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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之下铭文咋样得,北大教授辛德勇:由“打虎武松”看日本国朝臣备的真假-文艺-人文

互联网 2021-05-07 08:14:07

今天我和大家交流的话题,是对有关方面新近隆重推出的一方所谓唐墓志的看法。它就是带有“日本国朝臣备书”字样的那一件所谓《李训墓志》,镌刻在石头上的正式标题,是《大唐故鸿胪寺丞李君墓志铭并序》。

据说,这方墓志推出后影响声势之宏大,已不仅限于中国国内,至少在日本国新闻界,也对这一“突发”事件,给予了高度重视。当然,这同参与宣传工作的就有不止一位日本学人,应该有一定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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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训墓志》志盖铭文拓本

听不到声响的“轰动效应”

“新发现”面世那天是个大日子,正好是刚刚过去那一年的圣诞节。对于世界上很多地区和国家热爱生活的人来说,这是个喜庆的节日,相关部门在这一天举办所谓“新书发布会暨学术成果公告会”以推出这方墓志,或许是特地选择的好日子,可以给这一“秘宝”增添几分喜气。当然,对于一心抵制过洋节的人来说,说不定会因此触霉头,那就不是黄道吉日了。

不管是不是出于这样的原因,据说,在这次会议举行后,很快就在“海内外引起轰动”(王瑞来《〈李训墓志〉书写者“朝臣备”是不是吉备真备?》,见《澎湃新闻》之《私家历史》,2019年12月29日)。讲这话的王瑞来先生,身为日本学习院大学教授,至少有日本的社会背景。不过王先生讲的“海外”,恐怕只限于日本国,并不包括日本列岛之外的其他国家,譬如欧美诸国。

署名“王小燕”的记者在王先生讲这话同一天、同一媒体发表一篇报道《中日关系史添新史料:遣唐使吉备真备真迹及其研究成果公布》,文中讲道:“此项发布轰动了日本,日本公共广播NHK以及各大报纸均于当日进行了大幅报道。”可我在NHK中文网页上看到12月26日的报道,短短只有三百多字,很专业地复述说:“专家指出,该墓志铭很可能出自吉备真备之手,他是随日本遣唐使一道西渡大唐的一位留学生。”

NHK报道中提到的专家,惟有“发现该铭文的深圳望野博物馆馆长阎焰”,而专程来参与这次发布会暨公告会的日本唐代史研究权威气贺泽保规教授(东洋文库研究员、明治大学东亚古代石刻研究所所长),连提都没提。关于日本学者的态度,NHK依然只是很职业地写道:“这一发现也引起了日本专家的关注。专家认为,由于日本国内尚未发现吉备真备真迹,因此该发现极具重要意义。”平平淡淡,甚至可以说颇有几分冷冷的,一点也看不出什么“轰动”的气象。另外,在深圳望野博物馆微博上转发日本《读卖新闻》的即时报道中,情形也大体相同。

孰知新浪网转发上述国内报道时,标题竟变成了《这项唐朝墓志铭的研究,轰动日本》。这“标题党”搞的,宛如日本国发生了一次大地震或是海啸,呈现在公众眼前的,已是一番举国喧腾的景象。

事实上,除了来华参与这场会议的气贺泽保规先生和王瑞来先生,以及日本姬路独协大学石晓军先生之外(石先生的文章《也说〈李训墓志〉中的“朝臣”》,刊《澎湃新闻》2020年1月8日之《私家历史》),到目前为止,日本东洋史学界并没有其他专家发表过看法。我特别注意到,在王小燕的报道里,只字未提应邀出席这次会议的日本“书法团体‘瑞云书道会’的理事长曾田成则”先生发表了什么看法。我理解,至少从书法技艺角度讲,这种沉默是一种慎重,甚至否定。不是铭文的字迹写得好还是不好,而是它是不是符合那个时代日本来华人员的汉字书写状况。

“预流”还是“作浪”?

以上就是我所看到的,海外世界对所谓《李训墓志》的实际态度。新闻行业的职责,就是如实报道发生了什么事,而不管是好事还是坏事,也不管是热闹还是冷清。只有政治宣传或商业营销才会夸大其词,以至无中生有。况且即使真的轰动起来了,我们做学问的,还是要冷静看待,不宜轻易随之起舞,更不能帮着助阵造势。这是我作为一个专业历史学研究者,对待轰动性新闻事件的看法,我们在自己的领域负有更多的社会责任。

这个责任当然首先是学术层面的,即要对学术尽职尽责。在我看来,应当首先关注所要研究的问题,而不宜过分追捧新材料。史料新与旧并不重要,是研究这些问题需要什么史料,就用什么史料。过分强调不在新史料上“预流”(陈寅恪语)就做不了学问,或是不管怎样努力也都没有“时代”的意义,往往就会走火入魔。这不仅会把苦心所“预”之“时代潮流”变成魔道妖道,还会使人丧失正常的理智,以至把能工巧匠们小黑屋里新鲜炮制的作品,误认作远古时期的惊天大发现。这样一来,非但不能清楚地认识历史,还会给我们对历史的认识增添很多混乱。

在涉及更多普通公众的社会文化方面,一项信实可靠的历史大发现,本来是激发公众关注历史、走进历史的良好契机,学者理当及时把握这样的契机,并以新发现为切入点深入研究,响应公众的关注。展示言之有据的历史知识,让历史学回归社会。可是,若是把当代手艺人的仿制品误认作往古先人的遗物,那就会适得其反,传播扩散错误的历史知识,把公众引入迷途。

稍微了解一点中国文物市场状况的人都知道,时下各路手艺人的仿古慕古之作,不仅制作水平日益精湛,而且品种日增,产量日高,辨正祛伪,不胜其烦。因此,虽然从看第一眼起,我就感觉所谓《李训墓志》应属赝造,但并不想专门花费精力做辨伪工作。自己心里明白并简单公开表明看法,也就够了。别人愿意怎么对待它,为它说好话,都是别人的事,那就由他去吧。

可是后来仔细一看上述报道,发现事态比较严重,即不仅有包括气贺泽保规教授在内的中外唐史和碑刻史专家,对这通刻石铭文的真实性给予高度肯定,并且大力阐扬了它的史料价值,“该墓志已向深圳市、广东省文物主管单位申报,并经专家组鉴定,正式备案登录入国家文物数据库”。这等于铁板钉钉,给这通石刻报上了“户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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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志持有者著《李训墓志考》书样

另外,看到有关部门推出这方墓志的阵势,特别是载录和研究它的那部书奇特的书名——《日本国朝臣备书丹褚思光撰文鸿胪寺丞李训墓志考》(文物出版2019年12月),不禁让我联想到十五年前的一件往事。2005年5月,在日本爱知世博会上,为改善中日关系,有关方面特意展出了此前一年发现的来华日人井真成的墓志。现在中日两国之间的关系又进入一个新阶段,若是一些不明就里的人把它用作增进中日关系的媒介,而其真实性又存在很大问题,后果就有些不好设想了。

想到这些情况,诚可谓兹事体大,影响深重。我便不能不申说一下自己的看法,以供各方面参考,至少不要轻易闹出国际笑话。

真赝先折衷于理

在《李训墓志》郑重其事地向社会公布之后,尽管有人在网络上表示应当更为审慎地解释其中某些疑惑,可是除本人之外,似乎并没有人公开对它的真实性提出质疑,或者说并没有人断然指出这是一件现代赝品。

有些学者,如王瑞来先生,虽然也对墓志持有者的某些解读(如出面“书丹”的“朝臣备”是不是吉备真备)提出质疑,但对这方墓志的真实性并丝毫没有怀疑,甚至还特别强调指出:“尽管书写者‘朝臣备’究竟是不是吉备真备尚存疑点,但这并不能否认《李训墓志》本身的重要价值。墓志的书写年代本身以及‘日本国朝臣备书’的表述,从日本史的视点考虑,无疑已经具有极大的意义”(王瑞来《〈李训墓志〉书写者“朝臣备”是不是吉备真备?》)。其他一些人的议论,也多集中在考察“朝臣备”是不是吉备真备及这一称谓是否符合当时日本的通例。

这样的讨论,对于准确认识这通刻石铭文固然具有积极的意义,但我的首要观察点,却不在于上述写法是不是符合当时的情况,而是先从总体状况出发,看它是不是符合李唐社会的一般观念和做法。况且有许多方面由于缺乏足够的较为具体的事例,往往不易取得很有说服力的证据。

譬如,王瑞来先生和其他一些学者讨论的,“朝臣备”这一题名是不是符合其实际姓氏用名,以及是否符合当时日本人姓名制度的通例。尽管他们并没有因此否定这通刻石的可信性,但若诚实地面对眼前的真实情景,自然可以把它看作是贾人作伪的有力证据。可是固持《李训墓志》为大唐真货的那些人,也完全可以用唐世的变例来做解释。相对于日本,唐朝毕竟在经济和文化上具有绝对的优势,根据自己通行的习惯来改易外来夷人姓名的用法,或是夷人入境随俗,自行取汉名替代倭名,这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事情。

看到“日本国朝臣备书”这个题名第一眼后,我就有强烈疑惑,觉得李唐王朝官员,尤其是李训这样主管外夷的鸿胪寺高官,其后人是不大可能选择一位像“朝臣备”这样的日本人,来为他父亲执笔写录墓志铭的。后人为生身父祖请人书写碑志,乃是为先人增光添彩的举措,更是生人的社会荣耀,即如明代文人姚希孟所云“非名笔书丹,不足以增琬琰之光,发松楸之色”是也(姚希孟《文远集》卷二五《杨方壶编修》)。所以,唐人的墓志,若非死者亲人书写上石,必尽可能邀请具有较高书法水平和社会声誉、地位的人来执笔。其实这也是古今一贯的通例,用不着多做什么论证。

大唐盛世 “古人之理”

刚看到所谓《李训墓志》的片段照片,我当即就在自己的微信公众号上发表看法:“所谓‘李训墓志’当属赝造”,接着又稍微具体地讲道:“观‘日本国朝臣备书’七字即可知《李训墓志》必假。很多人不理解这话什么意思,我引述清人陈介祺论述古器物铭文辨伪原则的一段话,申明其间道理:

古学之长,必折衷于理,博而不明,不能断也。辞赋之胜,亦必以理;汉学之杂,必择以理。读古人文字,不可不求古人之文;读古人之文,不可不求古人之理,不可专论其字。窃向往之而愧未能也。(陈介祺《簠斋鉴古与博古·辨伪分论》)

我认为《李训墓志》是一件赝品,首先遵循的就是陈介祺讲的“古人之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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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介祺手批伪铭拓本

(据《簠斋鉴古与博古》)

具体地说,这个“古人之理”,乃是在所谓大唐盛世,相对于外围诸国,唐王朝具有绝对领先地位和至高无上的优越感。观《旧唐书·东夷传》记吉备真备等人入唐事时所说“开元初,又遣使来朝,因请儒士授经,诏四门助教赵玄默就鸿胪寺教之,乃遗玄默阔幅布以为束修之礼,题云‘白龟元年调布’,人亦疑其伪。所得锡赉,尽市文籍,泛海而还。其偏使朝臣仲满,慕中国之风,因留不去,改姓名为朝衡”云云,一派轻视的口吻,这是出自唐朝官方的载籍。检《唐会要》卷一〇〇“日本国”条下纪事,正与此相同,可证《旧唐书》的记载乃渊源于此,而这反映的乃是唐人通行的观念。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看“日本国朝臣备书”这一题名,自然就会思考:像李训这样的朝廷命官,其后人又有什么理由非去请一个倭国岛夷来书丹不可?实在太难以想象了。换句话说,也许大家更容易理解,出现这样的事,完全不像是煌煌大唐盛世应有的情形,而更符合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国门初开时,华夏居民对待东洋来客的观念和举止。更何况若是把书写者落实为吉备真备的话,当年他还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留学生”,在唐朝,可以说几乎是没有任何社会地位的。李训的鸿胪寺丞一职,是从六品上的朝廷命官,而吉备真备所受学的四门助教赵玄默官仅从八品下(《旧唐书·职官志三》),也就是说连老师都与李训的地位相差很多,更不用说他所教授的外来“留学生”了。

在我看来,李家后人特地邀请吉备真备或其他任何一位普通的日本入唐“留学生”,来为李训书写墓志铭文,都实在不可思议。这不是什么唐朝人的国际性强弱和开放胸怀大小的问题,乃是实际社会地位高低使然,古今一贯,是人之常情,事之常理。

“打虎武松”与留学青年

研治古代文史,我耳边常常回响孔夫子讲的那句浅显易懂的话,即“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我看待所谓《李训墓志》的真假,最先入手着眼的,就是浅显的人情事理,而不是 “朝臣备”的写法和笔迹到底对与不对,那些都是不易弄明白的细琐小节,前者才是难以逾越的大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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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张敦仁仿刻宋本郑玄注《礼记》

连这么浅显的人情事理都讲不通,我就有理由怀疑它的真实可靠性。关于这一点,清人方东树讲述辨伪之术时曾有论述:

读古书而能别其真伪者,一在以其义理之当而知之,一在以其左验之异同而质之。余按二者相须不可偏废,今之为汉学考证者,专主左验异同而全置文义不顾。(《书林扬觯》卷下)

这“专主左验异同而全置文义不顾”一语,实实在在地切中清代很多所谓考据学家治学的根本弊病。今天我们看待所谓《李训墓志》的真伪,首先要审视的,也应该是其整体“文义”这个大道理。特别是在墓志持有者公布之初,绝大多数人尚无法看到完整、清晰的墓志拓本,学者们评判这通刻石铭文,首先要关注这个大道理。换个角度讲,学者治学要把书一页一页地连着读,并不能只是挑拣个别字句跳着看。

更进一步说,暂时抛开“朝臣备”的社会地位高低不管,“日本国朝臣备书”这一题名形式,同样很不合情理。因为这七个字太过突兀,即徒以国名冠于人名之上,表述太过含糊。不拘古今中外,若是单看“日本国”这个国名,并不足以标明其身份地位,再同上文所题“秘书丞褚思光撰文”这几个字相对照,就会更容易理解这一点:即撰文者和书丹者本是相互对举的两件事,前者既有标记身份的职衔,后者也要有相应内容。要是没有,就意味着这样的题名存在严重问题,有赝造的可能。若是再考虑到褚思光秘书丞的官阶是从五品上(《旧唐书·职官志二》),光着身子就上来书写志文的东夷之人“朝臣备”,其身影行迹就变得更加可疑了。

我今天演讲的题目,是“由打虎武松看日本国朝臣备的真假”。这个“打虎武松”,出自武二郎在血溅鸳鸯楼后沾着人血写在白粉墙壁上的那八个大字:“杀人者,打虎武松也!”为什么他不只写“武松”而要特地记明是“打虎武松”?因“打虎”者是武松的身份标志,若没有,他的社会地位也就含糊不清了。参照《水浒传》的描述,再来审视“日本国朝臣备”这一题名,大家就更容易理解其不合理了。

我说“观‘日本国朝臣备书’七字即可知《李训墓志》必假”,除了由“日本国”人来书写墓志铭文这一点完全不合乎情理,更深一层的涵义即在于此。所谓《李训墓志》既假,再来纠缠“朝臣备”是不是吉备真备,以及这一姓名称谓形式是不是符合日本的实情,似乎就没有多大必要了。

虚实再辨之以文

由“日本国朝臣备书”这一不可思议的题名,推断所谓《李训墓志》出自赝造,是我的第一反应,在网上大体看到墓志铭全文之后,更加深了我的自信。通观这篇铭文,其最明显的纰漏,是伪撰者避实就虚,尽量往空了写,设法回避墓主的具体行事。因为实事不好写,照着相关的东西抄,是没有其独特价值的,也很容易被人查到袭用的来源。若是胡乱编造,更容易露出马脚。不过即使空着写,今人想要做出古人的文章,也是一项几乎无法完成的难事,稍一不慎就会显现作伪的破绽。

上述铭文中多有空洞无物的句子,如一开篇述李训世系“出自陇西,为天下著姓”。光看这句话好像也算通顺,可遗憾的是,真实的《李训夫人王氏墓志》,先前已经出土,若是对比铭文中称道“陇西李公”乃“兴圣皇帝十叶孙也”的说法(刘莲芳《唐〈李训夫人王氏墓志〉考释》,刊《碑林集刊》第十辑),虚实的差异和怪异,就很明显了(附案所谓“兴圣皇帝”是唐天宝二年追赠给西凉武昭王李嵩的尊号)。而且往实处写,文句很自然,凭空的话,就显得很扭捏。

唐朝皇室血脉出自陇西,这是他们李家人一贯的说法,也是一个不容置疑的基本事实(参据朱希祖《驳李唐为胡姓说》、《再驳李唐氏族出于李初古拔及赵郡说》,见朱氏《中国史学通论》),如《旧唐书·高祖本纪》即谓“其先陇西狄道人,凉武昭王嵩七代孙也”,所以,李训这个“兴圣皇帝”十世之孙,岂不是地地道道的龙子龙孙,乃是天下第一姓,何止仅仅“著姓”而已。在网上大致读到所谓《李训墓志》全文之后,我在微信公号上说,“其文辞之陋劣,超乎想象。在我看来,对于稍读过唐人墓志、唐人文章的人,这是一目了然的事情”,大家一定会问:这具体指的都是什么呢?

举例来说,墓志称李训“弱冠以辇脚调补陈留尉,未赴陈留而吏部君亡。君至性自天,柴毁骨立。礼非玉帛,情岂苴麻,惟是哀心,感伤行路。”这话讲得虽然大体无误,谁也不能说唐朝人就绝对不能这样讲,但后一句可以随便放在任何一个丧父之子的身上,不管他孝与不孝,真感伤还是假感伤。可是墓志下文并没有记述一句李训如何行孝的事实,也没有因依礼服丧对其仕途造成什么不利影响,那墓志铭写这么一大段废话干什么?接下来还有“以有道之时,当用人之代,骥足方骋,龙泉在割,岂不伟欤”?这些话同样空洞无物,没有附着实在的行事,几乎可以用到任何一个人身上,可以说同样是废话。

这么无聊的写法,与墓志铭撰文者“秘书丞褚思光撰文”的身份能相符么?此等文笔,李训家人还需要特地请他来撰写铭文么?试看褚思光所服务的秘书监,乃是“掌邦国经籍图书之事”(《旧唐书·职官志二》),大家就会清楚,这是需要读书有文化者来执掌的差事,而看了上面虚泛无实的文辞,便可知所谓《李训墓志》显然不可能真的是出自“秘书丞褚思光”的笔下。

尽管都是空话、废话,但单看这些句子,大体还是能够读通的,我说“其文辞之陋劣,超乎想象”,是因为所谓《李训墓志》中还确有“不通”的地方。譬如说李训“少有异操,长而介立。好学所以观古,能文不以曜世。故士友重之,而时人不测也”。这“不测”二字,用得就颇显怪异。我读书很少,少见多怪,咋一看竟给我一种墓主即将遭受某种不幸的预感。稍一定神,才明白自己想多了、想差了,上下文连起来读,绝不会是我想的那个意思。 “不测”,只是“不知”、“无晓”的同义语,即世人对李训的才华缺乏了解。

“不测”“不寿” 原来“不通”

这话讲得通么?依照行文的正常逻辑,在“时人不测也”句下,应当描述墓主怀才不遇的遭际,可下面却是“弱冠以辇脚调补陈留尉”。这是什么概念?须知唐朝那些青灯黄卷长年苦读才考中进士的书呆子,入仕之初得到的,最高不过是个县尉,往往还不能很快走马上任!

这方墓志的持有者,在其书的前言中提到,李训去世那一年,颜真卿以二十六岁的年纪“进士及第”登甲科,而《新唐书·颜真卿传》记述其起家官职说:“开元中举进士,又擢制科,调醴泉尉”。唐代另一大文豪白居易,“贞元十四年,始以进士就试,礼部侍郎高郢擢升甲科,吏部判入等,授秘书省校书郎。元和元年四月,宪宗策试制举人,应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策入第四等,授盩厔县尉、集贤校理”(《旧唐书·白居易传》)。须知这两个人都是在常科进士考试中式后再参加制科考试,才获取一个县尉的。

相比之下,李训以弱冠之年而又未经科举,就轻轻松松地就“调补”到了同样的官职,还是在中原腹地陈留这么好的地方——那你小子究竟还想咋样,还有什么时人之“测”与“不测”可言?一定要说“不测”,只能说是天上掉下来一块谁也没想到的纯猪肉大馅饼,这显然不是志文所要表达的意思。在我看来这实在“不通”之至!

更“不通”的辞句,还有“天与其才,不与其寿”两句话。李训的“才”,在铭文中连一丝一毫也没有看到,但他的“寿”,终归是要清楚交待的,这是写墓志的规矩——李训是“享年五十有二”。问题是,这“五十有二”的年纪,在古人的眼里,称得上是“不寿”么?《礼记·王制》记古代养老之制云:“凡养老,有虞氏以燕礼,夏后氏以飨礼,殷人以食礼,周人修而兼用之。凡五十养于乡。”五十之年之所以会有这样的礼遇,是因为常人“五十始衰”。

正因为如此,礼制才需要“五十杖于家”,“五十不从力政”,“五十而爵”。杜甫《逃难》诗有句云“五十白头翁,南北逃世难”,显然也是以五十老翁自居。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活到五十二岁的李训,怎么还能说苍天苛待其人而“不与其寿”呢?须知这篇墓志铭文所标示的执笔人“秘书丞褚思光”,正是“掌邦国经籍图书之事”的官员,岂能不明《礼记》的典制?我们看《李训夫人王氏墓志》记述乃夫是“无忧”而卒,平平常常,并没有看到任何不得其年的迹象,这也左证了所谓《李训墓志》的说法实际上毫无来由。

同样令人感到突兀的是,在“享年五十有二”前面,还有一句“梁在厦而始构,舟中流而遽覆。呜呼,子罕言命,盖知之矣”。典出《论语·子罕》,即所谓“子罕言利与命与仁”。司马迁在《史记·外戚世家》的小序里讲述“夫妇之际,人道之大伦”时,也谈到这一点。联系其中所载述后宫嫔妃们的人生际遇,以及上面那句话,无非是说孔子因人生命运叵测而罕言天命,即谓天意高而难问,竟无端损折李训寿命。可他年逾五旬而亡,本是平常事,前文也没有讲述他有什么宏伟抱负没来得及施展,或有何过人才学没有机会呈现于世,是没有缘由发出如此强烈感慨的。

尽管我们在一些唐代同等年龄人的墓志中,也可以看到相同或者类似的用法,但通观上下文句,这篇《李训墓志》的用法,还是感慨过于强烈和空疏了,即把空虚的套话作叙事的言辞用,让人感觉十分牵强。总之,通篇铭文实事少而多莫名其妙地空发感慨,语句间又往往缺乏有机联系,这正是伪作赝造的特点。

“杂烩乱炖” 弄巧反拙

我质疑所谓《李训墓志》的来由,很多人可能觉得论证比较虚,以为我谈的都只是蹈空袭虚的“理”而没有“实锤”。我还得花费一点笔墨,做些实打实的“考证”。这篇石刻铭文“文理”若是不通,“文义”更难造作得十分周详,免不了留下无法掩饰的“赃证”,也就是所谓“硬伤”。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古代铭文作伪难以突破的困境,不是作伪者不用心,而是文字内容太复杂了,时过境迁之后,实在难以再造出古人的言语文字,所谓“语多必失”。

一是避讳的方法。要伪充唐人的墓志,作假者很容易想到回避李唐皇帝的名讳。制作包括古代铭文在内的各种假古董,已是此时此地相当成熟的一种产业,制作者的基本素养也达到较高的水平。像时日干支、避讳称谥这类基本常识,稍习门径者,通常不会弄出大错。可一般了解是一回事,想完全做好有时也不大容易。特别是赝造者往往自以为是,随意增添点花样,以便显得更纯、更真、更有特别价值,结果反而弄巧成拙,露出马脚。

我感到奇怪的是,这篇铭文中因避唐太宗李世民的“世”字,做了两种不同处理:一是阙笔,如“能文不以曜世”和“道足经世”的“世”字;二是换字,如“当用人之代”和“弃代云亡”句子里的“代”字,显然都是替换“世”字。同一篇文字,为何把平平常常的避讳搞得这么复杂?若不是有意做得更花哨一些,就是在仿自或是录自不同来源的唐人碑刻,把不同文稿中不同的避讳方式拼凑到同一篇墓志铭中,才会出现“杂烩乱炖”。二是墓志叙述李训故世和安葬地点的文字 “开元廿二年六月廿日,以疾终于河南圣善寺之别院,即以其月廿五日权殡于洛阳感德乡之原”,问题相当严重。

首先,依照当时一般礼制,即韩愈所称“殡于堂则谓之殡,瘗于野则谓之葬”(《昌黎先生文集》卷一四《改葬服议》),即所谓“殡”本来是指正式下葬之前的暂时停柩之举,通常是在生人居止的城乡村镇,而不是野外墓地。此志文称李训“权殡于洛阳感德乡之原”并附有正式的墓志,则应该是下葬于唐东都洛阳郊外的墓地。问题是,其一,若是以“殡”称葬,唐墓志中虽亦间有其例,但极少见,这不符合韩愈所称唐制。其二,若谓李训“权殡于洛阳感德乡之原”是正式下葬,那么,在他故世之后十六年死去的夫人王氏,却是被安葬在关中的郿县,夫妻一直东西分葬于两地,这很不正常。王氏去世之前,长子李侹一度“徙居东洛”,完全有机会迁葬乃父于关中却未迁,很不合情理。

其次,李训以“开元廿二年六月廿日”逝世,仅仅五天之后的同月二十五日,即被“权殡于洛阳感德乡之原”,这实在太过于急促了。通观唐人墓志,不管是传世文献中留存的文稿,还是从地底下挖出的刻石铭文,都很难看到这种情况。检《礼记·王制》所记古代丧葬礼节,是“天子七日而殡,七月而葬;诸侯五日而殡,五月而葬;大夫、士、庶人三日而殡,三月而葬”。《左传》隐公元年的记述,与此稍有不同,乃谓“天子七月而葬,同轨毕至;诸侯五月,同盟至;大夫三月,同位至;士踰月,外姻至”。二者殡柩之日长短的差别,只是士人的殡期是三月或是一月。再参照《旧唐书·吕才传》的有关记载,可知李训仓促下葬,明显违背当时的礼制和习俗,也不合人情。

第三,《李训墓志》说他“以疾终于河南圣善寺之别院”而没有其他说明,殊为可疑。堂堂朝廷命官,又不是出家僧人,怎会无缘无故命终于佛寺?更为重要的是,《李训夫人王氏墓志》明确记载说:“开(元)廿二载,李公无忧卒于鸿胪丞之官舍。”即李训本来是猝死(这是我对“无忧”的诠释,可能并不准确)在长安城中鸿胪寺的办公室里,根本不是“以疾终于河南圣善寺之别院”。这可以说是所谓《李训墓志》出自今人赝造的一项铁证,足以彻底戳穿这通刻石的真相。

当李鬼遭遇李逵

顺便说明一下,我最终决定公开对所谓《李训墓志》的看法,与《新京报·书评周刊》李夏恩先生的鼓励有密切关系。如上所述,从网上看到第一眼时起,我就已认定这通刻石铭文必定出自赝造,也就不想花钱去买墓志持有者郑重出版的那部书。可李先生特地从网上邮购了一本转寄给我。

墓志持有者曾发表《我为什么认为《李训墓志》中“朝臣备”就是吉备真备?》一文,他读到并研究过《李训夫人王氏墓志》。当我收到这部“奇书”,唯一感兴趣的是,他到底如何解释这真伪两部墓志,在李训故世地点上的抵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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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训夫人王氏墓志》拓本

结果令我大失所望,更令我大吃一惊:虽然他在书中大量引述了真志的内容,还附有拓本,可却对铭文中最为重要、也最为关键的李训故世于“鸿胪丞之官舍”记载避而不谈。为什么他这样做,我实在不想发表任何看法,可心里却不能不想。日本《读卖新闻》记者竹内诚一郎报道此事时提到,相关人员已通过比对这两夫妻的墓志,认定《李训墓志》确属真品(《读卖新闻》2019年12月25日《吉备真备的笔迹?中国碑文》)。这当然只能基于那次发布会和公告会上所获得的信息,至少墓志持有者在他的书中明确谈到了这一点。这也告诉我们,信息发布者及与会学者的态度非常耐人寻味。

不管持有墓志的这位仁兄,心里琢磨的道道到底是什么,我还是要强调指出,《李训夫人王氏墓志》虽非考古发掘出土,但它出土的地点有清楚记载(刘莲芳《唐〈李训夫人王氏墓志〉考释》),墓主的身份和经历以及志文镌刻的字体,都平平常常,卖不上什么价钱,不会有人去刻意赝造。按照这方墓志记载,写下志文的李训长子李侹,在其父去世六年之后的开元二十八年,就已经“从仕西京”,也就是在长安城做官了,他老爹去世时,总该有十几岁了,绝不会在墓志铭里记错乃父亡故的城邑和具体场所。

在我看来,按照正常逻辑,即使没有任何唐代历史的专业素养,世上任何一个看热闹的人,以王氏这件墓志真货来比对鉴别,便足以立刻判定《李训墓志》的真假,就像李鬼遭遇李逵一样。更何况这方《李训墓志》的个头比同类真货小不少,一看就不是那么回事,不像《水浒传》的李鬼,远处瞧俨然“一条大汉”,还能吓跑个把“孤单客人”。

虚实“朝臣备” 重瞰“大模样”

我对这篇刻石铭文的认识,是从相关历史文化背景的“大道理”着眼,也是由此出发的,现在还是回头重瞰一下它的“大模样”。我注意到应邀出席会议的日本“书法团体‘瑞云书道会’理事长曾田成则”先生,并没有对这方墓志发表任何看法,不禁揣测:在熟知日本书道史的一些书法艺术研究者看来,假如吉备真备或是其他任何一位名叫“朝臣备”的来华“留学生”,在唐玄宗开元二十二年,若是能够写出这方墓志所体现书法水平的汉字来的话,是不是应该或直接或间接地在日本留下一些相应的墨迹?至少是对这个人精湛书法技艺的文献记载?可是从近期相关讨论中,没看到这种迹象。

尽管墓志持有者把他的专书题作《日本国朝臣备书丹褚思光撰文鸿胪寺丞李训墓志考》,这长长一串人名非常奇异,其排列次序还一反常规。常规的顺序,当然应该是先提墓主,次及执笔撰文之人,最后才轮到誊录文字的书手。这显然是在极力彰显书写者“日本国朝臣备”的身影。我觉得,这正是墓志造作者所期望的卖点。可足以代表日本新闻界状态的NHK的报道,还是那么专业、审慎和冷静。日本书道史的大背景,也是我们在思考所谓《李训墓志》真伪问题时不能不在意的 “大道理”,而这方墓志若是真的,就一定不会与此相抵触。

所谓《李训墓志》的这些“毛病”,单独看某一项,那些专门抬杠的人,或许都能做出不同的解释。但我研究历史,一直很喜欢借用统计学上的定律“小概率事件,在一次试验中是不可能的”,那么多巧事都凑巧赶到一起,实际生活中不可能发生。简单地说我的结论是,吉备真备当然是日本国历史上的真人,或许某些特定情况下,他可以把名字写作“朝臣备”,但载录“日本国朝臣备”署名的这块志石,却毫无疑义是由当代中国人赝造的。更确切地说,应该是发明洛阳铲的河南乡亲“自我作古”的成果。

最后,愿我们在新的一年里,生活中尽可能少一点山寨货,即使某些小民为生活所迫非做不可,也尽量别去赝造古代的铭文或是其他文字著述。这种活不好干,别太为难自己,也少给学术研究添烦添乱,况且天下毕竟还是有明眼读书人在的。

本文是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辛德勇教授2020年1月11日晚在北京三联书店公开讲座上的演讲稿,经作者授权发布,文中是作者个人学术观点,不代表本报公号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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