态矣。’但他八月间在《新女性》上登广告,却云‘与思想界先驱者鲁迅合办《莽原》’,一面自己加我‘假冠’以欺人,一面又因别人所加之‘假冠’而骂我,真是轻薄卑劣,不成人样。有青年攻击或讥笑我,我是向来不去还手的,他们还脆弱,还是我比较得经得起践踏。然而他竟得步进步,骂个不完,好像我即使避到棺材里去,也还要戮尸的样子。所以……我已决定不再彷徨,拳来拳对,刀来刀当……”果然,长虹等人是禁不起践踏的,以后,他们一伙就“逐渐没入更黑暗处所去了”,可是鲁迅也不免因此心灵受到创伤。他以前的敌人是平等的对手,现在却是小于他的青年人了,他觉得在北京时“忘记吃饭,减少睡眠,吃了药来编辑,校对,作文。谁料结出来的,都是苦果子”。他甚至想从二十四期止,便将《莽原》停刊了。在厦门他尽有闲工夫,但宁愿拿本无聊的书玩玩,遇到有人催他做文章,大抵置之不理。他觉得这是退步,但又认为“从别一面看,倒是进步也难说”。于是他“……仿佛全感空虚,不再有甚么意见,而且有时确也有莫明其妙的悲哀”。可是相反,他又觉得自己“或者并不渺小”,他要在蔑视他和骂倒他的人们眼前“站着黑的恶鬼似的‘鲁迅’”!悲哀,怨恨,报复,这一切意念使他内心非常矛盾,对于此后自己应该做甚么事,也很“有些徘徊不决”,那就是:做“文章呢,还是教书?因为这两件事,是势不两立的:作文要热情,教书要冷静。兼做两样的,倘不认真,便两面都油滑浅薄,倘都认真,则一时使热血沸腾,一时使心平气和,精神不胜困惫,结果还是两面不讨好。……”在厦门的半年(不到半年)对于鲁迅说来,可以说是他一生中在内心方面最黑暗的时期;以后,在广州的半年(多过半年),则是惊心动魄,化悲愤为力量的时期;再以后,他回到上海了,为形势所迫,他已无法再教书,也不再到别处去,他不得不用一枝坚强的笔,不仅和一批自命为革命文学家的人斗争,和反动的国民党文化人斗争,和第三种人斗争,而且和共产党里面王明一系的人斗争。

鲁迅的中年广州的血洗一九二七年一月十八日,鲁迅到了广州,去时也不是没有幻想的,他想除教书外,仍继续做文艺运动,或其他更好的工作,甚至想和“创造社联合起来,造成一条战线”,更向旧社会进攻,那知他到广州后,开了几次教授会议,去了一次香港,东奔西走作了几次讲演,就在黄埔军校那次讲演之后的第四天,蒋介石在上海发动政变,向闸北的总工会纠察队进行了流血进攻;火盖一揭开,凡是蒋介石统治的地方,都一起赤裸裸地露出了狰狞面目,肆意杀人了!广州的反共屠杀,比上海迟了三天,使鲁迅为之“目瞪口呆”。鲁迅也不是没有先见的,到广州住了两个月,他早就“骇然了”,他觉得“往日所闻,全是谣言,这地方,却正是军人和商人所主宰的国土”。他说:“广州的人民并无力量,所以这里可以做‘革命的策源地’,也可以做反革命的策源地。”又说:“青天白日旗插远去,信徒一定加多。但有如大乘佛教一般,待到居士也算佛子时候,往往戒律荡然,不知道是佛道的弘通还是佛教的败坏?……”他在广州虽然看不见北方似的捕杀青年,有时确也感到一点“小康”,但随即悟到这不过是“奉旨革命”的现象,却绝对想不到有一天会“聚而歼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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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在广州和香港的演讲,只有五篇记录,在香港青年会讲的二篇,一篇是《无声的中国》,一篇是《老调子已经唱完》;在黄埔军校讲的一篇是《革命时代的文学》,这都是清党以前讲的。七月间在知用中学讲的《读书杂谈》,不过是“老生常谈”,九月间在广州夏期学术演讲会讲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不仅有学术价值,而且“借古讽今”。鲁迅的演讲自然是因人,因时,因地而施,所以对香港的青年人,他说的主要是“中国的文化,都是侍奉主子的文化,是用很多人的痛苦换来的,无论中国人,外国人,凡是称赞中国文化的,都只是以主子自居的一部分”。这主要是针对着殖民地而说的,当时香港总督金文泰,前清太史赖济熙正在提倡“整理国故”,而且要中国人“怀旧之蓄念,发思古之幽情,光祖宗之玄灵,大汉之发天声!”鲁迅希望“青年们先可以将中国变成一个有声的中国。大胆地说话,勇敢地进行,忘掉了一切利害,推开了古人……”他说,“因为我们说着古代的话,说着大家不明白,不听见的话,已经弄得像一盘散沙,痛痒不相关了。我们要活过来,首先就须由青年们不再说孔子孟子和韩愈柳宗元们的话。……”现在,一九七二年,离开鲁迅说这话已经四十六年,从“文化大革命”一场噩梦中醒过来时,文化界第一件大吹大擂的事,就是出版以反对白话文出名的章士钊的《柳文指要》,鲁迅当时的大声疾呼,真是白废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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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埔军校是国民党改组之后成立的,目的专在训练革命的军事干部,以后国共两党的年青军事领导人物,多为黄埔出身。邀请鲁迅去演讲的应修人和宿荷是共产党员;面对着革命的军事干部,鲁迅就说他从未谈过的革命与文学的关系问题,但从来没有人指出过鲁迅的意见只是接述托洛次基著的《文学与革命》这本书里的意见。这本书由李霁野韦素园合译,由“未名社”出版,记得鲁迅写了后记,现在自然无法再找得到这本书,鲁迅的“后记”也未收入《集外集》中,好在我们现在有了更好的译本(香港信达出版社出版,惠泉译),我们不妨找出若干字句用来和鲁迅的演讲对照一下:托洛次基的《文学与革命》“文化以吸取经济底液汁为生,所以必须有了点物质上的剩余,文化才能生长发展,以及变为精致。“艺术需要有安适,甚至需要富饶。(第一页)“艺术一定要走它自己的道路,运用自己的方法……艺术领域是这样的一个领域,它不是依靠党的号令行事的。(第二零一页)“而最重要的,我们有革命的人……(第二零九页)“革命文学不能不充满着社会仇恨的精神。(第二一零页)”鲁迅的“革命时代的文学” “有人说:‘文学是穷苦的时候做的’,其实未必,穷苦的时候必定没有文学作品的,挑担的人必要把担子放下,才能做文章;……文学总是一种余裕的产物。“好的文艺作品,向来多是不受别人命令,不利厉害,自然而然地心中流露的东西,如果先挂起一个题目,做起文章来,那又何异于八股。“为革命起见,要有革命人……“与革命爆发时代接近的文学,每每带有愤怒之音;他要反抗,他要复仇。”鲁迅对于《文学与革命》这本书,特别喜爱,前已说过,一九二五年,他已买了这本书,到一九二七年九月十一日,他要离开广州时又买了英译本赠廖立峨,一九二八年二月二十三日又去内山书店买了日译本,三月,“未名社”出了中译本,五月,他译《文艺政策》,这本书等于《苏俄文艺论战》的扩大,其中有托洛次基发言,和《文学与革命》的见解一贯,和所谓当时的无产阶级文学对立。在以后鲁迅对抗“创造社”“太阳社”诸“无产阶级作家”的对抗中,托洛次基的见解给了他最大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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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十五日以后,鲁迅沉默了,他能说甚么呢,他坚决退回中山大学的聘书,辞了一切职务,和景宋、许季茀幽居白云楼,几乎足不出户,炎热的太阳晒满了大半间屋,他埋头修订离开北京时与齐寿山合译的《小约翰》;编集《朝华夕拾》,作后记,绘插图;又编录《唐宋传奇集》,凡此与当时时局变化了无干涉的工作,都不过是为了“苟全性命于乱世”,并掩饰其内心的伤痛吧了。但鲁迅也不能长此沉默,正如胡适以后批评共产党的话一样,人民没有不说话的自由,清党之后,鲁迅也是没有不说话的自由,不说话,就有共产党的嫌疑。我从黄埔军校的出版物上,曾见过应修人的诗,后来我问他,为甚么你写那样莫明其妙的诗,他说不写反共文章就无法离开,写反共文章非心所愿,写首诗就容易蒙混过关。(他脱身回上海后就去了苏联,一九三二年回上海,翌年,五月十四日为避免拘捕,在北四川路一家旅馆高处,跳楼自杀。)鲁迅是名人,要永远不说话自然更难,所以到七月六日,他去知用中学演说,廿三日,又至学术讲演会演说。在鲁迅沉默期间,有人纳罕他为甚么近来不开口?他只好说“是非只为多开口,烦恼皆因强出头”。因为他怕逃掉了五色旗下的“铁窗斧钺风味”,而在青天白日旗下又有“缧绁之忧”。他仿佛感到有一种团体,自以为正统,而喜欢监督思想的,有时遇到盘问式的访问者,他就疑心是他们。他说,他经验了从来没有过的恐怖,他从前以为压迫、杀戮青年的,大概是老人,老人渐渐死去,中国就可以比较有生气。现在他知道杀戮青年的倒是青年,有“用斧劈死的”,有“乱枪刺死的”……血的游戏已经开头,他看不见这出戏的收场。鲁迅没有举出任何实例。我分明记得,在当时革命青年中最有影响的两个人,是恽代英与萧楚女,后者的名字妩媚,却是个大麻子,黄埔教官,清党时正在病中,给人在床上乱棍打死。其他牺牲的当然很多,估计达二千一百余人。在《鲁迅日记》中,虽然没有明言,显然有许多青年受到他帮助逃走的,许季茀说,他时常提起,有某人瘦小精悍,头脑清晰,常常去谈天的,而今不来了。鲁迅的悲痛,甚至到了自怨自艾的程度,他怀疑自己也在帮助排着人吃人的筵宴;他弄清了老实而不幸的青年的脑子,使他们在遭灾时尝到加倍的痛苦。确实,当三一八之后,读到下面所引的鲁迅的句子,谁不受他的感召,走上一条更积极的道路呢?“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这回死者的遗给后来的功德,是在……教给继续战斗者以别种方法的战斗。”于是大批有觉悟的青年南下了,却不料所谓革命的南方正是死地!所以鲁迅觉得他是做“醉虾”的帮手,终于觉得无话可说。到了这样的时候,他自己“最侥幸的是终于没有被做成共产党”。他说:“曾经有一位青年,想以独秀办《新青年》,而我在那里做过文章这一件事,来证成我是共产党。但即被别一位青年推翻了,他知道那时连独秀也还未讲共产。退一步,‘亲共派’罢,终于也没有弄成功。倘我一出中山大学即离广州,我想,是要被排进去的;但我不走,所以报上‘逃走了’,‘到汉口去了’的闹了一通之后,倒也没有事了。……”他说:“现在倘再发那些四平八稳的‘救救孩子’似的议论,连我自己听去,也觉得空空洞洞了。”为了救助自己,他说“还是老法子,一是麻痹,二是忘却”。但这老法子并不有效,他既不能麻痹,也忘不了历史的教训,他在死前还责骂忘记了历史教训的那种共产党人。以上所说,都见于鲁迅到上海前后发表的文章,如果这些文章在广州发表,或幽居在广州的时候发表,我相信他就没有从容回上海的可能了。所以他在广州最后一次讲演是既严肃又技巧的。他阐释魏晋是乱世,清谈佯狂是为得避祸,但阮籍能免,嵇康就不能免了,由于辞旨隐晦,人家只把这篇演讲当作文学史的研究看。

上海定居——围剿与反围剿革命失败了,由革命队伍退下来的前文化人,多半汇集到上海,于是重整笔墨生涯,适应时事要求,提倡“革命文学”和“无产阶级文学”了,他们东征西讨,气焰万丈(其实还是受第三国际史大林布哈林的影响,他们把革命的失败当作革命的高涨)。但他们犯了个大错误,把正在痛定思痛的鲁迅当作箭靶子,骂他是“封建文人,有闲阶级”。鲁迅过了几个月才正式回答,在延长二年的笔战中,鲁迅的正面文章只有三篇:《醉眼中的矇胧》,《我的态度和年纪》,《现今新文学的概观》。鲁迅从来没有自认为革命家,但他亲身经历了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三一八种种历史事变,非常深切的从中汲取了宝贵的教训。在他辛辣的杂文和创作中,无一不浸透了这种苦味的教训的。现在,他又在广州经历了一次新的资产阶级的反革命,到上海,白色恐怖仍未过去,这就使他放弃了一向相信的进化论,另用新的眼光去看待历史了。这过程也不是一天完成的。“创造社”和“太阳社”对他的围剿,据他四年之后写《三闲集》序言时说,只不过挤他看了几种科学底文艺论而已。鲁迅对围剿他的那批人一针见血地说:“因为那边正有‘武器的艺术’,所以这边只能‘艺术的武器’。”然后他问:“这种最高的艺术——‘武器的艺术’,现在究竟落在谁的手里了呢?只要寻得到,便知道最近中国的将来。”革命失败了,毛泽东上了井岗山,鲁迅说这话的时候,毛泽东还没有发明“枪杆子里出政权”的理论,他要到一九三八年才从武装斗争中归纳出这个道理。一九二八年六月下旬,中共六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从上一年的八七会议以后直至一九三零年,是瞿秋白和李立三前后相继的时代,他们认为“革命高潮”(其实是史大林布哈林的意见)正在到来,所以到处进行示威和暴动,所谓革命文学的嚣张的气势,完全是有国际背景的,他们不承认革命已经失败,实行“盲动主义”。倒是冷静的鲁迅,比他们更有清醒的估计,自从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事变之后,“武器的艺术”,不正完全掌握在国民党资产阶级的手里了吗?“中国最近的将来”,是反革命胜利的时代,鲁迅一向正视现实,他不像当时共产党那样自欺,他知道未来的日子必须从事艰苦的斗争,所以他非常藐视那种革命文学家的轻浮态度,他试举冯乃超剧本中最后的警句为例:“野雉::我再不怕黑暗了,“偷儿:我们反抗去!“……这边也禁,那边也禁的王独清的从上海租界里遥望广州暴动的诗,Pong Pong Pong,铅字逐渐大了起来,只在说明他曾为电影的字幕和上海的酱园招牌所感动,有模彷勃洛克的《十二个》之志尚无其力和才。郭沫若的《一只手》是很有人推为佳作的,但内容说一个革命者革命之后失了一只手,所余的一只还能和爱人握手的事,却未免‘失’得太巧。五体,四肢之中,倘要失去其一,实在还不如一只手,一条腿就不便,头自然更不行了。只准备失去一只手,是能减少战斗的勇往之气的;我想,革命者所不惜牺牲的,一定不只这一点。《一只手》也还是穷秀才落难,后来终于中状元谐花烛的老调。” 喧喧嚷嚷的革命文学与无产阶级文学,终竟没有什么能够成为气候的成绩。关于一九二七年的革命,只有茅盾的三部曲:“《幻灭》、《动摇》、《追求》”,替这个时代留下了面影与足迹。围剿鲁迅的英雄们,以后的出路如何呢?有几个可以考见的如下:成仿吾:骗了小军阀一批买军火的钱,先到日本,后到德国去享受了。郭沫若:在日本研究古代史和甲骨文;蒋光慈:写了一本“丽莎的哀愁”,被视为同情白俄,后来病死了。钱杏邨:后来以研究明清小说出名;杨邨人:揭起小资产阶级文学的大旗;潘汉年,成了革命指导者,可是最后则成了“堕落的反革命分子”;叶灵凤:“不久即转向国民党方面去,抗日时成为汉奸文人。”巍然独存的是鲁迅,他在一九三零年三月二日参加左翼作家联盟之后,就被尊为革命文学方面的领导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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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鲁迅日记》看鲁迅,他绝不是一个剑拔弩张,尖酸刻薄的人,试举数则如下:“一九二七年九月二十七日,午同广平由广鸿安旅店运行李上太古公司‘山东’船,立峨相送。“十月三日,午后抵上海,寓共和旅馆。……玉堂、伏园、春台来访,谈至夜分。“五日,夜小峰邀饭于全家福,同坐郁达夫、王映霞、潘梓年、钦文、伏园、春台、小峰夫人、三弟及广平。“八日,上午从共和旅店移入景云里寓(按:鲁迅与景宋自此开始同居)。“十八日,夜章雪村招饮于共乐春,同席江绍原及其夫人、樊仲云、赵景深、叶圣陶、胡愈之及三弟、广平。“二十三日,夜同许希林、孙君烈、孙春台、三弟及广平往近街散步,遂上新亚楼品茗,春台又买酒归,同饮大醉。“二十五日,下午李式相来,同至劳动大学演讲约一小时。夜同三弟及广平至日本演艺馆观电影。(按:在劳动大学的演讲题是《关于智识阶级》,黄河清笔记,日期为廿八日,当是误记。内有云:“我从前也很想做皇帝,……做人的趣味在和许多朋友有趣的谈天,热烈的讨论。做了皇帝,口出一声,臣民都下跪,只有不绝声的Yes Yes,那么有什么趣味?但是还有人做皇帝,因为他和外界隔绝,不知外面还有世界。”鲁迅这话移用到一九六零年,那真是最适切不过了。三面红旗换来的三年灾害,就是Yes,Yes造成的,毛泽东一住进中南海,就不知外面还有世界了。)“二十八日,下午往立达学园演讲。(按:讲词似未记录,曹聚仁的《鲁迅年谱》,说讲题是《伟人的化石》,大意说:“一个伟人在生前总多挫折,处处受人反对,但到了死后,就无不圆通广大,受人欢迎了。”这话对于鲁迅自己说,也是适切的。)“十一月九日,夜食蟹饮酒,大醉。“十八日,买布人形一枚赠晔儿。“十九日,晚邀孙君烈、许希林、王蕴如、三弟、晔儿及广平往东亚食堂夜餐。“二十三日,晚得田汉信,夜复。“十二月十三日,下午潘汉年、鲍文蔚、衣萍、小峰来,晚同至中有天饭。“十八日,晚收大学院聘书并本月分薪水泉三百。(按: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有云:……他初回上海,即不愿教书,我顺便告知蔡孑民先生,即由蔡先生聘为大学院特约著作员,与李审言同时发表。)大学院的薪水一直到一九三一年十二月才停止,三十一日《日记》:“收十一及十二月份编辑费各三百。”接着发生一二八事件,据三月二日鲁迅给许寿裳的信,则十二月以后当已被裁。信内有云:“被裁之事,先已得教部通知,蔡先生如是为之设法,实深感激。惟数年以来,绝无成绩,所辑书籍,迄未印行,近方图自印《嵇康集》,清本略就,而又突陷兵火之日,存佚盖不可知。教部付之淘汰之列,固非不当,受命之日,没齿无怨。……”可见鲁迅所接受的每个月三百元编辑费,完全是国民党政府教育部白白送给他的,计四十七个月,共一万二千三百元。我对于鲁迅收受国民党政府这许多金钱,很表惊异,曹聚仁兄回答得很幽默,他说:“你要知道,鲁迅不是不食周粟的。”关于蔡元培,有人说到他,便像他是“人格的完人”,其实,一九二七年四一二反革命事变中,他也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先是四月二日下午七时,国民党召集中央监察委员会全体会议,到会三分之二,公推蔡元培为主席,通过吴敬恒《查办共产党》的提案,正式的清党便开始了。歌颂鲁迅的人,对于这种细节,都是略而不提的。“二十一日,午后衣萍来,邀至暨南大学演讲。” 讲题为《文艺与政治的歧途》,曹聚仁记录,这篇讲演有鲁迅独到之见,他说,“政治家最不喜欢人家反抗他的意见,最不喜欢人家要想,要开口。……在部落里,他们有一个酋长,他们跟着酋长走,酋长的吩咐,就是他们的标准。酋长要他们死,也只好去死,那时没有甚么文艺,即便有,也不过赞美上帝(还没有后人所谓aod那么玄妙)罢了!后来……文艺也起来了,和政治不断地冲突;政治想维系现状使它统一,文艺催促社会进化使它渐渐分离;文艺虽使社会分裂,但是社会这样才进步起来。文艺既然是政治家的眼中钉,那就不免被挤出去。……“革命成功以后,闲空了一点;有人恭维革命,有人颂扬革命,这已不是革命文学。他们恭维革命颂扬革命,就是颂扬有权力者,和革命有甚么关系?……直到革命成功,政治家把从前所反对那些人用过的老法子重新采用起来,在文艺家仍不免于不满意,又非被排轧出去不可,或是割掉他的头……”自从一九四二年二月王实味写了《野百合花》被清算,一九四二年五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以来,所谓文艺作家所走的路,无一不是鲁迅早已指出过的那条歧途,作为政治家的毛泽东的文艺政策,只是不断地把那些不满意的文艺家排轧出去,所谓文艺,只有《两个太阳颂》之类容许存在,鲁迅认为这种颂扬就是颂扬有权力者,和革命没有甚么关系。所以,鲁迅如在,他是否被尊崇或是被排轧,已不是揣测的问题,或者最好是如斯诺后来所说“被逼沉默”而已。“三十一日,晚李小峰及其夫人招饮于中有天,同席郁达夫、王映霞、林和清、林语堂及其夫人、章衣萍、吴曙天、董秋芳、三弟及广平,饮后大醉,回寓呕吐。“一九三八年一月八日,晚立峨来,即同三弟往旅馆,迎其友人来寓。“十五日,访商务印书馆买英文《苏俄之表里》及《世界文学谈》各一本。“十六日,往内山书店买《童话及童谣之研究》、《列宁给高尔基的信》各一本。“二月一日,往内山书店买《世界美术全集》一本,《什么叫阶级意识》一本,《斯特林堡全集》三本。“五日,往内山书店买《从空想到科学的社会主义》、《考古学通论》各一本。“十日,北京有电报来问安否,无署名,下午复一电至家。往内山书店买《俄国工党史》一本。“十九日,下午往内山书店买《辩证法》杂书四本。“二十三日,晚往内山书店买《文学与革命》一本。(这天,他写了《醉眼中的矇胧》,正式回答“创造社”的攻击,但日记上未记此事。)“三月二日,往内山书店买《苏俄之牢狱》一本。“十四日,往内山书店买《阶级斗争理论》一本,《唯物的历史理论》一本,《一周间》一本。“二十五日,往内山书店买《世界美术全集》一本,《中国革命及世界之明日》一本。“四月十四日,午后往内山书店买《马克思主义与伦理》一本。“十七日,往内山书店买《社会意识学概论》,《艺术之原始》各一部。“五月三十一日,往内山书店买《革命后之俄国文学》一本。“六月二十四日,下午买什物十余元,以棉毯二枚分与立峨。“三十日,往内山书店买《阶级社会之诸问题》一本。“七月十二日,晚同钦文、广平赴杭州,三弟送至北站,夜半到杭,寓清泰第二旅馆,矛尘、斐君至驿见迓。“十三日,晨介石来。上午矛尘来。午介石邀诸人往楼外楼午餐,午后同至西冷印社茗谈,旁晚始归寓。晚斐君携小燕来访。矛尘邀诸人往功德林夜饭。“十四日,上午介石来。矛尘、斐君来。午钦文邀诸人在三义楼午餐。下午腹泻,服药二丸。“十五日,午邀介石、矛尘、斐君、小燕、钦文、星微、广平在楼外楼午饭。说讫同游虎跑泉,饮茗,沐发,盘至晚归寓。“十六日,下午矛尘来,同往抱经堂买石印《还魂记》一部四本,王刻《红楼梦》一部廿四本,《百美新咏》一部四本,《八龙山人画谱》一本,共泉十四元二角。晚又至翁隆盛买茶叶、白菊等,约十元。夜失眠。“十七日,清晨同广平往城站发杭州,钦文送至驿。午到寓。“八月四日,晚因小峰邀,同三弟及广平赴万云楼夜饭,同席为尹默、半农、达夫、友松、语堂及其夫人、小峰及其夫人,共十一人。“十三日,午后漩卿自北京来,并持来母亲所给果脯两种。“二十四日,立峨回去,索去泉一百二十,并攫去衣被什器十余事。“九月二日,午后同三弟往北新书局,为广平补买《谈虎集》(上)一本,又《谈龙集》一本。“十五日,晚存统来并赠《目前中国革命问题》一本。“二十二日,阿菩周岁,赠以食用品四种,午食面饮酒。“二十六日,得冯雪峰信晚复。“二十七日,晚玉堂、和清、若狂、维铨同来。和清赠罐头水果四事,红茶一盒。夜邀诸人至中有天晚餐,并邀柔石、方仁、三弟、广平。“十月十二日,晚往内山书店买《思想家马克思》一本。“十九日,得王实味信午后复。寄还王实味小说稿。“十二月七日,下午内山书店送来《艺术之社会基础》一本。“九日,柔石同画室来。“十二日,往内山书店买《马克思主义者眼中的托尔斯泰》一本。“二十日,晚往内山书店买《世界文学与无产阶级》及《巴黎的忧郁》各一本。“二十七日,往内山书店买《历史底唯物论入门》一本。“三十一日,晚往内山书店买《中国革命的现阶段》一本。”以上从一九二七年下半年及一九二八年全年中摘录出来的日记,可以看到鲁迅被围剿期间的生活一斑。在这时期,他和许广平正式同居,和当时及以后的左右派都有来往,有几个都是他以后论争的对手;他非常注意阅读有关马克思基本理论的书籍,(记在书账里的更多,内有《论新反对派》一本,可见他早已注意苏联党内的史托之争。)最有趣的,一个自称做他“义子”的廖立峨,带同他的兄弟爱人住到他的家里(从一月八日到八月二十四日),后来他忿忿的对鲁迅说:“我的朋友都看不起我,不和我来往了,说我和这样的人住在一处。”这是他在厦门结下的苦果,是他遇到的恶劣青年中特殊的一个。一九二八年下半年,他和赵平复(柔石)冯雪峰有了来往,日渐密切,他们都是共产党员,认识他们以后,他逐渐左倾,转而和“新月社”斗争,可见受他们影响之深。此外,他饮酒大醉,有三次之多,也许这就是“创造社”诸人说他“醉眼朦胧”的缘故。一九二九年是他向前突进的过渡的一年,他写文章很少(一九二八和一九三零年都是如此),埋头翻译《文艺政策》及《艺术论》。所谓“创造社”“挤”他看了几种科学的文艺论,明白了先前的文学史家们说了一大堆,还是纠缠不清的疑问,就在这个时候。他已然找到了确定的文艺观点,但他的生活思想仍是非常游移,这一年的五月十三日,他回了一次北京的老家,住了二十天,在离开的前二天他给景宋的信说:“总计各种感受,知道弥漫于这里的,依然是‘敬而远之’和倾陷,甚至于比‘正人君子’时代还要分明¬——但有些学生和朋友自然除外。再想上去,则我的创作和编著一发表,总有一群攻击或嘲笑的人们,那当然是应该的,如果我的作品真如所说的庸陋。然而一看他们的作品,却比我的还要坏;例如小说史罢,好几种出在我的那一本之后,而凌乱错误,更不行了。这种情形,即使我大胆阔步,小觑此辈,然而也使我不复专于一业,一事无成。而且又使你常常担心,‘眼泪往肚子里流’。所以我在对于自己的坏脾气,时时痛心,想竭力的改正一下。我想,应该一声不响,来编《中国字体变迁史》或《中国文学史》了。然而那里去呢?在上海,‘创造社’中人一面宣传我怎样有钱,喝酒,一面又用东京通信诬栽我有杀戮青年的主张,这简直是要谋害我的生命,但不得了。北京本来还可住,图书馆里的旧书也还多,但因历史关系,有些人必有奉送饭碗之举,而在别一些人即怀来抢饭碗之疑,在瓜田中,可以不纳履,而要使人信为永不纳履是难的,除非你赶紧走远。D·H·你看,我们到那里去呢?我们还是隐姓埋名,到什么小村里去,一声也不响,大家玩玩罢。”这是鲁迅和景宋二人之间的私话,因而感情是真实的,但也只是一时的“呆想”,一回到现实,他也只能如胡适后来所说,做一个“过河卒子”,努力向前了。这一时期的鲁迅正是进退不得,尤其是北京,在鲁迅看来,那是灰黯的世界,《新青年》及《语丝》时代的战友都已改变了,一个是钱玄同,“胖滑有加,唠叨如故”;一个是刘半农,“渐渐的据了要津”,彼此之间,早已无话可说,敌人呢,陈西滢凌叔华的照片登上《红玫瑰》,胡适之的诗载于《礼拜六》,他慨叹“时光老人的力量,真能逐渐的显出‘物以类聚’的真实”。他又遇见了顾颉刚,“见我即踟躇不前,目光如鼠,终即退去,状极可笑”。他说“南北统一后,‘正人君子’们树倒猢狲散,离开北平,而他们的衣钵却没有带走,被先前和他们战斗的有些人拾去了”。于是他叹息“在寂寞之世界里,虽欲得一可以对垒之真敌人,亦不易也”。他后来在《彷徨》上面题的一首诗:“寂寞新文苑,平安旧战场。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徬徨。”相信是这次去北京时的写照。他把北京和上海比较,认为“住北京是不坏的……几乎有‘世外桃源’之感,我来此虽已十天,却毫不感到什么刺戟,略不小心,确有‘落伍’之惧的,上海虽烦扰,但也别有生气”。鲁迅对于留在北京的“未名社”,“沉钟社”的青年人,还是怀有深挚的感情,一道吃饭,一道谈天,特别对于在西山养病的韦素园,系念更甚。三十日,他终于去看了他:“今天我是早晨八点钟上山的,用的是摩托车,霁野等四人同去。漱园还不准起坐,因日光浴,晒得很黑,也很瘦,但精神却好,他很喜欢,谈了许多闲天。病室壁上挂着一幅陀斯妥夫斯基的画像,我有时瞥见这用笔墨使读者受精神上的苦刑的名人的苦脸,便彷佛记得有人说过,漱园原有一个爱人,因为他没有全愈的希望,已与别人结婚;接着又感到他将终于死去——这是中国的一个损失——便觉得心脏一缩,暂时说不出话,然而也只得立刻装出欢笑,除了这几刹那之外,我们这回的聚谈是很愉快的。”韦素园终于在一九三二年八月一日晨五时三十八分病夜于北京的同仁医院;过了二年,鲁迅写了篇文章纪念他:说他“一认真,便容易趋于激烈,发扬则送掉自己的命,沉静着,又啮碎了自己的心”。鲁迅一九三三年所写的《为了忘却的纪念》和一九三四年所写的《忆韦素园君》,都是最最动人心魄的文章。

左联时期——从加入到齟齬——死鲁迅一生的思想和行动,可以分做前后二个时期,而以加入“左翼作家联盟”做分水岭。在此以前,他的斗争偏向漫天匝地的黑暗,他实行了并且继承了《新青年》开始的启蒙运动;在此以后目标确定了,政治斗争更重于思想斗争,他和共产党的斗争方向合流,死前虽然和共产党的文艺领导人发生齟齬,甚至怀疑到共产党的政策,睽离究竟不远,所以死后得到共产党最高的尊荣。但鲁迅的思想是一贯的,当然是进步的,我们现在要研究的就是这方面。鲁迅对于苏联文艺活动的注意,一九三五年早已开始,对于苏联的十月革命则不仅冷淡,并且怀疑;但他对于自己曾经经验过的革命,则是深切了解的,他以后对于革命的观点,仍受此种经验的影响,经过一九二七年痛切的事变,对于创造未来新社会的是无产阶级,以及由此革命会出现无阶级的社会,则逐渐有了确信,而且由此增加了许多勇气。鲁迅的思想非常重实践,不说空话,人家说他在执政府门前打落门牙两颗,他说“可惜那一天我竟不在场,为什么呢?……曰,生些小病,非有他也”。意思是如不生病,他是会去的。女师大事件他奔走甚劳,就是证明。所以他在和围剿者争论时,敢于提出这样的问题:“倘若难于‘保障最佳的胜利’,你去不去呢?”说空话的自然不会去,但鲁迅一定去,他不是因为有了保障才去的,而且接着他就“去”了。不待说,他对革命本质是有清楚了解的,革命不是说大话,空话所能达到的,革命是切切实实的斗争,而且需要艺术。鲁迅决不轻视“艺术的武器”,他认为艺术虽然没有了旋转乾坤的力量,也可用之于“宣传”。他又认为“一切文艺固是宣传,而一切宣传却并非全是文艺,这正如一切花皆有色(我将白也算作色),而凡颜色未必都是花一样。革命之所以于口号、标语、布告、电报、教科书……之外,要用文艺者,就因为它是文艺”。在鲁迅思想中,对文艺的正确了解,预先反驳了将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的标准,即“党的文艺工作……是服从党在一定革命时期内所规定的革命任务的”那种见解,鲁迅的正确了解,我想还是受了托洛次基意见的影响,在《文学与革命》中,托洛次基认为共产党对文艺家应该采取如下态度:“向他们提出了拥护革命抑反对革命这个不含糊的标准之后,我们要容许他们在艺术园地内有自决的完全自由。因为马克思主义方法与艺术方法并不是一个东西。”在史大林与毛泽东的文艺政策中,鲁迅笔法,鲁迅作风,鲁迅精神都是应该打倒的,延安座谈会上,毛泽东就有此表示,而事实上,承袭了鲁迅笔法、作风、精神的文学家,以后也无一不被清算了,这都是由于毛泽东认为文艺只可尽宣传的作用,不可能有独立的存在,不可能有自己的广阔天地,更不可能直接批评到现实政治。我们说的当然是后话,鲁迅如果不早死,他会坚持而且发展他的见解么?为保卫文艺的独立存在而斗争么?让文艺不至于沦为共产党某一时期政策的婢女么?从鲁迅的思想说来,他当然不会如此。一九二七年后,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是血的斗争,关于革命者的血,鲁迅早就见过了,“苟活者在淡红的血色中,会依稀看见微茫的希望;真的猛士,将更奋然而前行”。他以后悟到自己的进化论思想之非是,懂得了革命是什么之后,他就成为奋然前行的猛士。他认为“革命被头挂退的事是很少有的,革命的完结,大概由于投机者的潜入。也就是内里蛀空”。鲁迅作为一个思想家,他的片言只语,往往胜过某些空话作家千万言的著作。革命的“内里蛀空”,是历史的结论,是颠扑不破的真理,他说这话的时候,正给人骂作“醉眼陶然”,但实际他的“明眼”是直透入革命本质的。现在人民共和国已成立了二十四年,有多少投机分子在从事“内里蛀空”啊,可是对于这种投机分子更有不少人在加以称颂哩!这里有一个永远不满意现状的鲁迅,有一个不断地要求革命的鲁迅,他把文艺家和政治家视作两个冲突的对立体,“政治想维持现状使它统一,文艺催促社会进化使它渐渐分离;……文艺既然是政治家的眼中钉,那就不免被挤出去”。除非革命成功之后,你能“恭维革命,颂扬革命,但他认为恭维革命颂扬革命,就是颂扬有权力者,和革命有什么关系?”如果这时文艺家仍不免于不满意,在反对那些革命成功后又重新采用前人用过的老法子的政治家,那就非“被排轧出去不可,或是割掉他的头”。文艺家要有这样的自觉,才可以去参加革命。在围剿中的鲁迅,他逐渐培养成这种自觉,他感谢“创造社”,“是他们‘挤’我看了几种科学底文艺论,明白了先前的文学史家们说了一大堆,还是纠缠不清的疑问。并且因此译了一本蒲力汉诺夫的《艺术论》,以救正我——还因我而及于别人——的只信进化论的偏颇”。在译《艺术论》的时候,他说“打着我所不佩服的批评家的伤处了的时候我就一笑,打着我的伤处了的时候我就忍痛”。他对于那批革命文学家虽然应战,实际上是很渺视的,革命失败,参加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退到上海收拾残兵,号召“革命文学”去补偿真实革命中的失败感觉,但是他们认错了敌人,鲁迅虽在革命中给吓得“目瞪口呆”,但并没有被吓得不敢说话,他对于反革命攻击得更不容情,更彻底,当然他不是站在所谓无产阶级的立场上,革命失败对他有极大影响,使他深思,使他追求原因,因为这次革命究竟不同于辛亥革命,它曾引起千千万万工农阶级参加的,可是结果被淹没在血泊之中。文学与革命的关系,革命与阶级的关系,他都在考虑,一九二八年八月十日他在回答恺良的信中,明确地谈到他对于辩证唯物论的感受:“……在我自己,是以为若据性格感情等,都受‘支配于经济’(也可以说根据于经济组织或依存于经济组织)之说,则这些都一定带着阶级性。但是‘都带’,而非‘只有’。所以不相信有一切超乎阶级,文章如日月的永久的大文豪,也不相信住洋房,喝咖啡,却道‘唯我把握住了无产阶级意识,所以我是真的无产者’的革命文学者。”那么鲁迅如何肯定自己的阶级性呢?“……我时时说些自己的事情,怎样地在‘碰壁’,怎样地在做蜗牛,好像全世界的苦恼,系于一身,在替大众受罪似的:也正是中产的智识阶级的坏脾气。只是原先憎恶这熟识的本阶级,毫不可惜它的溃灭,后来又由于事实的教训,以为惟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却是的确的。”如此,鲁迅断定自己是中产的智识阶级¬——这阶级的携贰分子。不仅对于当时的革命文学家,他视为只是想“另挂新招牌,靠新兴势力获得更好地位的”机会主义者,他尤其不相信文艺可以改变环境,说这不过是“唯心”之说。我觉得这方面的意见,鲁迅也是受托洛次基影响的,他说“政治先行,文艺后变”;所谓革命文学,那是须得“待到革命略有结果,略有喘息的余裕,这才产生新的革命文学者的”。他对于当时的所谓革命文学家加以辛辣的嘲笑,他举王独清和郭沫若的作品为例,认为那种“演戏似的指着自己的鼻子道:‘惟我是无产阶级’的革命文学家”,由他看来,像前清的“奉旨申斥”一样,令人莫名其妙的。上面的话,是一九二九年五月二十二日,他在燕京大学演讲会上说的;即使到了一九三零年三月,他加入左翼作家联盟之后,他仍一贯保持了他的意见。八月十二日,他在社会科学研究会演讲《上海文艺之一瞥》,他骂叶灵凤是新的流氓画家,“创造社”是新才子派,上海的革命文学家,中的都是才子+流氓的毒。但他对于突然兴起的革命文学,并不否认它的存在,而且有很客观的分析,他认为这是由于“政治环境突然改变,革命遭了挫折,阶级的分化非常显明,国民党以‘清党’之名,大戮共产党及革命群众,而死剩的青年们再入于被迫压的境遇,于是革命文学在上海这才有了强烈的活动。所以这革命文学的旺盛起来,在表面上和别国不同,并非由于革命的高扬,而是因为革命的挫折;虽然其中也有些是旧文人解下指挥刀来重理笔墨的旧业,有些是几个青年被从实际工作排出,只好借此谋生,但因为实在具有社会的基础,所以在新份子里,是很有极坚实正确的人存在的。”由于鲁迅的看法如此,所以他能与左翼作家联盟合作,他对于青年人毕竟还是抱有信心的。他的不容情的批判,自然引起“创造社”领导分子的不满,郭沫若后来写了几本书反攻鲁迅,但阵地已经改变,这种争论不再有什么作用了。鲁迅的矛头同时指向从前的年青朋友,如早已与鲁迅绝了交的向培良,他现在提倡“人类的艺术”了,他反对有“阶级的艺术”,认为人类只有好人和坏人之分,而艺术是好坏斗争的武器。鲁迅记得向培夏曾经说过一句话:“青年人不但嗥叫,还要露出狼牙来。”他说:这句话并不坏,但狼是狗的祖宗,人类驯服了它,于是狼就变成狗了,狗能分别人类为好人和坏人,因为在狗看来,象养它的主人是好人,穷人和乞丐是坏人,不是叫,便是咬了,如果一变而为叭儿狗,就和“自称不问俗事的为艺术而艺术的名人们一样了”。鲁迅攻击的是某一种类型,因为这都是“翻着筋斗的小资产阶级”,将来由他严厉地批评的“第三种人”,也属于这一类型。另一种类型,是“新月社”所代表的资产阶级,“新月社”的中心人物,是胡适之罗隆基陈西滢徐志摩梁实秋等人,这是东吉祥胡同“正人君子”一系人物。一九二七年之后,他们最初是国民党政府的反对派,不久,就成为政府的拥护者了。鲁迅选中了梁实秋当作该派的代表,因为他反对无产阶级文学,又反对鲁迅的“硬译”,这是一种意识形态的斗争,确乎有代表性的。梁实秋反对无产阶级文学,主张人性论。他认为资本家与劳动者,有相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相同的是,他们都有喜怒哀乐,都有恋爱,这是人性,文学就是表现最基本的人性的艺术。鲁迅认为“人在阶级社会里,断不能免掉所属的阶级性,……穷人决无开交易所折本的懊恼,煤油大王那会知道北京捡煤渣老婆子身受的酸辛,……倘说,因为我们是人,所以以表现人性为限,那么,无产者就因为是无产阶级,所以要做无产文学”。其次,梁实秋认为宣传式的文学不是文学。鲁迅说,这是梁实秋的自扰,他和无产文学批评家钱杏村所说一样,把口号标语算做文学了,实际是这种无产文学在内容和形式两方都没有无产气的,所以并非是无产者文学。鲁迅从事翻译文学理论,并不否认他在“硬译”,这是由于他想填补从“无有”到“较好”的空间,他是希望中国具有一两个诚实的俄文翻译者,陆续译出好书来的;他这希望未曾落空,以后曹靖华,孟十还等都是这方面的名家好手,鲁迅自己在死前一年内所译的《死灵魂》,也决不是“硬译”,而是名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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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在加入左翼作家联盟之前,对自己从事文学工作的一个阶段作了检讨和总结,这就是《我和“语丝”的始终》,时期约略从一九二五至二九年。他和《语丝》诀别,也就和这个时代诀别,和承继了《新青年》启蒙运动的同伴们诀别。他说:《语丝》初创时,几乎有个共同态度,“不愿意在有权者的刀下,颂扬他的权威,并奚落其敌人来取媚”。这就是说反对北洋军阀,同情南方孙中山一系的革命。一九二七年十月,鲁迅回到上海,《语丝》正在迁沪出版,编辑任务,自然由周作人之手,移到鲁迅肩上,一方面触了新得政权的国民党的忌讳,受了一回警告,继在浙江省禁止发行;另方面“创造社”等开始围剿鲁迅,《语丝》成为鲁迅反攻的据点。但《语丝》旧人却和鲁迅睽离了,鲁迅陷于孤军奋斗;这是一个转变期,可说是落伍的落伍,前进的前进。刘半农江绍原都因故不再投稿,孙伏园已另编《贡献》,而李小峰也成为真真实实的老板了,一成为老板,便唯钱是务,于是《语丝》上出现了种种广告,鲁迅抗议无效,因此不得不辞去编辑之职。鲁迅在一九三二年四月编集《三闲集》与《二心集》时,附了篇《鲁迅译著书目》在一九二九年的杂文之末,也可认为是他大半生工作的总结,那时他参加左翼作家联盟己逾两年,但他似乎有不能明说的牢骚,再过几年,这种牢骚转而为明确的憎厌了,我们得引用他的原文作为这种说法的佐证:“我还要将这(按:书目)附在《三闲集》的末尾。这目的,是为着自己,也有些为着别人。据书目察核起来,我在过去的近十年中,费去的力气实在也并不少,即使校对别人的译著,也真是一个字一个字的看下去,决不肯随便放过,敷衍作者和读者的,而且毫不怀着有所利用的意思。……“但这些陆续用去了的生命,实不只成为徒劳,据有些批评家言,倒都是应该从严发落的罪恶。做了‘众矢之的’者,也已经四五年,开首是‘作恶’,后来是‘受报’了,有几位论客,还几分含讥,几分恐吓,几分快意的这样‘忠告’我。然而我自己却并不全是这样想,我以为我至今还是存在,只有将近十年没有创作,而现在还有人称我为‘作者’,却是很可笑的。“我想,这缘故,有些在我自己,有些则在于后起的青年的。在我自己的,是我确曾认真译著,并不如攻击我的人们所说的取巧,的投机。所出的许多书,功罪姑且弗论,即使全是罪恶罢,但在出版界上,也就是一块不小的斑痕,要‘一脚踢开’,必须有较大的腿劲。凭空的攻击,似乎也只能一时收些效验,而最坏的是他们自己又忽而影子似的没去,消去了。“但是,试再一检我的书目,那些东西的内容也实在穷乏得可以。最致命的,是:创作既因为我缺少伟大的才能,至今没有做过一部长篇;翻译又因为缺少外国语的学力,所以徘徊观望,不敢译一种世上著名的巨制。后来的青年,只要做出相反的一件,便不但打倒,而且立刻会跨过的。但仅仅宣传些在西湖苦吟什么出奇的新诗,在外国创作着百万言的小说之类却不中用。因为言太夸则实难副,志极高而心不专,就永远只能得传扬一个可惊可喜的消息;然而静夜一想,自觉空虚,便又不免焦躁起来,仍然看见我的黑影遮在前面,好像一块很大的‘绊脚石’了。“对于为了远大的目的,并非因个人之利而攻击我者,无论用怎样的方法,我全都没齿无怨言。但对于只想以笔墨问世的青年,我现在却敢据几年的经验,以诚恳的心,进一个苦口的忠告。那就是:不断的(!)努力一些,切勿想以一年半载,几篇文字和几本期刊,便立了空前绝后的大勋业。还有一点,是:不要只用力于抹杀别个,使他和自己一样的空无,而必须跨过那站着的前人,比前人更加高大。初初出阵的时候,幼稚和浅薄都不要紧,然而也须不断的(!)生长起来才好。并不明白文艺的理论而任意做些造谣生事的评论,写几句闲话便要扑灭异己的短评,译几篇童话就想抹杀一切的翻译,归根结蒂,于己于人,还都是‘可怜无益费精神’的事,这也就是所谓‘聪明误’了。“当我被‘进步的青年’们所口诛笔伐的时候,我‘还不到五十岁’,现在却真的过了五十岁了,据卢南(E.Renan)说,年纪一大,性情就会苛刻起来。我愿意竭力防止这弱点,因为我又明明白白地知道:世界决不和我同死,希望是在于将来的。但灯下独坐,春夜又倍觉凄清。……”这就是鲁迅真实的另一面。他对青年人的忠告是永远有用的,但“春夜又倍觉凄清”,这心情何其孤独!在战斗生活中,他是常常体味这种孤独的,因为即使加入了“左翼作家联盟”,阵地改变了,但他对于那些同路人并不存什么期望,他在演讲中一开头就说,“我以为在现在,‘左翼’作家是很容易成为‘右翼’作家的。……”他举出了几个容易成为“右翼”作家的理由,过不了多时,他的话就很快的应验了;他对于所谓“左翼”作家并不轻易相信,反而对于《语丝》时期的年轻人,如许钦文章川岛等及“莽原社”诸人,有更多的信任和更多的直抒胸臆,现在只举他给章川岛的一封信为例,这封信,到一九七二年才发表,而且只限于“内部发行”。“矛尘兄:“廿五日来信,今天收到。梯子之论,是极确的,对于此一节,我也曾熟虑,倘使后起诸公,真能由此爬得较高,则我之被踏,又何足惜,中国之可做梯子者,其实除我之外,也无几了。所以我十年以来,帮未名社,帮狂飙社,帮朝花社,而无不或失败,或受欺,但愿有英俊出于中国之心,终于未死,所以此次又应青年之请,除自由同盟外,又加入左翼作家联盟,于会场中,一览了荟萃于上海的革命作家,然而以我看来,皆茄花色,于是不佞势又不得不有作梯子之险,但还怕他们尚未必能爬梯子也。哀哉!”此外,他在致曹靖华信中,也谈到当时的情形。“至于这里的新的文艺运动,先前原不过一种空喊,并无成绩,现在连空喊也没有了。新的文人,都是一转眼间,忽而化作无产文学家的人,现在又消沉下去,我看此辈于新文学大有害处,只有提出这一个名目来,使大家注意了之功,是不可没的。……”信里都提到“自由大同盟”,据鲁迅给他们信中的述说,这同盟的发起人共五十一人,鲁迅列名第二,郁达夫第一,同盟成立之后,五十一人即被通缉,鲁迅被名为“堕落文人”,这是在国民党专政统治之下的一次民主运动,可惜共产党当时在瞿秋白的盲动之后,继之以立三路线,又继之以王明路线,对于如何利用民主要求扩大反国民党的军事独裁,并未加以注意,故自由大同盟等组织未能成为群众运动的起点,只限于若干上层知识分子的号召,稍加压迫,便即涣散,后来的“保障人权同盟”也是如此。话虽如此,鲁迅之加入这种运动,都是热诚而自觉的,所以他竭力以赴,毫不退缩,更因为他见得远,就受得起打击。鲁迅看得和旧社会旧势力的斗争,重于一切,他一生是贯彻着这种斗争的,他认为革命作家和批评家,往往不能、或不敢正视现社会,去了解它的底细,他举出共产主义青年团当时刊印的《列宁青年》为例,在它批评中国文学界的文章中,对于“创造社”讲得很长,认它是无产阶级文学派,其次对于“语丝社”,作为小资产阶级文学派,就说得短了,最后是“新月社”,作为资产阶级文学派,说得更短了,还不到一页,这就是因为这位青年批评家,“对于愈认为敌人的,就愈是无话可说,也就是愈是没有细看”。他主张“在了解革命和敌人上,倒是必须更多的去解剖当面的敌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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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翼作家联盟”成立之后,仅仅过了十个月,有五个作家就在龙华遇了难。表面上看来,由于鲁迅出名的二篇文章——《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为了忘却的记念》,似乎这五个作家为左联牺牲的,其实完全不是。他们的死,死于共产党的内部斗争,死于江苏省委反对王明一系篡夺党权的斗争;他们的死,应该说是由于他们是共产党,而不是,由于他们是作家,是左联成员。共产党自一九二一年成立后,完全受制于史大林布哈林领导的第三国际,当时统治中国党内的理论,是“四个阶级联盟”的阶段论,这是孟雪维克在俄国革命中的机会主义理论,为列宁严加排斥的。一九三五年起,中国革命问题引起苏联党内史大林与托洛次基之间剧烈的争论,影响非常深远,结果史大林获得支配地位,中国革命因而惨遭失败;八七会议后瞿秋白上台,一九二八年六月在苏联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布哈林主持会议;一方面批评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另方面批评瞿秋白的左倾盲动主义,但又拒绝托洛次基提出的普选全权无记名投票的“国民会议”民主口号,他们认为中国革命正在不断高涨之中,中国应该建立苏维埃,实行暴动。这种混乱矛盾的决议,陷中国党于无出路的境地,只有盲目地向左倾机会主义的道路前进。一九三零年史大林发明了第三时期的理论,中国党受其影响,李立三于六月十一日通过决议:“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八月,红军进攻长沙失败;九月,中共中央在瞿秋白领导之下召开六届三中全会,纠正立三路线;一九三一年一月王明在米夫指导之下,在上海召开六届四中全会,取消三中全会补选的中委,解除瞿秋白职务(他此后潜居上海二年,与鲁迅共同从事“左联”的工作),王明乘机取得党权,开始了“王明路线”时期,直到一九三五年一月,毛泽东在长征途中的遵义会议上取得党内胜利,才算结束了“王明路线”。关于“王明路线”的整个时期,说来话长,我们无法详细叙述,但王明在四中全会篡夺党权,引致五个左翼作家被杀的何孟雄一案,我们在这里应该有个交代。这些事件,都已成了历史,我们也只有引用权威性的历史文件,才能说明真相。第一个文件,是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日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七次全体会议通过的决议案,《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一九三一年一月,党在这些以陈绍禹同志为首的‘左’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分子从各方面进行压迫的情势之下,也在当时中央一部分犯经验主义错误的同志对于他们实行妥协和支持的情势之下,召开了六届四中全会。……尽管六届四中全会在形式上还是打着反立三路线、反‘调和路线’的旗帜,它的主要政治纲领实质上却是‘反右倾’。……但是在实际上,它是批准了那个代表着当时党内‘左’倾思想,即在当时及其以后十多年内还继续被人们认为起过‘正确的’‘纲领作用’的陈绍禹同志的小册子——《两条路线》即《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在这个纲领下面,六届四中全会及其后的中央,一方面提拔了那些‘左’的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同志到中央的领导地位,另一方面过分地打击了犯立三路线错误的同志,错误地打击了以瞿秋白同志为首的所谓犯‘调和路线错误’的同志,并在六届四中全会后接着就错误地打击了当时所谓‘右派’中的绝大多数同志。其实,当时的所谓‘右派’,主要地是六届四中全会宗派主义的‘反右倾’斗争的产物。……至于林育南、李求实、何孟雄等二十几个党的重要干部,他们为党和人民做过很多有益的工作,同群众有很好的联系,并且接着不久就被敌人逮捕,在敌人面前坚强不屈,慷慨就义。所谓犯‘调和路线错误’的瞿秋白同志,是当时党内有威信的领导者之一,他在被打击以后仍继续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主要是在文化方面),在一九三五年六月也英勇地牺牲在敌人的屠刀之下。……”这篇决议案向来附录在《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内,四中全会以后,王明的主要敌人便是毛泽东的土共产了,毛泽东忍辱负重许多年,在遵义会议中才算取得初步胜利,抗战期内,王明又挟史大林以自重,骎骎乎又来与毛泽东争夺领导了,但毛泽东的地位已不可动摇,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写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已经不指名的批评了王明,以后争论相当公开了,所谓“两条路线”的斗争,表面上批评的是王明,实际上批评的是王明背后的史大林,中苏共的理论分歧应该回溯到这里。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日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毛泽东取得绝对胜利后对王明派的彻底最后的清算,全部决议没有一个字涉及史大林和第三国际,但史大林操纵的黑手还是分明可见的。今天,在北京节目中虽然高挂着马、恩、列、史的照片,但将来对于“社会帝国主义”追本溯源时,仍然要回到史大林背叛列宁的官僚机会主义的。第二个文件,是张国焘的《我的回忆》:“一九三一年一月,中共四中全会压抑了立三路线,也严重的打击了一班反立三路线的老干部;并且使米夫的党徒陈绍禹等掌握了中央的领导机构。……统治了中共几达五年之久,成为有名的‘王明路线’。“……我们夫妇于一月二十日左右,安然到达上海,住在东方旅馆。几天以前何孟雄等十七个重要老干部就是在那个旅馆内开会被捕的。……“那些同志见着我,便向我叙述何孟雄等被捕经过。何孟雄任过上海区委书记,他与担任重要宣传工作的林育南及任少共中央常委的李求实等十七个重要干部,因反对米夫派陈绍禹等,假东方旅馆一个房间,秘密集会,竟全体被捕,这件事震动一时。他们向我叙述的最初谈话中,沈泽民默默寡言,也不敢直说何孟雄等是右派和反党;赵云、陈铁铮等都为这些同志的不幸而悲伤,也深恐牵连中共所有机构和同志的安全,尤其令他们担心的是一般同志的不满情绪和有些同志竟树起了反中央的旗帜。主持全国总工会的罗章龙,主持海员工会的陈郁和上海区委委员徐锡根、余飞、王克全等,都不满四中全令的决议,反对米夫派的行为,已有一些分裂性的活动。“当天我又会见了周起来,他熟悉全盘状况,态度也颇持平。他对何孟雄等的被捕极为难过,他认为如果我能早到,和他们事先说说,可能一切迎刃而解。……他自己也在会上承认了对立三路线采且调和态度的错误,为会众所满意,因而继续担任中央工作。他说明何孟雄等所不满意的,是陈绍禹等留俄学生毫无历练,就迳行担任中央领导工作,因而反对四中全会关于中央人选的决定。现在罗章龙等同志对于何孟雄等的被捕,发生极大误会,竟认为是由于陈绍禹的告密而遭暗害。……“周恩来还告诉我,回中全会后,米夫偕陈绍禹即赶回莫斯科去了,现在代理米夫职务的是一位波兰同志。……从那个波兰人的那种杀气腾腾的言词和气派看来,那是什么事都做得出来的。同志们指责和怀疑米夫和陈绍禹等暗害了何孟雄等十七位老干部的话,似也不是任意捏造。……”第三个文件,是一个托派王凡西的《双山回忆录》:“中国反对派的统一大会,召开于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的三个月之后。那时,因陈系政变造成的混乱现象还充塞着全党。尤其是那所谓‘调和派’或‘右派’的悲惨命运,在干部同志中留下了极其深刻的痛苦印象。关于此事,我必须在此说几句话:以罗章龙、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实等为首的一群老干部,多数在江苏省委中负责,有的则是长期的工会工作者。这群人可以说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到当时为止所造成一部分最优秀的职业革命家,特别是杰出的工人运动家。他们切实、苦干,与无产阶级息息相关。虽然其中没有出色的‘理论家’,不会像陈绍禹们的引经据典,卖弄‘学问’,但因真正生活在革命中,密切地分享着工人阶级的命运,所以他们的观察,感情和见解常常是正确的:比那永远以莫斯科来电和决议作思想出发点的中央,总是要正确得多。尚在一九二八年当斯大林派遣他的‘神童’洛明那次到中国来,指挥瞿秋白等进行盲动之时,这群以江苏省委为中心的同志们,就曾经提出过正确而严厉的批评。他们的一九二八年五月决议案,曾被托洛茨基整段的摘引于其论文《六大以后的中国革命问题》中,称之为‘关于共产国际政策和党制的一个绝妙文件’。江苏省委从自身经验中得出的对斯大林路线的批评竟和反对派的理论分析不谋而合。“中共六次大会以后,这群人的某些个别分子曾经接触到托派思想,接触者自然受到了深刻感应。只因他们的实际主义和经验主义作祟,一时还跳不出斯大林的圈子,正确些说,还没有批判国际权威的勇气。但是对于六次大会后紧接而来的‘第三时期哲学’,即‘立三路线’,他们却和以前反对盲动主义一样,深深感到不满。六届三中全会的批评李立三,正是这部分人构成了瞿秋白的群众。后来,陈绍禹们起来彻底清算李立三和打倒瞿秋白,事前也可说获得这班人的默许。可是陈派一经上台,以其更为荒谬的‘左’倾路线,更为吓人的气焰,更为专横的作风,立即逼反了这群真诚的革命家们。陈绍禹于是采取了主攻,凭他原有的国际靠山,加上了新得的党内权势,发动了非常猛烈的‘反右派’攻击。这是一场上压下的打斗,一切优势操在陈绍禹们手里;但‘右派’(同时又被称为‘调和派’)却表现了坚强气概,不肯屈服,明知是绝望的斗争,仍然英勇抵抗,甚至不惜组织第二党来贯彻主张呢。可是不幸得很,当第一次该派主要领袖们在先施公司后面的东方旅馆辟室会议之时,突被龙华派来的警探捕去。在威逼利诱之下被捕者始终不屈,遂遭蒋介石屠杀于龙华警备司令部看守所。二十余位烈士中有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实等,其中还有我旧友赵平复(即柔石,鲁迅有专文追悼他),以及与我同舟回国的恽雨棠。小说家胡也频,也是此次遇难者之一。“‘右派’同志们的壮烈牺牲,在党内激起了持久而深刻的悲愤。有一个流言传播着,说这次事变是陈绍禹借刀杀人,是他告的密。这种卑鄙行为虽然符合于斯大林——陈绍禹精神,终究没有实据,难以肯定;但这是党内激烈而残酷的斗争所促成的惨变,却总是无可否认的。因此,它在一般同志心中产生了败坏性的与沮丧的影响。失望与消极情绪,伴随了悲愤而扩展着。而陈绍禹们呢,却还是不顾一切,为了自己宗派的利益,也为了要贯彻斯大林以直接代理人把持中国党的企图,继续无原则地,绝对无情地进行各种各式的迫害,将一切不合作的,或简单‘看不顺眼的’老干部们解除工作,甚至踢出党去。”以上三种历史文件,对于何孟雄等与王明斗争经过及被捕殉难事实,叙述得大致相同,惟究竟有多少人牺牲,则言人人殊,文件第一与第三无确实人数,均说二十余人,文件第二则说是十七人,鲁迅文章《为了忘却的记念》,则是二十三人,我认为二十三人比较接近事实,鲁迅与柔石关系非常密切,柔石等死难前后,鲁迅所得消息一定甚为可靠,可是除掉五个作家,及何孟雄等几个老干部外,其余都是党内的积极份子,而且是真正的工人,现在连姓名都湮没无闻了!为了写这段文字,我读了柔石的小说《二月》,不禁唤起了年青时代的感情和回忆,所谓年青时代我是指五四以后五卅以前那段时期而言的,离开现在快要五十个年头了。我不知柔石的《二月》是否为现代青年所了解,因为这个苦难的年代究竟是一去不回了。新的时代有新的社会矛盾与斗争。我一口气读完了《二月》之后,觉得它像是矗立在历史路上的里程碑,上面镌着青年革命者的足迹。这是值得珍重的,鲁迅的文章与诗也足以和青年革命者的生命永垂不朽。第一文件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出版的《毛泽东选集》中删除了,那时正在清算刘少奇。瞿秋白,这个曾被尊重为革命家的,也被评定为“叛徒”,连遗骨都从八宝山烈士公墓迁出了。他在四中全会中被排出领导地位后,公开在党报上写文章自承为“无耻的机会主义者”,我当时见到这样的“悔过书”,真是万分难过。《鲁迅日记》:“一九三一年一月二十日,下午偕广平携海婴并许媪移居花园庄。”这是柔石身上一份有关鲁迅的出版合同,使他不得不暂时躲避一下的,他的著名的诗就是在如此悲愤的心情中写下来的:“惯于长夜过春时,挈妇将雏鬓有丝。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幻大王旗。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 吟罢低眉无写处,月光如水照缁衣。”极度的悲愤只能长歌当哭,要过了二年,鲁迅才能在平静中写出《为了忘却的记念》,替这几个青年革命家树碑立传。鲁迅有半篇《夜记之五——做古文和做好人的秘诀》,文末有云:“现在去柔石的遇害,已经一年有余了,偶然从乱纸里检出这稿子来,真不胜其悲痛。我想将全文补完,而终于做不到,刚要下笔,又立刻想到别的事情上去了。所谓‘人琴俱亡’者,大约也就是这模样的罢。……”这是一九三二年四月二十六日夜里写的,想见鲁迅伤痛之深且久。共产党内王明一系党夺党权的事实,鲁迅一定有深切体会,虽然他不是共产党员,但他的“亲密战友”冯雪峰以及后来的胡风都是参加实际工作的共产党员;不久之后,与鲁迅联合战斗,鲁迅认为“人生得一知己足矣”的瞿秋白,更是从四中全会打下来的,他在一九三五年六月十八日牺牲于福建长汀,简直是被党遗弃。鲁迅后来公然与王明的文艺路线(国防文学)为敌,主要由于以上的种种认识,但王明与毛泽东虽有分歧,在总方向上两者还是具有共同点的,他们都是史大林主义者,所以即使在一九四五年之后,王明一系彻底的失败了,主宰共产党文艺路线的,仍是当年王明的拥护者周扬其人,官僚主义的专断与独尊,需要软脊骨的人阿谀奉迎,这是路线择人,与个人爱憎无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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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这是表示对外向帝国主义屈服,对内向一切旧势力屈服;翌年五月三日,驻青岛的日本军借口制造济南惨案,交涉员蔡公时被割耳挖鼻后处死,交涉署人员死难者十六人,其他民众无数。可是蒋介石下令军队退出济南,毫不抵抗。六月十五日,国民党政府对外宣言,表示承认不平等条约。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关东军袭取沈阳,炮轰北大营,蒋介石下令不抵抗,关东军席卷东北。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日军在上海突向北站,江湾、吴淞等地进攻,十九路军奋起抗战。全国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运动,如火如荼,但国民党政府勇于内战,宁愿丧权辱国,步步退让;直到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军向芦沟桥进攻,全面抗日战争方才开始,经过八年抗战,至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以后又经过四年内战,共产党率领工农红军,解放了全中国。鲁迅死于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九日,他经历了日本侵略与国民党政府退让的最恶劣时期,不及见全面抗战发生。九一八事变发生后,鲁迅曾于二十一日《答文艺新闻社问》;阐明日本占领东三省的意义:“这在一面,是日本帝国主义在‘惩膺’他的仆役——中国军阀,也就是‘惩膺’中国民众,因为中国民众又是军阀的奴隶;在另一面,是进攻苏联的开头,是要使世界的劳苦群众,永受奴隶的苦楚的方针的第一步。”日本进攻中国,标榜反布尔雪维克主义,当时第三国际提出“保卫苏联”的口号,鲁迅谈话的第二层意义,就是这个口号的反应。其实日本直至投降以前,它深深陷入中国的泥足,始终无法拔得出来,所以不可能实现“进攻苏联”。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德苏战争,苏联业已转败为胜,波茨坦宣言后,苏联以百万军队与日本宣战,摧枯拉朽一般地解决了不可一世的关东军;但在九一八事件发生当时,日本军阀真以为很快能征服中国,然后进攻苏联的。鲁迅认为国民党政府是帝国主义的走狗,而中国民众在国民党政府控制之下,则是仆役的仆役,奴隶的奴隶,所以一样受到日本帝国主义的“惩膺”,他这话是沉痛的,但也深深表示对国民党政府的憎恶。左联的五个作家及其他革命者不断遭受屠杀,鲁迅时时被人跟踪,所以他的谈话代表了被压迫阶级,他是国民党政府不可调和的敌人。一九三二年一月,他又写了《答中学生杂志社问》。“编辑先生:“请先生也许我回问你一句,就是:我们现在有言论的自由么?假如先生说‘不’,那么我知道一定也不会怪我不作声的。假如先生竟以‘面前站着一个中学生’之名,一定要逼我说一点,我说:第一要努力争取言论的自由。” 争取言论自由,这是民主要求之一,在当时共产党的王明路线之下,这种民主要求(应该统一于“普选全权的国民会议”口号下面)是被否定的,结果共产党的城市工作,据后来刘少奇在八次大会上的报告,百分之百的被消灭了。但鲁迅始终不屈不挠地斗争,一九三三年,他和蔡元培、宋庆龄、杨杏佛等组织“人权保障大同盟”,争取民主要求的实现,他积极地工作,虽无文献可征,但《日记》中有简单的具体记载:“一九三三年一月六日,下午往商务印书馆,邀三弟同至中央研究院人权保障同盟干事会。“十一日,下午往商务印书馆访三弟,即同至中央研究院开民权保障同盟会,胡愈之、林玉堂皆不至,五人而已。“十七日,下午往人权保障大同盟开会,被举为执行委员。“十八日,往中央研究院午餐,同席八人。“二十五日,下午往中央研究所。“三十日,下午往中央研究院。“二月二十四日,访蔡先生,午杨杏佛邀往新雅午餐,及林语堂、李济之。“三月一日,得杨杏佛信并照片二枚。“三日,往中央研究院。“三十日,午前往中央研究院。“三十一日,往中央研究院。“四月二十六日,下午往中央研究院。“五月十一日,下午往中央研究院。“十三日,上午往中央研究院又至德国领事馆。“二十五日,午后往中央研究院。“六月十二日,得杨杏佛信并我之照相一枚。“二十日,午季市来。午后同往万国殡仪馆送杨杏佛敛。“二十一日,下午为坪井先生之友樋口良平君书一绝云:“岂有豪情似当时,花开花落两由之。何期泪洒江南雨,又为斯民哭健儿。” 鲁迅冒着必死的决心,去送杨杏佛之丧,据同去的许季茀说,他出门时不带钥匙;这天林语堂没有到,鲁迅事后对许说:“语堂太小心了。”在生死决于俄顷之际,最容易见到一个人的行谊,空口说说是没有用的,鲁迅和林语堂的交情不薄,但在一九二九年八月二十八日的《日记》有云:“……同赴南云楼晚餐,席上又有杨骚、语堂及其夫人、衣萍、曙天。席将终,林语堂语含讥刺,直斥之,彼亦争持,鄙相悉现。”自此以后,他们的关系时断时续,国民党政府对反对者的压力加强时,林语堂刊行《论语》,提倡幽默,鲁迅虽为投稿人之一,但他是明白反对林语堂提倡幽默的,以后彼此距离日远,鲁迅在一九三四年八月十三日给曹聚仁信有云:“语堂是我的老朋友,我应以朋友待之,当《人间世》还未出世,《论语》已很无聊时,曾经竭了我的诚意,写一封信,劝他放弃这玩意儿,我并不主张他去革命,拼死,只劝他译些英国文学名作,以他的英文程度,不但译本于今有用,在将来恐怕也有用的。他回我的信是说,这些事等他老了再说。这时我才悟到我的意见,在语堂看来是暮气,但我至今还自信是良言,要他于中国有益,要他在中国存留,并非要他消灭。他能更急进,那当然很好,但我看是决不会的,我决不出难题给别人做。不过另外也无话可说了。”鲁迅一生中有许多无话可说的朋友,《新青年》时代的,《语丝》时代的,在激烈而严重的斗争局势支配之下,人的分化尤其迅速多变,鲁迅当然也不会想得到,《新月社》里的诗人闻一多,后来竟也成为杨杏佛第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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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说起一九三零年代,和说起五四时代一样,这在中国文化史上都是占据一重要地位的。革命失败,激发革命思想的深入检讨,当时所谓中国社会史论战,实际上联系到革命理论的认识,革命策略的争论,更具体些说,这是史大林主义与托洛次基主义之争,是中国革命的阶段论与不断革命论之争,是中国社会封建残余占优势,还是资本主义关系占优势之争,影响之深广与久远,直到今天毛泽东思想统制了全国,还是无法作出定论的,最近的争论又集中到秦始皇了,其实背后的真正意义还是上述社会史论战的继续,究竟秦始皇创始了封建时代,还是结束了封建时代?按照毛泽东(史大林)的说法,中国第三次革命(一九四九年)的任务始终是反封建反帝国主义,所以他们进行的是资产阶级性的民主民族革命,革命之后,资本主义仍有若干长时期的发展,但事实不然,中国共产党不得不在历史经验的教训之下,承认他们是不断革命论者,但如何调和阶段论与不断革命论,则从来没有明确地正式作过结论。可是争论既然存在,在一涉及历史或思想的发展问题时,就会重覆到旧争论来,譬如郭沫若谈到“中国古代史的分期问题”,就说:“中国社会的发展,曾经经历了原始公社、奴隶制和封建制,和马克思主义所划分的社会发展阶段完全符合。这已经成为一般的常识。四十年前,托派所叫嚷的中国社会空白了奴隶制,在原始公社的废墟之上建立起封建社会的谬论,早已被吹送到九霄云外去了。“但在各个阶段的具体划分上,以前也曾经过不同的意见,分歧相当大。经过大家的努力,认识逐步接近,在古代史分期上,就只剩下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那就是奴隶制和封建制的交替,究竟应该划分在什么时期?”除掉郭沫若无端拉入的“托派谬论”外,谈到“奴隶制与封建制应该划分在什么时期”,正是一九三零年代中国史派与托派争论的重点所在哩。鲁迅在当时是注意这些争论的,但他并未参加这些争论,这不是他的所长,他是文化战士,不是历史学家,不是经济学家,严格说来,更不是马列主义的革命家,在文学范围内,他于一九二三年写过一本《中国小说史略》,根据的是进化论观点,那时他还没有注意科学的艺术论,以后也没有根据他新的认识去改写,所以他除掉开始时对于中国社会史的争论给予相当的注意外,从未对这些争论发表过任何意见。他的注意只表现在《我们要批评家》短文里,他说:“看大概的情形,……出版界的趋势,已在转向社会科学了。这不能不说是好现象。最初,青年的读者迷于广告式批评的符咒,以为读了‘革命的’创作,便有出路,自己和社会,都可以得救,于是随手拈来,大口吞下,不料许多是并不是滋养品……“得了这一种苦楚的教训之后,转而去求医于根本的,切实的社会科学,自然,是一个正当的前进。“到这里,我们所需要的,就只得还是几个坚实的,明白的,真懂得社会科学及其文艺理论的批评家。……”社会科学的批评成为“中国社会史论战”,文学批评始终还是鲁迅自己有成绩,他此后不再从事文艺创作,他的战斗性的杂文杂感,则是面对恶劣的政治环境作出了社会批评,不仅仅以文艺批评为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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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有“无话可说”的朋友,也有“生死不渝”的朋友,前面说过的瞿秋白就是。他们的战斗友谊始于一九三二年九月,终于一九三四年一月,不到二年;再过二年,鲁迅给他编印遗集,不久鲁迅自己也逝世了。《鲁迅日记》:“一九三三年九月一日,于前同广平携海婴访何家夫妇,在其寓午餐。“十四日,文尹夫妇来,留之饭。“十八日,得文尹信,并赠海婴金铃子一合,叫呱呱二合,包子一筐。“二十五日,阅文尹小说稿,下午毕。“十月二十四日,下午买《现代散文家批评》二本,赠何君,并《文始》一本。“十一月四日,以《一天的工作》归良友公司出版,午后收版税泉二百四十,分与文尹六十。“十二月九日,下午维宁及其夫人赔海婴积铁成象玩具一合。“十一日,治馔六种邀乐扬、维宁及其夫人夜饭。“二十五日,下午得维宁信并赠火脮爪一枚,答以文旦饴二合。“二十八日,下午得维宁信并诗,即复。“一九三三年一月二日,下午寄维宁信。“十五日,晚得维宁信。“二十四日,夜得维宁信并稿,即复。“二月四日,得维宁信。“十日,上午复靖华信,附文它笺。“三月一日,同内山夫人往东照里看屋。“三日,午后往东照里看屋。(按:这是鲁迅为瞿秋白找的避难所。)“六日,下午访维宁,以槿花一盆赠其夫人。“七日,午后寄靖华信,附尚佩吾及维宁笺。“四月二十一日,付何凝‘杂感集’编辑费百。“七月五日,得疑仌及文尹信,并文稿一本。“十日,下午收良友图书公司版税二百四十元,分付文尹、靖华各卅。以选集编辑费二百付凝冰。“八月二十八日,上午寄杜衡信,并稿一篇,书两本,又萧参译稿一篇。“九月十二日,得杜衡信并书二本,《现代》九月号稿费二元,萧参预支《高氏小说选集》版税廿二日期支票百元,即复。“十月九日,上午得凝冰信。“二十四日,得凝冰信。“十一月十日,得宜宾信并稿二篇。“一九三四年一月四日,晚宜宾来。(按:翟秋白被派赴苏区瑞金,与鲁迅作别。)“九日,夜得宜宾信。“二十八日,得宜宾信。“二月三日,得文尹信并译稿一篇。“八月五日,晚得文尹信。(一九三五年六月十八日,瞿秋白在长汀就义。十二月十九日,鲁迅致函曹靖华:史兄病故后,史嫂由其母家接去,云当旅行。三月无消息,兄如与三兄通信,乞便中一问,究竟已到那便否。——按:三兄当为留俄的肖三。)“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得文尹信,附王弘笺。“一九三六年二月七日,下午以‘文学丛刊’寄文尹、肖三及约夫。“七月一日,上午得文尹信。“二日,得文尹所寄石雕烟灰皿二个,亚历舍夫及密德罗辛木刻集各一本。“十七日,得文尹信,下午复。”以上《日记》所记名字,都是瞿秋白的化名,只有文尹两字是他们夫妇两人合用的,一九三四年二月三日以后的文尹,应该只是杨之华了。瞿秋白被捕后,杨之华的行踪,据国民党的记载如下:“一九三四年朱毛秦等率匪军窜往川康,瞿秋白被留江西,翌年于闽西被捕,死于汀州。杨(之华)以沪不能居,后赴莫斯科,受‘革命互济会’之招待。“一九四一年德俄战起,九月送返迪化,后即为盛世才所拘禁。一九四六年经政府送往延安,旋即任匪党中央妇女工作委员会委员,领导妇女运动。”(《中共人名录》五四二页)瞿秋白生前文字,鲁迅蒐集了文艺方面的译作,印成《海上述林》两大册,谢澹如则印了他的杂文《乱弹》,《乱弹》出版当时,上海已成孤岛,距鲁迅去世己有二年许,原稿用铅笔写在二册练习簿上,由我替他向一个开明的资本家借了一千元付印,因当时抗战已发生,故大约有四篇攻击国民党过甚的文字未曾印入,书出版不久随即再版,还清欠款后还有余力印了本《方志敏自传》,本来还想印几篇长征中的纪事的(这些原稿曾经鲁迅看过,鲁迅后来认为无力运用这些材料写有关长征的故事,所有原稿这才经过雪峰托谢澹如保存的),大约当时许多人心目中以为这次二万五千里的长征,一定会产生像《铁流》那样的纪念碑似的伟大作品,却不道看了原稿,既散漫又贫乏,里面绝无郭如鹤那样的英雄人物,只好作罢,现在距离长征己将四十年,距离全国解放已有二十四年,可是这样的文学作品还未产生呢。《乱弹》出版后,原稿就托那位资本家保存,解放后献给政府,这就是印行《瞿秋白文集》四大册属于《乱弹》部份的根据,可是瞿秋白临死之前所写的《多余的话》,任何一本文集都未收入,《逸经》刊登这篇文章时,上海的地下党斥为国民党的伪造,但是和秋白一道工作许多年的托派领导人之一的郑超麟断定它是真的,说:“秋白就是那样的人”。后来杨之华写“忆秋白”时并不否认这篇文章,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据此斥瞿秋白为“叛徒”。一个革命家的遭遇,真不如章士钊那样生得尊崇,死得殊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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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二九年五月十九日,鲁迅在北京写信给许广平说:“前回到家,母亲却问我‘害马’为什么不一同回来,我正在付车钱,匆忙中却答以有些不舒服,昨天才告诉她火车震动,不宜于孩子的事,她很高兴,说,我想也应该有了,因为这屋子里早应该有小孩子走来走去了。这种‘应该’的理由,虽然和我们的意见很不同,但总之她非常高兴。”九月廿七日《日记》:“晨八时广平生一男。”十月一日《日记》:“下午往福民医院,与广平商定,名孩子曰海婴。”从此他时时在给母亲和朋友的信里谈起他的海婴;他的论敌,有时在笔头也带到海婴。他在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写了《答客诮》的诗,表示对于海婴的爱:“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知否兴风狂啸才,回眸时看小於菟。”他对于亲子的爱,是最纯真的爱,并没有借此表示有其他作用,“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于牛”,前者指自己,后者指海婴,如此而已。解诗的人必欲在此探求微言大义,未免失之穿凿,他们对以下的两句诗便不提了,如果他真的“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那不明明白白成了个自私自利的自了汉吗?他在一九三三年一月二十五日的《日记》上说:“旧历除夕也,治少许肴,邀雪峰夜饭;又买花爆十余,与海婴同登屋顶燃放之。盖如此度岁不能得者,已二年矣。”五十三岁的父亲和四岁的孩子一同在屋顶放花爆作乐,这是何等开朗的胸怀!把鲁迅描写成为整天摩顶放踵以利天下的那样的革命家,这只表示这种人的新式八股的头巾气罢了。鲁迅遗嘱说:“孩于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长大后的海婴切切实实的做到了这一点,今年(一九七三)他四十四岁了,在北京广播电台任技术副主任,朴实无华,绝不和他母亲一样,在反胡风,反雪峰,及丁玲的时候,听从周扬的指挥棒对他们落井下石,而在反周扬的时候却去喊四个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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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的翻译,从一九三零年至一九三五年,不断有人反对他,最先反对的是梁实秋,说他“硬译”等于“死译”。“创造社”围剿鲁迅的时候,鲁迅深感他们的攻击废话太多,“解剖刀既不中腠理,子弹所击之处,也不是致命伤”。于是他就发心翻译《文艺政策》,继之翻译《艺术论》,这都是从日文转译的;他在《文艺与批评》的后记中说:“但因为译者的能力不够,和中国文本来的缺点,译完一看,晦涩,甚而至于难解之处也真多;倘将仂句拆下来呢,又失了原来的语义,在我,是除了还是这样的硬译之外,只有束手这一条路了,所余的唯一的希望,只在读者还肯硬着头皮看下去而已。”要读者硬着头皮看下去的鲁迅的“硬译”,我当时确有这样的经验,实在看不懂,可是“创造社”“太阳社”那种批评文章也一样难懂,因为他们的文章虽不是翻译,却充满仍是从日文搬过来的生硬的名词,简简单单的“资产阶级”,偏偏译做“布尔乔亚”,无产阶级译做“普罗列塔利亚”,知识分子译做“英帖利更追亚”,虽说那时对于许多社会主义科学的名词有待于输入与肯定,对于一般人困难的还是文字的结构,鲁迅过分迁就日本的文法与语言结构,所以变成硬译,但是我们不能否认鲁迅翻译的苦心,他认为与其“曲译”不如“硬译”,他的本意是要“从别国窃得火来煮自己的肉”,而且在“打着我所不佩服的批许家的伤处了的时候我就一笑,打着我的伤处了的时候我就忍疼”,所以他希望“世间总会有较好的翻译者,能够译成就不曲,也不‘硬’或‘死’的文章的”。他说:“中国曾经大谈达尔文,大谈尼采,至欧战时候,则大骂了他们一通,但达尔文的著作的译本,至今只有一种,尼采的则只有半部,学英德文的学者及文豪都不暇顾及,或不屑顾及,拉倒了。所以暂时之间,恐怕也只好任人笑骂,仍从日文来重译,或者取一本原文,比较了日译来直译罢,我还想这样做,并且希望更多有这样做的人,来填一填彻底的高谈中的空虚,……”鲁迅的翻译,目的在乎借此应急迫的需要,但即使“硬译”,他还是有“硬译”的理由,他认为文字本身是有变迁的,“史”“汉”不同于“书经”,白话文又不同于“史”“汉”,而且文字有添造,唐译佛经,元译上谕,当时就有些“文法句法词法”是生造的,一经习用,便容易懂得。现在又有许多外国文的句子需要生造,说得坏一点,就是“硬造”。攻击鲁迅“硬译”的,据鲁迅说已经有了三代,祖师是梁实秋教授,徒弟是赵景深教授,徒孙是杨晋豪大学生。这三代之中,他认为赵景深如下的主张最明白而彻底:“与其信而不顺,不如顺而不信。”于是鲁迅举出三个顺而不信的例子,证明“译得‘信而不顺’的至多不过看不懂,想一想也许能懂,译得‘顺而不信’的却令人迷误……”他举的例子都不是赵景深的,不久,鲁迅找到了赵景深在二月号(一九三零年)的《小说月报》上介绍的国外文坛消息,有一条是“格罗滋已将马戏的图画故事Alay Oop脱稿”。鲁迅又找到这本图画,原来说的不是“马戏”的故事,而是“做马戏的戏子们”的故事。在十一月号上,赵景深又介绍了一则《国外文坛消息》:“塞意斯完成四部曲”,而且“连最后的一册‘半人半牛怪’(Der Zentaur)也已于今年版了。”鲁迅说:“这一下‘Der’就令人眼睛发白,因为这是茄门话(按:即德国话),就是想查字典,除了同济学校也几乎无处可借,那里还敢发生什么贰心。然而那下面的一个名词,却不写尚可,一写倒成了疑难杂症。这字大约是源于希腊的,英文字典上也就有,我们还常常看见用它做画材的图画,上半身是人,下半身却是马,不是牛。……“‘牛’了一下之后,使我联想起赵先生的有名的‘牛奶路’来了。这很像是直译或‘硬译’,其实却不然,也是无缘无故的‘牛’了进去的。这故事无须查字典,在图画上也能看见。却说希腊神话里的大神宙斯是一位很有些喜欢女人的神,他有一回到人间去,和某女士生了一个男孩子。物必有偶,宙斯太太却偏又是一个很有些嫉妒心的女神。她一知道,拍桌打凳的(?)大怒了一通之后,便将那孩子取到天上,要看机会将他害死。然而孩子是天真的,他满不知道,有一回,碰着了宙太太的乳头,便一吸,太太大吃一惊,将他一推,跌落到人间,不但没有被害,后来还成了英雄。但宙太太的乳汁,却因此一吸,喷了出来,飞散天空,成为银河,也就是‘牛奶路’,——不,其实是‘神奶路’。……” 鲁迅辛辣的幽默,简直像拿住了“宁顺而不信”这个主张者的赃物,他说赵景深“遇马发昏,爱牛成性”,这些“牛头不对马嘴的翻译”,叫作“乱译”。而且他又形之吟咏,传之久远,曰:“可怜织女星,化作马郎妇。乌鹊疑不来,迢迢牛奶路。”以上都是鲁迅对于“硬译”问题的反攻,虽然口吻上有些玩笑,却可见鲁迅对事物执着认真得可怕,他不出击则已,一出击简直制敌死命。对于翻译问题正面的讨论,具见于瞿秋白(J·K·)与鲁迅的通讯,这里不再具引。可是那时候不负责任的翻译,也引起了读者的反感,于是“新起的论者,开始轻薄着贩来的洋货”,为了矫正这种极端,鲁迅尤其提倡翻译了,说:“我要求中国有许多好的翻译家,倘不能,就支持着‘硬译’。”而且他提倡一本书不妨有几种译本,他以达尔文的物种由来为例,日本是有两种译本的,先出的有许多错误,中文译者马君武根据的就是这个坏译本,所以他主张实有另译的必要。对于读者的抱怨,他也恺切地忠告:“倘是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那样的书,则即使德国人来看原文,他如果并非一个专家,也还是一时不能看懂。”所以,“翻开第一行就译的译者固然不负责任”,而漫无区别,对于要无论什么译本翻开第一行就懂的读者,也是不负责任。然而没有完,穆木天以楼适夷所译的《二十世纪之欧洲文学》为例,指他滥译及对原文滥下注解之不当。鲁迅认为批评家不仅指出坏的,而且要奖励好的;倘没有好的,则较好的也可以。穆木天只做到第一点,他以烂苹果作此,以前的批评家是说,这苹果有烂疤了,要不得,一下子抛掉。他却要求:“倘不是穿心烂,就说:这苹果有烂疤了,然而这几处没有烂,还可以吃得。”楼适夷那时幽囚在南京的军人监狱,徒刑十五年,鲁迅之护措他,是抱有对革命作家的同情在内的,穆木天后来也被捕,但悔过被释,所以在和周扬斗争时,鲁迅在笔头上时时带着他。又是穆木天,他反对间接翻译,即重译,鲁迅认为“懂某一国文,最好是译某一国文学,这主张是断无错误的”,但中国人所懂的外国文最多的是英文,其次是日文,如果不重译,则易卜生、伊本涅支、塞万提司的作品,我们都将无从见到,因为没有人精通丹麦、挪威、西班牙文,所以从英文重译是不可免的。有时重译反而比直译好,因为人家的译本已经加过工了。如果有好的直接译本,重译本自然应该淘汰。但穆木天要译者“一劳永逸”地译出好的书,鲁迅认为“一劳永逸”的事是没有的,中国字就不是“一劳永逸”的符号。有空地心便会生长荆棘或雀麦,要紧的是有人来处理,或培植,或删除,使翻译界略免于芜杂,这就得依赖于批评。鲁迅提倡翻译,并不主张凡翻译必须硬译,他自认硬译是不得已,在和朋友谈到自己译《死灵魂》的困难时,他就非常婉惜瞿秋白的死,“瞿若不死,译这种书是极相宜的,即此一端。即足判杀人者为罪大恶极”。全国解放以后,文化方面最大的成功是翻译的忠实可靠,凡是硬译、乱译都一扫而空了,尤其在社会科学方面,我所见到列宁著作的翻译,是每出一次新版本就改译一次的,的确可说是力求达到“信、 达、雅”这三个标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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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学方面,鲁迅严厉而彻底地排击民族主义文学,这种文学兴起在日本明目张胆的侵略之后,国民党政府既然抱着“宁与外人,不与家奴”的安内第一态度,那种御用的所谓“民族主义文学”实际上不过是卖国文学,这种文学不可能发生大作用。真正的民族主义文学,首先必须是被压迫阶级力求民族解放的文学,是抵抗帝国主义侵略的革命文学。所以只有最彻底的革命阶级,才能负担起民族主义革命文学的任务。中国的资产阶级是与帝国主义同生共死的,反映到意识上来,就是他们自以为是统治着奴隶的奴隶主,黄震遐的《陇海线上》,就是这种意识的暴露。“每天晚上站在那闪烁的群星之下,手里执着马枪,耳中听着虫鸣。四周飞动着无数的蚊子,那样都使人想到法国‘客军’在菲洲沙漠里与阿拉伯人争斗流血的生活。”登载在当时《前锋月刊》上的这篇作品,据编辑者说,它是“参加讨伐阎冯军事的实际描写”。鲁迅分析说:“原来中国军阀的混战,从‘青年军人’,从‘民族主义文学者’看来,是并非驱同国人民互相残杀,却是外国人在打别一外国人,两个国度,两个民族,在战地上一到夜里,自己就飘飘然觉得皮色变白,鼻梁加高,成为腊丁民族的战士,站在野蛮的菲洲了。那就无怪乎看得周围的老百姓都是敌人,要一个一个的打死。 ……”黄震遐的另一篇作品,是《黄人之血》,写的是成吉思汗的孙子拔都元帅的西征,“所征的是欧洲,其实专在斡罗斯(俄罗斯)——这是作者的目标”,汉族,当然是参加西征的联军的一部分,作者说:“黄祸来了!黄祸来了!”鲁迅认为作者忘记了“赵家末叶的中国,是蒙古人的淫掠场”,他所描写的“死神捉着白姑娘拚命地搂”,其实就是蒙古人征服中国人的实际情形,一到成吉思汗的孙子,他们就携手西征了。日本人东征了东三省,那是诗人理想中的西征的第一步,只有先使中国人变成奴才,然后才能赶他打仗,将来的主子是否肯信用优待忠勇的奴才,是一个很要紧,很可怕的问题,这是主子和奴才能否“共存共荣”的大关键。鲁迅批评的是民族主义文学,但这批评洞澈了未来的历史发展,在八年抗日战争中力图与日本主子共存共荣的汉奸,与抗战之后把沦陷区人民当作被征服者的劫收大员们,正如鲁迅所说:“须到无产阶级革命的风涛怒吼起来,刷洗山河的时候”,这才彻底的扫荡了。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上海有十九路军的抗战,这是出乎国民党政府意料之外的,三月一日,战争终于在政府压力之下结束了,过了一年,日军席卷内蒙诸省,进窥平津,同一作者写了《大上海的毁灭》,其中有云:“十九路军打,是告诉我们说,除掉空话以外,还有些事好做!“十九路军胜利,只能增加我们苟且,偷安与骄傲的迷梦!“十九路军死,是警告我们活得可怜,无趣!“十九路军失败,才告诉我们非努力,还是做奴隶的好!”这就是民族主义文学所泄露的统治阶级的心声,他们的“民族英雄”在指挥战争,战争计划则“不多不少刚刚适宜的办法是失败”!从一九三二年一二八上海抗战到一九三三年五月三十一日与日本订立塘沽协定,这期间东北成立了伪满国(一九三二年三月九日),国民党进行第四次围剿(一九三二年六月),共产党中央由上海迁入苏区(一九三三年初),王明路线引致此后红军的军事失败;全国白色恐怖横行,托派领袖陈独秀被捕(一九三二年十月五日)。鲁迅虽是左翼作家联盟的领导人之一,但据他后来自述:由于“不在革命的漩涡中心,而且久不能到处去考察”,所以他“仍然只能暴露旧社会的坏处而已”。一九三二年,大约由于逃难与压迫,他写的文章非常少,蒐集在《南腔北调集》的只有九篇,他在给台静农的信上说:“‘一二八的事,可写的也有些,但所见的还嫌太少,所以写不写还不一定;最可恨的是所闻的多不可靠,据我所调查,大半是说谎……”又说:“上海……文禁如毛,缇骑遍地,则今昔不异,久见而惯,故旅社或人家被捕去一少年,已不如捕去一鸡之耸人耳目矣。我亦颇麻木,绝无作品,真所谓食菽而已。……” 但到了一九三三年,鲁迅所写的文章特别多,当时黎烈文新从法国回来,主编申报《自由谈》,以郁达夫介绍,鲁迅不断写稿,除《南腔北调集》所载三十九篇外,蒐集于《伪自由书》的有三十五篇,《准风月谈》的有六十四篇,在他一生中这是从所未有的丰收。因为他“论时事不留面子,砭锢蔽常取类型”,所以招致了许多敌人,尤其是所谓“第三种人”。在阶级斗争非常激烈的时侯,小资产阶级常常觉得自己处于“两把火”之间,所谓“第三种人”,就是典型的小资产阶级:杨邨人、杜衡、施蛰存、章克标等等都是。中国的资产阶级由于已失去历史的生存条件,所以文化上及文学上不可能再有什么建树,民族主义文学只能代表资产阶级没落的反动。杨邨人特别举起小资产阶级文学革命的大旗,但这不过是空洞的大话,到施蛰存提倡“庄子与文选”时,则已是拾读经复古的余唾,没有什么生气了。“第三种人”这个名词,创始于一九三二年,提出这名词的不是鲁迅,而是苏汶,但在一九二九年,鲁迅与“革命文学家”论争时,在他看来,这些自以为革命丈学家的人,不过是脚踏两头船的小资产阶级吧了。当时还没有发明“第三种人”,可是气昂昂,凶纠纠的革命文学家中,尽多后来提倡小资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杨邨人那样的人,所以鲁迅在燕京大学演讲《现今的新文学的概观》时,对这批人不客气的指出:“从这一阶级走到那一阶级去,自然是能有的事,但最好是意识如何,便一一直说,使大众看去,为仇为友,了了分明。不要脑子里存着许多旧的残滓,却故意瞒了起来,演戏似的指着自己的鼻子道:‘唯我是无产阶级!’ ……”为什么当时发生了革命文学?鲁迅也有解释:“……旧社会将近崩坏之际,是常常会有近似带革命性的文学作品出现的,然而其实并非真的革命文学。例如:或者憎恶旧社会,而只是憎恶,更没有对于将来的理想;或是也大呼改造社会,而问他要怎样的社会,却是不能实现的乌托邦;或者自己活得无聊了,便空泛地希望一大转变,来作刺戟,正如饱于饮食的人,想吃些辣椒爽口;更下的是原是旧式人物,但在社会里失败了,却想另挂新招牌,靠新兴势力获得更好的地位。”鲁迅否认当时的革命文学家代表无产阶级,他可是承认文学是有阶级性的,他与梁实秋争论的重点就在这里,他认为“穷人决无开交易所折本的懊恼,煤油大王那会知道北京检煤渣老婆子身受的酸卒”,所以即使“喜怒哀乐,人之情也”,阶级不同,感受自异。文学家“自以为‘自由’,自以为超了阶级,而无意识底地,也终受本阶级的阶级意识所支配”,至于在“无产者文学”这旗帜之下忽翻筋斗的那些人,其实都是小资产阶级,他们“即使在做革命文学家,写着革命文学的时候,也最容易将革命写歪的”,他们忽然一天晚上“突变”过来,不久又突变回去了。他只希望有“反叛的小资产阶级的反抗的,或暴露的作品”出现;他以为他们是生长在灭亡着的阶级中的,对这阶级有“甚深的了解,有甚大的憎恶,所以刺下去的刀也最为致命与有力”,但这种作品终于没有出现,那是由于革命文学家一只脚踏在革命的船上,另只脚踏在文学的船上,“环境好的时候,作者在革命这只船上踏得重一点,分明是革命者,待到革命一被压迫,则在文学的船上踏得重一点,他变得不过是文学家了”。这样的革命文学家,当然不会认真革命,也不会有认真的文学作品。鲁迅所分析的“革命文学家”,岂不就是后来的“第三种人”?也许“第三种人”更坦白些,因为他们至少不自称为革命文学家。“第三种人”的出现,是在文学革命家喧喧嚷嚷的三年之后,这三年中,既有左翼作家联盟,也有国民党御用的“民族主义文学”,同时又兴起了一批可称之为“现代派”的小资产阶级文学,穆时英,苏汶(杜衡),施蛰存,刘呐鸥,戴望舒,蓬子都是这一派的中坚人物。左翼作家里面,也不断有人分化出去,如鲁迅所说的,“激烈得快的,也平和得快,甚至于也颓废得快”,譬如“最彻底的革命文学家叶灵凤先生,他描写革命家,彻底到每次上茅厕时候都用我的《呐喊》去揩屁股,现在却其名其妙的踩在所谓民族主义文学家屁股后面了”。(文化大革命期间,这位叶灵凤先生在香港《新晚报》上发表了许多“歌德派”的文章,署名“霜崖”,我曾加以批评,请参看拙著《直言集》。)“第三种人”冒头诉苦的理由是:左翼文坛说他们是资产阶级的走狗;而左翼作家则是“左而不作”。他们主张“真的,永久的文艺,超出于阶级斗争之外的文艺,为将来的文艺”。但因左翼作家的批评严酷,害得他们只好搁笔。鲁迅承认“自从有了左翼文坛以来”,不仅有“左而不作的”,而且有“由左而右的”,但也有“被封建的资本主义的社会的法律的压迫,禁锢,杀戮的”;他不敢必左翼批评家是否会动不动就指“第三种人”为资产阶级的走狗(这种“拉着大旗作为虎皮,包着自己”的左翼作家,后来鲁迅自己也亲身领教了,至于以“辱骂和恐吓”来战斗的,鲁迅也立即予以批评),但“第三种人”是不可能有的,“生在有阶级的社会里而要做超阶级的作家,生在战斗的时代而要离开战斗为独立,生在现在而要做给与将来的作品,这样的人,实在也是一个心造的幻影,在现实世界上是没有的。”“第三种人”自己所想像的那样的“第三种人”,自然是没有的,有的只是依违于两个主要阶级之间的小资产阶级。戴望舒援引法国的纪德作为“第三种人”的同志,当时纪德刚刚转向,他从游历非洲法属殖民地刚果回来之后,写了《刚果旅行》,深深痛恶这种帝国主义的不人道的剥削;一九三三年,希特拉在德国上了台,纪德于是面向了社会主义的苏联,他以为在那里可以找到人类的公平、正义和希望,这是一个资产阶级作家叛离本阶级的行为,和鲁迅一样,和其他三零年代世界伟大的智识分子一样,他们一叛离本阶级,没有不向社会主义苏联去寻求人类的希望的,可是只有纪德在游历苏联之后能把感受到的真实说出来,但说出来之后,他仍回到自己的阶级去了,最后接受了他原本看不起的院士的尊崇的地位,否定了共产主义。鲁迅否认纪德是戴望舒所说的“第三种人”,因为他憎恶法西斯在德国进行的恐怖,而在苏联的社会创设中,他却见到了一个未来的无限的允约;中国的“第三种人”却是反对“左翼作家同盟”的,当然和纪德不同调。鲁迅认为事实上并无“第三种人”,等于人体有胖有瘦,一加比较,非近于胖,就近于瘦,决不会有不胖不瘦的“第三种人,文艺上的第三种人也一样,即使好像不偏不倚罢,其实是总有些偏向的,平时有意或无意的遮掩起来,而一遇切要的事故,它便会分明的显现”。纪德向左,有的人能和革命前进,共鸣;有的将革命中伤,软化,曲解。当然,事实如此,以“第三种人”自命的人,后来向左的有蓬子,戴望舒等,向右的甚至做了汉奸的,有穆时英,刘呐鸥等。鲁迅虽然否定有“第三种人”,其实“第三种人”只是小资产阶级的别名,而这个阶级实际上是存在的。杨邨人就不自称为“第三种人”,他揭起了“小资产阶级文学革命”的大旗,与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对立。鲁迅说他在《自自》中,有“农民的纯厚,小资产阶级的智识者的动摇和自私”,但仍“不过是革命场中的一位小贩”,而不是“奸商”,他“所谓奸商者,一种是国共合作时代的阔人,那时颂苏联,赞共产,无所不至,一到‘清党’时候,就用共产青年,共产嫌疑青年的血来洗自己的手,依然是阔人,时势变了,而不变其阔;一种是革命的骁将,杀土豪,倒劣绅,激烈得很,一有蹉跌,便称为‘弃邪归正’,骂‘土匪’,杀同人,也激烈得很,主义改了,而仍不失其骁”。杨邨人不是这种人,“有些投机是无疑的”,他不过竭力要做“第三种人”,过比革命党较好的生活;但还是受到左右夹攻,连“第三种人”也做不稳的。如果有什么“第三种人”,杨邨人要算是最好的“类型”了。对于这种类型的行径,鲁迅称之为“二丑艺术”,二丑一名二花脸,“身分比小丑高,而性格却比小丑坏”。“义仆是老生扮的,先以谏诤,终以殉主;恶仆是小丑扮的,只会作恶,到底灭亡。而二丑的本领却不同,他有点上等人模样,也懂些琴棋书画,也来得行令猜谜,但倚靠的是权门,凌蔑的是百姓,有谁被压迫了,他就来冷笑几声,畅快一下,有谁被陷害了,他又去吓唬一下,吆喝几声。不过他的态度又并不常常如此的,大抵一面又回过脸来,向台下的看客指出他公子的缺点,摇着头装起鬼脸道:你看这家伙,这回可要倒楣哩!”二丑艺术就是帮闲艺术,鲁迅认为“帮闲,在忙的时候就是帮忙,倘有主子忙于行凶作恶,那自然就是帮凶”。帮闲的例子,有“女婿问题”,话说诗人邵洵美的书店,出版了一本《十日谈》的杂志,在第二期上,邵洵美谈到“文人无行”,认为没有饭吃,或是有了饭吃不饱的,便来做这种“无本钱”生意,而文坛便是由这种文人组织成的。这话触怒了鲁迅,他写了《各种捐班》和《登龙术拾遗》,于是牵涉到女婿登文坛的问题,他说:“要登文坛,须阔太太,遗产必需,官司莫怕。穷小子想爬上文坛去,有时虽然会侥幸……但究竟随人俯仰。最好是有富岳家,有阔太太,用赔嫁钱,作文学资本,笑骂随他笑骂,恶作我自印之。……但其为文也,必须是唯美派,……”鲁迅的文章一出,帮闲者纷纷反攻,说这是“狐狸吃不到葡萄,说葡萄是酸的”,最恶劣的,又牵涉到“卢布,许多中国作家现在都变成了俄国的女婿了”。鲁迅曾应日本改造杂志之请,用日文写了三篇文章:讥评中国、日本、满洲的,“邵家恶辣的谋士,就在这甜葡萄棚里产生出来的《人言》上,扮出一个译者和编者来”,译出了《谈监狱》,并由编者加以附注:“鲁迅先生的文章,最近是在查禁之列。此文译自日文,当可逃避军事裁判。但我们刊登此稿目的,与其说为了文章本身精美或其议论透彻;不如说举一个被本国迫逐而而托庇于外人权威之下的论调的例子。”鲁迅认为提出“军事裁判”这种字样,是含有甚深的杀机。他说见到这些富家的鹰犬,更深知明季向权门卖身投靠之辈的阴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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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第三种人”又提倡青年人读“庄子与文选”。鲁迅是主张“少看中国书”的,他感慨于光绪末年的新党立志维新,而没有染过八股毒的新青年却“学起篆字来了,填起词来了,劝人看‘庄子’、文选了,信封也有自刻的印版了,新诗也写成方块了,……”他以为“旧瓶可以装新酒,新瓶也可以装旧酒;新式青年的躯壳里,大可以埋伏下‘桐城谬种’或‘选学妖孽’的喽罗。”这就引起了施蛰存的反攻,他说“像鲁迅先生那样的新文学家,似乎是十足的新瓶了。但是他的酒呢?纯粹的白兰地吗?我就不能相信。没有经过古文学的修养,鲁迅先生的新文章决会写到现在那样好。……”这种论据在五四运动时早已有过:“保护文言者是说凡做白话文的都会做文言文,所以古文也得读。现在保护古书者说反对古书的也在看古书,做文言,……可见主张的可笑。”鲁迅认为这是“永远反刍”,是读透了《庄子》的话。主张读“庄子与文选”的还有一种理由,说从这些书里可以找到“字汇”,作为描写“自然景物,个人情感,宫室建筑……”之用。鲁迅反驳说:“从前严几道从甚么古书里——大概也是庄子吧——找着了‘幺匿’两个字来译Unit,又古雅,又音义双关的。但是后来通行的却是‘单位’。严老先生的这类‘字汇’很多,大抵没法复活转来。现在却有人以为‘汉以后的词,秦以前的字,西方文化所带来的字和词,可以拼成功我们的光芒的新文学’,这光芒要是只在字和词,那大概像古墓里的贵妇人似的,满身都是珠光宝气了。”鲁迅说得好:“人生却不在拼揍,而在创造,几千百万的活人在创造。”这是历史的真理,苍白色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自然看不见这一点真理的。如果鲁迅活到现在,看见人家大吹大擂地推荐《柳文指要》,又将如何说?诠释鲁迅的人多的是,但绝无人把这些问题联系起来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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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在一九三三年以后所写的文章,每篇都换上一个笔名,否则便不易登出,约略计之笔名多到五十以上,然而善用嗅觉的检查官们,对于可疑的文章还是不准刊登。检查官中也有“第三种人”。检查之外,更有暗杀,但鲁迅仍以其匕首的一击,继续其再接再厉的斗争,他认为“一群流氓,几枝手枪”,并不能治国平天下的。可是“为了‘闲话皇帝’事件,官家的书报检查处忽然不知所往,还革掉七位检查官”,可见当时国民党政权对外的奴颜婢膝,对内的凶残压迫。鲁迅的矛头,主要针对国民党政权“攘外必须安内”的剿共政策,所以他的文章,像杜甫的诗一样,反映的都是当时历史的真实。鲁迅也有诗,不多,他的诗也可称为“诗史”。华北快要特殊化了,古董南迁,这都不再引起人们的反抗,故无人请愿,也无人游行,于是有人骂北京的大学生不爱国了。因为他们“不再用头来‘碰’刺刀和枪柄了,也不再想‘自行失足落水’,弄得‘身上五色’了,却发明一种新办法,是:大家走散,各自回家”。鲁迅剥崔灏黄鹤楼诗以吊之:“阔人已骑文化去,此地空余文化城。文化一去不复返,古城千载冷清清。专车队队前门站,晦气重重大学生。日薄榆关何处抗,烟花场上没人惊。”这时共产党在华北已恢复了地下工作,由刘少奇领导的大学生多半潜入了各种抗日团体,不是真的各自走散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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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上面已约略把鲁迅反对的“类型”举了出来,鲁迅虽然如此向四面八方战斗,但由于时时改换名字,许多人简直摸不清楚,所以他说:“近两年来,又时有前进的青年,好意的可惜我现在不大写文章,并声明他们的失望,我的只能令青年失望,是无可置辨的,但也有一点误解。今天我自己查勘了一下:我从在《新青年》上写《随感录》起,到写这集子里的最末一篇止(按:指《且介亭杂文二集》),共历十八年,单是杂感,约有八十万字。后九年中所写,比前九年多两倍;而这后九年中,近三年中所写的字数,等于前六年……”鲁迅所说的近三年,是指一九三三至三五年,时代多艰,作者更不潜心于“鸿篇巨制”,他的任务,“是在对于有害的事物,立刻给以反响或抗争,是感应的神经,是攻守的手足”,他忙于“为现在抗争”,认为“失掉了现在,也就没有了未来”。鲁迅自觉他的文章虽然不是‘诗史’,却有“时代的眉目”的,但是他的话不过引起许多人的憎恶,要到“不幸而言中”,这才大家默默无言,然而为时已晚;他说:“我有时决不想在言论界求得胜利,因为我的言论有时是枭鸣,报告着大不吉利事,我的言中,是大家会有不幸。在今年,为了内心的冷静和外力的压迫,我几乎不谈国事了,偶尔触着的几篇,如‘什么是讽刺’,如‘从帮忙到扯淡’,也无一不被禁止。别的作者的遭遇,大约也是如此的罢,而天下太平,直到华北自治,才见有新闻记者恳求保护正当的舆论。我的不正当的舆论,却如国土一样,仍在日即于沦亡,但是我不想求保护,因为这代价,实在是太大了。”鲁迅出力奋斗的三年中,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年头,一方面,日本军队侵占了东北诸省,华北变色,另方面蒋介石加紧剿共,迫使红军长征。对于民众的爱国运动,则效法史大林希特勒的特务统治,尽根创除。但使鲁迅悲哀的,不在压迫的加紧,而是同志的叛变与暗箭,他从一九三四年起,对朋友就不断诉述这点。鲁迅与左翼的齟齬,不仅仅在私人通讯上发发牢骚而已,他在公开文字上加以痛斥,这就是《答〈戏〉周刊编者信》,在说过关于阿Q剧本的意见之后,他不禁声色俱厉地说:“临末还有一点尾巴,当然决没有叭儿狗的尾巴的有趣。这是我十分抱歉的,不过还是非说不可。记得几个月之前,曾经回答过一个朋友的关于大众语的质问,这信后来被发表在《社会月报》上了,末了是杨邨人先生的一篇文章。一位绍伯先生就在《火炬》上说我已经和杨邨人先生调和,并且深深的感慨了一番中国人之富于调和性。这一回,我的这一封信,大约也要发表的罢,但我记得《戏》周刊上已曾发表过曾今可,叶灵凤两位先生的文章;叶先生还画了一幅阿Q像,好像我那一本《呐喊》还没有在上茅厕时候用尽,倘不是多年便秘,那一定是又买了一本新的了。如果我被绍伯先生的判决所震慑,这回是应该不敢再写什么的,但我想,也不必如此。只是在这里要顺便声明:我并无此种权力,可以禁止别人将我的信件在刊物上发表,而且另外还有谁的文章,更无从预先知道,所以对于同一刊物上的任何作者,都没有表示调和与否的意思;但倘有同一营垒中人,化了装从背后给我一刀,则我的对于他的憎恶和鄙视,是在明显的敌人之上的。”类乎这样的暗箭,是不一而足的。鲁迅为要应付内外的敌人,只得“横站”着战斗,逐渐,周扬一伙布置了围剿阵,终于和鲁迅完全决裂。有一时期,鲁迅是在病中战斗的,他从一九三四年七月十五日起至年终,一九三六年一月三日起至十月十七日绝笔,都断断续续地在病,《日记》上记载热度、病象及就诊的情形相当详尽,如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十七日:“病后大瘦,义齿已与齿龈不合,因赴高桥医生寓,请其修正之。”一九三六年六月五日至三十日,简直病得无力记日记。但他在病中写作不辍,病严重时甚至口述由别人笔录。第一次病后他给友人信说:“近半年来,因为生了一场病,体力颇减,为各种碎事,仍不能不做,加以担任译书等等,每天真像做苦工一样,很不快活。……”在这几年中,他虽说为了友军中的“从背后来的暗箭,与同一营垒中的快意的笑脸”,使他寒心、灰心,但“大抵休息一会,或仍然站起来,然而好像终竟也有影响,不但显于文章上,连自己也觉得近来还是‘冷’的时候多了”。在这样的处境中,他比之为穿了一件湿布衫。他向来非常爱护青年,最后几年,此种爱护之忱更笃,从他致萧军肖红的信,和致曹白的信,可见一二。他曾向“左联”提议,“当今应务之急,是在养成勇敢而明白的斗士”。尽管他如此用心,却总是“人微言轻,终无效果”。但他自己是竭力做到这一点的。他以同样的感情对待徐懋庸,却不料他代表了共产党的联合阵线政策,给予鲁迅以致命的打击。鲁迅和“左联”的齟齬,看似个人问题,实际上是领导问题,最后则完全是政策和路线问题。我们已说过他和绍伯(田汉)之间的公开冲突,但暗中他对共产党的文艺领导人更为不满。他回答萧军说:“……议论是有的,但大抵是唱高调,其实唱高调就是官僚主义。我的确常常感到焦烦,但所能做的,就做,而又常常有‘独战’的悲哀。不料有些朋友们,却斥责我懒,不做事;他们昂头天外,评论之后,不知那里去了。”对于这样的“官僚主义”,他不仅焦烦,而且反感,官僚主义另有一面,这就是他所说的:“我憎恶那些拿了鞭子专门鞭扑别人的人们。”在冯雪峰带着瓦客堡会议的决议,到上海见鲁迅时,“左联”的实际领导人周扬早已遵从了“八一宣言”,解散“左联”,宣传与国民党合作抗日,倡导国防文学了。对于这种一百八十度的转变,鲁迅只能自认“落伍”;而且承认脾气也的确愈来愈坏,真的愈来愈看不起人了。冯雪峰认为这些不过是牢骚,而周扬所犯的不过是宗派主义错误,这是曲说。他为了政治利益,当托派给鲁迅信时,的确在鲁迅病中,影响他用生平最嫌恶的卢布说去诬蔑托派,以此掩盖鲁迅对共产党改变政治路线的反对意义。托派致鲁迅的第二封信(《日记》:一九三六年七月七日,得陈仲山信,托罗茨基派也。)迄今仍未发表,但第一次信中对于共产党再度投降国民党的批评,证明以后毛泽东与王明的长期斗争(通过“联合战线”与“独立自主”之争),最后更承认自己及党为不断革命论者,则是非曲直之谁是谁非,已有历史做见证,不必在此多说了。鲁迅从此不再与共产党的文艺领导人为伍,“左联”既然解散,他不再加入以国防文学为中心口号的任何文艺组织,他在遗言中斩钉截铁地说:“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他写《半夏小集》骂“纳款、通敌的鬼蜮行为”,写《女吊》骂反对报复的人为“人面东西”,可见他至死都是共产党投降政策的反对者。写鲁迅传的人,说到鲁迅这段斗争史时,都是无从下笔,含含糊糊过去的。因为毛泽东虽然崇扬死了的鲁迅,他却任用鲁迅的死对头周扬做他文艺政策的刽子手,以此清算鲁迅生前所爱护的青年朋友,简直无一能够幸免。周扬倒台后,鲁迅的书信有若干部分解了禁,让我们更清楚了解当时斗争的真相,但一定还有更多的信不能公开的,因为他反对的不是个人,而是一般的政策。鲁迅死后,周扬为洗刷自己过去的错误,在重新刊印《鲁迅全集》时,对《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这篇著名的文章,加了如下的注解:“中国共产党于1935年8月1日发表宣言,向国民党政府,全国各党各派和各界人民提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到该年十二月更进一步决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拥护,促进了当时的抗日高潮。在文艺界,宣传和结成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成为那时最中心的问题;当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文学界,于1939年春间即自动解散‘左联’,筹备成立‘文艺家协会’,对于文学创作问题则有关于‘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的论争。鲁迅在本文以及他六月间发表的《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和《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中,表示了他对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当时文学运动的态度和意见。“徐懋庸给鲁迅写那封信,完全是他个人的错误行动,当时处于地下状态的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文化界的组织事前并不知道。鲁迅当时在病中,他的答复是冯雪峰执笔拟稿的,他在这篇文章中对于当时领导‘左联’的一些党员作家采取了宗派主义的态度,做了一些不符合事实的指责。由于当时环境关系,鲁迅在定稿时不可能对那些事实进行调查和对证。”由此可见,当周扬替天行道,炙手可热时,是如何颠倒黑白,伪造历史,诬蔑鲁迅!在共产党严密的“文网”之下,许广平周建人为了自保,只能默不出声。鲁迅的铜像巍巍然,可是“一瞑之后,言行两亡”,党官僚自然可以随意利用鲁迅,阉割鲁迅了!鲁迅就是这样死于战斗中,死前他说: “我对敌人一个也不宽恕!”

一九七五年九月十七日写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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