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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之下手游津州港都有什么鱼种,侗族概况 (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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侗族概况

作者:邓敏文     来源:侗族文学艺术网

侗 族 概 况(一)

富饶的土地 秀丽的山川

侗族是中国古老的民族之一。主要分布在贵州省的黎平、从江、榕江、锦屏、天柱、剑河、三穗、镇远、岑巩、玉屏、石阡、江口、万山、铜仁、松桃、荔波、独山、都匀等县,湖南的新晃、芷江、会同、靖州、通道、城步、绥宁、洞口、黔阳等县;广西壮族自治区的三江、龙胜、融安、融水、罗城、东兰等县;湖北省鄂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恩施、宣恩、咸丰、利川、来凤等县。其住地位于东经108度至110度,北纬25度至31度之间。西至贵州都匀,东至湖南洞口,北至湖北恩施,南至广西罗城。

(一)侗族人口及其分布

1、侗族人口的分布特点据1990年全国第4次人口普查统计,侗族共有251万余人,其分布特点是: (1)相对聚居。仅贵州省就有侗族140余万,湖南省有74.9万余人,广西壮族自治区有28.69万人,湖北省有5万余人。黔、湘、桂的侗族地区山水相连,清代迁往鄂西的侗族,也多居住在恩施、宣恩、咸丰、利川交界之地。其内聚力强。(2)依山傍水。各地侗族总是傍水而居,故有“水上民族”和“水稻民族”之称。侗族村寨风光秀丽:寨前是田园阡陌,寨后是翠绿山林,村寨左右还有竹林或古老的樟树或枫树,溪流绕寨而行或穿寨而过,寨中布满鱼塘。(3)与兄弟民族杂居。侗乡境内,杂居有汉、苗、壮、瑶、仫佬、水、布依、土家等兄弟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各族人民彼此交往,相互学习,团结友爱,结成了深厚的友谊。侗族地区现行的行政区划分专区或自治州、县或自治县、乡或民族乡三级建制。其中有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玉屏侗族自治县;广西壮族自治区三江侗族自治县、龙胜各族自治县;湖南省通道侗族自治县、新晃侗族自治县、芷江侗族自治县、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还有湖北鄂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宣恩县会口、晓关、猫山、张官、八台、桐子营和恩施市黄泥塘等侗族乡。

2、侗乡的重要城镇

侗族地区的城镇,是侗族人民政治、经济、文化活动的中心,与侗族人民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关系密切的重要城镇有:

凯里市 凯里是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首府所在地。黔东南共有侗族106·4万人,占贵州全省侗族的76%。凯里市位于自治州西部,雷公山北麓,西距省城195公里,犹如一颗璀灿的明珠镶嵌在清水江畔。它四面环山。全市总面积1295平方公里,人口30余万,其中有苗、侗、汉、水等兄弟民族。辖4个街道办事处,5个镇,22个乡,是一个以轻纺、电子、建材和木材加工为主的新兴工业城市。解放前,凯里是一个人烟稀少,街道狭小,房屋破旧,市面萧条的农村小镇,没有什么像样的工业。自治州成立后,凯里的城市建设得到了迅速的发展。现在,城区面积已达31平方公里,城市建筑面积已达169万平方米,形成了以大阁、水塔山为界的南北两个片区。市内街道宽阔,市容整齐,办公楼、学校、商店、医院等井然有序地掩映在林荫道旁。北京路、韶山路、遵义路等主要街道路面宽40米。两条干道交*处是大十字,也是商业和民族娱乐活动的中心。每逢节庆之日,苗族和侗族人民汇聚于此,吹奏芦笙,唱歌跳舞,通宵达旦。市郊周围,已先后建起水泥、玻璃、砖瓦、木材、造纸、棉纺、电子元件等150多家工厂,1983年工业总产值已达5279万元。交通、邮电、商业、金融、教育、卫生、文艺、体育等各行各业也都有了很大的发展。位于大十字的民族贸易商店,是一家富有民族特色的商业贸易中心。在这里,不仅可以买到苗族和侗族姑娘所喜爱的金丝银线、栏杆花边等,还有苗族、侗族姑娘所特需的服装、首饰、“银角”、“银花”、“银梳”、耳环、项链、手镯等等。

怀化市 怀化市是湖南省怀化地区专员公署所在地。怀化地区是湖南侗族居住地,湖南全省75万侗族中,怀化地区占了72万。怀化地区位于湖南省的西南部,西靠贵州,南临广西,东部和西北部与省内邵阳、娄底、益阳、常德、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等地区接壤。巍峨挺拔的雪峰山雄踞于东南,神奇秀丽的武陵山绵亘于西北。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使这里四季分明,雨量充沛,山青水秀,物产丰富。全区辖10县2市,居民有汉、侗、苗、瑶、回、土家等民族。区内矿藏品种多,名胜古迹多,交通四通八达,是全国和全省山区开发改革开放试验区之一。怀化市原名榆树湾,历史悠久,高坎垅新石器时代遗址距今四千年以上。但过去只是一个闭塞落后的山区小镇,七十年代初,其区域不足半平方公里,人口仅4000余人,工业产值100多万元,只有一条不到1公里长的石板小街。1972年湘黔铁路通车,1978年枝柳铁路建成,这里便成为我国西南的重要交通枢纽和物资集散地。1974年,地区党政等机关从黔阳县安江镇迁入,中央、省、地属的一些厂矿和单位也陆续迁进怀化市内。兄弟省、市、自治区和港澳地区的厂商也先后来这里考察并开设窗口,使得这里的面貌日新月异。在荆棘丛生的山坡上,一座座厂房拔地而起,一栋栋高楼凌空而立。崎岖不平的泥泞小路,已为宽阔平坦、纵横交织的城市道路所代替。汽车、火车、轮船取代了过去肩挑手提的小买小卖;1986年和1987年先后两次在这里举办的“湖南西部地区商品交易会”,有全国28个省、市、自治区1万多名代表参加,总成交额达7·5亿元。这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事情。目前,怀化市区建设面积已达18平方公里,城市常住人口达15万多人。工业门类逐步齐全,已有电子、电力、纺织、食品、机械、服装、建材、化工、采掘等34个行业,全民独立核算工业企业固定资金原值3·4亿元。农业生产条件不断改善,各种商品生产基地逐步形成。工农业总产值在1980年的基础上已提前三年翻了一番。过去的穷乡僻壤、孤街小镇如今变成了繁华的闹市,一座五光十色的不夜城给侗乡增添了新的美景。

柳州市 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是侗族地区通往国内海外的东南大门,也是侗族祖先在历史上的安身立命之地。侗族古歌中说:从前我们做大款,“头在古州(今贵州榕江),尾在柳州(即今柳州市)”。如今,柳州已经发展成为一个新兴的现代工业城市,侗族地区的生产和生活物资,有相当大的数量是来自柳州。柳州市区面积561平方公里,人口70多万,其中有汉、壮、侗、苗、瑶、仫佬等27个兄弟民族的居民,是广西最大的工业和商业基地之一,全市有工商企业上千家,工业产品数千种,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南方发展最快的新兴城市之一。1992年工业产值突破100亿元,成为我国5个少数民族自治区中第一个工业产值超百亿元的城市。柳州又名龙城,是一座具有2千多年历史的古城,文化古迹十分丰富,其中有5万多年前的“柳江人”文化遗址;有旧石器时代的人类遗址“白莲洞”;有唐代文学家柳宗元的足迹和诗文;还有山青水秀并富有民族风情的龙潭公园等,是国家甲级旅游城市之一。

剑河柳川镇 柳川镇是贵州省剑河县人民政府所在地。位于清水江中游。居民有苗、侗、汉、水、瑶等民族。位于清水江上的主跨径150米、全长241·1米的预应力悬臂拼装桁架剑河大桥,是我国同类型桥中跨径最大的一座。从县城有公路通往凯里、三穗、榕江、黎平等县,改变了剑河县过去交通闭塞的状况。

镇远舞阳镇 舞阳镇是贵州省镇远县人民政府所在地,居民有汉、侗、苗、仡佬等民族,是全国历史文化名城,位于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东北部,距州府所在地凯里151公里,处舞阳河中上游峡谷地带,四面环山,舞阳河由西至东穿城而过,北岸称“府城”,南岸称“卫城”。全镇总面积46·9平方公里,人口24000余人。舞阳镇是一座历史悠久的文化古城,曾经是黔东南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早在元代至元十二年(1275),于此设镇远沿边溪洞招讨使司,二十年(1283)改为军民总管府,建府治于中河山。明洪武四年(1371),设镇远州,二十二年(1389)增设镇远卫,并筑卫城于舞阳河南岸的五老山下(今卫城由来于此)。永乐十一年(1413)设镇远府治。弘治十一年(1498)设镇远县治。嘉靖三十年(1551)始筑府城。清代一直为府、县治所。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贵州省镇远专员公署设立于此。1956年7月,在此宣告成立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1958年州府迁往凯里之后,但一直是镇远县府所在地至今。舞阳镇地处交通要塞,“接沅湘之下游,当滇黔之孔道”,清乾隆《镇远府治·序》称其为“黔东门户、滇楚要冲”。元至明初,中央王朝军队和汉族商人纷纷进入,使这里从一个大村寨逐步向军事城堡和商业城市转变。至明朝中期,这里已“城堡罗列,长江大河舟楫通利,辰沅以此为上游,云贵以此为门户,商贾辐辏,物货富饶,亦檄外一都会也”(明弘治《贵州图经新志·镇远府·形胜》)。至清代,因汉族商人及手工业者大量涌入,这里便成为“西南大都会”。据《镇远府治资料汇编》载:“镇远历乾隆、嘉庆百年中,民安物阜,商贾麇集,五方杂处,万户烟火,诚一富庶之郡”。1936年修筑湘黔公路之后,镇远是重要站口之一。二十世纪70年代初,湘黔铁路修通,横贯镇远县境,交通大有改善。舞阳镇地势险要,风光绚丽,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和文人名士荟萃之所,因而留下许多文化古迹,如古寺庙、古殿宇、古民居、古巷道、古桥梁、古关隘、古驿道、古码头、古城墙等。镇中,有传统的吊脚楼和高封火墙四合院民居;有石板铺路的幽深小巷。城东,有被人誉为“入黔第一洞天”的青龙洞古建筑群。城区还有火神庙、邹公祠、光裕堂(苏元春旧居)、白极宫、谭公馆、总兵府、和公祠、周公馆(中共镇远地下党支部旧址)、“和平村”(日本战俘收容所旧址)以及冲霄插汉的笔岫山文笔塔,气势磅礴的府、卫城墙,居高临下的石屏山天后宫、四宫殿、紫皇阁等古建筑。正如从北京来此考察的文物专家们所说的那样,“整个镇远城也是一大文物”。舞阳城池,山川奇雄,溪河纵横,泉井密布。城之东面,中河山临江壁立,笔岫山、白云山“岩 箭峭”;南面,龙头山高入天际,吉祥山、五老山俯瞰江城;西面,石屏山切岩千仞,天枢山穿云破雾。城区有松溪、小田溪、惠泉溪、铁溪等从南北两面汇入舞阳河。惠泉、白云泉、味泉、青龙泉、万寿泉、青狮泉、云泉、猪槽泉、雷家井、陈家井、龙王井,云龙泉及六根五漏泉等分布各处。舞阳镇民族文化内容丰富,形式多样,音乐、舞蹈、民歌、戏剧、绘画、雕刻及手工艺品等无所不有,且历史久远,享有盛誉。清乾隆初年,小说家吴敬梓的名著《儒林外史》第四十三回中指明这里有“苗戏”。晚清时期,城区戏楼达12座之多,其盛况可想而知。少数民族的芦笙舞、踩鼓舞、板凳舞等,节奏活泼明快,动作质朴粗犷,深受当地群众喜爱。一年一度的端午龙舟赛,观者数万,其场面热烈非凡。镇远的民间绘画和雕刻艺术,主要用于房屋建筑和家具装饰,其图案丰富多彩,具有多民族的特色。民间工艺品有苗族挑花,侗族刺绣和汉族刺绣,彼此借鉴,针法细腻,图案精美,曾参加过全国展销。还有苗族、侗族妇女佩戴的银饰,其制作工艺、花纹图案和设计造型,在黔东南属上乘之作。这里生产的霉豆腐在国内享有盛名,陈年道菜风味独特,清代曾作过贡品,如今已畅销全国。镇远舞阳镇文物众多,风景秀丽,是舞阳河名胜风景区的中心。1985年开始对外开放。1986年12月,国务院公布镇远为第二批全国历史文化名城之一。现在,每年来此观光的旅游者达10万人次以上。

天柱城关镇 城关镇又名“凤城”,是贵州省天柱县人民政府所有地。居民有侗、苗、汉等民族,是清代著名侗族农民起义军首领姜应芳的故乡,文化教育比较发达。这里的各族人民历来重视教育,有兴办教育培养人才的优良传统。早在明代,就兴办了“凤山书院”。解放以来,教育事业得到了更大的发展。现在全县建有374所中小学,适龄儿童入学率达95%以上,每年考上大专院校的学生达500人以上。

锦屏三江镇 三江镇是贵州省锦屏县人民政府所在地,位于清水江下游。居民有侗、苗、汉等民族。境内气候温和,土地肥沃,森林茂密,是全国有名的“杉木之乡”。这里人工栽培的“八年杉”、“十八年杉”驰名全国。名胜古迹有著名的上海龙华二十四烈士之———龙大道烈士故居;为纪念唐代诗人王昌龄而立的状元桥;启蒙侗寨婚礼改革“八议”碑;以及飞山庙、铜鼓老城等。

黎平德凤镇 古称“五垴寨”,位于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东南面,距州府凯里271公里。明洪武十八年(1385)建五开卫,次年始筑土城。宣德九年(1434)黎平府迁治于此,至今已有600余年历史,是贵州古镇之一。德凤镇为贵州省黎平县人民政府驻地,住有15000多人,有侗、苗、汉等民族。明清时期,城周筑有围墙,料石垒砌,长约5公里,开东、西、、南、北门,今还存有东、西城门两座。城内有主街四条,其东、西为东门街,长1公里,是解放前黎平县城的主要街道。如今,这里仍保留着成片的风火墙和翘檐古式民居。1934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此镇二郎坡52号(原胡家店铺)召开,史称“黎平会议”。会址经过修葺,庄重整洁,其内陈列有红军长征文物和会议文献,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距会址100米处的荷花塘,是当年红军长征时召开群众大会、喜分胜利果实的遗址,还有长征时毛泽东的故居。城西有纪念明末抗清将领何腾蛟墓遗址及“浩气常存”摩岩。城南有古人誉称为“黔南胜地”的南泉山。城区有数十眼泉井密布其间。德凤镇四山护翠,人才辈出。明万历辛酉进士梅友月,官奉通政副使,里人称梅天官。何腾蛟支撑明末一主三王,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清道光丁未进士胡长新,文笔韬略,投教桑梓。文才武将,各领风骚。德凤城区由五个小山垴组成,主要街道沿山垴谷地修建,山垴上多为民居,故昔日有“五垴寨”之称。解放后,古城建设日新月异,笔直宽敞的大街,两旁高楼林立,绿树成荫。商店、旅馆稠密,机关、学校整洁。1987年,贵州省志副总纂陈福桐在黎平考察时,曾用诗以颂:“一别黎平三五秋,林荫大道市场稠。当年拒虎孤城闭,换了人间万家讴”。如今公路东接湖南靖州,西连榕江、凯里,北通锦屏、剑河,南达从江、三江,交通日趋便利。工业也有了一定的基础,火柴厂、水泥厂、美术工艺厂等小型企业起步腾飞。工艺厂生产的各式拼花地板、烙花筷子,远销各大城市。曾为第三届全国大学生运动会提供的场地地板,受到用户和运动员的好评。德凤镇民族文化源远流长,民族风情丰富多彩,是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侗族风情旅游区的中心。近年来,到此旅游的中外游客每年已达数千人次。

榕江古州镇 即今贵州省榕江县城,座落在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州府凯里南面173公里处的都柳江畔,岗峦四绕,江水潆环,古榕苍翠,环境优美。镇区海拔245米,总面积32平方公里。现有人口近2万,居民有侗、苗、汉、水、壮、瑶等民族。古州,是一个具有250余年历史以上的古城镇。清雍正八年(1730),贵州巡抚张广泗以武力“平定苗疆”后设置古州厅,以今镇地为厅治。九年(1731)筑土城,建厅署于大东门内。因厅城地处“里古州”腹地,军事战略地位突出,乾隆元年(1736)清廷在此置分巡古州兵备道,并建镇署于小东门,设总兵领左、中、右三营,以“御外侮”。四年(1739)在大东门内建道府。十年(1745)筑石城,“周九百四十四丈,计五里二分;高一丈二尺,雉碟一千;炮台九,为门五楼”(即:大东门、小东门、南门、西门、北门城楼)。三十七年(1772),升格为分巡“贵东兵备道”。外建辕门、甬壁,内设议门、大堂、中堂、三堂、箭厅,中暖阁,并有亭池花榭。五十九年(1794)扩建厅署,重修辕门甬壁,内设议门、大堂、中堂、三堂、书屋、诸葛台、航亭、池沼等。厅署“四周环以墙垣”,面积“方可里许”。咸丰五年(1855)后,厅署、道府均毁于兵燹。同治十三年(1874)重修,至光绪三年完工。石城随山势自北向南连绵起伏,宛如巨龙雄踞江边。民国十九年(1930)四月三十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攻克古州城后,在原古州镇总兵署设军部,于次日在今第一小学校址内召开群众大会,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在古城留下了革命的足迹。以后,石城被逐渐拆除,今仅南门、北门附近残留十余丈断垣残壁。厅署址今正建八层民族综合贸易大楼。道署址上已建有县人民政府办公楼。贵州省人民政府于1982年2月公布红七军“五一”集会旧址和军部旧址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古州镇地处都柳江、榕江(平永河)、车江(寨蒿河)三水交汇处,历为黔桂水上交通运输枢纽。自乾隆九年(1744)起,古州人民用红方石块筑城东河堤,“计长一百丈,高一丈六尺,海漫宽一丈。十九年复修接砌一百丈”。以后,河中商船往来如梭,港湾经常停泊200艘左右,最多时达500艘。广东、广西、湖南、湖北、四川、福建、江西等省商人先后在此建立会馆,古州商业兴盛一时。古州气候温和,山水秀丽,具有都柳江畔的独特风光。遍布城内外的古榕枝繁叶茂,形如华盖。城南有五榕山临江而立,山上榕树青翠欲滴,山花烂漫。山脚河面碧波荡漾,舟楫穿梭。《古州厅志》将此处列为古州八景之首,名“五榕翠色”。如今,古城面貌发生了昔不可比的变化。“古州”、“五榕”两条宽阔平坦的大街纵贯全城,取代了早时厅城的狭窄街巷。现代高楼拔地而起,商店商品琳琅满目,农贸市场更是活跃。城内兴建有中小学、中等师范学校、电影院、图书馆、文化馆、体育场、医院等文教卫生设施。城东河岸,1987年修筑1650米长的防护堤。城南山上,1985年建有榕江烈士陵园和革命烈士纪念塔;城西山顶,1982年建有电视差转台;城北,榕江大桥横跨车江河上,长达543米。古州城外盛产西瓜、甘蔗、苎麻。榕江西瓜在全省享有盛誉。

从江丙妹镇 丙妹镇是贵州省从江县人民政府所在地。清代置永从县下江厅。1914年改下江厅为下江县。居民有苗、侗、汉、壮、水、瑶等民族。从江民族民间文化古朴多姿。增冲、信地、则里、高增鼓楼和鼓楼群在侗族地区首屈一指。这里的侗族大歌系国内外“多声部合唱”之佼佼者,在国内外多次举行的多声部合唱会演中受到欢迎。

玉屏平溪镇 平溪镇是贵州省玉屏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所在地。位于舞阳河南岸,面积15平方公里,海拔350米,人口1·5万。湘黔公路、铁路穿城而过。东有“天马腾霄”,南有“七星叠秀”,西有“玉虹饮涧”,北有“万卷书崖”,中有“瑞雪禅林”等名胜。绿水青山,风景秀丽,交通方便。自明洪武二十二年(1389)在这里建卫筑城以来,500多年间,一直是玉屏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解放以来,经过城镇总体规划及实施,变化显著。现在,城内有解放路、中山路、中华路、县府路、下巷子路、菜市路及环西北路七条新街,还有馆驿、北门两条老街。城中建有街心花园。道旁绿树成荫,楼房林立,街道整洁,被誉为“卫生城”。平溪镇是玉屏箫笛产地。这里生产箫笛已有300多年历史,早已驰名中外。为继承和发展民族工艺,镇内建起了宽敞明亮的箫笛厂房,每年都精制出大批“玉屏箫笛”和手杖,远销国内外。酒厂、锁厂、元丝厂生产的产品已成为畅销省内外的紧俏商品。此外,还有电力、机械、建材、糕点、服装、工艺、饲料等17家企业。平溪地处黔东门户,在历史上是商旅必经之地和兵家必争之地,商业贸易曾几度兴衰,解放以后才日渐繁荣起来。镇内有中学3所,小学5所,在校学生3500多人。还有幼儿园、托儿所、医院、文化馆、图书馆、新华书店、电影院、灯光球场、田径场等新建设施。

三江古宜镇 古宜镇是广西壮族自治区三江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所在地,横跨浔江河畔。清代和民国期间都曾在这里设立分署。民国二十二年(1933),县治从丹洲迁至古宜,即成全县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解放前的古宜镇,只有现在的十五分之一,大部分是歪斜黑糊的木楼店铺,只有中长街、兴沙街、长西街等几条狭窄的街道。解放后,古宜镇新修了兴宜路、中山路、沿山路、稻香路、义山路、观鱼路、柚子路、蚂蝗冲等新街。如今,街道两旁高楼林立,雄伟壮观。镇内有农贸市场3个,物资丰富,市场繁荣。改革开放以来,镇内工业有了很大发展,程阳桥牌菊花糯米蜜酒已畅销国内海外。新中国成立前,水上木帆船是这里的唯一交通运输工具。食盐及日用百货从柳州、长安逆融江、浔江而上,装运到此,每次需要3-7天时间,且船翻人亡的事故时有发生。现在每天有班车直通桂林、柳州、融水、融安、龙胜和湖南通道、贵州黎平等地。每天有班车往返于县内15个乡镇。铁路可直达湖南怀化、湖北襄樊和本区的柳州市。乘坐汽船可通贵州从江和本县富禄、良口、老堡和麻石电站等地。解放前,古宜镇没有什么文化娱乐场所,只有几个破烂的戏台,唱些彩调和桂戏,现在各种文化娱乐场所应有尽有。还成立了侗族艺术团,侗族风情表演团等。教育、体育、卫生事业也有较大的发展。

龙胜镇 龙胜镇是广西壮族自治区龙胜各族自治县人民政府所在地,是一座新兴的城镇。位于桑江与和平河汇流处,成品字形,石拱公路大桥和凌空飞架的铁索桥把三个区城联成一体。近处绿水绕流,远处万山苍翠。城东北是松杉葱郁的迎春山;城北是上尖下阔的观音山;城西是高出云表的香炉山。还有形如笔架的笔架峰,形似石门的石门山等。山城内一座座新式建筑拔地而起,临江矗立;一幢幢楼房,依山而居,鳞次栉比。桥东是县城中心,中共龙胜县委、自治县人民政府的办公大楼和宿舍,耸立在葱笼挺拔的大樟树间;龙胜中学和师范学校,高踞于山城之上。白竹山麓,有龙胜小学的教学大楼;翠绿丛中有龙胜人民医院。联阁重瓴、雕梁画栋、古色古香的湖南会馆如今已改成自治县民族文物展览馆。街道两旁,商业大楼、旅社、招待所、新华书店、图书馆、邮电局、银行等互比高低。农业局、交通局、汽车站隔河相望。镇内猕猴桃制品厂发展较快,1985年已创产值60万元。该厂生产的中华猕猴桃晶,1983年荣获广西壮族自治区新工业百花奖,1984年选送第39届世界博览会展销。山城处处碧树成荫,十几株枝繁叶茂的古榕树在绿荫中犹鹤立鸡群。山城近处,片片菜园,层层梯田;山城远处,座座青山,朵朵白云。每到节日或场日,各族妇女穿上节日盛装,进城观光和赶集,更为这座山城披上一层艳丽的民族色彩。

新晃镇 新晃镇是新晃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所在地,是全县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它位于舞水之滨,由新晃城、龙溪口、老晃城三个部分组成。居民有侗、汉、苗、回等民族。新晃城与龙溪口位于河流上游,南北隔河相望;老晃城在河下游,西北距新晃城三华里。公路、河流、桥梁又把这三个自然区域连成了整体。老晃城历史最为悠久,是唐代渭溪县的治所。五代晃州“蛮酋”田氏在这里筑城。清代系晃州厅治所,兴修了官衙、兵署及文庙、武庙等建筑。民国时期,是湘黔公路运输的重要中途站。解放后,老晃城面貌一新。几条破烂的街道整修得宽广平坦,矮小木房已被高耸的厂房取代。从五十年代末开始,先后在这里建起了卷烟、酿酒、肉食加工、农业机械、水泵、汽车附件、木材加工等10多个县办企业和镇办企业,成为县内工业基地。如今,舞水两岸有铁路大桥和公路大桥连接,设有湘黔铁路新晃站,是全县乃至附近侗乡各族人民对外联系的重要通道。龙溪口兴起于明末清初。到道光年间已是晃州厅的重要集市。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外地商人纷至沓来,在此临水架楼,修筑码头,使市镇规模进一步扩大。同治年间,龙溪口成为湘西、黔东一带的重要市场,不仅湘黔两省的物资有很多是在这里集散,甚至江苏、浙江、福建、广东等沿海地区溯水而来的商船也集中在这里。抗日战争时期,由于沦陷区的人民不断进入,社会商品的需求量一时剧增,商业店铺增至560余家,手工业作坊增至200余家,成为湘西三大商阜(洪江、沅陵、龙溪口)之一。解放后,商业中心虽已转移到新晃城,然而龙溪口的手工业厂及街道工业仍继续蓬勃发展,先后办起了织布印染厂、纸盒厂、面粉厂、鞭炮厂、木器厂等企业。新晃城与龙溪口隔江相望。本世纪20年代以前,大部分地方还是坟山、菜地。县政府迁来这里以后,逐步建起了东南西北四条街,以后又修了中山路和太阳坪路,一些轻工业和交通运输商行也从外地迁到这里。到40年代,已成为全县政治、经济、文化、交通中心。新晃城风光秀丽,蜿蜒的舞水穿城而过,周围有起伏的群峰环抱,东有尖坡,南有大坡垴,西有岭占坡,北有冷风坡,为山城设置一座座天然屏障。春天,当四面山上的草木还在沉睡,城中已是桃李争艳;冬天,当周围高坡已身着银装,城内仍然是叶绿枝红。新晃镇正发生着新的历史变化。

芷江镇 芷江镇是湖南省芷江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所在地,位于明山脚下,舞水之滨,是一座已有900多年历史的古城。宋朝为沅州治所,清代为沅州府城。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受降会谈在此举行,使这座古城闻名中外。新中国成立后,已先后建起68家工厂,4处贸易市场和各种商店及服务部门710余处。芷江镇是芷江各族人民文化教育、医疗卫生及体育运动的中心。现有1所中等师范学校,2所职业中学,3所完全中学,1所初级中学,3所小学,2所幼儿园。1所综合医院、1所中医院、1所卫生院、16处门诊部和药店。有电影放映场2处、录像放映场2处,电视差转台1处。有新华书店、文化馆、图书馆、剧场、娱乐场、旱冰场、足球场和灯光篮球场等。到1986年,建成楼房面积33万平方米,人民的居住条件逐步改善。昔日的小路已修成柏油大道。今日的芷江镇,街道宽敞,楼房林立,绿树成荫,到处呈现出一派兴旺发达的繁荣景象。沅州时期,芷江镇即已有八大景观:明山叠翠,秀水拖蓝,杨溪云树,木洞烟萝,景刹星辉,谯楼月朗,雁塔秋风,龙津春浪。其中还有内外八大景点,内八景是:铜壶滴漏,五爪抓天,铁打栏杆,雄溪亮虾,过桥不见桥,三步两拱桥,大庙对小庙,过庙不见庙;外八景是:西郊大佛,南寺铜像,石籀古文,泥沙仙迹,绣岩雨霁,七里桥松,八洲芳草,巽岭晴云。如今,内景新添异彩,外景又现新容。

通道双江镇 双江镇是湖南省通道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所在地,位于绿波荡漾的双江河畔,因两条小河在这里汇合而得名。清乾隆六年(1741)临口巡检司移驻这里,改为双江巡检司。解放前,属绥宁县管辖,只是一个农村小集镇,仅有一条小街。1956年,开始修建双江新城。1958年,通道侗族自治县县治迁驻双江。从此,这里成为通道侗乡政治、经济、交通、文化的中心。自治县成立三十周年时新建的风雨桥雄跨双江两岸,涟漪倒影,别具风光。走进山城,道路两旁的樟树郁郁葱葱,樟香扑鼻。所以人们赞美双江是“樟树城”、“公园城”。如今,双江城里,民族工业、民族贸易蓬勃发展,建有农业机械厂、水泥厂、造纸厂、印刷厂、木器厂等几十家企业。还有中学、小学、电影院、体育场等各种文化教育和娱乐场所。

    道县溪镇 县溪是湖南省通道侗族自治县的老县城,古时的罗蒙寨。宋崇宁元年(1102)在此置罗蒙县,次年改为通道县。直至1958年县城迁双江前,县溪一直是县治所在地。它位于渠水河畔,青山环绕。著名的“通道八景”均在附近。登上古香古色的文庙,举目四望,近水远山,尽陈眼底。尤其亦晴亦雨之时,风光格外迷人,有诗赞道:“日隐青霄云叠叠,溪面碧树影重重,林花湿雨明还暗,浦溆含烟淡复浓”。县溪镇,如今气象一新:机关、医院、电影院、银行、邮局和各类商店,整齐地排列在渠水河畔。中小学校舍矗立在花海绿荫丛中。十多家工厂企业生机勃勃。仅松香厂每年生产的优质出口松香就达1200多吨,受到国外客商的好评。贮木场也颇具规模,可贮材2万多立方米,平均每年有8万多立方米木材,从这里源源不断地运往全国十多个省市,支援祖国四化建设。过去,县溪有“蛮烟瘴雨,鸟道羊肠”的说法。如今,枝柳铁路、黔桂公路平行于渠水两岸,铁路大桥、公路大桥飞架在渠水之上。通道火车站,就兴建在罗蒙古寨山脚。火车汽笛长鸣,为昔日寂静的罗蒙古寨增添了新兴山城的热闹气氛。县溪,还是侗乡著名的革命纪念地。1934年12月,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时经过通道,在这里进行了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通道转兵”。从此,县溪这座小山城的名字,就与伟大的长征联系在一起,载入了光辉的革命史册。靖州渠阳镇 渠阳镇是湖南省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所在地,是全县政治、经济、文化、交通的中心。居民有苗、侗、汉等民族。侗族人口占全县总人口的23·6%,占全县少数民族人口的38·5%。渠阳镇,古为诚州,五代后周末建城,宋时为渠阳县,隶诚州。宋崇宁二年(1103)改诚州为靖州。在旧社会,靖州县城“交通阻塞,兵匪交乘,人口锐减,城市毁破,商业萧条”。新中国成立后,渠阳镇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街道宽阔,交通发达,城市繁荣。渠阳镇背山临水,地势开阔平坦,焦柳铁路穿城而过,5条公路干线从渠阳镇分别向五个方向辐射,与湘、黔、桂三省(区)相邻各县贯通,每天从靖州县城发出的客车班车有110多次。集散于渠阳镇的流动人口每天都在万人以上。到1988年,县城建设总投资达到6654·97万元,其中用于市政公用设施的投资为819·52万元;城区由解放前的0·99平方公里发展到现在的3·5平方公里。到1988年底,已完成渠阳镇建设总体规划。解放初期,靖州县城的商店多集中在河街、下熙街等狭窄的巷道里,集市贸易也以街为市。如今几条主要大街几乎都成了国营、集体或个体商业场所。城内有集贸市场2个,有一定规模的各类专业商场10个,各类服务店1000余处。中心综合贸易市场占地面积1·2万平方米,有固定摊位400多个,日平均上市商品5200多种,年成交额达1800多万元。在城西大门建成占地7400平方米的农贸市场;在城西正街建了十二层7000多平方米的供销大厦;在镇中心四鼓楼十字街口建有10层9500平方米的民族贸易大楼,商业经济空前繁荣。城区有工厂70余家,有机械、电子、化工、造纸、建材、服装、印刷、林产品加工、羽绒制品、食品加工等十几个行业,年总产值突破4000万元。城区小学由解放初的2所增加到7所,中学由1所增加到6所,还办有中等教师进修学校和中等卫生职业学校。幼儿园,文化馆、图书馆、广播站、电视差转台、影院、剧院、新华书店、体育运动场等文化娱乐设施,综合性医院、中医院、卫生防疫站、妇幼保健站等医疗卫生机构也设备齐全。

会同林城镇 林城镇是湖南省会同县人民政府所在地,位于沅水上游。会同有侗族154769人(1990年),占全县总人口的48%。1950年3月20日县人民政府由洪江迁至林城镇,从此便成为会同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枝柳铁路、湘桂铁路、渠水均穿城而过,交通方便。新中国成立后,林城镇不断变化,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卫生都有很大的发展。昔日破落的旧山城,如今街道宽阔平坦、楼房林立,供销贸易中心商场、百货大楼里的商品琳琅满目,繁华的农贸商场热闹非凡,一派勃勃生机。

(二)秀丽的侗乡山川

侗乡正处于长江水系和珠江水系的分界部位,地形复杂多变,地貌奇丽多姿。在这片古老而神秘的土地上,有许多青山绿水。我们的侗族人民就住在这青山脚下,绿水旁边,与苗族、汉族、壮族、瑶族、仫佬、水族、布依族、土家族等为邻,处居交融,并肩联手,共同开发这片富饶的土地。侗族虽有聚居区,又和这些兄弟民族交错居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有些地方居住的主要是兄弟民族,也有较多的侗族。本书也作介绍。

1、侗乡境内的主要山脉

雪峰山脉 位于侗族地区的东面,湖南省的西部和沅资两水之间。走向近于南北。大致自越城岭佛顶山以北与南岭分界。自北行到城步苗族自治县东北为云山、巫山,后稍向西称唐纠山,转而北行绥宁东北叫神坡山,再北行为望阳山、罗翁八面山,再北走是雪峰山的主峰,更北为黄泥山,从此转向东北行叫兴隆山、太平山、金竹山、岭溪山,到淑浦之东叫紫荆山,再往北叫杨公岭,至桃源之南叫金牛山,直到益阳县终止,没于洞庭湖冲积湖积平原。雪峰山脉向沅水倾斜的坡度较缓,而东侧坡度较为陡峭。由于流水侵蚀下切,常形成深渊峡谷以及嶂谷地形。在山地河谷中,平地极少。雪峰山脉的最高峰为苏宝顶,海拔1934·3米。雪峰山脉对冷、暖流起到一定的阻碍作用,使得各山间盆地冬季较暖,利于农作物和果木越冬,但夏季较凉,从而延长了作物的成熟期。山上气候垂直变化大:1500米以上的迎风坡面,因风力大,生长着矮短而稀疏的山坡草甸植物,常遭风力吹损的地方则光岩裸露。山坡上气温低,云雾多,湿度大,有利于耐寒喜湿的杉、竹等多种林木生长,因而是湖南最大的林材基地。雪峰山在第四纪初期,曾遭受轻度的冰川磨蚀,所以有冰蚀地貌和冰碛物的遗迹。在望阳山,现在仍可看到有二个高度不同的冰斗遗迹和冰蚀谷地形。在罗翁八面山与望阳山之间的谷地发现有巨砾。在罗翁八面山以东的太溪谷地,仍然保留较明显的U谷地貌。在U谷中且发现带条痕的石块。安江至洞口一带也有显著冰蚀地貌。同时,在雪峰山东麓江口附近(海拔700米)泥砾沿着出山口分布,直达洞口。依雪峰山谷溪河两岸而居的有几个兄弟民族,其中有城步、绥宁、靖州、会同、天柱、锦屏、黔阳、芷江、洞口等县的侗族。

苗岭山脉 苗岭在贵州省南部,位于舞阳河以南、都柳江以北的广大地区,从贵阳、贵定向西部延伸,东至天柱、锦屏直达湘黔边境。山脉呈东西走向分布。北部由沙帽顶(黄平上塘)、团坡山、黄飘山和施秉黄土坡、镇远沙木山(海拔1100—1334米)等山峰组成舞阳河与清水江的分水岭。南部由龙泉山、冷竹山、黄阳山、三转坡、三省坡(海拔1100—2000米)等山峰组成清水江与都柳江的分水岭。舞阳河与清水江主流之间,由于上升幅度较小,夷平面保留较为完整,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1000米和800米两级夷平面。从黄平谷陇到镇远鼓楼坪的分水岭地带,受断裂构造制约,地势平缓。切割不深的沟谷,地表有主河支流源头,流量极小,在两级夷平面的台阶处形成许多小的瀑布。在舞阳河的黄平旧州、施秉,清水江的宣威公瓮城河、凯里、施洞口、锦屏、天柱等地有规模不等的河谷盆地。盆地之间常以峡谷相连,谷深壁陡,水流湍急,其中有施秉的诸葛峡,镇远的西峡、东峡,剑河的10里长滩、稿箭滩、黄连滩等。其间还有凯里、天柱等山间盆地,盆地内有典型的河流冲积物。苗岭南部的清水江与都柳江之间的山体与北部显著不同,这里多为细碎屑浅变质岩,浅变质火山凝灰岩,岩石坚硬,加之以雷公山为中心的强烈隆升,大型断裂构造发育,造成这一地段的山脉多呈北东向延展。山地地貌特点是山体大,切割深,坡降陡,山顶尖,常见切割深度大于500米的陡坡尖顶山,陡坡脊状山,陇状脊状山等。雷公山的平顶山,在本区实属罕见。山脚平地少,多以大小不等的构造谷相隔,其中形成平寨至启蒙,铜鼓至大稼,黎平顺寨至隆里槽谷等宽阔的谷地。一般宽100米左右,大者可达500米,长度由数公里到50公里不等。谷底平坦,形成平直的北东走向槽谷。南部黎平一带还可以见到由褶曲构造(不排除地层岩因素)控制而形成的黎平中潮、皮林至贯洞等地的槽谷地貌。俗称向斜槽谷。依苗岭山脉而居的主要是苗族兄弟,也有榕江、从江、剑河、独山、都匀等地的侗族人民。

雷公山 雷公山是苗岭山脉的主峰,位于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中部,地处雷山、台江、剑河、榕江四县之间。主要为苗族聚居区,其中也有部分侗族聚居或杂居。主峰在雷山县城东32公里处,距州府凯里76公里。雷公山由10多个1800米以上山峰组成。主峰海拔2178·8米,相对高差1500米,万山拱卫,岿然独尊,为黔东南第一高峰。雷公山,史称牛皮大菁。山上夏季雷暴频繁,民间传说“山有连天之高,是雷电之源”,雷公山因此得名。这里,曾是清雍正十三年(1735)包利、红银领导的苗民起义军和咸同年间(1855-1872)张秀眉、杨大六领导的苗族农民起义的主要据点。至今,山上还有“秀眉野”(秀眉营)、“杀略野”(大六营)的地名和起义斗争的遗址遗迹。雷公山顶呈一平台,长约350米。其上有井,水深过膝而终年不涸。这里景色优美,是观日出、望云海的好地方。清晨,旭日东升时犹如火红金球,光耀万峰,遍野金红。半山腰茫茫白雾,填壑塞谷。春夏之交,时而风云滚滚,雷声隆隆,大雨滂沱;时而豁然开朗,晴空万里。雷公山气候独特,晴雨变化莫测,阴天较多,盛夏如秋,宜于避暑。冬天,当半山腰和山下冰封凌冻,或雨雾迷蒙时,山顶则往往开朗放晴,娇阳艳艳。这一奇特的自然景象,当地诗人罗雨峰《浪淘沙·雷峰烟雨》咏赞:“四百里纵横,雾销云吞,出头敢说众山惊,五岳移来休比峙,空负虚名。有原始森林,烟雨沉阴,长年草木不知春,反是冬来气候暧,顶上晴明”。雷公山是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境内清水江和都柳江两大水系的分水岭。由于地表有大片原始森林涵养,使辐射状溪流常年不竭。这里山高水高,飞瀑甚多,尤以西面山麓高达100余米的响水岩三级瀑布享誉。飞瀑一泻三叠,银练直下,远远望去,像银龙飞舞。瀑布底下是装机容量640千瓦的响水岩电站。从电站幽谷中,有1983级石阶可上雷公山顶。1982年6月16日,经贵州省人民政府批准,雷公山划为省级自然保护区。地跨雷山、剑河、台江、榕江四县,总面积47300公顷,这是国内第一个以秃杉林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区。区内保存完好的秃杉天然林有35片,面积约15公顷,最大一片约2公顷,主要分部在雷公山东南坡的沟谷地带。据初步统计,胸径在10厘米以上的现存5000多株。树姿优美、挺拔,最大的高达近50米。枝条伸展达七八米以上。保护区内有大片原始森林,总面积28199公顷。由于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雷公山成为许多古老生物的“避难场所”,生物种类近2000种,已鉴定的植物有1390种,分属273科,679属,属中国特有的有16属。除国家一级保护植物秃杉外,还有国家二级保护植物鹅掌秋、马尾松、钟萼木、十齿花、香杲树、水青树、金佛山兰、福建柏等;三级保护植物翠柏、穗花杉、白梓树、长苞铁杉、木瓜红、红花木莲、柔毛油杉、黄杉、半枫荷、乐东拟单性木莲、银鹊树等。在雷公山林海中,树梢间飞翔着色彩斑斓的鸟类,密林里奔跑着形形色色的走兽。据有关专家考察证实,雷公山的动物有518种,分属132科39目,属国家二类保护动物的有大鲵、猕猴、黑熊、林麝、苏门羚、鸳鸯等23种。爬行类动物占贵州省总种数的52·8%。雷山 蟾,为雷公山特有,其上唇有齿,人称“雷山角怪”。雷公山具有明显的2-3个垂直植被谱。在海拔1300米以下为常绿叶林,海拔1300-1850米为常绿、落叶混交林,海拔1850米以上为落叶林和苔藓矮林。昔日人迹罕至的雷公山,如今已筑成盘山公路,从雷山县城可驱车直达山巅。峰项建起69米高的调频电视转播台。雄伟绚丽而又神秘的雷公山,正吸引着众多的中外游客。

武陵山脉 在湖南省西北部及湖北、贵州两省边境。山体由贵州东北部及湘黔交界地区向南延至舞阳河以北地区,是舞阳河与乌江的分水岭。主体山脉与支脉多呈北东走向,与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州内燕山期北东向构造关系密切。其主要山峰由北而南逐渐降低,北部的大燕山、凤凰山海拔1600-1500余米,往南的老青山、椅头山、小顶山则降至1200米左右。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北部的佛顶山、九龙山、云台山是武陵山系南端的主要山峰,海拔分别为1896米和1066米。武陵山的主体部分,常见北东走向,延至黔东南州北部,常显近东西向。武陵山间,风景优美,古寺众多,生物资源丰富,有不少珍稀种类,是全国重点自然保护区之一。依武陵山脉而居的主要是土家族和苗族人民,其中也有岑巩、玉屏、江口、万山、铜仁、松桃、新晃、咸丰、利川、宣恩、恩施等县市的侗族人民。

佛顶山 北接武陵山脉,南邻苗岭,南部多为低中山,切断深度一般小于500米,山体多为缓坡园顶山或缓坡平顶山。夷平面范围内地势较平坦,其上常见比高小于100米的丘陵,在施秉、镇远以北及岑巩一带,规模较大的断裂带上亦有北东向、近东西向构造的谷地。在舞阳河北侧残留的夷平面范围内,常见深切峡谷,局部地段还出现嶂谷。依佛顶山而居的有石阡、镇远、三穗等县的侗族和其他兄弟民族。

九万大山 一称九万山,即大苗山,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北部融江、龙江之间,延伸到贵州省南境的榕江、从江等县。九万大山出露地层为浅变质碎屑岩、火山岩及花岗质岩。其地貌形态与苗岭山系南部相同,即山体巨大的陡坡尖顶山,以脊状山为主,强切割的构造谷相间出现。由于构造线以北东东向为主,加之都柳江南侧支流多由南西向北东流入主河,造成山脉走向向北东延展。南部黔桂交界地带的花岗岩分布区展现缓坡圆顶山或陡坡圆顶山。该区域内山体大、海拔高,常见1600米左右的山峰。由于都柳江深切至200-300米,在黔东南州南部一带山峰较高,造成山地向北倾斜,逐渐低降。区内的都柳江是黔东南州海拔最低的河流,由三都县入境处海拔303米。在从江县城附近海拔173米处出境。境内流长约180公里。两岸峡谷仅在断陷盆地的基础上发育一个长20公里、宽约1000米的南北向榕江盆地。九万大山的主峰为元宝山,海拔2081米。依九万大山而居的主要有壮族、苗族、仫佬族、水族、瑶族等兄弟民族,也有罗城、融水、融安、荔波、榕江、从江等县的侗族。

越城岭 系五岭之一,亦称始安岭、临源岭、全义岭、越岭,在广西壮族自治区东北部和湖南省的西南部,长200公里,。主峰苗儿山海拔2142米,在资源县东。与都庞岭间有湘桂谷地,湘桂铁路经此。越城岭山脉同样与构造有密切关系,从古老构造上看,为东西走向褶皱山地,只是到中生代和新生代,古老的南岭又受到地壳运动(特别是燕山运动和喜马拉雅山运动)的干扰,花岗岩体浸入,造成穹窿山体,因而使南岭山地变成复杂的构造山地。同时,又受到强烈的流水冲刷切割,使山体破碎,高低不平。按构造形式为北东--南西走向的山地。依越城岭而居的有苗族、壮族、瑶族兄弟和三江、龙胜、城步等县的侗族。

三省坡 位于湘、黔、桂三省(区)交界处。坡的西面是贵州省黎平县平架乡,东面是湖南省通道侗族自治县独坡乡,南面是广西壮族自治区三江侗族自治县独洞乡,故名三省坡。主峰海拔1336·7米,为越城岭、雪峰山和苗岭山脉过渡地段的最高峰。三省坡地处亚热带,植物丰富,阔叶树成林,牧草茂盛。坡的西面,从高山村后到主峰顶端,一片葱绿,树种繁多,除大量的栲栎类树木外,还蕴藏有国家二级保护树种伯乐树、马尾树,三级保护树种白辛树、红花木莲、凹叶厚朴等珍贵树种。山中中草药材丰富,人们经常采集的有勾藤、厚朴、桂皮、灵芝、百味莲、独角莲、九牛胆、桔梗、续断等几十种。史载,清乾隆初年,石金元领导的南江、苗江农民起义,以三省坡为大本营,神出鬼没地打击清廷官军。以后,多次农民武装斗争,都利用这块可攻可守、又有退路的有利地势抗击官军的追剿。1969年,经广西三江侗族自治县与贵州黎平县洪州区共同协商,利用大塘坳山高水高的优势,在黎平县平架乡救寨村和垒寨村境内,由三江侗族自治县出工出料建造水库。经双方合作,于1972年建成,取名“团结水库”,容水220万立方米,灌溉三江独洞乡和黎平平架乡救寨村的农田。同时还在湖上置游艇,供人们浏览高山平湖风光。夏秋时节,毗邻的人们到水库开展游泳比赛和泅渡等活动。如今,三省坡已成为三省地区各族人民浏览的名山。依三省坡谷地溪河两岸而居的侗族村寨,是保持侗族传统文化最完整的地区之一。

2、侗族地区的主要河流

侗族地区不仅山美,水也很美。东有渠水、沅水,北有舞水,中有清江水,南有浔江、都柳江,鄂西有清江。这些江河沿岸都有侗族聚居或与其他兄弟民族杂居。现简介如下:

渠水 又称渠江,即古叙水,有东西两源:西源出贵州省黎平县地转坡,称播阳河,又称洪州河,向东至流团入湖南省境内。自此东流5公里至黄寨,黄寨河(独坡河)汇入。又东北流10公里经播阳至地阳坪,牙屯堡河汇入(牙屯堡河源出通道县金坑,长52公里,自同古至地阳坪11公里,可季节性通航3吨以下小船)。又北流4公里至秀溪口,又有四乡河汇入(四乡河源出贵州省黎平县的潮阳,长70公里,自八垭至秀溪口13公里可季节性通航)。又东流2公里至犁头嘴与东源汇合。东源称通道河,又名临口河,源出城步县南山大茅坪,西北流至绥宁县的丝毛坪入通道县境,折向西南流,经临口至县城双江镇,双江汇入(双江源出通道县的陇城,长52公里)。又西北流16公里至菁芜洲,洋溪自北来汇(洋溪源出绥宁县的丁塘界,长71公里)。又西北流19公里至犁头嘴,与西源汇合,自此以下称渠水。渠水又北流13公里至蓑衣江入靖州县境,又北流22公里至肖家角,横江桥溪(小江溪)汇入,又北流8公里至老鸦溪口,老鸦溪(又名寨牙河,长47公里)汇入。又北流4公里至靖州县境,高桥河自西来汇,又北流19公里,汇合了金滩溪、地脚溪、高枧溪,至连山入会同县境。又北流25公里经岩头至会同县城,会同河汇入,又曲折西南流13公里至酿口,有广平河(源出靖州坪下山,全长83公里,其支流地灵河长74公里)汇入。渠水又曲折北流53公里经朗江、东城、洞头塘、漠浜至黔阳托口注入沅水。渠水流经通道、靖县、会同、黔阳等县,全长285公里。在犁头嘴以下,计有峡谷七段:江口至凉塘,崩头塘至门坎滩,贯头渡至伍家门,白沙游海滩至沙溪铺,蓑衣渡至渡头江,翁保至止奔,黄泥田至出山口,共长67公里,约占河长的43%。峡谷之外,还有宽600-700米的河谷平原。河面一般宽度为120-170米。河底大都为岩石,砂砾较少,滩险98处,岩礁滩占88%,朗江至马田洞一段滩险最多。播阳河自流团至犁头嘴41公里,可通航0·5-5吨船只。通道河自平坦至犁头嘴70公里,沿河共有水电站、水泵站14处栏断,自1959年起断航。犁头嘴至靖县47公里全年可通5吨船只,靖县至托口145公里全年可分段通航。

沅水 发源于贵州东南部,有南北二源:南源龙头江,源出贵州都匀县的云雾山鸡冠岭,又称马尾河。北源重安江,源出贵州麻江县平越间的大山,又称诸梁江。以南源为主干。两江在螃蟹上汊河口相汇合后,称清水江,先后流经台江、剑河、锦屏、天柱等县,至銮山入湖南芷江县境,东流至黔阳县黔城与舞水汇合,始称沅水。沅水在湖南境内流经芷江、怀化、会同、黔阳、溆浦、辰溪、泸溪等县,至沅陵折向东北,经桃源、常德注入洞庭湖。常德德山为沅水河口,德山以下及汉寿境内为流入洞庭湖的尾闾。沅水流域位于北纬26-30度,东经107-112度间,全长1033公里,湖南省境内568公里。流域面积89163平方公里,其中约54%在湖南境内,35%在贵州境内,4%在湖北境内,7%在四川境内。东以雪峰山与沅水分界,南以苗岭山与柳水分界,西以梵净山与乌江相隔,北以武陵山与澧水为邻。沅水流域南北较宽,东西较窄,约成西南斜向东北的矩形。左岸支流较多,主要有舞水、辰水、武水、酉水;右岸主要有渠水、巫水、溆水,汇集形成为羽状河系。在湖南省内5公里以上支流1491条。沅水干流自汊河口至常德,其间多崇山峻岭和高原,坡度大,峡谷多,滩险多,水流湍急。这是沅水的特点。沅水自河源至黔城称清水江,多系幽深峡谷,可划为上游。上游为云贵高原地区,多高山,形成很多高峰深谷,平原很少,只都匀附近及锦屏至黔城间有一些小型盆地。黔城至沅陵为中游。中游为丘陵地区,海400米以上的地段,占全流域70%。海拔200米以下的地段,占全流域19%。丘陵中间有长短不一的峡谷。黔城至洪江、黄狮洞至铜湾之间的峡谷有几十公里。河谷平原只有溆浦平原、支流酉水的秀山平原和舞水下游芷江平原较大。沅陵以北称下游。沅陵附近,山势大部低落,多为丘陵和平地,但在北溶至麻衣伏间为峡谷区,五强溪水电站坝址,即选在此地段。桃源以下,则为冲积平原。

舞水 又名无水和舞阳河,属长江水系,源于贵州省瓮安县尖坡,流经黄平、施秉、镇远、岑巩、玉屏等县,至鱼市入湖南新晃县境。自此东流30公里经新晃县城至江口,柳寨河自南来注入。又东流60公里经大洪山、白马铺、芷江县城至小河口,杨溪自西南流入。又东北流18公里至罗旧,罗旧溪汇入。又曲折东流33公里至怀化市,太平溪自东流入。又蜿蜒南流55公里至鸭嘴岩、中方、牌楼坳、红岩山,至烟溪口,烟溪汇入。又南流7·5公里经倒水湾至黔城镇注入沅水。舞水为沅水较长的支流之一,全长444公里。在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境内,流长208公里。舞水与主要支流交汇处形成较大的盆地有旧州盆地、施秉盆地、羊坪盆地等。盆地之间,河床深切,上塘至旧州段、施秉沙坪至镇远段,多呈峡谷地貌,谷坡上部与800米夷平面连接,其下见有海拔700米左右的宽谷台面或同高度的谷坡裂点,谷底平缓,海拔高度为450-480米,相对高度250-350米,均显示典型的溶丘--谷地地貌组合。河谷盆地均有一定的面积,多数达数十平方公里,盆地内发育数级堆积阶地。舞水在湖南省险滩57处。上游在山谷中,两岸高山皆在100米以上,河面宽200米。蟒塘溪以下河道即进入红色砂岩丘陵地区,河谷逐渐开展而为芷江平原。芷江至黔城镇全段长98公里,流行于丘陵地区,两岸有低山、宽谷、河谷平原,仅有峡谷二段:栗至口与公坪间,马士垅与杨卜湾间,约占全段的10%。全段虽有险滩45处,但卵石滩占70%,河槽沙洲很多,河湾凸岸都有沙洲;再者,河谷自怀化市以下,即转向南流,与本流域一般支流的发育规律有所不同。舞水在湖南省境内能终年通航,鱼市至怀化市126公里可分段通10-15吨船只。

清水江 发源于贵州省都匀斗蓬山,于丹寨格老村入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境内,到天柱县下金子流入湖南沅水。清水江在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境内长约376公里。较大支流有北侧的重安江、泸洞河;南侧的巴拉河、南哨河、亮江等。洪州河在湖南境内汇入,但中上游大部分河段均在黔东南州境内流过。其它较小支流50余条。清水江在州内流域面积14883平方公里,其补给区包括自治州14个县市(除岑巩、从江外)。支流总长183公里,水系密度为0·33-1公里/平方公里,形成疏密不等的树枝状水系。。清水江河流纵横剖面具有以下不同地貌特征:凯里以上流速缓、坡降小,多深切河曲。凯里至平寨段大部分为碳酸盐地层及少量细碎屑岩,多形成深切割的“V”形峡谷,河道平直且由窄变宽(由50—70米变为180—200米),在凯里高溪至湾溪、旁海等地,形成纵向延长的盆地,火烧寨至旁海段,谷坡常成悬崖、陡壁,但坡降小。旁海至岩门司段河道平直,岩门司以下则深切河曲较多。平寨至施洞口段河谷进入浅变质岩地区,以具有较宽的河谷,发育较好的阶地为特征。河谷显著的不对称,河流流向与构造线一致,逐渐转向垂直构造线,坡降小,流速缓,但谷坡较陡。施洞口至展架段,河谷较宽(平兆附近宽150-160米,料洞达210米),有广阔的河漫滩,河曲较多,谷坡较缓。河床坡降变化不大,仍属“V”形峡谷。至展架一带全为峡谷,河床中基岩大片出露,形成大量礁石、小岛(可长达200米,宽40-50米),下切较深、谷坡陡峻达40度以上。从河谷纵剖面看,在料洞附近略见变陡,河面宽50-60米,革东以下变为100-120米。展架至剑河段,为著名的十里长滩,河床宽20-40米,最窄处仅18米,谷底狭窄,下切极深,谷深坡陡,坡度在45度以上,是典型的峡谷、嶂谷地貌。此段河漫滩、阶地均不发育,谷底全由基岩组成。剑河以下至锦屏河段,全长88公里,多沿北东向断层发育,河谷极窄而陡,坡降大,险滩为清水江全程最多、最集中地段。锦屏以下,由于亮江汇入,水量较大,河床变宽,谷坡亦缓,河谷盆地屡有出现,其中多有宽广的阶地分布,河曲发育但切割不深。清水江的主要支流鸭塘河、重安江、巴拉河、南哨河、八卦河、亮江等,都具有与干流相似的地貌特征。重安江上段河谷宽广,阶地发育主要分布于右岸,形成不对称河谷。中段坡降大、多急流、河道平直、为“V”形对称峡谷,谷坡达40度左右,河床宽约60米,下段坡降略小,仍为对称的峡谷,多急流,仅见低阶地分布。凯里以上的鸭塘河,河道狭窄,水量小,河曲发育且深切基岩,河谷对称,整个支流除大中有数级阶地分布外,沉积物极少。其上源部分进入浅变质岩中,谷坡达40度以上。发源于雷公山的巴拉河亦有类似的峡谷地貌特点,整个支流几乎全为深切峡谷,谷底基岩裸露,且多河曲。下游的两个支流亮江、渠水(洪州河)河宽50-100米,坡降小,河曲发育,谷坡坡度10-25度,局部25-40度。阶地面积较大,尤其低阶地竟达2000米长,数百米宽。河谷盆地之间亦常为峡谷,只是切割深度较浅。

浔江 其上游称桑江,它发源于广西壮族自治区资源县和湖南城步苗族自治县。在广西龙胜各族自治县江底汇合,再由东向南流经龙胜县城,又向西流经瓢里、石门、注入三江侗族自治县的沙宜,继续向西南流经斗江、古宜、泗里,到老堡口与溶江汇合,注入融江。从沙宜至老堡,长63公里,有大小滩22个,如随滩、铜罗滩、短滩、大竹滩等。其主要支流有斗江河、林溪河、八江河、泗里河。浔江、溶江于老堡汇合后注入融江,它南向流经塘库、六孟、麻石、丹洲,流入融安县境。境内长44公里,主要溪流有西坡河、田寨河等。从六孟至丹洲这一河段是融水、三江两县的分界河。浔江注入融江后再由融江注入柳江、黔江、西江、珠江,流入南海。

都柳江 属珠江水系,源于贵州省独山县拉林,于三都县坝街入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州境(入境处海拔303米),在从江县城郊流入广西三江侗族自治县境内(出境处海拔174米)。主要支流有平永河、寨蒿河、宰便河、四寨河,较小支流尚有20余条,支流总长约1600公里。坝街至溶江段,坡降大,河床宽约45-65米,深切河曲发育,基岩裸露,致使河床纵剖面呈阶梯状,河谷总体属深切“V”形峡谷。榕江地处三条河流交汇处,形成了较宽广的河谷盆地,盆地基座为白垩系碎屑岩。盆地沿寨蒿河呈南北向延伸,长13公里,宽1-3公里。榕江以下河床变宽,坡降小,水流平缓,凸岸见有带状分布的阶地,断续见河漫滩及心滩(沙洲),河谷为不对称型,谷坡陡,常见深切河曲,沉积物少。都柳江干流河谷一般为对称的“V”形峡谷,坡降大,谷坡陡,水流急。除少数盆地有沉积物外,大部分地段基岩裸露,河水下切力强,切割很深,局部地段强烈下切基岩,形成嵌入河曲。榕江以上具先成河谷特征,各主要支流(除寨蒿河下段外)均为深切对称型“V”形峡谷、嶂谷,很少有沉积物。河谷深切400余米,河床宽20-50米不等,坡降大,岩基裸露,谷坡陡,达30-60度,两岸时见悬崖陡壁。榕江盆地是都柳江在黔东南苗族侗自治州州境内具有一定规模的河谷盆地。寨蒿河阶地面积最大,几乎占有整个盆地面积的80%。Ⅴ、Ⅵ阶地的台面破坏严重,常见残留基座或基座面上有极少量残留砾石,堆积物较厚,Ⅱ阶地堆积的砂砾石层、砂土厚达18米。堆积阶地均具二元结构。

清江 古称夷水,在湖北省鄂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境内。发源有二:一是来自利川县齐岳山;二是来自咸丰县倒流水。清江上游为贡水,自晓关甘溪流经宣恩县境9个乡和县城,在两河口汇于清江,再于宣都注入长江,在宣恩县内长81公里。可通行载重半吨的三板船和木排,通航里程为40公里。倒流水汇集大小支流9条,成叶脉状流灌县境西北部,为清江第一大支流,流域面积占全县总面积的二分之一。贡水穿越五窖、木场、涌洞三个大峡谷,形成特有的石灰岩峡谷风光。

侗族地区,在没有通公路和铁路以前,其农副产品,经浔江、都柳江等珠江水系和渠水、舞水、清水江、沅水、清江等长江水系出口,运往祖国各地甚至东南亚和欧美各国;祖国各地和东南亚以及欧美的工业产品从长江、珠江入口运至侗族地区,促使侗族地区和外界的经济交往和联系,亦促进侗族地区经济和文化的发展。

3、侗乡地貌的主要特点

(1)地形复杂。据地质家考察,在一亿多年前,云贵高原,湖南山区,广西丘陵大片地区,还处于一片汪洋大海的浸泡之中。自燕山运动和新构造运动之后,经过强烈的地壳变动和几度间隙性抬升、上升运动,这里才逐渐变成了陆地,形成了现在这种奇丽壮观的山势景线。其中有高山、有中山、有低山、有丘陵。山谷之间,有较宽的平原盆地。山地面积约占整个侗族地区面积的80%以上。侗族地区最高的山峰是靠从江、榕江等县九万大山的元宝山,海拔2081米;最低处是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黎平县水口河出口处的地坪乡井郎村,海拔137米。低山河谷盆地有:通道的临口、榕江的车江、天柱的蓝田、伍家桥,黎平的中黄、中潮,恩施的黄泥,宣恩的晓关等。其中以榕江县车江大坝最为著名,长约40华里,宽2-3华里到4-5华里,四面环山,成一狭长盆地,土壤肥沃,气候温暖,春收油菜、小麦,夏收西瓜,秋收稻谷,且适于种植双季稻,堪称侗乡好地方之一。

(2)土壤肥沃。按全国五级分类法,侗乡共有土类10个,即水稻土、菜园土、潮土、黄壤、红壤、黄棕壤、紫色土、黑色石灰土、红色石灰土、山地草甸土等;亚类21个,土属62个,土种199个,变种61个。其成土母质,除部分地区系白云质灰岩,而石灰岩的土层较浅外,大部分地区均为变质页岩、扳岩等,土质较厚,质地疏松,为侗族地区各种作物及植物的生长提供了极为良好的条件。据湖南省新晃侗族自治县农业区划委员会调查,该县土壤按全国五级分类法,共有9个土类,21个亚类,62个土属,134个土种,61个变种。根据土壤普查资料表明,全县有水稻土155659亩,占土地总面积的7·44%;菜园土308亩;湖土384亩;红壤1136036亩,占土地总面积的54·27%,分布在海拔650米以下;黄壤584800亩,占土地总面积的27·94%,分布在海拔650-870米之间;黄棕壤84258亩,占土地总面积的4%,分布在海拔870米以上;黑色石灰土49775亩,占土地总面积的2·38%;红色石灰土81782亩,占土地总面积的3·91%;紫色土367亩。从上述资料可知,该县主要土类是红壤和黄壤,有机质含量较高,肥力较好。按全国土地评级标准,在全县209·3万亩农用土地中,属一级的2·2万亩,占1%;属二级的8·2万亩,占4%;属三级的5·3万亩,占3%;属四级的4·16万亩,占2%;属五级的60、8万亩,占29%;属六级的116·5万亩,占56%;属七级的11·2万亩,占5%;属八级的1万亩。六、七级土地占60%以上,有利于林业生产的发展。

(3)风光秀美。侗乡不仅山多水多,而且山美水美,风光如画。据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和湖南省怀化地区以及广西三江、龙胜等地的统计,侗乡境内共有溪河5690条,总长19555·5公里,流域面积达42743·44平方公里,年经流总量达992·605亿立方米。横贯侗族地区的渠水、舞水、清水江、沅水、浔江、都柳江、清江,有许许多多神秘的潭水漩涡和急流险滩。在这些江河里,有古代侗族渔人利用水獭捕鱼的神秘方法。有侗家渔船利用鹭鸶捕鱼的奇特技巧。沿江两岸,有许许多多的神秘溶洞和美不胜数的侗寨鼓楼和干栏建筑。溪河之上,有一座又一座的侗乡风雨桥。如今沿河修建的成千上万的水电站,更成为点缀侗族地区现代化建设的明珠。一座又一座公路和铁路桥梁,初步改变了侗乡闭塞的古老容貌。山水如画的侗乡,已开始成为游览胜地。位于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施秉县诸葛洞到镇远县吴王洞之间的舞阳河面,是近年来新开发的游览胜地。由于河上修起了红旗水电站,使得其中从龙王峡至诸葛峡25公里的水位上升,波平浪静如湖泊,因而有“舞阳湖”之称。舞阳河是沅江上游有名的五溪之一,又名舞水、舞溪、■■江、镇阳江。唐代诗人杜甫曾留下“五溪衣服共云山”的诗句。舞阳山河既有深峪险滩,又有平静湖泊,险中见幽;既有奇峰异石和溶洞景观,又有峡谷长廊和连群瀑布,古、雅、奇、秀兼而有之。都柳江自古以来就是苗岭山区的一条重要水上通道,船只上下往来频繁。民国时期,贵州省省长周西城从香港购进的贵州第一辆小汽车,就是溯都柳江运至三都,然后经陆路抬到贵阳的。都柳江景色奇丽,沿江峰峦叠翠,竹木葱葱,古榕参天。江水如流银滚珠,形成滩连潭、潭连滩的瑰丽景观。在榕江定威乡政府驻地上下7公里的河段上,岩鹰滩、龙门滩、满天星滩、跑马滩堪称“水上天险”。岩鹰滩两岸怪石嶙峋,江心有一形如老鹰的黑褐色巨石裸露水面,水流到此,激起层层浪花形成串串旋涡,历史上常有翻船事故发生,故当地有“岩鹰滩,铁门栏,十船下去九船翻”之说。1953年后,经多次整治疏浚,如今驾舟下行,只见沿途青山绿水,山花烂漫,险山恶水变成了托舟玉带,一路平平安安。龙门滩、满天星滩和跑马滩紧紧相连,浪花飞溅,乘船而下,令人感到险中有趣。在八开区公所驻地下游10公里处的南岸有“头塘果园”,一条条冰糖柑、蜜橘、夏橙等果树林带环绕山坡,入秋时节,遍山挂果,使绿洲金光点点。由此上溯7公里的北岸小溪上有石拱桥一座,长29·7米,高11·3米,为清光绪年间所建,是都柳江畔稀有的古建筑。都柳江流经榕江县城,城南三江口西3公里处有“赤壁横江”胜景,一座宽阔数十丈的岩山临江耸立,《古州厅志》将其列为“榕城八景”之一。这段江面开阔,碧水深不可测。位于北岸的古州镇,三面环水,一面靠山,古榕苍翠。榕江码头,船只泊岸,木排铺江。从三江口顺江南下约0·5公里,临江耸立的石壁上有“诸葛洞”。洞前有石一方,状如书本,古人称之为“古洞石书”。再下10公里是榕江水电站。阳春三月,自三江口南下15公里,两岸竹木葱郁,杜鹃花映红了山,映红了水,景色格外可观。由此顺江而下,在从江县下江镇苏洞侗寨附近有金鸡滩和凤凰滩,两滩几乎连接,是都柳江有名的险滩。北岸有沙洲,芦苇叠翠,芳草萋萋。南岸怪石嶙峋,灌木丛丛,水竹垂吊。金鸡滩脚有一渡口,南岸为下江镇,古为下江厅、下江县治,古城垣依稀可辨。镇北坡脚关帝庙前,有一株植于明代、已有600多年历史的高大古榕,状如一把撑开的巨伞,枝繁叶茂根错盘虬,堪称都柳江畔的“榕树王”。都柳江流经从江县城时,江水环城绕一大弯。北岸是县人民政府所在地丙妹镇,依山傍水,水泥台阶分别由江边码头伸向各个街口。雄伟高大的从江大桥横跨江面。南岸是丙枚侗寨,三座鼓楼与三座戏楼错落寨中,格外醒目。江畔两岸,古榕株株,妖娆多姿。丙枚渡口,泊船列岸,木排成行。清晨薄雾笼纱,景致迷人。侗族地区的山山岭岭,层层叠叠,千奇百态。有神秘的森林,珍奇的动物,宝贵的植物,丰富的矿泉,神奇的溶洞。雷公山位于苗岭山脉中段,在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境内中部,离州府凯里70多公里。“苗岭山字形构造”中的雷公山凸,是南岭主干中最大的凸块。它由11个两千米以上的山峰组成,主峰海拔2179米。地跨雷山、台江、剑河、榕江四县,总面积71·5万亩。1982年,雷公山被列为贵州省自然保护区。它不仅是黔东南的旅游胜地,而且是天然的森林公园和动物园。在这里,可以看到国内外一般森林公园中少见的号称“活化石”的秃杉群和三尖杉、青钱柳、马尾树、猫儿屎、鹅掌楸、水青树、钟萼木、小叶红豆杉等珍稀树种。在那些枝干披满苔藓的原始森林中,还生活着俗称野牛的苏门羚、水獭、麝羊、穿山甲、野猪、娃娃鱼、狗熊、大灵猫、小灵猫、猴子等150多种动物。深谷丛林中,山花烂漫,雀鸟争鸣。最难得的是这里的高山画眉,眉如白玉,嘴爪似金,善歌而好斗,十分珍贵。别勒”山巅,现已建有电视差转台,铁塔耸入云端,覆盖自治州16个县、市和外省部分地区。严寒季节,主峰一带,连人腿粗的树枝也会被冰凌冻断,而在山间的雷公坪,却是一个四季如春的小气候。别处是春寒料峭,这里却漫山杜鹃,有卷叶的、长柄的、无叶的、百合型的、粉白的、朱红的、绛紫的等等。这些杜鹃,在高寒和云雾中形成了变种,它们枝粗叶厚,繁衍成大面积的灌木群,开花季节,将山头点缀得如缎似锦,云雾占香。由于气候宜林,山上至今还覆盖着大面积的原始植被,许多珍奇异禽兽居留繁衍,还有天麻、杜仲等名贵药材一百余种。用雷公山的百合加工的“雷山百合粉”,历史上是进贡的山珍,它既能清火去热,又是营养丰富的滋补上品。为了充分利用山中的特产,如今雷山县已建起了茶场、天麻种植场、猕猴桃加工厂,分别生产猕猴桃酒、猕猴桃汁、云雾茶、天麻茶等产品。月亮山位于贵州省从江县西南部,处于从江、榕江、荔波、三都四县交界处。主峰在从江县加鸠区加牙乡,海拔1490米,其地属亚热带气候,风雨变化无常。春夏大雾弥漫,秋冬天高气爽。月亮山方圆百里有林面积19333公顷,森林覆盖率达90%。山中古木参天,藤葛横生,植被类型多样,区系成分复杂,物种丰富。密林中,生长有穗花杉、马尾树、十齿花、香果树、伞花木、木瓜红、白梓树、翠柏、凹叶厚朴等国家二三级保护树种。丛林中,栖息着飞虎、金鸡、白鸡、花絷鸡、竹鸡、闹山雀、白头翁、金丝鸟、野牛、虎、豹、黑熊、棕色熊、猕猴、猿猴、水獭等珍禽异兽。溪水里还有大鲵、大树蛙、虎纹蛙等动物。山林中还蕴藏着许许多多珍贵的药材。月亮山林密山高。1930年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李明瑞、张云逸率领一二纵队在黔桂边区战斗时曾到此宿营。1948年,徐幼常、徐惠文、胡制民(邝先知)领导布依族、苗族、水族人民于此山举行抗暴斗争。1980年以来,许多专家、学者来此进行地质、地貌、气象、水文、土壤及动植物等19个科学项目的考察。月亮山的科研和旅游价值已逐渐为人们所认识。榕江笔架山,三峰耸秀,形似笔架,位于榕江县城北15公里忠诚镇乐乡境。东界高耙溪,西环寨蒿河,南临乐乡村,北接宰告寨,面积约4平方公里,海拔570米。山上石峰戟削千仞,“三峰特高,屹然独立,高出云表,大有云幕为书,山峰似笔,执笔有奋书之意”,故取名“石壁书云”(民国《榕江县乡土教材》)。笔架山高险奇特。远望,惟见三峰并峙;近看,则有大小17峰,层层叠起。西部石峰,排列有致,历历可数;东部峰群,错杂迷离,难计其数。有的石峰,前看如玉笋独秀,侧看则似姊妹并立。笔架山植被极好,古松横斜,树虬藤牵,芳草萋萋,苍翠欲滴。山的东北两面为绝壁,西南有羊肠小道通山顶。西南侧有平地约3亩,地质肥沃,泉流汨汨,利于农作。清咸丰年间,山上曾为邻近村寨百姓避难场所及抗清义军营垒,遗址尚存。西南两面近山顶处,残存义军土城,北抵绝壁,东接悬崖,长约500米。西峰顶上存义军营房土垣四间,垣厚50厘米,高1·6米左右。营房土垣东下100米处,有泉井一眼,四时不竭。在笔架山脚乐乡水坝上游200米处高耙溪口,有巨石堆叠,自然形成石屋一座,顶开天窗,幽谧凉爽。石屋后有一洞天,溪水从洞顶泻下,形成飞瀑,高7米,宽1米。瀑落洞底,冲成小潭,称“洞帘”。“洞帘”南数米,崖破石裂,中开一缝,仅容一人进出;涉水入内,仰面可见蓝天一线,人称“一线天”。东石壁下山道外侧,有两块方整巨石并排而卧,状若棺墙;山道内侧,有巨石一方,雄头高翘,状若棺盖,此景人称“石棺材”。 侗乡山水,美不胜收,仅此为例。

侗 族 概 况(二)

悠久的历史 模糊的记忆

(一)族源族称及侗民族的形成

1、侗族的族源

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民族,她的族源更是源远流长。广泛分布在我国东南方的印纹陶诸文化,是目前所获得的最早的包括侗族先民在内的南方民族来源的资料。有人认为:创造这一文化的人们后来发展为楚族群,是“祝融之后”,或者是发展成为夏禹诸部落。到了战国时期,进一步发展成为分布在我国东南和南方的“百越”民族群团。“百越”,亦写作“百粤”,因其分布面广,内部“各有种姓”,所以被称为“百越”。越人的分布范围,有的说在江南;有的说自会稽至交趾;有的认为包括中国南方和越南北部;有的认为包括现在的中南半岛诸国。较为一致的意见是:越人主要分布在今天中国的江苏、浙江、江西、福建、台湾、广东、广西、安徽、湖南、贵州、云南诸省区和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北部。春秋晚期至战国前期,越人的主要一支曾在今浙江一带建立强大的越国,共传8代君王,历时160多年。曾向周朝贡,尊周天子为“共主”。周天子也赐以祚命,封为方伯。越国曾与当时中原国家会盟,雄视江淮地区,号称“霸主”。后来越被楚所灭,从此分散,诸侯子争立,有的称王,有的称君,活动于江南沿海一带,均朝服于楚国。 战国后期,除有百越名称外,还有扬越的名称,即扬州地区的越族。扬州包括今淮南、长江下游和岭南的东部地区,有时又包括整个岭南地区。所以扬越实际也是战国以来至秦汉时期对越人的另一种泛称。秦汉时,泛称中国南方民族为越族,史称“北方胡,南方越”。由于历史的发展和变化,汉初,越已逐渐形成几个较大的部分或支系,即东瓯、闽越、南越、西瓯、骆(雒)越。东瓯在今渐江省南部的温州一带;闽越在今福建省福州一带;南越在今广东省境内和广西及其以南地区;西瓯分布在今广东西部、广西南部及其以南地区;骆(雒)越主要分布在广西和越南的北部。这些部分都形成了政治中心,都与汉王朝有密切关系。比如闽越第一代君主无诸和东瓯第一代君主摇,都受汉朝封号。南越王赵佗原是河北真定人,秦时为南海郡龙川令,后为南海郡尉,乘秦末之乱,于汉初以武力击并了桂林、象郡,占有整个岭南3郡,建南越国,对汉朝时臣时叛。西瓯似未有统一的政治组织,处于部落分散状态,被秦征服后属桂林、象郡,后又被赵佗征服,成为南越的一部分。“骆越”一称,有人认为西瓯与骆越同族异名,有的认为是两个不同的部分。越族建立的这些政治中心,后来都被汉武帝征服,改为汉朝的郡县。此后,百越这个名称在史籍上逐渐消失。侗族源于百越,这已成为史学家们的共识,但具体源于百越的哪一部分或者是说侗族源于百越的哪一支系,则看法不完全一致,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较典型的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侗族是由古越人中的骆越支系发展而成的,主要依据是历史上骆越的分布地就是今天侗族的分布地。而且在文化上有许多共同之处,是骆越文化的直接继承者之一。以后分布在这一地区的骆越之民又被称为“僚”(音老)。因此侗族的来源大致可表述为越--僚--侗族。第二种意见认为,侗族是由古越人中的干越支系发展而来的,其后被称为“东越”或“东瓯”。大约在战国初期,西迁岭南落居在今天的梧州一带,继而逐步发展为东达怀集、高安、罗定,西及柳州、象州、武宣、贵县,南至玉林、北流、信宜,北抵鹿寨、荔浦、恭城、贺县。即粤西、桂东相接之地,史称其民为“西瓯”。约在唐代以前,又在“西瓯”的基础上,随着自身发展和外来因素的影响,逐渐地发展为新的人们共同体,即侗族。然后才迁居到今天侗族分布的地方,这就是所谓的“外来说”。并认为侗族的自称是从“干”演变而来的。第三种意见是相对于“外来说”的所谓“土著说”。“土著说”认为,今天的黔东南和湘西南的大部分侗族地区,春秋战国至秦时,属黔中地,居民被称为“武陵蛮”,又因境内有五溪(《南史·蛮传》载:雄溪、■溪、辰溪、酉溪、■溪),六朝时被称为“五溪蛮”。所谓黔中蛮、武陵蛮或五溪蛮,概谓之南蛮,这些显然都是统治阶级对居住在这一地区民族的侮辱性的泛称,其中就包括有侗族先民的成分在内。这是土著说的第一种说法。土著说的第二种说法是:侗族先民是由百越中的“区”人发展而成的。持这一说法的学者认为,越人居住区域较广泛,如《汉书·地理志》引臣瓒的话说:“自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百越杂处,各有种姓”。《逸周书·王会解》中有“区阳以鳖封”的记载,这里的“区”似是指活动在沅水中游一带的越人而言。“区”的活动区域在“阳”。“阳”之所在据王念孙引《荆州记》说:“武陵郡西有阳山”。西汉武陵郡西有阳山郡,治义陵,即今之溆浦县。溆浦之西是今之辰溪、泸溪、怀化县一带。以上几种较为典型的关于侗族来源的说法,论证都比较充分,尽力旁征博引,不仅利用汉文文献,同时也利用实地调查资料和民间传说资料,有的还利用了近期从地下挖掘出来的考古材料等来证实自己观点的正确性,力图以此来说服对方。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侗族来源仍然是侗族史研究中的主要争论焦点之一。这一事实的存在从另一方面又说明了侗族来源的“多源性”。笔者认为,侗族来源于古代越人;当越人在历史上消失之后,这一地区又出现了僚人;当僚人在这一地区消失之后,又同时出现了包括侗族在内的多个近现代民族共同体。越人见诸于汉文文献始于战国,到秦汉时仍“各有种姓”,分布甚广。据罗香林在《中夏系统之百越》中称,越有于越、瓯越、闽越、东越、扬越、山越、南越、西越、骆越、腾越、滇越等等。他们的分布地正如吕思勉在其所著的《中国民族史》中所概括的:“自淮以北皆称夷,自江以南则曰越”,而且有较突出的文化特征,如语言为粘着型,断发文身,契臂为盟,多食海产,巢居,善于使舟及水战等。显然,越人是一个典型的直接从氏族、部落发展而成的古代民族,即第一种类型的民族。那些各有“种姓”部分,就是越族的各个支系。她们中的几个主要支系大致的分布地是:南越分布在以番禺(今广州)为中心的地区;闽越分布在今福建省一带;滇越分布在今滇池周围地带;山越分布在今安徽、江西和湖南东北部;西越、瓯越和骆越分布在今广东西部、广西全境和越南北部。由此看来,侗族来源应是与瓯越、骆越有着密切的关系,其中当然也不排除与之毗邻、杂处的民族。比如武陵蛮、黔中蛮或五溪蛮,乃至“区”人、干越等等。民族这个人们共同体不同于氏族、部落。氏族是以血缘为纽带联系起来的人们共同体。而民族则是以地域为纽带联系起来的人们共同体。因此这些来自于同一民族的各个部分或不同的民族又在同一地域上结成了新的民族,使旧的民族逐渐消失,新的民族逐步形成,其名称也就出现在史籍上了。当百越民族消失以后,在魏晋南北朝时,这一地区开始出现僚人。《隋书·南蛮》卷八载:“南蛮杂类,与华人错居,曰蜒、曰■、曰俚、曰僚、曰伶,俱无君长,随山洞而居,古先所谓百越是也”。从这以后,记载这一地区民族的活动更为具体,而且从记载中直接可以看出与侗族有关,甚至有直接记载侗族的。如《宋史·蛮夷传》载:“宝元二年(1039),辰州秸僚三千余人款附”。明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载:“峒僚者岭表溪洞之民,古称山越,唐宋以来,开拓浸广。”《明史》称侗族农民起义首领吴勉为“蛮僚”。明邝露在其所著的《赤雅》一书中更为明确地说:“侗亦僚类”。由以上文献资料我们可以大致看出侗族来源的脉络。下面我们再从越人、僚人、侗族的文化特征等方面来探讨其来源的相续性。语言是人们交际的重要工具,是一种文化现象和文化介体。语言是构成民族的一个重要特征。一般说来,一定的语言属于一定的民族,一定的民族离不开一定的语言。语言又具有传承性,现在的语言是从古代发展而来的。从某种意义上讲,语言本身就是一部历史,是一部人类文明的历史。因此,语言对于探讨民族的来源是很有帮助的。越人虽然离我们所处的时代相当遥远,而且留下的语言资料也较少,但我们仍可从有关的汉文史籍中找到一些依据来进行比较分析,如《越绝书》、《吴越春秋》、《说苑》、《方言》等就有这方面的资料。从这些书中我们可以寻觅到一些方言词汇,特别是西汉刘向《说苑·善说》中有一首用汉字记音的《越人歌》,记载了春秋时代楚国令尹鄂君子皙在游船上榜■越人拥楫而歌的歌词,既有汉字记越语的语音,又有当时楚语的译意,是探讨壮侗语诸民族族源的重要资料。经有关专家研究认为,它与侗族早期民歌有直接的渊源关系,表明古越人语与侗语有亲缘关系。侗语与僚语的关系更为密切。据《广西通志》引《庆远府志》记载,僚人语言的基本词汇与侗语基本相同。比如,僚人称母为“乃”,称弟为“农”,称穿衣为“登苦”等等,均与侗语相同。从越人到僚人再到侗族,其间虽经历了二千余年的历史,民族之间有分化、融合和沧桑变化,但从语言的比较中可以看出,距今二千余年的古越语与今天的侗语相近,而在越人之后形成僚语则又与侗语的词汇基本相同。由此我们可以推断,越语、僚语与侗语有先后的传承关系。从住房来看,越人、僚人均住“干栏”式房屋。经过长时间的发展,侗族的住房虽有所变化,但仍保留着“干栏”式。《博物志》载:“南人巢居,北朔穴居,避寒暑也”。这里所说的“南人”当包含“越人”,“巢居”是一种以茅草、木头为材料的简易楼房,上层住人,下层圈畜或存放柴草。“巢”是这类建筑的汉称,形似鸟巢,古越语称为“干栏”。由于受方言、土语的影响,有的又称之为“阁栏”。继越人之后的僚人亦住“干栏”。《北史·僚传》载:“僚者,盖南蛮之别种,散居山谷,依树积木,以居其上,名曰‘干栏’”。《唐书·南平僚》中对僚人的“干栏”有了更进一步的记载:“人并楼居,登楼而上,号曰干栏”。继僚之后形成的侗族房屋也是“干栏”,有些地方至今仍称之为“阁栏”。《贵州图经新志·黎平府风俗》载:“洞人,……其所住房用竹为阁,或板为之,人安其上,畜在其下”。这种房屋在现在的侗族聚居区仍然比比皆是。从宗教信仰来看,越人信鬼神,尤以“鸡卜”为最。《史记·封禅书》载:“是时既灭南越,……乃令越巫立越祝祠,安台无坛,以祠天神上帝百鬼,而以鸡卜。上信之,越祠鸡卜始用”。《汉书·郊祀志》也有类似记载:“粤人信鬼,而以鸡卜”。汉代以后鸡卜之俗仍在越人后裔中流行,如唐代柳宗元《柳州峒岷》诗云:“鹅毛御腊缝山■,鸡骨卜年拜水神”。宋人周去非在其所著《岭外代答》一书中对鸡卜则有更详细的记载:“南人以鸡卜,其法以小雄未孽尾者,执其两足,焚香祈祷,所占而卜杀之,取腿骨冼净,以麻线束两骨之中,以竹挺插所束之号,俾两腿骨相背于竹挺之端,执挺现再祷”。“乃视两骨之则,所有细穴,以细竹挺长寸余者遍插之。或斜,或直,或正,或偏,各随其斜、直、正、偏而定吉凶”。以鸡卜定吉凶的习俗从越人至僚人一直流传到侗族。《贵州图经新志·黎平府》载:“洞人病不服药,惟于古木水边祭鬼,以鸡以卜吉凶”。《平乐县志》载:侗僚“婚葬用五行,以鸡骨卜吉凶”。这种情况,目前在一些侗族地区仍可见到。越人有“椎髻”的习俗,如《吴越春秋·吴王寿梦传》载:“寿梦曰:孤在蛮夷,徒以椎髻为俗”。《史记·郦生陆贾列传》说南越王赵佗也行“椎髻箕踞”之俗。《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载:“凡交趾所统,……项髻,徙跣,以布贯头而著之”。僚人也有这一习俗,如《太平寰宇记》载:“蛮僚之类……椎髻”。侗族仍保留有这一习俗,如宋代陆游《老学庵笔记》称:“在辰、沅、靖州等地,有仡伶、有仡■,男未婚者,以金鸡羽插髻”。乾隆《柳州府志》载:“……峒人,椎髻”。。越人有“凿齿”的习俗,如《淮南子·坠形训》说:“凡海外三十六国,……自西南至东南方,……凿齿民”。《战国策·赵策》说:“黑齿雕题,■冠秫缝,大吴之国也”。晋代著名史学家习凿齿,荆州襄阳郡人,很可能就是凿齿人的后裔 。所谓“凿齿”、“黑齿”,都是拔牙的习俗。僚人也有这一习俗,如《太平寰宇记》载:“蛮僚之类凿齿、穿耳”。侗族一些地方的青年男女,喜将一二颗门牙镶成“金牙”或“银牙”以为华饰;在人死后,如果牙齿尚齐全,必须敲掉一颗门牙以后才能入棺埋葬。这说明凿齿(打牙)在侗族中仍有遗迹存在。

2、侗族的族称

侗族的名称比较多,经常见到的有以下一些:GAEML、JAEML、仡伶、仡■、洞苗、洞(峒)民、洞家、峒(洞)人、侗族、DAGU、GAMDAN、GAMJIAO、DONG等等。我们可以将这些名称简单地划分为两类:一类是自称,如GAEML、JAEML、仡伶等就属这一类;一类是他称,就是其他民族对侗族的称呼,如洞苗、洞(峒)民、洞家、峒(洞)人、侗族、DAGU、GAMDAN、GEM、DONG等就属这一类。自称与他称是在一定的历史背景中形成的,历史背景一旦改变,它们也常常发生变化,有时既是他称,同时又是自称,现分述如下:

(1)自称 侗族的自称主要有GAEML和JAEML,“仡伶”、“仡■览”乃是侗语的汉文记音,以汉字反切标音而成。而JAEML则是GAEML的方音变化,所以说,侗族的自称基本是统一的。在侗族语言中,GAEML这个词除了用作NYENCGAEML(侗家人、侗族)讲解之外,还有“盖子”、“碓窝”(北部方言)等名词性含义。在多数情况下,这个词是当作动词来使用的,其词义有“遮盖”、“隔离”、“防犯”、“设围”、“禁袭”、“阻拦”、“保护”等含义。侗族的自称,是从该词用作动词的含义发展来的。因此,侗族的自称是指居住在有防护设施中的人。这个防护设施有两层意思:一是指自然状态下较封闭的环境;二是指居民点四周所设的人工防护设施。自然状态下的封闭环境,是一种四面皆有高山或原始森林作为屏障的地带,其中有大大小小的溪流和田园,形成便于耕作的小盆地。这种地方在先秦时期被称为“淤中”。“淤”即阻塞不通之意,在秦汉时期被称为“黔”,到唐宋时期又称为“峒”。除古代“淤中”、“黔”、“峒”这种自然的隔离封闭之外,还有一种人工的设防围篱,称之为“棘闱”,它是为防备异族、异村、异寨或猛兽入侵而设置的。《国语·吴语》载:“(楚灵王)匍匐将入于棘闱,棘闱不纳,乃入芋尹申亥氏焉。”杜注为:“棘,里名,门也。”刘文其《左传旧注疏证》引《正文》云:“孔晁曰棘,楚邑,闱,门也”。“棘”是指荆棘,“闱”是指小门,连贯起来解释就是人工用荆棘围成的聚落小门。棘闱内是一个封闭的村社。现在的一些侗族村寨,特别是那些比较古老的侗族村寨,四周还能见到这种用灌木围成的“棘闱”,且设有寨门,还立有寨神或门神守护,夜晚常常将寨门紧闭。不仅村寨如此,连菜园也是这样。不论是从自然状态还是从人为因素考虑,侗族的自称都是用作动词“遮盖”、“防护”等意思的。只有这样理解,才能比较充分地反映本民族的实际情况及内在含义,它可能就是侗族自称的来源。居住在广西三江、龙胜和湖南通道等地的侗族,他们自称为JAEML,与其它地方侗族的自称相比,只是声母有差异,而且这种差异有对应规律可寻,属侗语的同源词,其含义基本相同,所以说各地侗族的自称是一致的,统一的。侗族自称最早见于宋代的汉文典籍,是用反切的形式记录为“仡伶”或“仡■”。从“仡伶”“仡■”所反映的语音形式来看,侗族的自称在宋代以前是一个单音节的复辅音词语,后来才演化成现在的单辅音形式。仫佬语是与侗语最接近的语言。仫佬族自称为LAM或JIAM,这是复辅音声母GL演变分化后的语音形式。由此可知,古代侗族的自称也是一个复辅音的单音节词。这种情况,在同语族的其他民族的语言中也很普遍。汉文史籍中关于“仡伶”、“仡■”的记载较多,并且都与今日侗族人民居住的地域有关,很显然是指侗族。“仡伶”之称,首见于《老学庵笔记》:“辰、沅、靖州蛮,有仡僚,有仡偻(■),有山瑶。”宋代朱辅《溪蛮丛笑》载:“五溪之蛮……沅其故壤,环四封而居者,今有五:曰苗、曰瑶、曰僚、曰仡伶、曰仡佬。”《宋史·西南溪峒诸蛮》载:“沅陵之浦口,地平衍膏腴”,“其田给仡伶杨姓者,俾佃作而课其租”,“卢溪诸蛮从靖康多故,县无守御,仡伶乘隙焚劫”。《炎徼纪闻》说:“猫(苗)、仡、伶、僚四种,皆溪洞民”。由以上文献记载可知,仡伶、伶■与今日侗族居住的地域相同,是古代侗族自称的汉字反切记音的书写形式。至于其它书写形式,只是历代汉人对侗族的称呼不同或书写形式不一罢了。

(2)他称 侗族的他称多以峒、洞或侗字开头,如侗苗、洞民、侗家、峒(洞)人、侗族等。这类他称中的“洞(峒)”字来源于社会组织名称。隋唐时期,生活在南方和西南地区的民族村社组织组织被称为“洞”或“峒”。唐王朝统治时,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实施“羁縻”政策,所以“洞(峒)”又被称为羁縻州峒”。《桂海虞衡志》说:“羁縻州峒……自唐以来内附,分析其种落,大者为州,小者为县,又小者为峒”。这种记载到宋及其以后更为多见。《宋史·西南溪洞诸蛮》载:宋朝在今侗族聚居地区设立了诚、徽二州,地辖今靖州、会同、通道、绥宁、黎平、锦屏、天柱、镇远等县。并将这一区域分为10个峒。杨再思“号十峒首领,以族姓散掌州峒”。元代侗族地区被称为“九溪十八洞”,贵州黎平县地称为“五开峒”。直到现在,黎平、从江两县交界的肇兴、龙图地区仍被称为“六峒”;黎平县岩洞、增冲一带称为“九峒”;潭洞、地青一带统称为“八洞”。此外,还有许多侗族村寨是以“洞”为名的,如广西三江的独洞、冠洞,龙胜的蒙洞、固洞,湖南通道的上洞,新晃的坪洞,贵州天柱的邦洞、革洞、水洞、石洞,锦屏的彦洞,黎平、从江的顿洞、贯洞、瓜洞、构洞、镰洞,榕江的利洞、朗洞等等。总之,以洞命名的侗族村寨不计其数。所以说,以“洞”(峒)开头命名的侗族他称,一般说来是与唐宋时期在侗族地区设立的行政单位“洞(峒)”等相关。由此而产生的“洞人”“洞苗”等等,则是因其地而名其人,同时也因其名而造成对当地民族他称上的混乱。比如“洞苗”、“洞蛮”等就属这种情况。“苗”、“蛮”等名称多为历代统治阶级对少数民族的侮称,侗族也不例外。同时,在侗族居住区内也有苗族分布,所以汉文史籍的作者们有时自觉或不自觉地将其混同。因为上述种种原因,汉族对侗族的称呼出现了比较复杂的情况,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才统称为侗族。与侗族杂居或毗邻居住的民族除汉族外,还有苗族、瑶族、水族、仫佬族、毛南族、壮族等。黔东方言的苗族称侗族为DAIGU,这是侗族自称的借音,其含义与侗族自称相同。瑶族称侗族为GAMDAN ,这是从分布于三江、通道侗族自称转借过来的,其含义也与侗族自称相同。水族、仫佬族均称侗族为GEM。毛南族、壮族均称侗族为DONG。这些他称实质上都是侗族的自称或是汉族对侗族的他称,仅仅是属于他族借用或音转而已。由此可见,其他少数民族对侗族的称呼也是比较统一的。

(3)自称与他称的关系 侗族的名称虽然分为自称和他称两类,从表面上看似乎是两种不同含义的系列,但这两种系列均遵从了“名从主人”的命名原则,因此在一定意义上讲,自称与他称也是一致的,均产生于侗族人民所居住的特定环境。侗族的自称,一是源于自己居住的天然环境,即“溪洞”之中,一是源于自己创造的人工环境,即“棘闱”之内。以“洞”或“峒”开头的侗族名称,虽然与隋唐时期封建王朝在侗族地区建立的行政单位有关,但“洞”或“峒”的来源均与当地的自然环境有关,与壮侗语族诸民族的语言也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如“山冲”或“深山老林”,壮语称之为 DONG、水语亦称之为DONG(只是声调不同),佯■话称之为LONG,侗语亦称之为LONG。这些语音的原始构拟应当为DLONG,与古汉语的“洞”“峒”读音基本相同。“洞”也是对居住环境而言的,《溪蛮丛笑》中说到这种情况:“巢穴外虽峙险,中极宽广……周数十里皆腴田。”《太平寰宇记》说:“耕种皆在峒中”,也就是耕种在“外虽峙险,中极宽广”的“峒中”,这些地方被称为DONG或者LONG,其人也被称之为“洞民”或者“峒民”。“洞民”或“峒民”,并非是侗族所独有的他称,壮侗语族诸民族在历史上都曾有过这样的他称。壮族自称为ZUNG或JUNG,汉文献记载为“■”或“僮”,这也是壮族自称的汉文记音。“僮”字于1965年依据周恩来总理的提议改为“壮”字。“僮”字是从“童”字而得音的,古读定母东韵,《广韵》读为徒红切,是定母东韵合口一等字,读DUNG,与“侗”字的古今读音完全相同。布依族自称为BUJAI,文献记载为“仲家”。“仲”字古读定母冬韵,《广韵》读为直众切,澄母送韵合三等字,其读音也与“侗”同。由此可以肯定,僮、仲、侗这3种族称都与溪峒有关,音义皆来源于壮侗语族先民对山冲、森林的称呼。壮族、布依族因支系较多,取名时常以某支系名代替族名,所以有些名称出现了古音消失的情况。而侗族则将其完整地继承下来,并成为本民族现在的族称。同为壮侗语族的毛南、水等民族,在历史上的名称似曾与“洞”无关,其原因也很可能是以某一专称代替了原来的共同名称,所以才难以体现这一名称的原始含义。总的看来,侗族族称中的自称和他称是侗族名称中的两大系列,而且它们之间有着非常密切的渊源关系,两者之间不仅语音相通,而且词义也相同,是同一事象在不同的环境条件下的不同称呼,但均反映了侗族名称的本来含义。

3、侗民族的形成过程

早在秦汉时期,在今侗族居住的地区,北部有“黔中蛮”、“武陵蛮”或“五溪蛮”,南部有“百越之族”。魏晋南北朝时期,这一地区又出现了僚人。这些古代民族中就包含有侗族先民的主要成份。根据汉文文献的记载,大约在唐宋时期,已有侗族自称出现。名称的出现说明,侗族至少在这一时期及其以前就已形成了。因为有其族,才会有其名,这样才符合名从主人的命名原则。根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民族是由氏族、部落发展而成的。一般说来,氏族、部落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而组成的人们共同体,而民族则是由一些不同的氏族、部落在共同地域的基础上逐渐结合而产生的人们共同体,这是形成古代民族的一种较为典型的类型。另一种情况是,有的民族是在旧民族消亡的基础上演变而成的,近现代民族的形成多属这种类型。很显然,侗族是在古代越人、僚人消亡的基础上形成的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西汉时期,武帝平定南越以后,中央王朝势力深入到南越地区。与此同时,由于中原经济、文化的渗透,各民族之间的交往日益频繁,许多民族的成员在一个区域之内共同杂居的局面也不断出现,因而“百越”之名逐渐消失,以至在越人活动的许多地方相继出现了僚人。如西晋张华《博物志·异俗篇》载:“荆州极西南至蜀,诸民曰僚”。魏晋时期,荆州的极西南是武陵郡,包括今湘西、黔东和桂北一带。自魏晋至唐宋时期,僚人继续生活在这一地带。武陵郡是沅水及其支流流经的地方,北魏郦道元《水经注》说:武陵有五溪,夹溪悉是蛮夷所居,故谓此蛮为“五溪蛮”。五溪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地区,五溪蛮当然是指住在这里的众多民族。《溪蛮丛笑》叶钱曰序云:“五溪蛮皆盘瓠种也,聚落区分,名亦随异。源其故壤,环四封而居者今有五:曰苗、曰瑶、曰僚、曰僮、曰仡佬。”唐宋时期,封建中央王朝势力深入五溪之地,并对这里的民族施行羁縻政策。当地各民族的交往日益密切与频繁,民族之间的通婚日益普遍,民族融合的因素日益增多,原来“散居山谷”的“南蛮别种”,在“与华人杂居”的基础上逐渐形成若干新的民族共同体。唐代是我国封建王朝的鼎盛时期,封建王朝为加强统治,调整了各项制度,厘定治理边疆少数民族政策,羁縻政策就是其中的一种。所谓羁縻,就是笼络的意思,是封建王朝对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统治的一种特殊政策,其主要内容是在少数民族地区设置与内地不同的州县,任原土酋为首领,统领原属各个部分,并通过“朝贡”作为封建中央与少数民族之间的政治纽带。以“来朝贡,奉正朔”来表明羁縻州县与封建中央王朝的隶属关系。各土酋只要接受中央王朝的封号,“奉正朔”并进京“朝贡”,守好疆土,就算是隶属中央了。据统计,唐代在少数民族地区建立的羁縻州县见于史志的就有800多处。唐代在今侗族地区建立的羁縻州很多,可考的有充州、应州、奖州、晃州、亮州、■州、福禄州等,包括今黔东和湘西侗族所在的主要地区。羁縻政策对封建王朝来说,体现了大一统的目的;对少数民族首领来说,通过接受封号承袭了羁縻政权,巩固了自己对本部分的统治地位。实际上羁縻州县在行政上保持半独立状态,在政治上保留各自原有的“自治权力”。因此侗族社会中自己原有的社会组织“款”得到了充分发展。汉文史籍对此曾有记载:“千人团哗,百人合款”,“彼此相结,歃血叫誓,缓急相救,名曰门款”。侗语称之为“KUANT”,它是由小款、中款、大款和联款4个层次构成的。款有款首,由年长和阅历较广、能说会道的人担任,其职责是根据款规款约来处理款内事务。款组织的基本特点在于以盟誓的方式订立款约,并使之成为联合的纽带,从而构成整个侗族社会的组织体系。通过宣讲和执行款约,进而实现对整个侗族社会的调节,控制和管理。因此,款约有其约束性,款组织有其联防性,它能凝聚民族感情,并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共同地域。在共同地域内,为了交往与联系上的方便,又在方言、土语的基础上逐渐形成统一的民族语言。通过语言交流思想,又逐渐形成在共同文化上的心理素质。这就是侗族形成的历史过程。

侗族的形成有以下几个明显的特征:(1)有统一的民族称谓 民族称谓的出现是一个民族形成的重要标志之一,有其人方呼其名,有其族方称其称。《唐书》载:唐元和六年(811)“黔州大水,坏城廓,观察使窦群发‘峒蛮’治城,督促太急,于是辰叙二州蛮张伯靖等反,群讨之不能定”。此处“峒蛮”,当包括侗族的祖先在内。在《宋史》中,开始出现侗族自称“仡伶”,如《宋史·西南溪洞诸蛮》载:“乾道七年(1171),靖州有仡伶杨姓,沅州生界有仡伶峒官吴自由”。陆游《老学庵笔记》卷四称:“在辰、沅、靖州等地,有仡伶、仡■”。《广西通志》载:“宋高宗绍兴时(1131-1162),安抚使吕愿中诱降诸蛮伶、■、僚、侗之属三十一种”。上述文献记载说明,侗族名称在唐时已出现在汉文史籍上,如峒蛮、峒民等,宋时除沿用唐时的称谓外,还出现了侗族的自称“仡伶”。侗族的名称在汉文史籍上的出现,是对侗族明显特征的记录。这一记录,要么是从自称开始,要么是从他称开始,但无论如何,名称的出现总是有其特殊根据的,否则就会不知所指了。侗族名称无论是在唐初或是在以后出现或被使用,都不会是一两年的事情,而是在此之前早已形成。因此,我们可以说,侗族名称的出现虽在唐初,但作为一个民族共同体,至少应在名称出现在汉文史籍的时间之前。侗族名称的出现,还说明其他民族对侗族已经有了较多的了解。(2)有相互连接的分布地域 《老学庵笔记》中说:辰、沅、靖等州,皆有仡伶。明人田汝成在《炎徼纪闻·蛮夷》中载:“峒人,一曰峒蛮,散处于■■、舞溪之界,在辰、沅者尤多”。这些史籍所记载的侗族的分布地域不可能十分准确而全面,但是不能否认,自唐宋以来,侗族的分布地域已自成一片,并已有比较明显的范围,从而使在交通极为不便的宋朝就已被人们这般记述。如果没有明显的分布地域,要想做到这一点也是不可能的。侗族自从形成自己的分布地域之后,其格局变化不大,只是局部地区略有伸缩罢了。(3)有自己的民族语言 宋人洪迈在其所著的《渠阳蛮俗》中载有当时侗语的一些词汇,如长官曰“都■”,未娶妻者曰“罗汉”等。明人田汝成《炎徼纪闻》说侗语与汉语不同,其“言语侏■”,这种不同于汉语的语言,大概也包括侗语在内的当地少数民族的语言,否则就不存在什么“侏■”了。自称的出现,也可以作为本民族语言的一个佐证。语言是构成民族的要素之一,这在斯大林的民族定义中早有论述,也是广大史学和民族学研究者所一致肯定的。(4)有共同的心理素质 侗族聚居的地区,位于我国西南东缘,约在东经108度至110度,北纬25度至31度之间,其地西属云贵高原东缘苗岭支脉,东有雪峰山,南有九万大山和越城岭,北是武陵山及其余脉。整个侗族地区属于我国第二梯级台地,一般海拔1000—2000米,境内山地纵横,沟壑密布,景象万千。这是侗族得以生存的依托。侗族地区处于长江和珠江两大水系分水地带,沅水、清水江、渠水、忠建河等属于长江水系;浔水、都柳江等属于珠江水系。湘西地区山地河谷中有小型盆地,是发展农业和经济林业的好地方。鄂西南河谷盆地,是良好的农业区。桂北山地林木茂密。黔东南是“杉木之乡”。侗族地区属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境内气候温和,冬无严寒,夏无酷暑,春少霜冻,雨量充沛。这种独特的自然环境,是侗族经济文化发展的基础。一定的自然环境,一定的经济生活,一定的文化熏陶,必然形成一定的民族心理素质。汉文史籍曾对侗族的心理素质有过记载,比如“不喜杀,善音乐”等等。“不喜杀”就是宽容和柔,这在“合款”时表现得最为典型。款组织是侗族社会中的一种组织形式,其主要功能之一是调解款内纠纷。在这些活动中人们非常注重维护自己的民族尊严,遵守款约中“坏事不进官衙”的信条,主张“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即汉文史籍中所载的“洞人……争讼不入官府,以其长论决之,号曰乡公”。(《炎徼纪闻·蛮夷》)“喜音乐”是说侗族人民对诗歌的酷爱。“饭养身,歌养心”这句侗族谚语,是这种酷爱音乐和诗歌的真实写照,它表明在侗族人民的精神生活中不能缺少音乐。代表侗族民间音乐最高水平的多声部大歌,其主旋律多在低声部,一领众和,和声完美,速度徐缓,情感庄重,旋律优美,格调平和。这一特征延续至今,并得以发扬光大。所以侗族地区被誉称为“诗的家乡,歌的海洋”。(5)有本民族的宗教信仰 侗族的宗教信仰,主要反映在对“萨”的崇拜上。“萨”又叫“萨岁”,即始祖母,她是侗族宗教中至高无上的尊神。她的主要作用是对内掌管生死祸福,消灾除难,对外驱妖逐邪,保境安民。人们还把“萨”与其社会生活中的一言一行联系起来,并赋予神化。由于对“萨”的尊崇,衍生出了一系列行为规范、伦理道德,形成人们尊老爱幼、勤劳节俭、诚实善良等品质。在人际交往中热情好客,文明礼貌,急公好义,助人为乐,给人们留下了良好的民族形象。在历史的长河中,侗族发展成为一个单独的新的民族共同体,在共同地域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自己的民族语言,在社会交往和同大自然的斗争中创造了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她们相互依赖,团结互助,形成了强烈的民族归属感和认同感。这种归属感和认同感构成了侗族自我意识的主要内容。鼓楼及其一系列有关的民俗事象,是侗族群体意识和民族意识的突出标志。以鼓楼为核心,不仅与石板路、凉亭、风雨桥、禾架及鱼塘等相互映衬,构成一幅幅静态的具有浓郁特色的侗乡风情画卷,而且与讲款、祭萨、踩歌堂、唱大歌等民俗事象紧密联系,形成了一种既动又静的独特的文化模式。人们在鼓楼从事种种活动的同时,始终有一种深层的民族自我意识在支配着,凝聚侗族人民集体智慧并代表其建筑艺术最高成就的鼓楼群落,熔铸了他们最富创造性和艺术性的思想感情,使他们更加增强了对自己民族的归属感和认同感,进而激发出民族的自豪感,从而又极大地丰富和强化本民族的自我意识。

(二)侗族地区的建置沿革

长期以来,侗族就居住在今天的湘、黔、桂毗连地区,这里很早就受到中央王朝的直接统治,因此侗族地区的建置沿革与中央王朝的行政建置有密切关系。由于这一地区是一个有别于中原汉族地区的少数民族地区,因此在行政建置上又有自己的特点。1、唐代以前的侗乡建置

根据汉文史籍记载,侗族地区的建置沿革最早可以追溯到周及其以前的时代。周及其以前,当时中国在国之下分为“方国”。是时,今侗族地区属荆州南境。自此以后设郡,郡之下设州或县。春秋战国时期属楚国巫黔中郡。秦代分属黔中郡、象郡和桂林郡。两汉时期分属于■■、武陵、郁林三郡。三国时分别属于荆州武陵郡和交州郁林郡。这一建置到魏、晋、南北朝以至隋代基本上未曾改变,只是在今湘西南和黔东南设舞阳县隶武陵郡(后改沅陵郡龙标县);在桂西北的三江、龙胜一带设义熙县隶始安郡。

2、唐代的侗乡建置

唐朝初年,封建中央政府将历代沿用下来的郡或改为州,州下设郡;或是州郡并称。在州这一级行政建置中又分为同等的两类:一类是“经制”州,它由吏部直接委派官员来进行统治和管理;一类是“羁縻”州,它是由都督府指派当地大姓首领充任刺使,子孙世袭,令其“奉正朔”,“贡方物”,军政财权则由其自主。根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当时唐王朝在今侗族地区设置的“经制”州郡有:思州宁夷郡、邵州邵阳郡、叙州潭阳郡、奖州龙溪郡(以上四州属江南道)、象州象郡、融州融水郡(以上二州隶岭南道)等。其建置时间及具体所辖的地区是:思州宁夷郡于武德四年(621)置,贞观四年(630)定名,领三县,其中所辖的思王、思邛两县包括今岑巩、玉屏、三穗和镇远东部、锦屏北部与天柱西部等地区。邵州邵阳郡于武德四年(621)分潭州邵阳县置梁州,贞观十年(636)始改此名,领邵阳、武冈二县,其中武冈县包括今绥宁和通道县东部地区。叙州潭阳郡于贞观八年(634)以辰州之龙标县置,领龙标、郎溪、潭阳三县,包括今芷江、黔阳、会同、靖州、锦屏、天柱、黎平的东部和东南部以及通道的西北部等地区。奖州龙溪郡于长安四年(704)以沅州之夜郎、渭溪二县置,原名舞州、业州,大历五年(770)更名为奖州龙溪郡,领峨山、渭溪、梓■(即今芷江)三县,即今镇远东北至新晃、芷江一带。象州象郡即原来的桂林郡,武德四年以始安郡之阳寿、桂林县置,今龙胜县包括在内。融州融水郡于武德四年分始安郡的义熙县置,领融水、武阳二县,包括今融水、罗城、三江和龙胜的一部分地区。除“经制”州外,唐代还在江南道辖区内设置51个“羁縻蛮州”,其中的“羁縻晃州”和“羁縻充州”以及虽未属“羁縻州”而实为“羁縻州”的诚州、徽州、溪峒州等也辖有部分侗族地区。“羁縻晃州”辖有今新晃、玉屏、岑巩和三穗等县地。“羁縻充州”辖有今芷江、玉屏、岑巩和三穗县地。诚州、徽州、溪峒州的领域大致包括今靖州、会同、通道、绥宁、锦屏、黎平等地。

3、宋代的侗乡建置

北宋王朝在公元960年建立后,将地方建置改为路、州、县三级。据《宋史·西南溪洞诸蛮》记载,当时在侗族地区设置的州郡,属荆湖北路的有诚州、徽州,晃州、思州;属广南西路的有融州以及与之毗邻的八舟、潭溪、洪州泊里、福禄永从和容江巴黄5个“军民长官司”等。诚、徽州包括今靖洲、会同、绥宁、通道、黎平、锦屏以及天柱、镇远等部分地区。宋王朝为了加强对侗族地区的统治,又在州、县之下建砦置堡,或升砦为县。元丰三年(1080),以沅州贯保砦(今靖州北)置渠阳县,招抚上江、多星、铜鼓、羊镇、潭溪、上后、上诚、天村、大田诸团,设罗蒙砦,隶属诚州。同年改徽州为莳竹县,隶邵州。崇宁五年(1106)改莳竹为绥宁县,隶武冈军。元佑二年(1087),改诚州为渠阳军,因受当地民众反抗,王朝政府派兵镇压,事平,废渠阳军,仍置诚州。崇宁初,改诚州为靖州,并于北部置三江县(后改为会同县);改南部的罗蒙砦为通道县,均隶靖州。思州辖区包括今玉屏、三穗及岑巩、天柱西部、锦屏北部、镇远东部等侗族地区。 融州属地甚广,期间辖地多有变化,州内所属县、堡、砦等撤并频繁,但仍可见其辖地大致为侗族聚居的黎平、三江、从江、融水、榕江等县。八舟、洪州泊里、福禄永从、容江巴黄5个“军民长官司”辖有今黎平、从江、锦屏等县的部分地区。

4、元代的侗乡建置

元世祖至元二十七年(1290)定制,于京师置中书省,治大都(今北京),统辖冀、并、鲁诸地,称腹里。于全国置11行中书省,简称行省,长官为平章政事,是我国省区的源起。行省之下的行政区划为路。一般边远地方的路因时地不同而异称宣抚司、安抚司、招讨司。路的下面,腹地以府领州,以州领县;其他地方则有总管府、军民府、府、军为一级,各领州、县、长官司为一级。也有州领县及长官司的。州、县、长官司各领等处、寨;洞、坪、蛮、村、团、部,均为最低一级。此外,府与州又有不隶路而直隶省者。总之,领属分合不明确固定,混淆颇多。就正常情况说,应为省、路、府、州、县五级。元代所置路、州,在今湖南境者除非直隶州未计外,共有17个。其中与侗族有关的有沅州路、辰州路、靖州路等。沅州路治卢阳,今芷江县地。宋沅州潭阳郡,于至元十三年(1276)置沅州安抚司,十四年(1277)改沅州路总管府,领卢阳、黔阳、麻阳三县。卢阳即今芷江、新晃、怀化县地;黔阳即今黔阳、怀化县地。辰州路治沅陵,即今沅陵县。宋辰州卢溪郡,领有沅陵、辰溪、卢溪、溆浦。辰溪县即今辰溪、怀化县地。靖州路辖永平(今靖州)、会同、通道三县。绥宁隶武冈路。元代广西侗族地区属柳州路融水、怀远等县。龙胜属义宁县地。元时贵州侗族地区属思州宣慰司领思州宣抚司、镇远府、黎平府。思州宣抚司领县一,长官司二十二,其中辖有今岑巩、石阡、万山等县、特区。镇远府辖镇远、三穗等县。黎平府辖有今黎平、锦屏、从江、剑河、榕江等县。具体经过是:元兵进入贵州,思州田景贤纳土归附,命为思州军民安抚司,后改为宣慰司。至元二十年(1283),“讨平九溪十八洞”,召集各“溪峒酋长赴阙,定其地之可以设官者与其人之可以入官者,大处为州,小处为县”,并立总管府。同时“以靖州西南之半立古州八万军民总管府”,“五开洞属之”,听顺元路宣慰司节制。“三十年(1293)又以新附洞蛮吴勋鳌为潭溪洞军民官,佩金符”。至治二年(1322),废古州八万军民总管府,置上黎平长官司,以其余地为属思州都云、定云,新添3个安抚司。并在今黎平、锦屏、剑河境内设置福禄永从、潭溪、洪州泊里、铜鼓、湖耳、亮寨、欧阳、新化、赤溪南洞、中林验洞、龙里、八舟、曹滴、古州八万洞及诚州富盈等15处长官司(其中名为“蛮夷军民长官司”11个;“军民长官司”、“长官司”4个)。终元之世,贵州侗族地区多为大小土司管辖。

5、明代的侗乡建置

明代,全国大行政区有13个,叫承宣布政使司,习惯上称省,即有13个省。布政司下辖有府和直隶州。府又分军民府和府。府和直隶州辖有州和县。州县下在边疆省分有安抚司、长官司、巡检司、蛮夷司、司、乡等。明时,在今湖南境内有府、州、司十(非直隶州未计算在内),辖有今侗族地区的有辰州府、沅州、靖州。辰州府治沅陵,即今沅陵县,元代为辰州路,明太祖甲辰年(1364)为府,领4县1州(州领2县),即沅陵、卢溪、辰溪(今辰溪、怀化县地)、溆浦。沅州治今芷江,元代为沅州路,明太祖甲辰年为府,洪武九年降为州,以州治卢阳县(今芷江、新晃、怀化县地)省入,领县二:黔阳,元故县,今黔阳、怀化县地;麻阳,元故县,今县地。靖州治今靖州,元代为靖州路,太祖乙巳年(1365)为靖州军民安抚司,洪武元年降为州,三年为府,旋复降为州,以州治永平县(今靖州地)省入,直隶布政使司,领县四:其中的天柱县在今贵州;属地在今湖南境的有会同、通道、绥宁三县。明代在今贵州境内有12个府级政区,还有属湖广、广西属地的府级政区。与侗族有关的有镇远府、黎平府、思州府、湖广布政司所领县、卫。镇远府治镇远县(今镇远),元置。洪武四年(1371)降为镇远州,属思南宣慰司。洪武五年(1372)六月改隶湖广行省。永乐十一年(1413)二月,分思南、思州两宣慰司地置镇远府,与州同治,隶贵州布政司。正统三年(1438)五月,省州入府。领县二、长官司三。其地辖有今镇远及其毗连县地。黎平府本思州宣慰司辖地,洪武十八年(1385)正月置五开卫,隶湖广都司。旋废。洪武二十五年(1392)十一月复置。永乐十一年(1413)二月,以其地置黎平府于卫城,隶贵州布政司。宣德十年(1435)省新化府来入。弘治十年(1497),徙府治于卫南。万历十年(1582),改铸府篆为军民府,兼治卫事,而受辰沅黎靖道节制。万历二十九年(1601)十一月,府改隶湖广。万历三十年(1602)四月,还隶贵州,领县一:永从县,即今从江县;长官十三:潭溪蛮夷长官司、洪州泊里蛮夷长官司、西山阳洞蛮夷长官司、新化蛮夷长官司、欧阳蛮夷长官司、亮寨蛮夷长官司、八舟蛮夷长官司、赤溪南洞蛮夷长官司、中林验洞蛮夷长官司、龙里蛮夷长官司、曹滴洞蛮夷长官司、古州蛮夷官司。思州府即今岑巩,领长官司四,辖有今玉屏侗族自治县地。湖广布政司、都指挥使司所领县为天柱县、镇远卫(今镇远西南)、清浪卫(今岑巩青溪)、平溪卫(今玉屏)、铜鼓卫(今锦屏)、五开卫(今黎平)等。广西侗族地区在洪武八年(1375)明军进入怀远县后,废县改设三江巡检司。旋又裁司设县。洪武十四年(1381)立县治于老堡,仍名怀远。融县、罗城同属柳州府。隆庆五年(1571)以桂林府义宁县属之桑江置巡检司(即今之龙胜县地)。

6、清代的侗乡建置

清代建置有府、州(直隶州)、厅(直隶厅)、县、卫等。湖南侗族地区有辰州府、沅州府、靖州府等。辰州府领有沅陵、泸溪、辰溪(今怀化县地)、溆浦4县。沅州府领有芷江、黔阳、麻阳3县。靖州府领有绥宁、通道、会同3县。晃州厅即今新晃县地。广西侗族地区分属柳州府和桂林府。怀远、融县、罗城属柳州府。义宁县西北部桑江地区设“龙胜理苗分府(龙胜厅)”,直属桂林府,下设龙胜司和广南司,属“理苗通判”(知县级)。贵州侗族居住地有镇远府、黎平府、思州府等。镇远府治镇远县治(今镇远靠西),领黄平一州(今黄平);又领镇远、施秉、天柱(今天柱靠西)3县;又领台拱(今台江)、清江(今剑河)2厅。黎平府治开泰县治(今黎平靠北),领开泰县(今黎平)、锦屏乡县承(今锦屏)、洪州吏目、永从县(今黎平西南)、丙妹县承(今从江);又领古州厅同知(今榕江)、朗洞县承、下江厅通判(今榕江东)。思州府治思州城(今岑巩),领青溪(在今岑巩南)、玉屏2县。湖北侗族是清代乾隆初年从湖南新晃、芷江、通道及贵州玉屏、铜仁、天柱等地陆续迁到湖北西部地区的。鄂西地区,雍正六年(1728)改施州卫置恩施县,十三年(1735)改土归流后,设施南府,辖恩施、宣恩、咸丰、来凤、利川、建始6县。

7、民国时期的侗乡建置及其沿革

民国时期,政局多变,行政建置累有变迁。湖南省于民国三年(1914)废除了府、厅、州,而保留道。民国五年又有变化。民国十一年(1922)撤道,仅存省与县两级。民国二十四年(1935)设立湘西行政督察区。二十七年(1938)将全省划为10个行政督察区,下辖县。侗族居住地主要属第九行政督察区和第十行政督察区。第九行政督察区专员公署驻沅陵,辖有8县:沅陵县、溆浦县、辰溪县、凤凰县、乾城县、永绥县、泸溪县、麻阳县。第十行政督察区专员公署驻洪江,辖有8县:会同县、芷江县、绥宁县、黔阳县、晃县、靖县、通道县、怀化县。沅陵县 汉高祖五年(前202)置,治所在今治西南。南北朝陈徙今治,沅陵郡亦治此。唐、宋为辰州治。元为辰州路治。明、清为辰州府治。溆浦县 西汉时为义陵县,并为武陵郡治。东汉废县,为辰阳县地。唐置溆浦县。辰溪县 汉为辰阳县。晋废,先后为镡成、舞阳县地。南朝宋、齐时复置辰阳县。迄今没有变化。会同县 汉代为镡城县地。唐为朗溪县地。宋熙宁(1068—1077)中,置三江县,崇宁二年(1103)改会同县,治所在今治。历元、明、清直至民国,县名、治所均同。芷江县 西汉时为无阳县。东汉废县为辰阳县地。三国吴复置舞阳县。东晋义熙中省镡城县并入。梁至隋为龙标县地。唐先天二年(713)置潭阳县。五代时为懿州(后改洽州)治。宋改卢阳县,并为沅州治。元为沅州路治。明省卢阳县入沅州,为洽州,天启二年(1622)设偏沅巡府,亦治此。清乾隆元年(1736)置芷江县,并为沅州府治。绥宁县 汉代为零陵郡都梁、武陵郡镡城二县地。唐为武冈县地。五代楚置武阳砦,后改徽州。宋元丰四年(1081)以徽州为莳竹县,崇宁五年(1106)改绥宁县。黔阳县 汉为镡成县。东晋并入舞阳县。南北朝梁改曰龙标县。隋为辰州治。唐为巫州(后改沅州、叙州)治。宋绥宁七年(1074)置黔江城,元丰三年(1080)升为黔阳县。元、明、清、民国均无变更。晃 县 西汉时为无阳县地。南北朝梁至隋为龙标县地。唐贞观八年(634)置夜郎县,圣历元年(698)析置渭溪县。宋元为卢阳地。明置晃州驿。清嘉庆二十二年(1817)置晃州直隶厅。民国二年(1913)废厅,改为晃县。靖 县 唐代为朗溪县地。五代时置诚州。宋元丰五年(1082)置渠阳县。宋元佑年间废县为渠阳军、砦,旋复置诚州,崇宁二年(1103)改为靖州,并置永平县。元为靖州路治。明省永平县入靖州,为州治。清同。民国二年(1931)废州,改为靖县。通道县 两汉时为镡成县地。唐为朗溪县地。宋崇宁二年(1103)置罗蒙县,后更名为通道。怀化县 宋置怀化铺、驿。清乾隆四十一年(1776)改设巡司,兼管驿务。1942年从黔阳、辰溪、芷江三县各分出一部分地设置县制。贵州省在民国期间的建置变化较多,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贵州省政府一八二次会议通过,于本年六月撤销直辖区督导室,贵阳市及贵筑、惠水、龙里、贵定、修文、息烽、开阳、清镇、平坝、安顺、长顺11县直属于省政府,其余各县编为6个行政督察区,其中第一、第二和第六行政督察区有侗族分布。第一行政督察区专员公署驻镇远,辖镇远、黄平、施秉、岑巩、三穗、天柱、锦屏、炉山、余庆、台江、剑河11个县及雷山设治局。第二行政督察区专员公署驻独山,辖独山、都匀、平塘、罗甸、荔波、三都、黎平、从江、榕江、丹寨、平越、麻江12个县。第六行政督察区专员公署驻铜仁,辖铜仁、松桃、江口、玉屏、印江、德江、思南、石阡9个县。镇远县 元为镇远府、金容金达等处,属思州军民安抚司,镇远之名始于此。明洪武二年(1369年)置镇远溪洞金容金达蛮夷长官司,属思南宣慰司;四年(1371)降镇远府为州,属思南宣慰司;二十二年(1389)置镇远卫,隶湖广都, 司;, 二十三年(1390)置清浪卫,隶湖广都司;永乐十一年(1413)置镇远府,以, , 镇远州及金容金达蛮夷长官司来属;正统三年(1438)省镇远州入镇远府;弘治十一年改镇远溪洞金容金达长官司为镇远县,附郭。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镇远卫改隶贵州,同年省镇远卫入镇远县;雍正五年清浪卫改隶贵州,同年改为青溪县,属思州府;乾隆三十五年青溪县改隶镇远府;三十六年还隶思州府。民国元年(1911)将镇远县并入镇远府;二年(1913)改镇远府为镇远县,镇远为黔东道治,青溪县属黔东道;十二年(1923)直属贵州省;二十四年(1935)第八行政督察区驻镇远;二十五年(1936)改第七行政督察区;二十六年(1937)改为第一行政督察区;三十年(1941)裁青溪县并入镇远、天柱二县。岑巩县 元初思州安抚司由龙泉坪迁清江,至元十七年(1280)回龙泉坪旧治,又置都坪,台蓬若洞注溪等处长官司,隶思州安抚司。明洪武六年改台蓬若洞溪等处蛮夷长官司为都坪峨异溪蛮夷长官司,属思州宣慰司;永乐十一年(1413)置思州府,属贵州布政司;十二年(1414)以都坪峨异溪蛮夷长官司来属,又置都素长官司。清乾隆三十五年(1752)废思州府;三十六年(1771)复思州府。民国二年(1913)改思州府为思县,属黔东道;十二年(1923)直属于贵州省;十九年(1930)改思县为岑巩县;二十四年(1935)属第八行政督察区;二十五年(1936)属第七行政督察区;二十六年(1937)以后属第一行政督察区。三穗县 元为晓爱泸洞赤溪等处、卑带洞大小田等处;德明洞、秃罗等蛮夷长官司地,属思州军民安抚司。明洪武五年(1372)置邛水、得民、晓益、陂带、团罗五长官司;二十五年(1392)并为邛水一十五洞蛮夷长官司,属思南, , , , , , 宣慰司;永乐十二年(1414)以邛水一十五洞蛮夷长官司隶镇远府。清雍正十二年(1734)添设镇远县丞, , 一员分驻邛水司地。民国二年(1913)以邛水县丞地置邛水县,属黔东道;十三年(1924)改灵山县;十六年(1927)易名三穗县。天柱县 元为湖广行省武冈路绥宁县及靖州路会同边地。明洪武二十五年(1392)置天柱千户所,属湖广靖州卫;万历二十五年(1597)置天柱县,析会同、绥宁二县地益之,属湖广布政司靖州;崇祯十年(1637)迁治龙塘,改龙塘县,不久回治天柱,仍复天柱县名。清雍正五年天柱县改隶贵州,属黎平府;十二年(1639)改隶镇远府。民国二年(1913)天柱属黔东道;十二年(1923)直属于贵州省;二十四年(1935)属第十行政督察区;二十五年(1936)改属第七行政督察区。锦屏县 元置亮寨、湖耳、新化、欧阳寨蛮夷长官司,属思州安抚司。明洪武三年(1370)改置湖耳、亮寨、欧阳、新化四蛮夷长官司,属湖广靖州卫;五年(1372)置中林验洞蛮夷长官司;十八年(1385)废以上五司;二十年(1387)置铜鼓、新化、亮寨二千户所,属五开卫;三十年(1397)改铜鼓千户所为卫,隶湖广都司;永乐元年复置以上五司,属思州宣慰司;十一年(1413)以五司属新化府;宣德九年(1434)改隶黎平府。清雍正五年改隶贵州,并撤销铜鼓卫,改设锦屏县,属黎平府;道光十二年(1832)撤销锦屏县,改由开泰县锦屏乡县丞分驻。民国二年移开泰县治于锦屏,改为锦屏县,属黔东道;十二年(1923)直属于省;二十四年(1935)属第十行政督察区;二十五年(1936)属第七行政督察区;二十六年(1937)以后属第一行政督察区。剑河县 元为楠木洞,属思州军民安抚司。明永乐五年(1372)置亦溪南洞蛮夷长官司,属思州宣慰司;六年(1373)设亦溪两江巡检司;十二年(1379), 属新化府;宣德九年(1434)改隶黎平府。清康熙二十二年废亦溪南洞长, 官司;雍正七年置清江厅,以镇远府同知分驻;十年(1732)置清江镇;十二年(1734)移清江同知驻台拱,改由镇远府通判分驻,并以原天柱县柳霁县丞改属镇远府。民国二年(1913)改清江厅为剑河县,属黔东道;三年(1914)以柳霁县丞地置柳霁分县,属剑河县;十二年(1923)直属于省;二十四年(1935)属第十行政督察区;二十五年(1936)属第七行政督察区,同年撤销柳霁分县,并入剑河县;二十六年(1937)以后属第一行政督察区。黎平县 元置上里坪、曹滴洞、洪州泊里、新化、龙里、八舟、容江巴黄等长官司,属思州军民安抚司。明洪武三年(1370)更置潭溪、曹滴洞、洪州泊里、八舟四长官司,属思州宣慰司;十八年(1385)置五开卫;二十年(1387)置中潮、黎平二千户所,属五开卫;永乐十一年(1413)置黎平府;十二年(1414)以原思州宣慰司所领潭溪、曹滴洞、洪州泊里、八舟、古州、西山阳洞、福禄永从七长官司来属;宣德九年(1434)并新化府入黎平府。清雍正五年(1727)以五开卫属贵州,改为开泰县,隶黎平府,附郭,并加潭溪司、八舟司、洪州泊里司吏目州同职衔。民国二年(1913)改黎平府为黎平县,改开泰县为锦屏县,属黔东道;三年(1914)以洪州吏目地置洪州分县,属黎平县;二十四年(1935)为第十行政督察区专员驻地;二十五年(1936)属第八行政督察区;同年撤销洪州分县,并入黎平县;二十六年(1937)以后属第二行政督察区。从江县 元为福禄永从、西山大洞等处,属思州军民安抚司。明洪武三年(1370)置福禄永从长官司,属思州宣慰司;永乐五年(1407)置西山阳洞长官司,属思州宣慰司;六年(1408)增设二长官司吏目;十二年(1414)以福禄永从、西山阳洞二司隶黎平府;正统六年(1441)改福禄永从、西山阳洞蛮夷长官司为永从县,属黎平府。清康熙二十二年(1693)废西山阳洞长官司;雍正十年(1732)添设永从县承一员,分驻丙妹,又移黎平府潭溪司吏司驻下江;乾隆三十六年(1771)以贵阳府通判驻下江,改为黎平府下江通判,置下江厅。民国二年(1913)改下江厅为下江县,与永从县均属黔东道;三年(1914)以丙妹县承地置丙妹分县,属从江县;二十四年(1935)下江县属第十行政督察区;二十五年改属第八行政督察区;同年撤丙妹分县,并入永从县;二十六年(1937)以后,永从、下江两县属第二行政督察区;三十年(1941)并永从、下江二县为从江县,从江之名始此。榕江县 元至元二十年(1360)置古州八万洞总管府,后改军民府,属思州安抚司。明洪武三年(1370)置古州蛮夷长官司,属思州宣慰司;二十六年(1393)置古州卫,寻废;永乐六年(1408)设古州司流官吏目;十二年(1414)以古州蛮夷长官司属黎平府。清雍正五年(1727)设开泰县承分驻古州;七年(1729)设古州镇,置古州厅,以黎平府同知驻其地;乾隆元年(1736)置古州兵备道;二年(1738)移开泰县承分驻朗洞。民国二年(1913)改古州厅为榕江县,以县境有榕江得名,属黔东道;十二年直属于省;二十四年(1935)属第十行政督察区;二十五年(1936)属第八行政督察区;二十六年(1937)以后属第二行政督察区。玉屏县 元为平溪等处蛮夷长官司。明洪武二十三年(1390)置平溪卫,属湖广都司;万历二十九年(1601)还隶湖广。清雍正五年(1727)平溪卫改隶贵州;同年改平溪卫为玉屏县,属思州府。民国二年(1913)属黔东道;十二年(1923)直属于贵州省;二十四年(1935)属第九行政督察区;二十五年(1936)属第六行政督察区;二十六年(1937)属第一行政督察区;三十年(1941)将省溪县部分并入;三十二年(1943)属第六行政督察区。广西行政区划,民国初年全省分为6个道,后废道直辖县。民国二十三年(1934)全省划为8个行政督察区。其中,民国元年(1912)改龙胜厅为龙胜县,通判改为县知事。民国三年(1914)怀远县改称三江县,二十一年(1932)移治古宜。融县属柳州行政督察区,罗城属庆远行政督察区。湖北省侗族杂居的西部地区,民国初废施州府,各县直隶于省。民国十七年(1928)改为施西行政区,二十一年(1932)为第十行政督察区,二十五年(1936)改为第七行政督察区。民国二十七年(1938)日本侵占武汉,恩施成了抗日战争时期的湖北省省会和第六战区长官司令部所在地。侗族杂居的宣恩、恩施、咸丰等县没有大的变动。

8、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行政区划

新中国成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对全国行政区划作了如下规定:“(1)全国分为省、自治区、直辖市;(2)省、自治区分为自治州、县、自治县、市;(3)县、自治县分为乡、民族乡、镇”。侗族主要分布在湘、黔、桂毗连地区及鄂西地区。湖南省的侗族主要分布在黔阳(今怀化)专区的芷江、会同、怀化、新晃、靖县、通道和邵阳专区的绥宁、城步等县。黔阳专区1983年改为怀化专区。芷江县 解放初会同专员公署曾治此(1953年迁安江)。1987年9月24日成立芷江侗族自治县。新晃县 原名晃县,1956年设新晃侗族自治县。通道县 1954年5月划入绥宁县、靖县、广西三江侗族自治县和贵州省黎平县各一部分地,成立通道侗族自治县。靖县 1949年10月5日解放,20日成立县人民政府。1987年9月27日建立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会同县 1949年10月解放,隶于会同专区,今隶于怀化地区。绥宁县 1949年11月1日解放,1958年从黔阳(今怀化)专区划归邵阳专区管辖。城步县 1949年11月解放,12月成立人民政府,属邵阳专区。1956年11月30日成立城步苗族自治县。贵州省的侗族主要分布在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天柱、黎平、从江、榕江、锦屏、三穗、镇远、岑巩、剑河和铜仁地区的铜仁、玉屏、石阡等县、市、自治县。天柱县 1950年属镇远专区,1956年划入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1958年撤销天柱县并入锦屏县,1961年恢复天柱县至今。黎平县 1950年属独山专区,1952年属都匀专区,1956年划归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从江县 1950年属独山专区,1952年属都匀专区,1956年划入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1958年撤销从江县,并入榕江县,1961年恢复从江县。榕江县 1950年属独山专区,1952年属都匀专区,1956年划入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1958年将从江县并入,1961年将从江县分出。锦屏县 1950年属镇远专区,1956年划入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1958年将天柱县并入锦屏县,1961年将天柱县分出。三穗县 1950年属镇远专区,1956年划入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1958年撤销三穗县,并入镇远县,1962年恢复三穗县。镇远县 1950年镇远专员公署驻镇远县,1956年为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首府,1958年自治州首府迁凯里,同年将岑巩、三穗两县并入镇远县,1961年分出岑巩县,1962年分出三穗县。岑巩县 1950年属镇远专区,1956年划入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1958年撤销岑巩县并入镇远县,1962年恢复岑巩县。剑河县 1950年属镇远专区,1956年划入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1958年将台江县并入,1962年将台江县分出。玉屏县 1950年属铜仁专区,1958年撤销玉屏县,并入铜仁县,1961年恢复玉屏县,1983年改设玉屏侗族自治县。万山特区 1966年划玉屏、铜仁的一部分建万山特区,1968年撤销万山特区,1970年恢复万山特区。铜仁县 1949年11月解放,成立县人民政府,属铜仁行政督察专员公署。1987年改县为市。石阡县 明属石阡厅,民国年间为石阡县。1949年11月解放,建立县人民政府,属铜仁专区。广西壮族自治区的侗族主要分布在柳州专区的三江、融水、融安、罗城和桂林专区的龙胜县。三江县 1949年11月18日解放,12月18日成立县人民政府,属柳州专区,1952年12月建立县级自治区,1955年依新宪法改为三江侗族自治县。龙胜县 1949年12月21日解放,1951年8月19日成立龙胜各族自治区(县级),1955年依新宪法改为龙胜各族自治县。融水县 1949年11月21日解放,成立县人民政府。1952年11月26日成立大苗山苗族自治区(县级),1955年改为大苗山苗族自治县,1956年改为融水苗族自治县。融安县 融安原为融县(历史沿革同融水),1952年11月划为融安县和大苗山苗族自治区,后者改为融水苗族自治县。罗城县 1949年11月解放,1950年1月1日成立县人民政府,1952年8月1日罗城、天河两县合并为罗城县,1983年8月30日成立罗城仫佬族自治县。新中国建立初期,鄂西即建立恩施行政公署,辖有侗族杂居的恩施、宣恩、利川、咸丰等8县。1983年12月1日成立鄂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辖恩施、宣恩2市和咸丰、来凤、利川、巴东、建始、鹤峰6县。1985年成立宣恩市的会口、晓关、张官、八台、猫山、桐子营和恩施市的黄泥塘7个侗族乡(镇)。

侗 族 概 况(三)善良的民族 和睦的社会

(一)侗族社会发展概述

侗族作为一个单一民族到底始于何时?现在尚无定论。《侗族简史》根据宋代汉文史籍中关于“仡伶”的记载,推断侗族“至迟于宋代就已经成为单一族称而载入史册,迄今已有了一千多年的历史”。但这一论断也仅说明族称“仡伶”载于史册的时间,而未能对侗族形成为单一民族的时代加以界定。如果我们将“仡伶”在史籍上的出现与史籍中关于侗款的记载及民间关于侗款的传说联系起来加以研究,那么,我们便可以作出这样的推论:侗族至迟于唐代已经形成为单一民族而自立于民族之林。

根据史籍记载,唐末宋初,款作为一种社会组织形式,已经普遍存在于今日黔、湘、桂边界的广大侗族地区。从《杨再思搭救飞山洞》的传说来看,当时在黔、湘、桂边界的侗族地区,已有“南十洞”、“老三洞”、“飞山洞”等组织名称。侗族形成为单一民族,很可能是从类似于款的部落联盟中发展形成的。侗族形成单一民族后,其主要居住区(或称中心区),当为靖、沅等州,即今黔、湘、桂交界地区。《宋史·西南溪洞诸蛮》载:乾道七年(1171)靖州有仡伶杨姓,沅州生界有仡伶副峒官吴自由。这是目前所见到的“仡伶”这一族称及其居住区域的最早记载。其他地方的“伶”或“■”(侗),只能在明代的史籍中才能见到。而明代的史籍也说:峒人“散居■■、■溪之界,在辰、沅者尤多”。(《明史纪事本末补编》)。

如果以上推论接近事实的话,那么,关于侗族的族源问题,则大有讨论之余地。

《侗族简史》认为:“侗族,属古‘骆越’的一支”。所列五方面的论据,只有两方面与‘骆越’有直接联系,而其他三方面只能说明侗族先民与整个古越人有关。另外,《侗族简史》还把“侗族先民来自江西之说”断定为“宋元时期迁入侗族地区的汉人”和“明代的屯军”。这也有待进一步深入探讨。下面,笔者拟分别从五个方面对侗族的族源、侗民族的形成与发展及其所经历的几个重要历史阶段简述如下:

1、楚越战争后的散居部落

在古代,百越族群的整体分布,其地甚广。记载得比较具体的是班固《汉书·地理志》中颜师古的注解:“臣瓒曰:自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百粤杂处,各有种姓”。近代学者林惠祥在《中国民族史》中也指出:“百越所居之地甚广,占中国东南及南方,如今之浙江、江西、福建、广东、广西、越南或至安徽、湖南诸省。”近年来,由于国内对越族史研究的逐步深入,特别是由于地下考古资料的大量发现和研究,使人们对古代百越分布的地域有了进一步的了解。陈国强等人在他们合著的《百越民族史》中指出:“大量考古出土资料表明,以几何印纹陶器为主要特征的物质文化遗存,在浙江、福建、江西、广东(包括海南岛及香港)等省,均普遍发现。此外,在江苏南部,安徽的东部和东北部,湖南的东南部,广东的南部、东部和东北部,台湾的部分地区也都有分布”。他们认为,这些地区即为古代越族活动的地域范围。另外,他们根据我国西南地区发现的有段石锛、有肩石器以及青铜器文化,并结合有关的文献史料进行综合分析后指出:古越人在云贵高原上的分布地区为“今云南西部、西南部和北部的金沙江沿岸,今贵州乌江以南,云南文山、红河、曲靖地区的一部分及广西左右江地区”。同时,他们根据句吴人与越人相同的文化特点,认为“句吴人应是越族的一部分”,因此,句吴人分布的江苏南部地区,也“应该划在越族分布区之内”。

如果上述研究成果没有大的错误,那么,侗族自唐代以来的住地——辰、沅、靖以及■■、■溪之地,当属于古越人分布的地区之一。侗族的主体部分,到底是唐以前就定居在这一地区,还是自唐代开始才从外地迁徙于此地呢?这实在是一桩历史悬案。由于缺少确凿材料,要对此作出定论还为时过早。

但也有一些蛛丝马迹说明:楚越战争之后,今黔东南和湘西南一线已属楚巫黔中郡。此时此地是否仍有越人居住?据秦代史料记载,应当作出肯定的回答。始皇帝三十三年(前214),秦王朝派“尉屠睢将楼士南攻越人”,“发卒五十万,分为五军”,其中一军进入湘西南“驻镡城之岭”(即今湖南通道侗族自治县一带)。由此可以说明,秦代及其以前的春秋战国时期,镡城及其以南地区为越人居住区。侗族的主体是古代越人的后裔,如今大部分又正好居住在这一地区,这大概不会是一种巧合。

从以上几方面的情况综合考虑,我们似乎可以这样认为:秦代及其以前,在辰、沅、靖等州居住有侗族先民,他们当中的一部分人,可能是越楚战争后迁徙而来的古越国的散居部落,很可能是“走南山”的越人中的一部分。

2、与夜郎国的渊源关系

夜郎国,汉初兴于豚水,即今贵州北盘江流域。郦道元在《水经注》中写道:“郁水,即夜郎豚水也。汉武帝时,有竹王兴于豚水。有一女子浣于水滨,有三节大竹流入女子足间,推之不去,闻有声,持归破之,得一男儿,遂雄夷濮。氏以竹为姓,所捐破竹于野成林,今竹王祠竹林是也。王尝从人止大石上,命作■,从者曰无水,王以剑击石,水出,今竹王水是也。后唐蒙开■■,斩竹王首,夷僚咸怨,以竹王非血气所生,求为立祠,帝封三子为候,及死,配父庙,今竹王三郎祠,其神也。”关于竹王的传说,最早见于《华阳国志》。郦道元的记叙,基本上与《华阳国志》的记叙相同。《水经注》还记载:“豚水东北流经淡藁县东,经■■郡且兰县,谓之■■水。”“存水(豚水),出犍为郡郁鄢县,东南至郁林定周县为周水(今之红水河)”。

后代关于竹王的传说及竹王庙的分布,多与“僚”的分布有关,如《太平御览》引《广志》写道:“僚在■■、兴古、郁林、交趾、苍梧……”。此外,蜀也有“僚”。《通典》说:“蜀本无僚,诸僚始出巴西、渠川、广汉、阳安、资中、犍为、梓潼,布在山谷,十余万落,攻破郡县,为益州大患”。

《广志》所说的“僚”族的分布地区,在汉代以前均为越人的分布地域(主要是骆越部分)。骆越分布的地理位置,相当于今之广西南部和西南部、广东西南部、越南北部,云南、贵州、广西接边地区等。秦置象郡大抵包括了骆越分布的范围。这些地区,至汉代以后(东汉)骆越各称才逐渐消失,而代之以“僚”或“俚”。而夜郎国地,在夜郎之前有“越王■■”之称。(参见《贵州通志·地理志·沿革》)《管子·小匡》载:齐桓公“九合诸候,一匡天下,南至吴、越、巴、■■、不庾、雕题、黑齿、荆夷之国”。由此可见,其时■■乃是南方的一个较大的古国。因此地有越人分布,故称“越王■■”。当代诸多学者,如尤中、潘世雄等,从语言学、历史学、地名学、考古学、民俗学等多方面进行综合研究,对夜郎国的族属问题提出了较为一致的意见:古夜郎人与古越人是有渊源关糸的,特别是与先前的骆越人和后来的僚人关系更密。越人是夜郎国的主体民族,是夜郎国的缔造者。这些学者的结论是有一定道理的。

《史记·西南夷列传》载:蜀贾人对汉番阳令唐蒙说:“南越以财物役属夜郎,西至桐师,然亦不能臣使也”。同书《南越列传》又说:赵佗以“财物赂遗闽越、西瓯骆,役属焉,东西万余里”。两相对照,即可知自夜郎至桐师一带,为西瓯骆的分布区。

《逸周书·王会解》有“路人大竹”的记载。清代学者朱石曾在其所著《逸周书集解校注》中认为:“路”音“骆”,当是骆越。《吕氏春秋·本味篇》亦有“骆越之菌”的记载。这里的“菌”是指竹笋。由此也可以看出,汉初“兴于豚水”的竹王与骆越有渊源关系。

综观百越的历史,战国中期以前,活动的重心在我国东南。他们在那里创造了色彩斑斓的几何印纹硬陶文化和青铜文化,建立了称霸一时的吴越强国。楚灭越后,东南部的越人大部分往南迁移。所以班固在《汉书·地理志》中说:“今之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皆粤分也。”“其君禹后,帝少康之庶子云……后五世为楚灭,子孙分散,君服于楚”。其实,战国末期以降,越人的活动重心已转移到南部和西南部。秦汉时在南方和西南地区,组成了势力大于东瓯、闽越的南越王国及其他一些国家政权,如西瓯、夜郎、且兰、句甸等,并在这些地区创造了以铜鼓为代表的灿烂的青铜文化。

夜郎国在当时的诸候国中不仅势力较强,而且疆域较广。《史记·西南夷列传》说“夜郎最大”。唐蒙上书武帝时,说它有“精兵十万”,能迫胁“旁二十二邑”。正因为如此,才受汉封予王位。

今日侗族聚居区的古代居民,据史书记载,秦为“黔中蛮”,汉为“武陵蛮”,魏晋南北朝为“僚”。到了唐代,除“僚”之外,还有“僚浒”或“乌浒”之称。自宋以后,此地居民的称谓更为复杂,其中有“仡伶”、“仡■”,“仡偻”、苗、瑶等等。到了明代,才有“峒(硐、洞)人”或“洞蛮”之称。清代则多称为“洞民”、“洞家”或泛称为苗。由此可知,这一地区自秦代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杂居之地。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僚”是侗族的先民;“仡伶”是侗族的自称;而“仡佬”、“仡■”则是“绞”,“坦”的前称,他们都是侗族的不同支系;“峒人”或“侗家”则是汉族对侗族的称谓。

《柳州府志》载:“怀远县(今三江侗族自治县)本■■夜郎地”。今湖南新晃侗族自治县,在历史上也曾有过“夜郎县”之称。《晃州厅志》说“厅治东接龙标,西驰骆越”。晃州之西,即今玉屏、岑巩、镇远,其西南,则是三穗、天柱、锦屏等地,均为今日侗族人民的聚居之地。由此亦可知,这一地区古时是骆越人的居地,也是夜郎国的边缘地带。

从民俗学方面考察,今日侗族尚保留有“夜郎文化”的许多痕迹。竹王的传说在侗族地区广有流传;竹王三郎庙在侗族地区也广有分布。广西三江侗族自治县境内如今尚保留有两座竹王三郎庙,河里南寨一座,八江三团村一座。该县老堡、良口等地也曾建有,只是后来被拆除了。在一些关于吴勉王的传说中,亦有与竹王传说相似的情节,如“竹中育兵”、“插筷为竹”、“击石出水”等,这不能不说是受竹王传说的影响。笔者还认为:“夜郎”之名,乃是汉字记的越语,译成汉语当为“蛙郎”。百越后裔许多民族都有崇蛙的习俗,侗族地区就有“竹生蛙,蛙变人”的说法。而今之壮语、侗语、毛南语均称蛙为“夜”。可见,“夜郎”实为“蛙郎”,夜郎国实为崇蛙之国。在贵州、云南、广西等地出土的铜鼓上,多有蛙的图案。(参见邓敏文、吴浩合著的《没有国王的王国》第八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出版)。在古老的侗族宗教仪式中,也有竖竹杆求子的仪式,这大概与“竹生人”的观念有关。

与其说侗族的一部分先民为古骆越人的后裔,不如明说古■■郡夜郎国骆越人中有侗族的祖先。当代学者朱俊明在《西瓯骆古今议》一文中指出:“古■■郡且兰侯国东南与武陵郡西南、郁林郡极北交接地带的瓯骆,其后裔魏晋时为荆州极西南界的僚人,唐时称东谢蛮,宋时泛称‘溪峒夷僚’。侗族出于其间,明邝露《赤雅》明言‘侗亦僚类’。”这一观点,亦把侗族与古■■、且兰侯国、郁林郡的瓯骆联系起来,并认为“侗族出于其间”,同笔者的结论不谋而合,大概也有一定的科学道理。

3、土居族团与外来族团的融合

如果我们把与古■■郡夜郎国及郁林郡的骆越人有渊源关系的那部分侗族先民认定为土居族团,那么,我们即可把楚越战争后迁徙而来的古越国的散居部落称之为外来族团。这两个族团的融合,当为侗族先民中的主体部分,起码在秦汉以前是如此。除此之外,在秦始皇灭楚开发岭南之时,也可能有部分楚人和岭南的越人迁入到今之侗族地区。汉武帝灭东越、南越之时,主要将越族迁移到江淮之间,此时迁入侗族地区的越人可能性很少。但西汉成帝时,夜郎地方政权被汉所灭,可能又有一部分夜郎国民(骆越人)从夜郎国的中心区域往边缘地区迁徙,其中一部分可能加入到原来居住在侗族地区的骆越支族中来。

到了唐代,侗族地区的主体居民,已逐步从“僚”中分化出来,形成了以地缘为纽带的部落联盟组织,即款组织,或称为洞。此时,侗族作为一个单一民族的族称也就开始在史籍中出现了。于此同时,侗族中的两大姓氏--杨姓和吴姓,也开始见于史籍。唐末五代之时,今日侗族地区已有“三十六溪洞,七十二团寨”之说。作为一种社会政治组织形式的侗款,也已经趋于比较稳固和完善。所以说,唐代在侗族历史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代。

侗族的自称是否与族源有关?它的准确含义是什么?目前学术界还有争议。其主要观点有三:(1)认为是遮掩、荫蔽之意,作动词用,如围鱼窝、围园、拦路、编篱芭为垣墙等。侗族古代村寨,多有垣墙围绕,并有寨门,且四周栽有风水林。这就是遮掩、荫蔽之意。住在村子里的人即是被遮掩、荫蔽之人。今日部分侗族地区,古属黔中郡。黔中,也有“用树木围成园圈--处在这圈当中”之意。黔中乃是秦代的一种行政区域,后来的“峒”或“洞”也是从黔中演化来的。所以有人认为,“黔”可能是侗族自称的音译,认为侗族源于黔中蛮。(2)认为侗族的自称是应作形容词用,是“黑色”的意思。他们认为,侗族的祖先擅长烧陶,烧陶人的脸经常是黑色的,故被人称为黑脸人。贵州简称为黔,黔者,黑色也;黔首者,黑脸人也。此种意见也认为侗族先民源于黔中蛮,而黔中蛮当译为黑脸蛮。(3)认为侗族的自称是“赣”的转音,江西简称为赣,传说侗族先民来自江西。此种意见认为侗族先民源于赣人。

以上三种意见,均有一定道理。但第二种说法不是自称而是他称,只有其他人才称制陶人为“黑脸人”,侗族祖先不可能自己称自己为“黑脸人”。“黔中”和“赣”,其含义在古代可以互通。赣与干音相通,江西赣江、赣州,很可能是因为干人曾居于此而得名。干人又可能源于干越人。干人曾于邗这个地方建立过国家,即今扬州。《墨子·兼爱中》云:“(禹)南为江汉淮汝,东流注之五湖之外,以利荆楚,干、越与南夷之民”。五湖即今之太湖。何光岳先生认为:“吴灭干后,便占其都城为吴都,自此吴也称干或吴干。”“从此干人一分为二,一支迁到江苏南部,融入吴人;一支南迁皖南及江西,与越人结合成为干越,但仍有一些干人,为了逃避吴、越国的统治,迁居于鄱阳湖区和赣水流域,成为赣人……”“后来,越灭吴,干人又成为越国的臣民,干与越组合成新的人们共同体--干越”。(《干人的来源和迁徙》,载《百越史研究》,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干字的含义,古与寒通。干之音为汗,古寒切。《尔雅·释音》载:“干,■也”。《释名·释天》载:“寒,■也。■,格也。”寒字的初形与用干栏建成栅格相同,甲骨文无此字,西周晚期《克鼎》铬文有寒字,作:“■■”。即干栏之状。干在商代甲骨文中作“■”,《六书故》引蜀本《说文》云:“干,盾也”。从甲骨文上看,干为盾之象形。干字正象战士拿着盾牌遮护着头部、身部,而露出脚部。《诗·周南·兔置》云:“公候干城”。《尔雅·释言》邢■疏云:“言公侯以武夫自固,为扦蔽如盾,为防守如城然。”这里,也把干释为盾或扦蔽之意。干,如作寒解,即有用干栏建成栅格之意,与侗族自称含义相同;如果作盾解,也与侗族自称含义相近。而黔中,也含有如上两方面的含义,因此笔者认为:“黔中”与“赣”的古义相通。

考古代江西干越人的生活习俗,也与今之侗族相似。如江苏丹阳香草河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挖出200多根长2米的干栏木桩。(见朱江:《丹阳香草河发现文物》,载《文物参考资料》1958年第9期)吴江梅堰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内也有许多这样的木桩。(见江苏省文物工作队:《江苏吴江梅堰新石器时代遗址》,载《考古》1963年第6期)当代学者安志敏在《“干栏”式建筑的考古研究》一文中指出:这些木桩“当属‘干栏’式建筑的遗迹”。(载《考古学报》1963年第3期)江西清江营盘里新石器遗址出土的陶屋模型也是干栏式。(见江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江西清江营盘里遗址发掘报告》,载《考古》1964年第4期)这几处正是干越人居住的地区。干栏原作干兰。兰,今越族后裔民族--壮、侗、布依、水、毛南、仫佬等民族均作房子解。因此,干栏,可译为干越人居住的房子。用今之侗语来译,即为侗家人居住的房子。有些学者认为,干越,很可能因擅长于建筑干栏式房子或喜爱居住干栏式的房子而得其族名,或者是因擅长制盾和善于用盾而得其族名。(何光岳:《干人的来源和迁徙》,载《百越史研究》第194页)这也有一定的道理。相传周成王时,“干越献舟”。他们“习于水斗,便于用舟”(《淮南子·原道训》)。侗族自古依山傍水而居,善于使用舟船。《淮南子·原道训》又有“干越生葛■”之说。赣东一带历来盛产葛藤,用以织细葛布。侗族地区如今亦有栽种葛藤之俗。野生的葛藤更到处可见。江西清江吴城商代文化遗址中,有丰富的几何印纹陶,其纹样、图案等,与今日侗族妇女服饰的图案极为相似。

由此看来,侗族的自称当为遮掩、荫蔽之意,与黔中蛮及古代赣人均有族源关系。秦代的黔中蛮,有古之骆越人(土居族团),以后又与从江西迁徙来的古越国散居部落(外来族团)融为一体。

从语言学的角度考究,骆越的“骆”,也含有遮掩、荫蔽之意。关于骆越名称的来源,研究百越历史的学者们多认为因耕种“骆田”而得名。“骆田”即为鸟田,骆当为汉字记越音。百越民族的后裔民族中,侗、壮、仫佬等民族如今仍称鸟为“骆”(NOGC)。“骆”,本意为鸟,后来产生多种引申意义。其一,引申为用木条、树枝围起来关鸟之所,侗语称“骆”(LOGC)。其二,引申为连续不断之意(形容词),侗语称“骆骆”(LOGCLOGC),比喻像鸟一样成群结队来往不断。其三,引申为田边的坡地或山岭,也有遮掩之意,如有许多侗族地区用“骆”来作为山名、地名、村寨名等。从“骆”到“干”(赣)到“黔”再到侗族自称,其含义一脉相承,这当不是巧合,而是有其历史的渊源。崇拜鸟图腾并善于稻作的骆越人与善于建筑干栏并善于制陶的干越人相融合,为后来的侗族文化打下了根基。

宋元时期,一些汉人迁入侗族地区;明代屯军,在侗族地区定居,又使侗族融进了汉人的成份。明清两代,也有许多汉人从湖南、福建、广东、四川等地流入侗族地区定居(主要是做生意),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因同侗族通婚,往来密切,也变成了新的侗族。所以说,民族是一种历史范畴,没有不变的历史,也没有不变的民族,侗族也不例外。

4、侗族的三大支系

如今侗族内部仍有“干佬”、“干绞”“干坦”三种支族称谓。特别是在南部方言地区,这种支族区分更为明显。有人认为:“干佬”是土居部落,因而称为“佬”(即老);而“干绞”和“干坦”则为后来迁入的支族,是外来部落。“干坦”大概是从“胜坦”(即古潭中县)迁到今日侗族地区的。也就是《祖公上河》这首迁徙歌中所说的那部分侗族。“干绞”,之所以称为“绞”,大概也与地名有关,这部分侗族居住的区域,多有“盘绞”、“岑绞”、“弄绞”等地名,如三江、黎平交界地区,就多有带“绞”的地名。这些意见有一定道理,但也只是一种猜测,缺乏事实依据。

根据史籍记载,侗族内部三个支族的称谓,在宋代即已出现。《老学庵笔记》中载:“辰、沅、靖州蛮,有仡僚、有仡■、有仡偻、有山瑶。俗亦土著,外愚内黠。皆焚山而耕……未娶者,以金鸡羽插髻。女未嫁者,以海螺为数珠挂颈上……农隙时至一二百人为曹,手相握而歌,数人吹笙,在前导之。”引文中的“仡僚”、“仡■”、仡偻”,似可与“干绞”、“干坦”、“干佬”相对应。可能在此之前侗族内部就已经出现三个不同的部落称谓。《宋史·西南溪洞诸蛮》中也有关于“仡伶”的记载。如果我们将此称谓看作当时侗族的自称,那么“佬”(偻)或“绞”(僚)似与骆越人的“骆”有渊源关系;而“坦”又似与干越人的“干”或“赣”有渊源关系。用汉字记载少数民族的自称,因没有读音相同的汉字,常用近音字或谐音字代替,正如今人把侗族的自称写成“更”、“干”、“金”一样。这种现象,今人有之,古人也当有之。所以,在汉文史籍中见到不同的记载,不一定就是不同的民族,加上方言土语的变化和历史的变迁,汉文史籍中所出现的民族自称就更加复杂了。有关侗族自称的记载也当如此。所以笔者认为,“骆越”、“干越”、“僚”、“仡伶”、“仡■”、“仡僚”以及“佬”、“绞”、“坦”等都是不同时期、不同地域或不同支系侗族的自称。他们实际上就是一个民族。如果上述分析正确的话,那么当今侗族内部的三大支系当源于古代的骆越人和后来的僚人,而“坦”则源于古代的赣人和干越人。其自称大多来源于他们所居住的地域名称。如“赣江”、“潭中”、“弄绞”等。

侗族的三大支系,有共同的语言、共同的宗教信仰、共同的风情习俗、共同的心理素质。其居住情况,常常是互相交错。但是,他们又都各有所长。

“佬”支系又称“花衣侗”,他们以善于织绣而著称。清代黎平的张应诏作诗赞曰:“苎幅参文绣,花枝织朵匀。蛮乡椎髻女,亦有巧于人。”他们编织的手工艺品,如竹席、竹篮、斗笠、饭箩等结实轻巧,精细美观,具有较高的工艺价值。

“坦”支系以善于制陶而著称。在今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境内,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址5处,商周遗址11处。其中最具研究价值的是新厂斗篷坡新石器时代遗址(距今已有4000-4500年)。在遗址中发现了大量的陶器艺术品,(参见《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概况》第2页)靖州的陶土资源丰富,自古以来,陶器生产在侗族地区享有盛誉。今日的靖州,西汉属武陵郡镡成县地,一直延续到三国和西晋。镡成在历史上一直是侗族“坦”支系居住之地。所以,现今这一地区的侗族多自称为“干坦”。

“绞”支系以善于建造干栏式建筑而著称。多居住在黎平、从江、三江、通道、龙胜等县。他们当中的能工巧匠特别多,以木匠和石匠最多。干栏式吊脚楼、鼓楼、风雨桥,主要分布在这一地区。所以这一地区的建筑最具侗族特点。

侗族的三个支系,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由于互相往来,不断迁徙,形成了交错杂居的分布格局。他们互相学习,互相促进,取长补短,共同发展,创造了光辉灿烂的侗族文化,共同推进了侗族社会的发展。

5、侗族社会经历的几个阶段

1985年出版的《侗族简史》,对侗族社会的历史分期及其特点作了如下概述:“侗族经历过漫长的原始社会,跨越了奴隶社会而进入封建社会,直到清‘咸同年间’农民起义以后,才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但在解放前夕,地主经济在农村仍然居于绝对地位。封建王朝虽然在侗族地区建立了政权,进行统治,但侗族社会的内部组织,即以地域为纽带,具有军事联盟性质的‘合款’,直到清末民初,仍然起着重要作用。”对此,学术界大多表示赞同。但也有少数学者,以贵州从江、黎平及广西三江等地存在“补瓜”与“腊更”(语意见下文)的依附关系为主要依据,提出侗族先民在迁入今之居住地区之前,当与壮族一样,同样经历过奴隶社会阶段。

笔者认为:就百越族群的整体而言,在部分地区,历史上的确经历过奴隶社会。但也不能否认,由于百越族群支系很多,其内部社会发展很不平衡。直至秦代,许多支系仍处于原始社会状况。许多学者认为,在秦统一岭南地区以前,骆越族群内部还处在部落和部落联盟的发展阶段,阶级分化还不明显。有些边远山区,其社会发展更为缓慢。干越的情况也是如此,其大部虽然先后被吴、越两国吞并,但其自身,不管是赣人还是干人,都没有建立过自己独立的国家政权。曾经称霸一时的越国,顶多也只达到奴隶社会的初期阶段就被楚给灭了。据史籍记载,越王勾践在被吴打败后,亲自耕种而食,其妻自织布而衣,十年不征收赋税,并实行奖励生育等政策,这在充分发达的阶级社会中是不可能有的。勾践之所以能够提出这种措施,表明当时原始公社的一些生产关系依然存在,私有制还未能完全排除公有制。另外,越国的军队,也仍带有部落联盟的军事民主制度的特征,如勾践曾号令于三军:“凡我父兄昆弟及国子姓,有能助寡人谋而退吴者,吾与之共知越国之政。”(赵晔:《吴越春秋·勾践伐吴外传》)勾践之言,与唐末五代时期杨再思的号令很有相似之处。侗族先民,不管作为骆越的一支,还是作为越国的散居部落,均没有充分根据证实他们在成为单一的民族之前,就已渡过了奴隶社会阶段。就侗族本身的历史来看,直至唐末五代,以地缘为纽带的氏族农村公社组织,仍然在起着重要作用。当时侗族社会内部仍然处于“千人团哗,百人合款,纷纷籍籍不相兼统,徒以盟诅要约,终无法度相縻”的状况。(刘欣:《渠阳边防考》)

部分侗族地区存在的“补瓜”与“腊更”的依附关系,很难说是奴隶社会的遗迹。“补瓜”之“补”,义为父亲;“瓜”可能是“嘎”的音变,是指汉族人。所以说,“补瓜”可能是指当地汉族地主或财主”。而“腊更”,则是指为当地汉族地主或财主打工度日的侗族穷苦人。他们之间,以土地为基础,通过立约或盟誓,建立长期的依附关系。但是,“腊更”有人身自由,他们既可与这家“补瓜”立约,也可与那家“补瓜”立约。他们是一些没有田地,靠出卖劳动力维持生计的农村无产者。“补瓜”与“腊更”的关系,实际上就是封建时代地主与长工的关系,它与奴隶制的人身依附有本质上的区别。所以不能以此证明侗族曾经历过奴隶社会。这是笔者的看法。

根据《侗族简史》提供的材料,我们将侗族社会历史划分为如下几个阶段:唐代以前,为漫长的原始社会时期;唐代至宋元时期,为封建社会初期;明代至鸦片战争前,为封建社会中期;鸦片战争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侗族人民和全国人民一道进入社会主义社会。这与侗族社会历史的实际情况大体相符。但是应当指出,由于侗族社会内部发展很不平衡,各地域之间社会发展的情况很不相同,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有些边远的侗族村寨,部分原始农村公社的生产关系依然存在。

(二)原始氏族社会时期的侗族社会

侗族社会,经历过漫长的原始社会阶段。由于缺乏文献可稽,我们已无法了解它的全貌。但是,从侗族社会的现实生产生活中,从遗留下来的许多侗族习俗中,从流传至今的侗族神话、史诗、传说、故事中,我们还是可以运用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寻觅到它的大概轮廓。

如今,在许多侗族地区仍然可见到以村寨为单位的群体性的围山打猎、拦河闹鱼(用自制的毒鱼药将鱼毒晕而捕之,侗语叫“闹”。这样捕来的鱼无毒,可食)等生产活动,其中残存着浓厚的原始渔猎痕迹。如围山打猎中的“见者有份”,群体性聚餐当中的“分串串肉”(大人小孩每人一串)等,都是原始社会时期平均分配方式的残存。在本世纪50年代以前,许多侗族地区仍然保留着村寨或氏族公有的山林、田地、牧场、河段、墓地、建筑等等,这也是原始社会公有制残存的历史印记。对此,本书其他部分已有专门论述。下面将侧重探讨原始社会时期侗族社会的组织结构。

1、以“萨”为中心的母系氏族社会

侗语称祖母为“萨”,也将古代的女神称为萨神。在侗族人民祀奉的神灵当中,不仅萨神占有相当大的数量,而且最高最大的神灵也是萨神,侗语称之为“萨岁”或“萨玛”,宗教用语称“萨玛庆岁”,即最大的女神,天子大祖母。除了萨岁外,还有“萨样”,即乡人的祖母神,传说她是稻谷之神和酒神;“萨棉”,有人译为龟婆,也有人译成猿婆,传说她是人类的始祖,是她孵蛋而生出了人类;“四萨花林”,即花林四祖婆,她专为人间送“男花”、“女花”,“花”象征人种,均为主管生育之女神;“萨章妹”,亦写作“萨姜妹”,即章妹祖母神,她是洪水滔天神话中,再生人类的女始祖,也是主管婚姻的女神;“萨岜”,主管风雨雷电的女神;“萨高桥”,即桥头祖母,她是护送灵魂之女神;“萨土堆”,土地婆婆,她是主管山林田土的女神等。

由此可知,侗族社会也经历过母系氏族社会。在母系氏族社会中,无疑当以“萨”为中心组成不同的氏族,“萨”既是各个氏族成员的共同的祖母,也是这个氏族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即族长,是一个氏族群体中最有威望和最有才干的女性。“萨”在这个氏族群体当中,常按年纪的大小而分别被称为“萨玛”(大祖母)、“萨安”(小祖母)。“萨岁”可能是一位最有威望的女性,其他萨神则均为“萨安”,位于“萨岁”之下。

当一个“萨”系人口发展到一定的数额时,便分化为各个支系。原来处于族长地位的“萨”,对其他支系有统领权。当“萨”变成“茫”(曾祖母)后,因其年岁太大,已无力主持母系氏族内部的各种事务,于是她就让位给她的女儿们了。

侗语称母亲的母亲为“耋”(外婆),因此,有人认为“萨”是父系氏族社会的产物,即是对父亲的母亲的称谓。所以他们认为,萨神即当产生于父系氏族社会。持这种意见的人,没有注意到在当今部分侗族地区,男子到女家上门后,其子女对母亲的母亲仍然称之为“萨”(祖母),对母亲的父亲依然称之为“公”(祖父)。众所周知,人类在对偶婚的起始阶段,是男子到女子家中落户的。那时候,是男子出嫁,女子坐家,由女子继承和掌管家业。另外,侗族的亲属称谓,如今仍然保留有母系氏族社会的浓厚特色。由此可见,如今的侗族亲属称谓,有相当一部分源于母系氏族社会。当父系家庭确立之后,人们便将原来对母亲的母亲的称谓改变为对父亲的父亲的称谓。“耋”的产生,表示女子出嫁之风已经形成。所以说,“萨”是女权的象征,是母系氏族社会的产物。这一名称,不仅具有女始祖之含义,而且代表母系氏族社会的组织形式。

母系氏族大概从排斥了兄弟姐妹之间的婚姻关系之时开始形成,经历了相当长的发展过程之后,便达到它的繁荣阶段。母系氏族公社一般由若干个母系大家族组成,若干个氏族结合成胞族,若干个胞族联合成部落。

在侗族的亲属称谓中,至今还没有姨表这个称谓,不仅母亲的姐妹们互为姐妹,连母亲的外孙们也互为兄弟姐妹,与父亲方面的房族兄弟姐妹等同。这种传统习俗,与母系氏族社会的胞族集团有密切的渊源关系。

母系氏族社会时期,从每个氏族或胞族来讲,一般实行族外婚,但从每个部落内部而言,又大都实行族内婚。即一个部落内部的各个氏族可以互相通婚,构成一个相当大的血缘集团。如今的侗族社会,大体上还沿袭着这样的婚姻关系。如果把当代侗族社会的“斗”视为氏族或胞族,那么一个大的姓氏村寨就相当于一个小的部落。同一“斗”内不能通婚,而同一姓氏或村寨内部却可以通婚。这同母系氏族社会时期的婚姻关系没有太大的差别。在我国古代较大的村落中,都有氏族的公共墓地,今日一些比较大的侗族村寨,各“斗”也都有自己的公共墓地。氏族的公共墓地,反映了氏族血缘关系的牢固性。

按照母系氏族外婚制,“本氏族的兄弟姐妹不能通婚,兄弟必须出嫁,在相互通婚的对方氏族女子中寻找配偶;同样,对方氏族中的成年男子则嫁到本氏族来,在本氏族的女子中寻找配偶”。(《中国史稿》,郭沫若主编,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44页)。依照侗族的亲属称谓,我们可以把侗族母系氏族社会时期以“萨”为中心的胞族世系表述如下:

一世:萨奔茫(始祖母)

二世:萨奔(高祖母,当为一个姐妹群)

三世:奔(曾祖母,为众高祖母的女儿群)

四世:萨(祖母,为众曾祖母的女儿群)

五世:奶(母亲,为众祖母的女儿群)

六世:腊(女儿,为众母亲的女儿群)

七世:贯(孙女,为众母亲的孙女群)

八世:腊贯贯(曾孙女,为众母亲的曾孙女群)

九世:腊贯茫(玄孙女,为众母亲的玄孙女群)

一个女性胞族的世系,到了九世以后,便要另分胞族了。因为到了九世之后,人口众多,原来的母胞族已不可能组织这么多人共同进行生产,原来的生活区域也将由于人口的倍增而不能解决食物上的来源。这样,一个母胞族将一分为二或一分为三,从而产生出子胞族。子胞族将离开母胞族或就近谋生,或另辟新区。当众多的子胞族发展成熟之后,他们便在一个共同的较大的区域内联合组成一个部落。而当一个部落发展到原来的生活区域不能容纳之时,新的部落也便产生了。新的部落当由原来部落中几个血缘相近的胞族组成。新的部落一般都居住在离开原部落住地较远的地方,其婚姻一般都在新部落内部的胞族之间解决。从侗族民间所流传的“九十九公破姓开亲”的例子,也可推断出母系氏族社会胞族之间的互婚情况。当子胞族从母胞族分离出来之后,他们之间便由原来的禁婚变为可以通婚。它仍然符合氏族或胞族外婚制的规则。后代侗族社会的破姓开亲,所执行的则是“斗”外婚制,同姓而不同“斗”便可以通婚。母系氏族社会的“分族开亲”,执行的是氏族或胞族外婚制,同部落而不同氏族,便可通婚。由此可见,后世的破姓开亲,即源于上古时期的“分族开亲”。

母系氏族的每个胞族,当由多个大家族组合而成。这种大家族,相当于现在侗族社会的“补腊”(房族)。“补腊”是父系氏族社会的产物。一个“补腊”多包含三至七代的房族兄弟。所以,母系氏族社会的大家庭,大概也由三至七代的“奶腊”(母女)共同组成。如果“奔”作为分立大家庭的根基,那么,一个大家庭将包括曾祖母、祖母、母亲、女儿、孙女五代人。每代人如果按3的倍数递增,那么,一个大家庭的女姓人数将达80多人。如果再加上她们娶过来的丈夫,那就增加到160来人。一个胞族,当含有近10个这样的大家庭,每个大家庭的家长由“萨”的姐妹们共同组成。而每个胞族的首领,也当由每个大家庭的家长共同组成。这就是笔者所构拟的母系氏族社会的组织结构。

侗族社会的传统婚姻,主要是姑表婚,俗称“女还舅门”。这种婚俗主要是为了维持胞族之间的外婚制,即兄弟的儿子保持与姐妹的女儿为婚。就男女双方的亲属关系来说,与原始氏族社会的婚姻没有太多差别。所改变的是,只是男女双方的嫁娶倒换了一个位置。过去是姐妹坐家而兄弟出嫁。现在是姐妹出嫁而兄弟坐家,因此将姐妹的女儿称为“还门”。从而使原来的女性世系有一半被保持下来。如果把“萨茫”作为第一代出嫁的女子,那么,在父系家族中的女性世系则由始祖母、曾祖母、母亲、孙女、玄孙女等五代组成。她们实际上是以隔代的方式将母系氏族的权利维持下来。

侗族社会之所以长久地保留着母系氏族社会的许多特点,与这种女性世系传承有很大的关系。在当今的侗族家族里,不仅有父系的血缘纽带,同时也有母系的血缘纽带。这两种血缘纽带,实际上共源于一个始祖母,是一个始祖母属下的各辈份的表兄妹及其子女的共同体。侗族至今把“萨岁”祀奉为最高女神,这实际上就是血缘家族观念在宗教信仰上的反映。

2、以“公补”为中心的父系氏族社会

由于农业、畜牧业和手工业的发展,男子在这些生产部门中逐渐居于主导地位,母系氏族社会便逐步转变为父系氏族社会。

侗族父系氏族社会的结构,是以“公补”为中心,以“补腊”为基础而组成的胞族和部落。鼓楼首先作为父权的象征物而产生,其后才成为部落基层组织的代称。

侗族村寨中的鼓楼,由于没有史料可稽,很难确定它产生的具体年代。但从鼓楼的称谓和功用来看,它最初当产生于父系氐族社会。

如今的南部侗族地区,村寨中一般均建有两座公共建筑,一为鼓楼,一为“堂萨”。“堂萨”与鼓楼多相互对应,中间有一坪地隔开。“堂萨”是供奉萨神之所,有的地方称圣母祠或神母宫。它反映出侗族人民对女性的崇拜,是母权的象征。鼓楼则代表父权,楼内虽没有祖先牌位,但它却作为村寨或氏族的标志,为村寨或氏族祭祖、议事、断案、迎宾等活动之场所。鼓楼最初称为“堂瓦”,其含义就是公房。后来又称为“百”,其含义是用木头堆积而成的房屋,可能是指父系氏族族长的居所。再后来才称为鼓楼。明代《赤雅》一书称“罗汉楼”。根据鼓楼的最初称谓、功用及其建筑样式,它当产生在较古老的年代。《赤雅》中对“罗汉楼”作了较为详实的记述:“以大木一株埋地作独脚楼,高百丈,烧色瓦覆之,望之若锦鳞矣,板。男子歌唱,饮取,夜缘宿其上。”其实,“罗汉楼”并非“以大木一株埋地”,而是直接在一株立地的大树上搭楼。如今贵州省黎平县述洞村的五层独脚鼓楼,其前身就是在一株立地的大杉树上挖眼穿榫,搭起五屋高楼。这座鼓楼因为火灾或腐朽等原因,已先后重新修建四次,至今仍为独脚楼。由此我们可以推测“干栏式”建筑的最初形态,即是在一株或数株大树上直接搭棚,类似于鸟巢,所以古代称这种居住方式为巢居。鼓楼的名称及功用,大体沿着如下的图示发生演变:

氏族社会--称“堂瓦”,为氏族成员公共居处,也是氏族祭祖之所;

--亦称“百”,为氏族族长居住之所,也是众人祭祀和议事之所。

款制社会--称楼或鼓楼,既是祭祖、议事、迎宾之所,也是款组织击鼓聚众和断案之地。

近代社会--沿称鼓楼,是村寨或氏族祭祖、议事、迎宾、娱乐之所。

鼓楼通常为男人活动的场所,女人只有在祭祖、集会、迎宾或对歌时才能进鼓楼。直至本世纪40年代,侗族南部地区的好些村寨,仍保留有“穿裙人不入楼”的习俗。由此可推测,鼓楼的产生,当与父系氏族社会取代母系氏族社会有关。当人类进入父系氏族社会之后,氏族社会便开始逐步解体。鼓楼作为父权的象征物也就逐渐隐退到历史的文化沉淀层中,并逐步演变为整个村寨或氏族的标志。如今各地保存下来的较为古老的鼓楼,楼门的门坎一般高一米左右,这门坎就隐含有“女人不入楼”的意思。因为女人都穿裙子,跨过楼门很不雅观。每逢重大节日,村寨在鼓楼坪举行对歌,女歌队所占的位置通常靠近堂萨方向,而男歌队则靠近鼓楼。由此也可以看出侗族社会中母权与父权的对立和共存。

如果我们把母系氏族社会的婚姻特点说成是“男子出嫁,女子坐家”,那么,父系氏族社会的婚姻特点就是“女子出嫁,男子坐家”。侗族社会的婚姻制度,则带有上述两种婚姻制度互相替换时期的深深印痕。在母系氏族社会中,所有的女子均属于舅舅家中的成员,子女只知其母及其舅,而不知其父。到了父系氏族社会,由于女子出嫁,为了保持住原来的血缘纽带,舅家即要求出嫁的女子的女儿反嫁回来,故称“女还舅门”。这种姑表婚制的长期实行,便产生了互相联姻的两大家族,其血缘关系较之原来的母系家族更为亲近。母权与父权通过联姻的纽带而合二为一,就像村寨中的萨堂与鼓楼那样,凝聚着牢不可破的传统的亲和力。在侗族历史上之所以出现破姓开亲,也与传统的血亲观念大有关系。

由于长期实行姑表婚制,随着人口的逐步增多,原来联姻的两大族团不能不找新的出路,他们共同找到的出路就是破姓开亲。与破姓开亲相伴随的就是氏族鼓楼的建立。在历史上,侗族村寨多为一族一姓,就是现今的侗族村寨,也还保留有一族一姓的特点。破姓开亲之后,为表示和划分村寨内部的婚姻族团,氏族鼓楼也就建立起来了。一族一姓的大寨,如果划分为五个婚姻族团,那便要建立五个鼓楼。贵州省黎平县肇兴大寨,几乎全是陆姓,破姓开亲之后,他们以“仁、义、礼、智、信”五字分别作为五个婚姻族团的名称,并兴建五座鼓楼,以标明村内有五个可以互相通婚的群体,即“斗”。广西三江高定村的氏族鼓楼则直接以“斗”的名称作为鼓楼的名称。即楼吴大、楼吴通、楼吴苗、楼吴六雄等。

女还舅门这一传统婚俗,也反映着母权对父权的抗争。“天上雷公大,地上舅爷大”。所谓舅权,就是母权。女还舅门,一方面表示母权在父系氏族社会中的残存,同时也表示这种婚俗在血缘上的历史联系。这种婚俗的传承,使以“女子出嫁”为特征的父系氏族社会的婚姻制度与以“女子坐家”为特征的母系氏族社会的婚姻制度合二而一。嫁出去的女子又以她们的女儿还回舅家,从而使受到削弱的母权又以新的方式而得到了补偿。这种婚俗之所以至今仍有影响,当与母权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有很大的关系。萨神意识与舅权意识的相互结盟,乃是这种婚俗得以长久传承的思想基础。

在南部侗族地区,如今仍然流传着的《出娘舅银款》(亦称《出钉耙银款》),则对舅权意识作了充分的反映:

靠我们的母鸡孵大,

靠我们的鹞鹰养大,

靠我们的米饭喂大,

靠我们的布匹遮大,

你是我们的姑表血*,

娶你完全是理所当然。

娶你不能有半句怨言,

娶你没有半文身价钱。

我们剩下了你才能成为别人的妻子。

表哥断脚断腿你也要嫁,

表哥耳聋眼瞎你也要回舅舅家。

……

近亲想丢你也丢不掉,

远亲想拉你也拉不到。

祖宗定下的姑表婚,

我们就该认你为自家人。

如果你逃得上天,

我就用竹杆来戳;

如果你躲得下地,

我就用锄头来挖。

如果我不娶你,

你才可以出嫁,

你出嫁时还要交四两四银赎身。

……

侗家的女子,一出娘胎就被认定为是舅家的人。她们本来已属于另外一个家庭,但由于母亲来自舅家,她便得按照祖宗订下的婚俗,回到舅家门庭。舅权在这里所代表的角色,完全是母系氏族社会的“使者”。只有作为母氏家族的成员,才能以这样的口吻来说话。父系氏族社会中残存的母权,是通过新的代表人物舅舅而得以继承,并以“女还舅门”作为具体的表现形式。回门的女子,不仅带回了源于这个家族的血缘因子,而且为这个家族下一代的联姻铺平了道路,使这个家族的女姓氏系得以世代沿续下来。父系氏族的男子,在女还舅门婚姻的作用下,使他们不自觉地充当了母权制的俘虏。作为人之父的舅舅们,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糊里糊涂地把母权和父权一起压在了自己的肩上。

当代侗族社会的“斗”与“补腊”,乃是父系氏族社会胞族群体内部的组织结构。

“斗”,在侗语中的本义是窝,含有众多之意,亦可译为大家。侗族村寨中的“斗”,是由一个由父系氏族发展而成的社会组织,其中包含有数个“补腊”或几十个家庭。“斗”内严禁通婚。“斗”内有公共的田地、山林、墓地和鼓楼,还有代表本“斗”的芦笙队、歌队、讲款队等。

“补腊”的本义是父子,引伸为包括具有近亲父系血缘关系的数个家庭。大的“补腊”相当于一个氏族,内有族长或受大家敬重的长者,由他们共同处理“补腊”内部的各种事务,如婚丧嫁娶、财产分配、接待宾客、参加诉讼等。“补腊”代表的是一种父子关系,所以不能通婚。从这个意义上讲,侗族社会的“斗”是古代胞族群体的遗存,而“补腊”则是古代家族或氏族的遗存。

侗族父系氏族社会的组织结构,大约有5种级别:

A、家庭--侗语称“兰”或“言”,以男姓为中心,属最低级组织。

B、氏族--侗语称“补腊”,处于大家庭与氏族之间的过度形态,属低级组织。

C、胞族--侗语称“斗”,由数个“补腊”组成,属中级组织。

D、部落--侗语称“团”,由数个或数十个胞族组成,高级组织。

E、部落联盟--侗语称“款”,特大款由数个部落组成,由款首主持事务,属最高级组织。

“补腊”在父系氏族社会初期和中期,是社会组织结构的最小单位。到了原始社会末期或封建社会初期,一夫一妻的家庭才具有独立的经济和社会地位。而在此之前,“兰”或“言”只能作为“补腊”中的一个“成员”,他们没有独立的社会和经济地位。因此,我们可以把侗族的“补腊”称为“不成熟的氏族”,即处于父系大家庭向氏族过渡的中间形态。

“补腊”具有如下社会功能和特征:

(1)承担物质生产和人口生产的基本任务;

(2)参与政治、军事、文化、公共事业等各种社会活动;

(3)属于“斗”的一个成员,服从“斗”的指挥和分派;

(4)对本“补腊”的成员有互相保护的义务和职责;

(5)在本“补腊”内的男姓成员之间有相互继承财产的权利;

(6)有按照父权制排列计算自己的世系的权利;

(7)对嫁出去的女子都有保护的义务;

(8)对其犯罪或违族规者有共同审判和处置的权力。

(9)有按辈份高低和年龄大小排列称呼、受人敬重的权利;

(10)有参加操办本“补腊”内各种婚丧事务的义务;

(11)有帮助本“补腊”各成员建造住房的义务;

(12)有共同接待外来宾客的权利和义务。

“斗”虽然也具有氏族的一些特征,但“斗”更接近于胞族,因为它是由数十个“补腊”或数个小“斗”组合而成。它的组织结构比氏族要大,它是组成部落的基本单位。“斗”不是基本的经济组织,它虽然也有公共的土地、山林、财产和建筑物,那是由父氏族分化出子氏族时为保证“斗”的活动而留下的公共财产。如广西三江境内的“吴通斗”,原住地在距县城10公里处的文村,明代初年由于受官家所迫,不得不分散逃命,另找居住地。后来虽然分散在5个村寨,并发展成为5个小“斗”,但每个小斗仍保留“吴通”之名,每三年仍集中到原来的住地祭奉共同的祖先。原住地的坟墓,仍属大家共有,每个小“斗”都可以在那里安葬他们的亲属。而且小“斗”之间仍以兄弟关系相待,哪怕其居地相距很远,仍然禁止通婚。

“斗”具有如下社会功能和特征:

(1)源于共同一个祖先,有共同的宗教节日及仪式;

(2)有公共建筑物及代表全“斗”的芦笙队、歌队、讲款队等;

(3)有通过民主选举产生的头人或领导集团;

(4)经“斗”的会议批准,可以接纳少数外族人加入本“斗”的某个“补腊”;

(5)作为村寨的中层组织参与各种政治、军事、文化、宗教等活动;

(6)负责处理“斗”内的各种犯罪行为;

(7)有一处或数处公共坟山。

3、以“款”为核心的部落联盟社会

侗语的“款”和汉语的“款”,其含义基本相同,都有“互相盟誓,真诚结交”之意。宋人周去非在其所著《岭外代答》中说:“款者誓也,今人谓中心之事为款,狱事以情实为款。蛮夷效顺,以其中心情实,发其誓词,故曰款也。”“款”作为一种组织形式,通过互相盟誓而真诚结交,是侗族社会所特有的。

侗族的款社会,经历过漫长的历史阶段,大约从原始氏族社会后期的部落联盟开始,一直到封建社会末期才真正结束其带有浓厚传奇色彩的坎坷历程。款,最初可能是从父系氏族社会的互相联姻的胞族联盟中产生。(参见邓敏文、吴浩合著的《没有国王的王国》第六章)也就是说,侗族的款组织,最早源于原始父系氏族社会的婚姻制度。那时候,从每个氏族来说,一般实行族外婚,但从每个部落而言,又都实行族内婚。互相联姻的各个氏族,通过“互相盟誓”的形式而长久地结成一个相当大的血缘集团,这就是部落。而部落与部落之间,也通过相同的方式达到“真诚结交”的目的,这就是款组织。

上述推论,可以从当代侗族社会仍然盛行的“为也”(有的地方称为“为丁”或“也嫣”)活动中找到依据:“为也”如今仍是寨与寨或氏族与氏族之间的主要结交方式,而且事先要通过订立盟约确定下来;“为也”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宣传款组织的规约及有关的历史事件和人物;“为也”具有群体性的公开谈恋爱方式;“为也”时也常常进行比武活动或切磋武艺。整个“为也”活动,不仅具有联姻方面的内容,而且具有政治、军事联盟的影子。也就是说,款的原始形态,是村寨与村寨或氏族与氏族之间的婚姻联结,后来逐步发展成村寨与村寨、部落与部落之间的政治和军事联盟。于是侗族社会便开始进入到以款为核心的社会组织结构。

氏族制度是社会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和人口极端稀少的产物。当氏族一旦成为社会的基本组织,它就会以不可克服的必然性发展到胞族联盟和部落联盟。部落是氏族制度所能达到的最大限度。在每个部落内部,从“补腊”到“斗”再到部落的全部制度,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是由血缘纽带紧紧地捆绑起来的,个人在思想感情和行动上,同氏族制度交融在一起,不需要也不可能越出部落的界限。

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和人口的不断增加,促使氏族部落不断迁移和扩大相互之间的交往。由于在迁移和交往过程中的利益关系,必然引起各部落之间的分化和组合、争战和联盟。氏族之间也就会出现堤坝和裂痕,民族也就不可避免地从氏族社会堤坝的裂口中诞生出来。

在侗族历史上,当佬、绞、坦三个部落连成一体之时,便是侗民族的诞生之日。侗族的联款活动,作为一种社会的政治组织形式,在唐末五代时已趋于稳固和完善。但其形成和发展,则可追溯到更遥远的年代。

根据目前所掌握的材料,在唐代以前的汉文古籍中,尚未发现有关侗族社会款组织的直接记载。但是,从一些间接材料中我们不难发现,这种带有民间军事联盟性质的组织,于秦汉时期已经存在于今日湘、黔、桂边界侗族地区。《淮南子·人间训》载:公元前221年,秦始皇为了得到南越地产的犀角、象齿、翡翠、珠玑,“乃使尉屠睢发卒五十万,为五军:一军塞镡城之岭,一军守九疑之塞,一军处番禺之郡,一军守南野之界,一军结余干之水;三年不解甲弛弩。使监禄无以转响,又以卒凿渠而通粮道,以与越人战,杀西呕君译吁宋。而越人皆入薄丛中,与禽兽处,莫肯为秦虏,相置桀骏以为将,而夜攻秦人,大破之,杀尉屠睢,伏尸流血数十万。乃发谪戍以备之”。

镡城包括今湖南靖州、通道及贵州黎平县东南地区,属沅江支脉渠水的源头;九疑山,在今湖南省江华县,属湘江支脉潇水的源头;番禺属现在的广州市;南野在今江西南康县南以及大余县一带地区,属赣江支脉章水的源头;余干在今江西鄱阳湖南面。由此可见,当时秦国的五路大军分别沿赣江、湘江、沅江向南进伐。沿赣江南下的大军进展比较顺利,控制和占据了这一线的越人领地。所以,生活于这一地区的南越人自秦代就已经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而沿湘江和沅水南下的秦军,当他们进入今湘南一线时,由于山高林密,道路崎岖,再加上当地西瓯、骆越人的顽强抵抗,只好停止前进,布置一军塞镡城之岭,一军守九凝之塞,三年不解甲弛弩。其紧张程度可想而知。这支秦军为了继续深入越人地区,则用兵在今广西兴安县境内开凿运河灵渠,以勾通湘江和漓江的水道,使长江系与珠江水系连接起来。秦军经过极其艰苦的努力,利用灵渠作为粮道,从而杀死了西瓯人的将领译吁宋。但是西瓯人和骆越人并没有因此而降服。他们为了有效地保存自己并消灭敌人,于是改变了战略战术,纷纷躲入薄丛之中,“相置桀骏以为将,而夜攻秦人”,使秦军主将被杀,“伏尸流血数十万”。直至公元前214年,秦始皇才征服了漓江及南越其他部分地区,并在这些地区建立了桂林、象郡及南海三郡。可是,沿沅水南下的西线秦军,却始终未能跨越镡城之岭,从而使这一地区的骆越人得以长久地生存下来。这一地区就是今日侗族人民的主要聚居之地。在这一地区居住的越人,即是今日侗族人民的祖先。由此我们还可以作出进一步推论:当时那种“相置桀骏以为将”的民主军事联盟,很可能就是款的组织形式,而那些被“相置”(推举)为“将”的“桀骏”者,很可能就是当时的款首(头领)。

到了唐代,尽管在汉文古籍中仍然未发现有关侗族款组织的直接记载,但是,从史书中所记叙的这一时期侗族地区的政治制度来看,实际上就是款的组织形式,即以血缘为基础,以地缘为纽带,通过互相盟誓而结成一体,由各地大姓首领(胞族头人或部落款首)充任头目,军、政、财权由其自主,不受中央封建王朝的直接统治,这实际就是款的政治组织制度。自秦汉至隋唐五代一千余年,中央封建王朝虽已在侗族部分地区设立郡县,但也多为“入版图者存虚名,充府库者亡(无)实利”。(《宋史·西南溪峒诸蛮上》)侗族大部分地区,一直处于“千人团哗,百人合款,纷纷籍籍不相兼统,徒以盟诅要约,终无法度相縻”的原始村社状况。(见刘欣《渠阳边防考》)。由此我们又可以作出这样的推断:侗族社会的款组织,自秦汉开始,到唐末五代,经过一千余年的发展,已由氏族联盟逐步演变为部落联盟。这种由初起的以“互相盟誓”而达到“真情结交”的婚姻联结,便上升为政治和军事上的部落结盟,这就是款的政治组织形式。由于唐末五代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各方藩镇相继割据,从而使侗族地区的款组织也大有用武之地,其中的一部分款首借此机会“称雄一方”。当时据叙州西南(今湖南靖州、通道,贵州黎平东部)的杨承磊,便号称“十洞头领”;其族人杨再思也在叙州南部的潭阳、郎溪(今湖南会同、靖州、绥宁一带)自称“诚州牧”。他们联合其他款组织,曾数次与楚王马殷抗衡,为侗民族的自立和发展,为款组织的巩固和壮大,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正因为如此,侗族人民把才杨再思祀奉为英雄神和祖先神。

唐末五代时期的侗款,已具备了如下一些基本特征:

(1)款的盟誓方式--宰牛歃血,盟誓立碑。

(2)款的自治形式--树碑立约,共同遵守。

(3)款的活动场所--款坪,以共同树立的无字款碑为标志。

(4)款的组织结构--以“斗”或村寨为基层组织;以一区域内的胞族集团为小款,或称“洞”,或称“坪”;以数个小款联合为大款;以大款与大款联盟为特大款,即部落联盟。

(5)款的领导体制--由“斗”产生头人;由各“斗”的头人推选小款首;由各小款首推选大款首;由大款首推选全民族的领袖人物。款的高级权力机关是各地大小款首的联席会议。款的最低权力机关是各“斗”的头人会议。

(6)款的主要活动方式--立款,即以歃血盟誓的方式订立、修改或宣讲款规款约;聚款,即按款规款约处理罪犯;起款,即组织队伍出征作战。

侗 族 概 况(四)丰富的资源变化的经济

(一)侗族经济形态及其演变

侗族与我国主体民族--汉族及苗族、瑶族、土家族、壮族、水族等兄弟民族交错居住,有聚居,有杂居。政治上隶属于历代中央政府,因此,侗族的社会经济虽然有着本民族的特点,但也受到汉族及其他民族经济的巨大影响。

1、早期侗族的经济生活

(1)原始社会时期的侗乡经济

由于史料、文献的缺乏,对于侗族远古时期的经济生活,无法了解其全貌。只能从民间流传的一些史诗、故事、传说、歌谣和现实生活中的某些习俗,推断出侗族社会历史和经济的发展同样经历了一段漫长的没有阶级、没有压迫、没有剥削的原始阶段。如在《人的起源》、《祖公上河》等古老的传说和歌谣中,反映出原始社会族内婚制和人们同自然作斗争的史实。而且直到解放前,不少边远山区的侗族农村,还保存着较浓厚的原始公社残迹。

在原始社会时期,侗族先民过着共同劳动、共同生产、共同分配、共同消费的生活,这是与当时的生产力水平相适应的。由于只会制造和使用简单的石制、木制工具,如石刀、弓箭、长矛等,加上生存条件恶劣,人们只能结成一定的群体--原始人群,并在与自然界作斗争的过程中,逐渐发展而形成家族公社、氏族公社、部落、村寨。氏族、家族等都是原始社会的社会组织,也是基本的经济组织,它们作为上层建筑,是与当时的经济基础相适应的。在原始社会末期,不同氏族之间开始有一些简单的经济活动往来,即简单的以物易物的商品交换活动,这种交换活动一般具有小型性、零星性和偶然性的特点。从总体上看,原始社会时期,人们还是在一定的区域内从事原始的狩猎、捕鱼、采集和种植等活动,以维持最低生活。

狩猎是原始社会经济的主要标志之一,也是人们赖以获得食物维持生存的重要活动内容。成年男子由于长期出没山林,见鸟就射,遇兽则捕,因此无不矫勇善战,能奔善射。他们经常于附近山林、要道,挖掘陷阱,设置木笼、木夹、木闸、索套等捕猎野物;或者趁着黑夜浓雾,气候寒冷时于林中燃起熊熊烈火,待雀鸟飞至上空时,用竹竿或藤兜打捞。临时性和季节性的集体围猎,也较常见,成年男子成群结队,上山巡猎,具有一定组织和规则。在上山之前,由众人推选一名认真负责、善于射击、熟悉野兽活动规律以及地形地物的猎手为领头人,其职责是召集和率领同伙上山,统一指挥行动,分配猎物,负责从事猎前祭祀等等。公推出来的领头人,有的是终身的,直到丧失劳动力或死亡才另选他人顶替;有的是临时性的,随狩猎活动结束而解职,待下次出猎时再重新推选。

采集是原始社会经济的另一主要标志。上山采集多由妇女和儿童承担,这也是符合当时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一种劳动分工。春、秋时节,妇女儿童上山采摘野果、野菜或到河边、溪沟捞虾、拾蚌、捡螺。对于剩下的食物,妇女们也负责晒干、晾干,或制成干粮。

捕鱼是原始人群赖以维持生存的又一重要食物来源。由于生产力水平的极端低下,人们只能采用原始的捕鱼方法:或竭泽而鱼,或拦河设坝,或安置“草帘”、“竹帘”,或于黑夜手执火把、矛*、齿箭到河畔溪沟*鱼、射鱼等等。直到解放前夕,侗族地区的许多边远山村都还用这些原始的方法捕鱼。

农业也是生产活动的重要部门,在当时,由于只会用“刀耕火种”的原始耕作方法,因此农业生产规模很小,产量也不高,一般只能收获籽种的几倍至十几倍。

在原始社会末期,私有观念逐渐产生,如在分配猎物中出现了多分多占现象,如对击中者,常常给予猎物头颅、皮毛,或多分一份,以示嘉奖;对领头人也多给一份,表示报酬;甚至经过众人评议,认为某人之猎犬,在巡猎中有功,亦和人一样参与分配。这样,原始社会的平均分配原则开始瓦解。随着私有制的产生和产品分配不平等的现象出现,家族、氏族组织内部便日益产生分化,出现了不同的社会阶层。

部分侗族地区由于受当时封建中央王朝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影响,先进生产工具和技术开始引进,这些地区的农业、手工业和畜牧业都有了一定发展。这时候,农业已经成为广大侗族地区的主要生产部门,以个体家庭为主要生产单位,但生产工具比较简陋,铁制工具虽已使用,但数量极少,种类不多,质量也低,大牲畜也少得可怜,因而农业的耕作制度和耕作技术,长期停留在落后和粗放经营的基础上。而在林区和边远山村还大量保留着“刀耕火种”的原始耕作方法,农业劳动生产率也很低。畜牧业与农业相比,已退居次要地位,所占的比重各地、各村寨的情况不一。而手工业也还未从农业生产中分离出来,依附于农业,并与农业结合在一起。手工业者所使用的工具也比较简陋,没有固定的场所和作坊,只能制造简单的农业生产工具。

商业方面,还没有分离出专门从事商业的商人阶级。即便有之,也是具有兼营性质,小本经营,农忙务农,农闲经商,就是这种性质的小商贩,人数也极稀少。交换很不发达,用于交换的物品主要有粮食、牛、羊等农副产品,用以交换盐、布、铁器等日常生活用品。

总而言之,侗族地区的生产发展很不均衡,具有很强的多层次性和不平衡性,即当林区、边远山区大多仍处在原始社会或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时期,而少部分与汉族接触较为紧密和频繁的侗族地区却已越过奴隶占有制阶段而开始步入封建社会。这种多层次的不平衡发展,是与当时的地理环境、社会历史条件等密切相关的,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

(2)唐、宋、元时期的侗乡经济

有关侗族的历史记载,较可靠者始见于唐代。当时封建王朝在今湖南西南部和贵州东南部设置诚州、徽州等羁縻州郡。随着中原封建政治、经济势力和文化的不断深入,侗汉两族人民之间的交往日渐增多,使当地的社会经济发生了急剧的变化。这时,侗族地区“原来的款首和军事首领凭借着政治上的特权和经济上的优势逐渐转化为羁縻州郡内封建政权的官吏,对辖区内的农民采取封建剥削的方式”。(《侗族简史简志合编》,1963年[初稿]第9页)随着生产的发展,贫富分化便日趋明显,土地占有也逐渐不平衡,租佃、债利等封建剥削关系随之不断发生,这样,侗族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从整体上可以说是越过了奴隶占有制阶段而进入封建社会。

唐代是我国封建经济高度发展的繁荣时期。这一时期,由于侗族人民辛勤劳动和各族人民的交往日益频繁,先进生产工具和技术不断引进。尤其是唐末五代时期,楚国马殷比较注意发展商业和农业,据史书记载,他采取了许多积极措施,如“退修兵农,蓄力而有待”、“铸铅铁钱”、“令民自造茶,以通商旅”。宋代,又从融州修筑大道到诚州,沟通往来,从而促进了侗族地区经济、文化的向前发展,社会发生了显著变化。

农业方面,除了不断兴修农田水利,还积极扩大耕地面积,为农业的发展提供了更大可能性。如五代时,奖州刺史石处温常常积谷数十万石,前后累献军粮达二十余万石,其数目之大,可见当时农业生产的发展已有了相当高的水平。但是,这一时期也还有大量土地未被充分利用,粮食和其他农作物的发展仍然较慢,其主要原因,是封建王朝沉重的租税剥削,严重地打击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到宝■六年(1258),朝廷针对“民惧增赋不耕”的情况,采取减赋税、鼓励耕垦的措施,这对刺激农业生产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宋人江少虞所著《宋朝事实类苑》中说:在辰州之南的古州、锦州地(今湘西南和黔东南的北部),有良田数千万顷,辰、沅、靖等州,土地平旷,适宜于耕作,且前代已得到一定开发,这为后人扩大耕地面积,进一步促进农业生产的向前发展打下了良好基础。这一时期的经济作物主要有棉、麻(苎麻)。棉花种植在唐末、五代时已普遍推广到湖南、广西等地,宋代以后,种植的地区进一步扩大,从事棉花栽培的农民也越来越多。

畜牧业方面,随着农业生产的不断提高,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其中的主要牲畜是牛和马,这与侗族地区的自然地理条件有相当关系。当时牛马的饲养数量与品种已大大增加。侗族人民还以自己的勤劳和智慧,在长期的生产实践当中,摸索和总结出了一套养牛养马的好方法,大大促进了当地畜牧业的兴旺发展。宋人洪迈在《渠阳蛮俗》里说:“杀牛祭鬼--多至十百头。”有的大姓首领还用马匹作为奉献朝廷的贡品。由此可知当时侗族地区畜牧业的发展状况。

采矿业方面,在唐代就有了一定基础,如矿产开采和冶炼,都是用手工操作。《元和郡县志》记载:唐开元(713—741)、元和(806—820)期间,思州、锦州已是盛产朱砂之地。《宋史·食货志》也载:西南州峒盛产黄金及其它稀有金属,并闻名全国。而湖南(主要是辰、沅、靖州)开采和冶炼的金、铜、朱砂等均居首位,其中沅、靖等州“尤为特出”,并能以朱砂炼水银,质量极佳。这些矿产多由商人集资经营,且有一定规模,产量日渐增多。北宋咸平元年(998),古州(今新晃和玉屏县属)刺史向通展给朝廷纳贡朱砂和水银达千两以上。到了元代,侗族地区的采矿业又有进一步的发展。这时,矿产已由政府主持,并派专员统管当地淘金业。至元二十年(1283),政府强征常德、辰、沅、澧、靖等州成千上万的百姓到思州、乌撒淘金,开采朱砂、水银等矿产。而开发宝藏的生产者却承受着沉重的苛捐杂税,过着相当凄惨的生活。天历元年(1328),仅湖广行省的澧、沅、靖、辰、武冈、宝庆等州县,每年上纳的淘金税款即达白银80余锭。当时的一些民歌民谣也真实地反映了这一地区“户户逋金犹不足”、“西家卖金乃卖屋”的横征暴敛和民不聊生的悲惨生活。

手工业方面,这一时期也有不少成就。北宋时,靖州等地的冶铁匠和银匠都掌握了较高的制作技术,锻造的铁刀十分锋利,锡钗、银钗等装饰品也很精致。当时纺织的班细布、白练布、白绢等较负盛名,有的已成为进奉朝廷的贡品。近年,在黎平县洪州朝阳地方出土的一批银器,其工艺技术已达到较高水平。这批银器中,有碗、碟、簪、环、项圈等20余件,分别镌刻着元末“至正”的年号,制作精湛,造型美观,图案协调大方,有龙、凤、鱼、鸟、鸳鸯及向日葵等,与侗族鼓楼、风雨桥和妇女用的背带挑花图纹很相似,具有浓厚的侗族艺术风格。

商业方面,由于农业、手工业的不断发展和农副产品的日益丰富,商品交换活动也随之活跃起来,从而大大刺激了城乡商业经济的发展。五代时,湖南已是商旅云集之地,百货流通之所。北宋元丰年间(1078-1085),诚州西南部的上江、多星、铜鼓、羊镇、潭溪、上和、上城、天村、大田等地都远道至诚州城下贸易。元■时期(1086-1093),渠阳也已是兵民屯聚,商贾出入之地,“金钱盐币,贸易不绝”,呈现一派繁荣兴旺景象。当时贸易的主要商品是朱砂、锡、水银、金、铜等矿产和粮食、盐及山货、杉板、滑石等土特产品。

为了适应社会经济和商业的发展,北宋初年,王朝已开始诏准荆湖等诸路“各置铸钱监”自铸钱币,规定湖南路铸钱定额为15万缗,数量冠于各路的10万缗。据《黎平府志》记载,同治末年,黎平三寨屯农民粟氏于宅旁掘得宋代熙宁、元丰、元■、大观等年号铜钱数百串。1975年,湖南通道县地阳坪发现古钱百数十枚。1976年,黎平洪州新化出土大批古钱,重约500余斤。后两批古钱中,除了少数是汉代“五铢钱”、唐代“开元通宝”、“乾元重宝”和一枚辽国“太平通宝”、一枚金朝“正隆元宝”之外,绝大部分是宋朝各年号的铜币。上述古钱的出土地点,均处在宋代从融州通往诚州的古道地带。在这里出土宋元以前的大量钱币,说明宋、元时期这一带地区的商业已相当繁盛。

生产的发展和商业的繁荣,使农村场集不断增加。这些场集多半在侗族聚居的地方和交通要道上。后来有不少这样的场集逐渐发展成为城镇,成为当地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当然,在整个唐、宋、元时期,由于历史的、社会的和自然条件方面的原因,侗族社会的发展是极不平衡的,具有复杂性、不平衡性和多层次性的显著特点。如诚州渠阳城及其他州县所在地,由于中央封建王朝直接统治,封建经济文化比较发达;而广大农村和边远山区,因封建王朝的统治势力尚未到达,社会经济文化发展较为缓慢,一些地方还处于刀耕火种、刻木为契,结绳记事的状况,各方面都还保持着较多的原始残余。

(3)明、清时期的侗乡经济

明王朝建立之后,针对元末农村经济凋敝萧条的状况,采取了恢复和发展生产的措施,鼓励农民垦荒,兴修农田水利,移民新区。洪武十三年(1380)以后,迁江西吉安一带人民于湖南新垦地区,允许谁垦谁有。由于江南汉族人民的迁入,带来了先进的生产工具和技术,增加了熟练劳动力,从而促使湘西南侗族地区的社会生产得以恢复和发展。据《晃州厅志》记载:洪武年间,仅沅州府属晃州巡司,就开凿了笙竹、南溪、莫家村、清水、石门5口大堰塘,扩大了灌溉面积,使一些旱田变成水田,提高了农作物的产量。而黔东南侗族地区,由于明初进行武装征服,连年用兵,人皆流离失所,田园荒芜,社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许多村寨变成了无人村、无人寨,景象甚为凄凉。

17世记70年代以后,清王朝为了缓和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对所谓“化诲苗民”,只责令年纳少量布匹、棉花和鸡、鸭等土产,称为“火烟粮”。对平坝地区的人民亦轻徭薄赋,土地征税不超过10%,人口税每丁(男丁)年征白银一钱,并有“盛世滋生人丁永不起科”,以及禁止流官、土司额外苛扰等明令。人民得以休养生息,生产积极性提高,农业生产日渐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技术也普遍提高。由于农田水利设施逐年增多,提水工具广泛应用,以及耕作技术不断改进,耕地面积日渐扩大,因此粮食产量获得了空前提高。据乾隆元年(1736)《苗疆告竣善后事宜疏》说:是时,古州厅郊区的车寨大坝,“上田一亩可出谷五石(每石50公斤),中田可出四石,下田可出三石”。爱必达的《黔南识略》也说:嘉庆年间,黎平府属地区(包括今之贵州黎平、锦屏、榕江、从江),“上田一亩价值二十余金(即白银20余两),丰年可出谷七石,稍次五、六石,一夫力耕可至七、八亩”。光绪《天柱县志》记载:该县“自兰田以下”,“以谷米为大宗”。到了18世记中期,黎平、天柱和古州都是著名产粮地区。

与此同时,侗乡林业也有显著发展,已普遍掌握“林粮间作”技术。“郡(黎平府)内自清江(今剑河)至茅坪(今锦屏县属)二百里,两岸(杉林)翳云承日,无隙土,无漏阴,栋梁■桶之材靡不备具”。其他如清水江支流的洪州河、乌下江、亮江,都柳江支流的平江、寨蒿河、宰滚河(双江),两岸的杉林也是郁郁葱葱,绵亘数十里。黎平府城人朱凤翔的《黎阳竹枝词》和古州厅训导郑珍的《黎平木诗》等作品,都对这一时期侗乡林业发展盛况作了生动的描述,反映了人们为图富裕而从事林木生产的真实情景。

农村手工业在这一时期也获得相应发展,尤以纺织业最为普遍。据明弘治《贵州图经新志》记载,当时人们已“度身而织”,反映了布匹生产基本上达到自给自足。到了清代,侗族妇女自纺自织的“洞锦”、“洞布”已闻名于世。康熙年间,胡奉衡写的《黎平竹枝词》中就有“峒锦矜夸产古州”,“松火夜偕诸女伴,纺成峒布纳官租”之句。嘉庆李宗■《黔记》也说:从江县的龙图、贯洞一带,妇女多织蓝布;天柱、锦屏出产编织的“洞帕”亦很精致。黎平府属曹滴洞编织的“洞锦”系以五色丝线织成,有花木、禽兽多样图案,“精者甲他郡”。由于纺织业的发展,纺纱工艺技术也随之改进。古州厅(今榕江)车寨将每次只能纺一个纱锭的手摇纺车改为脚踏,一次能纺两个纱锭,效率提高一倍。同时,农村的木工技术也有所提高。如黎平、永从等地,已能建造层层叠叠、高达四五丈、结构复杂而不用一颗铁钉、巍峨壮丽、高耸入云的侗家鼓楼。怀远、古州等地制造的木船载重达1至2吨,往来行驰于浔江和都柳江上。

商业方面,主要以木材贸易较为突出。侗族地区自古以来就是杉木的生长和生产地,这是木材贸易繁荣兴旺的坚实基础。当然,杉木以商品形式进入市场的年代,至今无文献可稽,但据传说,明代就已有湖南商人到茅坪等地收购木材,可见木材生意由来已久。清代初叶,在湘西南的靖州,由于清水江支流洪江河流域出产的杉木都汇集该处销售、转运,因而木行、店铺林立,成了商贾辐辏之地。而位于舞阳河中游的龙溪口(今湖南新晃),是湘、黔两省交通要道,乾隆年间已成为繁荣市镇,“凡产自贵州马鞍山平崖诸处”的粮食、桐油和其他农副产品,均由玉屏朱家场肩运于此,“沽客以舴艋(小木船)载运”输出沅江;“江、浙、闽、粤之货(物)亦毕集于此”。锦屏县的王寨(今锦屏县城),由于清水江的杉木集中在此销售,因而成了黔东南的主要市场。古州设治后,清廷基于政治和军事上的需要,于乾隆五年(1740)疏浚都江,不仅解决了古州等“六厅”和黎平府的食盐运输困难,同时也运进了民生必需商品,对当地的经济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另外,乡村的集市贸易亦随之兴旺起来,在村寨密集地区,都有定期交易市场,一般都是5或6天一场,上市交换买卖的商品有布匹、家禽、柴火、油盐、农具、日用百货等等。

2、近现代侗族的经济状况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后,随着外国资本主义在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大势入侵,中国逐步论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侗族地区位于祖国西南的偏僻山区,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过程相对比较迟缓。但是,鸦片战争后,由于腐败的清朝政府对外战争屡屡失败,外国侵略者不断通过种种不平等条约,获得在政治和经济上的许多特权,同时又和封建统治阶级相勾结,加强对中国人民的压榨。而清政府也将巨额军事费用和战后赔款转嫁给各族人民,如“为了偿还庚子赔款,清政府规定赔款由各省分摊,其中由少数民族居住的贵州分摊赔款20万两、湖南17万两、广东200万两。中国各族人民祖祖辈辈积累起来的财富,就是这样被帝国主义列强洗劫一空。”(《中国少数民族经济新论》,黄万纶、李文潮主编,第53页。)在征收捐税过程中,府、州、县各级官吏又乘机勒索,以饱私囊,农民的负担更加沉重。徭役的征发也非常苛繁,少数民族人民一向都有给地方官吏和土司衙门轮流服差役和供应器具杂物的定例。在这样的情况下,又给地主阶级和高利贷者掠夺农民造成了好机会,使农村阶级两极分化日趋严重。每当青黄不接之时,农民向高利贷者借一石粮食,不出两三个月就得还两石,农民称之为“断头谷”。

在国外资本主义、国内清朝官史、封建地主以及高利贷者的层层剥削下,广大劳动人民的生活极端贫困,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因而于19世记40年代,广西、湖南、贵州等地相继爆发农民抗捐抗粮的事件。道光二十九年(1849),在天地会首领李源发领导下,湖南新宁一带的各族农民揭竿而起,进入贵州黎平洪州一带,侗族农民大部分投入斗争行列。道光三十年(1850)天柱县发生抗粮事件,攻进县城,赶走了知县。对此清政府采取了“剿洗”手段,对参加抗粮农民进行残酷的镇压,同时“丁粮”的征收也更加苛重,在征收过程中又以各种花样恣意进行敲诈。

19世纪中期,侗族地区封建的自然经济仍占主要地位,农民自种自食,自已纺纱织布,家庭需要的日用品也大部分自己生产。但是,由于身受重重剥削压榨,农民们四季辛劳,却无温饱。为了谋生,作为农村家庭副业的手工业已很普遍,主要有木工、石匠、竹工、铁器制造、纺纱织布等等。另外,农民除经营农业外,还兼营林业、种植杉树和油桐、油茶等经济林木。19世纪末,由于烟毒蔓延全国,在奸商和土豪劣绅的勾结下,锦屏、天柱、黎平、榕江等地已大量种植鸦片,吸食者亦日益增多,严重影响人们的身体健康,使生产力受到很大破坏。

当时的采矿业,由官府督办的有龙胜陡坡山的银矿、铅矿,这是在道光二十五年(1845)由广西巡抚招商开采的。此后民营矿业也不断增加,如湖南晃州酒店塘的贡矿发现于明末清初,在咸丰、同治年间已使用土法开采。黎平府境内岩湾寨、八牛山、大腮等地的金矿亦在咸丰初年进行较大规模的采掘。由于从事采金事业能够攫取较高的利润,咸丰四年(1854),天柱县大土豪龙大通即纠集一千余人,用武力强行开采大腮金矿。但因当时太平天国革命浪潮已经波及到侗族地区,黎平知府便以群众“滋事”为名加以查封。侗族地区的其他采矿事业均由于同样的原因停止开采。这样,采矿业的发展受到了阻碍。

商业方面,除各县县城已成为当地的交易中心之外,有些集镇的商业亦已相当发达。如广西三江的富禄、林溪等地就有不少广东、福建、江西、湖南等地的商人开设店铺,成为周围地区布匹、食盐、木材、茶油等商品的集散地。这时候,定期的农村墟场也已普遍形成,较大的场集有湖南靖州的新厂、通道的播阳、广西龙胜的平等、贵州天柱的邦洞、锦屏的王寨、黎平的潘老等等。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不断加强。为了更快扩大其经济侵略,帝国主义进一步与封建军阀、封建地主勾结,深入内地掠夺资源,倾销商品,使侗族地区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进一步遭到破坏,农业生产在某些方面已开始服从于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的需要,大大加深了侗族地区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进程。

抗日战争前夕,美、德、英、法等帝国主义国家积极扩军备战,不惜高价向中国大量收购战备性物资。侗族地区也成了他们掠夺的对象,尤其是当地的桐油,在其抢购下价格飞涨。当时广西三江县的桐油售价每市担(50公斤)达40余元,比原价增加了若干倍,其他地方的桐油价格也比过去有所提高。侗族地区桐油的输出额不断增加,桐油生产也一度畸形发展,许多商人和地主纷纷集资合股,圈占荒地,大量垦荒种植,经营桐油的生产与购销。但是好景不长,没过几年,由于资本主义市场需要下降,桐油价格一落千丈。三江桐油从原来每市担40余元下降到8元,以致不敷成本,大批林农忍痛将桐树砍掉。另一方面,由于帝国主义大量掠夺原料和倾销商品,整个侗族地区市场也出现畸形。如抗日战争爆发的前几年,湖南洪江的大油商相继在贵州锦屏、湖南靖州、晃县设立分庄,大量收购木材、五倍子、茶油及桐油等。而广西龙胜瓢里、平等一带每年输入的布匹、糖、盐、日用百货等达12万余元,输出的杉木、桐油及其他土特产品,亦达29万余元。三江也成为粤盐运销的转运站,往来运出桐油、茶油的木船经常有几十只,每年运出达数十万斤之多。一些大商户与当地官僚互相勾结,凭借政治势力,把持市场,并与封建地主订立合同,垄断货源,牟取高额利润。如贵州从江、榕江、黎平、锦屏等地的木商互相勾结,采取种种欺骗手段压价收购,甚至根本不花钱就掠夺了大量林木,致使林农贫困凄惨。

抗日战争爆发后,东南沿海地区沦陷,大批难民和民族工商业者以及工厂迁入湖南、贵州、广西等省,在内迁工厂和社会需要的刺激下,侗族地区的手工业和商业等都有了较明显的发展。晃县县城的纺织业,1935-1937年仅有30多架织布机,1937年激增到200多架。长沙、武汉、邵阳、衡阳等地的部分商业资本亦转移到晃县。与此同时,以四大家族为首的官僚资本也开始深入侗族地区,对商业及工矿业进行垄断。他们凭借政治特权,以强买专卖的办法控制主要的输出物资及生活日用品。从1938年开始,官僚资本家先后在晃县设立复兴公司收购站,在榕江设立植物油公司收购站,并在三江设立植物油贸易处,收购桐油、五倍子、牛皮等土特产品,运往香港和美国销售。1940年,四大家族直接控制的资源委员会夺取了晃县的汞矿所有权,开始进行较大规模开采。同时,他们还在各县设立了“合作金库”和“信用合作社”,向农民搜刮合作基金,而“农业贷款”却大部分落入地主豪绅手中,变为高利贷资本。如1938年,榕江县合作金库在5、6月间发放农业贷谷1石,到7、8月就要还2石,对人民进行敲骨吸髓的剥削。而当时国民党政府也加紧了对人民的掠夺,滥印钞票,引起了灾难性的通货膨胀。在黔东南地区,1937年法币100元可以买到2头牛,1941年以后只能买到1头猪,到了1943年仅能买到1只鸡,而1946年之后已成一堆废纸,一文不值。由于货币贬值,米价飞涨,农民们辛劳一年,已无法满足最基本的生活需要。如1941年1月,广西三江白米的零售价格每市斤467元,过了5个月即上涨到1300元,上涨了1·7倍,致使农民出卖土特产之后无法购回粮食和基本日用品,生活遭到严重的威胁。城镇中有许多商号也由于通货膨胀,资金亏蚀,大都关门倒闭。如广西三江县城祥泰商行1946年元月,计有资金约2万银元,因货币接连贬值,到年终盘点,仅有原资金价值的20%。至于布匹、粮、油、盐等生活必需品更是一日数价。

另外,当时国民党政府还征收田赋,搜刮民脂民膏。如1940年颁布“清查田亩法令”,对土地一律丈量,分三等九级科征。贵州黎平、榕江、从江的边远山区从此开始征收田赋,对原有田赋的土地,则增一至二倍。次年,田赋征收实物,并规定以“官价”征收军粮。总之,在国民党统治下的侗族地区关卡林立,苛捐杂税多如牛毛。据晃县调查,仅“田税”就有20余种,其他如“土地改良税”、“娱乐税”、“宴席税”等等,都是前所未闻的名目。民间有道:“共产党万岁,国民党万税”。这是对国民党统治的真实写照。

3、历代侗族的经济制度

既然侗族地区经历了原始社会、封建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等几个历史发展阶段,也必然相应存在原始公社经济制度、封建地主经济制度和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等几种不同的经济制度。

(1)原始公社经济制度

在原始社会,由于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极端低下,生产工具十分原始、简陋,简单的石制、骨制、竹制和木制工具,在生产及生活中普遍使用,人们根本谈不上什么劳动技能,社会大分工也远未出现,因而生产发展的速度异常缓慢,采集、捕鱼、狩猎是当时侗族地区人们获得食物等生活资料的主要来源。生产发展水平的低下,还表现在当时人们仅会采用磨、钻、锯、打的人工取火方法,火在生活上用于熟食和抵御寒冷,在生产上用于“刀耕火种”,同时也是人们在夜间的重要光源及抵御野兽的重要武器。

同上述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原始公社生产关系的基础,是生产资料氏族、家族公有制,而原始公社的公有制和集体劳动,又决定了产品的平均分配。在侗族地区的原始社会中,氏族是基本的社会组织,也是基本的经济组织。氏族作为上层建筑是与当时的经济基础相适应的。侗族地区的氏族组织概括起来有如下特点:

第一、每个氏族都是按着严格的血缘关系,由同出一祖先的子孙所组成。

第二、氏族都有自己的地界、名称,不与其他氏族混杂。氏族成员死后,都葬于本氏族的公共墓地内。

第三、每一氏族都有自己的首领,即氏族长。氏族长是经过氏族成员公推产生的。氏族长不称职时,可以随时罢免。

第四、氏族长并不脱离生产,与氏族成员一起劳动,共同生活。氏族长的职能是对外代表本氏族办理各种交涉,对内管理氏族内部的公共事务。

第五、氏族内全靠习惯和传统的力量来维持,“一切问题都是当事人自己解决,在大多数情况下,历来的习俗就把一切调整好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92页。)

氏族以上的组织,在侗族地区各地的形式各有不同,有的是胞族,有的是部落,有的是自然村寨。氏族之下一般都是家族公社。家族公社是由几户、十几户或几十户的小家庭组成的,个体家庭已成为社会基本单位。随着原始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关系的改变,氏族组织逐渐走向解体,“这种组织是注定要灭亡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93页。)

(2)封建地主经济制度

唐代是我国封建经济高度发展和繁荣的时期,强大的封建王朝的政治、军事、经济势力和封建文化不断深入侗族地区,对当时落后的侗族社会经济的深刻影响是显而易见的。随着中原地区先进生产工具和技术的不断引进,随着侗族人民与汉族和其他兄弟民族的交往日益频繁,封建剥削的生产方式开始确立。侗族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在这一时期便超越了奴隶占有制阶段而开始步入封建社会。

到明朝初年,侗族地区的土地除一部分原为土司、地主占有之外,同时还有一部分被政府掠为“屯田”,属“屯军”所占有。

自清代以后,在原有的长官司转化为地主的同时,由于“屯田”可以自由买卖,因而土地更趋于集中,在许多地方,又出现了一些较大的地主。乾隆末叶,湖南靖州的吴、龙、储三大姓,就各拥有土地千亩以上。嘉庆年间,黎平府开泰县中潮所鲁姓自夸其田之多,每丘田折谷一线(穗)可供全家吃一年。尹所之陈姓有田万担,“富甲一乡”。贵州天柱县的吴、李、龙、杨号称“四大户”,各占有土地1千余亩,其中龙姓的土地遍及两县(天柱、锦屏)一厅(清江)。该县章寨地主刘成,每年交纳粮赋占全寨100余户的80%。永从县贯洞的吴姓,有田土近千亩。至于中、小地主,除边远山区外,已遍及各大村寨,可见土地兼并之严重。

总之,在整个封建社会时期,凡是在封建地主经济占统治地位的侗族地区,社会经济制度虽然和汉族地区差不多或已接近汉族地区,但仍具有本地区和本民族的特点:

第一、在整个封建地主经济占统治地位的侗族地区,一般是侗族和汉族杂居或交错杂居,因此,既有本民族地主,也有汉族地主。广大的侗族农民不但要受到本民族地主的剥削,也要受到汉族地主的剥削,这就使得侗族农民受剥削的程度更加深重。

第二、广大侗族人民还要负担沉重的土司赋税和劳役。如康熙十二年(1673)袭职洪州副长官司的土司林天锦,自称其家存银可以补天,故外号“林补天”。每年每户都要向他交纳钱粮,有的还要交棉花、布匹、鸡、鸭甚至猎物等。雍正四年(1726)鄂尔泰请“改土归流”的奏疏中也陈及:“钱粮不过三百余两,而取于民百倍,一年四小派,三年一大派,土司一娶子归,则土民三载不敢婚。”由此可知,土司的横征暴敛和广大人民的生活状况。

第三、封建地主阶级对农民剥削的主要形式是实物地租。实物地租大致可分为死租(定租)和活租,租率一般以土地的肥瘠、远近而定:平坝近田为55%;村寨附近的“自肥田”为60%,高者可达70%至80%。据《天柱县志》记载,该县土绅管理的一处学田,年产谷八石五斗,岁租谷五石二斗,占产量的61%以上。

第四、高利贷剥削名目繁多,利率惊人。明代初年,由于中央王朝“拨军下屯,拨民为寨”,江南汉人随之迁入侗族地区日益增多,并带来了高利贷剥削方式,因而在侗族地区社会中开始出现了高利贷剥削。高利贷的利率一般都在50%,有的地方高达100%至200%。到了清代则更为严重,又有所谓的“银加三,禾(谷)加五”,“利上加利”等等。据顾淳纯《古州杂韵》说:嘉庆年间,古州“有借银十余两,二、三年内偿还数百两者”。再如贵州黔东南地区,当地土司、地主利用高利贷剥削农民,每“遇青黄不接之时,借谷一石,一月之内还二、三石不等,名为断头谷,借钱借米亦然,甚至一酒一肉,积至多时,变抵田产数十百金者”。(《贵州通志·前事志》卷22)高利贷剥削之重,可想而知。地主阶级借高利贷之机,大肆集中土地,并让农民及其子女以身抵债为奴,广大侗族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虽然侗族地区由于地处偏远,半殖民地半封建化过程较为缓慢,但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帝国主义加强了对中国的侵略,并且进一步和封建军阀、官僚资本家相勾结,对中国人民进行残酷的压榨,因此,侗族地区社会经济半殖民地半封建化也日益加深。从这时起直至新中国成立,侗族人民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残酷压迫和剥削。但是,在广大的侗族农村,封建地主经济仍占主要成分,一些中心地区土地甚为集中。如湖南晃县(今新晃)兴隆村,地主仅占全村人口的10%,而他们所占有的耕地竟达51%;占有全村土地达46%,仅大地主姚继唐一户,就拥有耕地二千余亩。然而,在部分高寒山区,因交通闭塞,生产力发展水平较低,土地占有悬殊不大。

这时候,地主阶级以实物地租对农民进行残酷剥削,且地主收租时定要晒干、簸净,还采取大斗、大称收进,小斗、小称借出的方式进行敲诈。地主有婚、丧、喜事时,还要佃户帮工、送礼等等,以此进行额外剥削。另外,官僚资本、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对农民的剥削也极其严重。侗族人民辛劳一年,却不知温饱,甚至倾家荡产、卖儿卖女,也无法承受“三座大山”的残酷压榨。

(3)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建立

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侗族地区仍然存在着封建地主经济制度和部分原始公社制度残余,因此,“社会制度的改革必须实行”。(《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86页)只有实行社会改革,才能废除各种剥削制度,消灭各种剥削阶级,使各民族中的广大劳动人民真正获得翻身解放;才能解放社会生产力,使少数民族地区的现代工业、农业、林业和牧业等得到发展,各民族人民生活得到改善;才能使各民族人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鉴于民族地区的种种复杂情况,党和国家在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改革中采取了“慎重稳进的方针”。除少部分还保存有原始公社制度残余的地区外,一般分两步走:第一步是民主改革;第二步是实行社会主义改造。

侗族地区同其他民族地区一样,随着民主改革的胜利完成,废除了前资本主义的各种剥削制度,使社会生产力得到初步解放和较快发展,各族人民生活有了一定改善。但是,民主改革并没有消灭一切剥削制度,更没有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在民主改革后,民族地区除了存在一定比重的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外,还存在着大量的非社会主义经济成分。为了进一步解放生产力,为了各族人民彻底摆脱贫困和落后,为了少数民族的发展与繁荣,党和国家又先后进行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侗族地区以及其他民族地区,在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胜利完成之后,我国各族人民便从前资本主义社会发展阶段飞跃到社会主义发展阶段。它不仅促进了民族地区工、农、林、牧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而且为今后的一切进步和发展,特别是民族的发展和繁荣,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侗族地区废除了民族压迫和剥削制度,并在部分地区实行了民族区域自治。在完成了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之后,侗族地区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等各项事业都得到了很大发展。同时侗族与各民族之间建立和发展了平等、团结、互助的新型关系。尤其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侗族地区人民在党和国家的领导下,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社会经济发生了更大的变化,侗族人民开始过上安居乐业的生活。

4、从自然经济到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

侗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到19世记中期,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仍占主要地位。千百年来,侗族农民世世代代自耕自食,自纺自织,家庭需要的日用品也大多是自己生产。因此,作为农村家庭副业的手工业十分普遍,主要有木、石、竹、纺织、铁器制造等等。农民除经营农业外,还兼营林业,种植杉树、油桐、油茶等经济林木。

侗族人民经营林业已有悠久历史,杉木以商品形式进入市场的年代,虽尚无文献可考,但据传说,明代已有湖南商人到侗族地区的茅坪等地收购木材。乾隆年间,江淮一带专营木材业的商人已陆续进入王寨、茅坪、挂冶采买。到了嘉庆、道光年间,已是“商贾络绎于道,编巨筏之大江,转运于江淮”,交易额空前增大。侗族地区各县县城已成为商业贸易的中心,有些集镇的商业相当发达,如广西三江的富禄、林溪等地就有各地商人到此摆摊设店,成为各类商品的集散地和交易中心。乡村的集市贸易也随之开始兴起,在许多村寨比较密集的地区都有定期市场,俗称“赶场”或“赶集”。当时较大的场集有湖南靖州的新厂、通道的播阳、广西怀远(今三江)的古宜、龙胜的平等、贵州天柱的邦洞和远口、锦屏的王寨、黎平的潘老、古州(今榕江)的寨蒿、永从(今从江)的洛乡等等。这些场集一般五天集市一次。上市的商品有布匹、六畜、大米、油盐、农具、日用百货等。

鸦片战争后,外国侵略者通过不平等条约,在政治经济方面攫取了许多特权,并和封建统治阶级相勾结。光绪初年,市场上开始出现煤油、洋纱、洋火等洋货,虽然销售量还极其有限,但也对当时侗族地区的自然经济产生了一定冲击。甲午战争以后,帝国主义进一步扩大了对中国的掠夺,日、英、法等国的洋货经两广、两湖及云南输入贵州。(东亚同文会:《支那省别全志·贵州省》,转引《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二辑253页)光绪末年,日本的砂糖、水产、棉纱,英国的钢材、铁钉、绸缎、呢绒,美国的煤油,德国的颜料以及俄国的毛毯等,在侗族地区的主要城镇都相继出现。到1920年前后,日本商品由汉口输入贵州的数量激增。(出处同上)帝国主义侵略者为了夺取市场,将洋纱、洋布、颜料大量倾销,严重地破坏了侗族地区的手工业生产。如贵州锦屏县小江乡,道光年间有40多个靛塘,年产蓝靛4000多斤。洋靛输入后,蓝靛无法与之竞争,靛塘便逐渐荒废。再如榕江车江一带,由于外国洋纱廉价倾销,洋纱的价格几乎只等于当地棉花价格,致使纺织手工业受到沉重打击。帝国主义在大量倾销廉价商品的同时,还通过买办资产阶级在侗族地区大肆掠夺原料,如日本三井、三菱洋行,通过买办商人在锦屏收购樟脑粉,在樟脑生产季节,每天外运达两千多斤。由于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广大农村中的破产农民及手工业者不断流入城镇,使城镇失业人数增多。光绪末年,锦屏县三江镇涌现大批无业游民,在伐木放排季节争相受人雇佣,闲余时间则流徙不定,过着悲惨的生活。

在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下,侗族地区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逐步遭到破坏,使农业生产在某些方面也服从于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的需要,如种植鸦片等。但是,从另一方面看,却也促进了侗族地区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一些地区的主要城镇都出现了较大规模的商号,经营收购土特产品,销售布匹、食盐等百货。如当时的贵州榕江县城就出现了十几家较大的商号,有的资本达三四万元,雇用店员达十余人,并在广西的长安(今融安)、柳州等地都建有分支机构,进行投机买卖。光绪末年,湖南靖县申谦记商号,每年周转资金达100万两银子以上,湖南绥宁、通道、靖县、广西三江、贵州黎平、锦屏、天柱等地的杉木、桐油、五倍子等大部分都由该商号垄断。广西龙胜平等一带也有不少地主集股经营商业。不过当时经营商业的多是外地汉族商人。侗族中虽然也有一些地主和富裕农民经商,但资金一般比较薄弱,无法与外来汉族商人竞争,因此,侗族中的商业资本其实并没有得到多大的发展。

抗日战争爆发后,由于国民党政府采取片面的抗战路线,致使东南沿海地区大片国土沦陷,大批人口和民族工业也随之迁入四川、贵州、云南、广西等省。这样一来,在内迁工厂和社会商品需求量大为增长的刺激下,侗族地区的手工业和商业也得了很大发展。与此同时,沦陷区、战争威胁区的部分商业资本以及以四大家族为首的官僚资本也转移和深入到侗族地区,并在侗族地区的大部分行业形成了垄断。因此,侗族地区广大人民在这种表面的商业繁荣下不但没有获得什么利益,反而遭受更普遍、更残酷的剥削。尤其是当地的小手工业、小商业,在外来资本、外来商业的冲击下,处境艰难,纷纷破产。

抗日战争结束后,国民党反动派在美帝国主义指使下,发动了内战。美帝国主义代替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美国的大小商品因此也充斥于侗族地区的主要城镇。此时,国民党反动政府继续滥发钞票,引起恶性通货膨胀,物价飞涨,而田赋等各种苛捐杂税却多如牛毛,最多时曾达一百多种。国民党反动政府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在政治上进行法西斯统治的同时,在经济上又进行敲骨吸髓式的剥削,整个侗族地区的社会经济实质上已停滞不前,甚至退步,广大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统治,自己当家做了主人,侗族人民的历史从此也翻开了新篇章。随着人民政权的建立,社会秩序日益安定,侗族地区各级人民政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的规定,领导侗族农民掀起了一个翻天覆地的土地改革运动,彻底消灭了封建土地所有制,从地主手中夺回了土地,实现了长期以来渴望土地的愿望。土地改革后,农民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兴修农田水利,增施肥料,进行精耕细作,掀起了爱国增产高潮。在工商业方面,党和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了利用、限制和改造政策。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国家对侗族地区的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了初步改造,实行加工订货和代购经销。第一个五年计划初期,国家扩大了加工订货范围,同时商业方面的国家资本主义也大量发展起来。自1953年底,国家又陆续实行了对粮食和棉布的统购统销,使私营粮店、布店成为国营商业的经销代销店。1952年的“五反运动”和1953年结合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教育,对不法商人进行反投机斗争,打击了资本主义的非法经营。随着社会主义经济的壮大和对私营工商业改造工作的发展,私营经济的比重逐年下降,逐步纳入了国家资本主义轨道。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为了迅速发展国民经济,满足农业生产资料和人民生活资料的需要,国家根据发展工业与发展农业同时并举的方针,在计划建设开始后,逐步增加了对侗族地区的工业投资,使侗族地区的工业基础迅速建立起来,为农业提供了大批的铁制农具、农业机械,支援了农业生产。手工业生产部门也积极贯彻为农业生产服务的方针,大力生产各种铁、木、竹制农具。与工农业生产发展的同时,商业也繁荣起来,各州、县建立了国营专业公司,每个乡都组织了供销合作社。为了便利生产和消费,进一步调整了商业网,各乡、社设有分销、代销店和购销点,并组织货郎深入山区,定期送货上门。同时举办物资交流大会,收购各种土特产品,供应日用百货。各地还根据民族特殊需要,建立了民族贸易公司,组织加工组,专门制造民族特需商品,并不断派人到外地采购,千方百计地满足各族人民的需要。由于国民经济不断发展,社会购买力不断提高,以及商业部门不断改进经营管理,收购和销售总额逐年上升。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1957年收购总值比1952年增长4倍多,销售总值比1952年增长了7倍多,其中食盐销售量比1952年增长8倍以上。另外,由于交通状况得到改善,也促进了城乡经济的繁荣,不仅便利了侗族地区木材、大米以及土特产品的外运,也便利了外地日用工业品的大量输入,运输成本大为降低。

1958年以后,党和国家在一些基本方针和政策上出现偏差和失误,侗族地区同全国其他地区一样,也掀起了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高潮。在大跃进运动中,开展了一个声势浩大却不切实际的大办工业的群众运动,广大工人、农民、国家干部、学校师生都投入大炼钢铁运动之中,小土炉如雨后春笋般的建立起来。但是这种一哄而上的土法炼钢,实际上造成了人力、物力的极大浪费,没有取得应有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各地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纷纷组成人民公社,由于它是一种政社合一的组织,因此在领导生产建设、发展集体经济的同时,还管理财政、粮食、贸易、民政、文教卫生、治安、民兵和调解民事纠纷等各项工作。这种过分强调“一大二公”和大搞平均主义、形式主义的运动最终挫伤了人们的生产积极性,阻碍了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

总之,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后期,实现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逐步形成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使正在由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发展的侗族地区也同全国其他地区一样跳入了不完全的产品经济阶段。这种经济体制,主要是照搬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模式。在工业化初期,这种体制曾起到过重要作用。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这种体制的弊端也越来越暴露出来。它的主要弊端是:一、权力过分集中,管得过死、过多,限制了生产的积极性;二、忽视价值规律,排斥市场作用;三、在分配上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四、在所有制结构上单一化。

这种僵化的产品经济、计划经济体制一直保持到七十年代末。这期间,虽在各方面进行过调整,但都跳不出旧体制和框框,只是在“一统就死,一死就叫,一叫就放,一放就乱,一乱又统,一统又死”的圈子里循坏。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实行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才开始进行经济体制改革。

改革开放十多年来,侗族地区和全国其它地区一样,工业、农业、商业等各行各业都获得了空前发展,侗族人民开始摆脱贫穷、落后,逐步走上温饱和致富之路。尤其是党的十四大之后,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模式,侗族人民更是义无反顾地投身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大潮之中。

(二)侗族经济的主要特点

如前所述,解放前,由于社会的、历史的、自然的等多方面的原因,侗族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状况与全国相比有着比较大的差距,商品生产与商品交换仍然很不发达,许多地区仍然处于封闭型的自然经济和半自然经济状态。自改革开放以来,侗族地区各行各业的发展虽然日新月异,成绩喜人,但与全国其他地区相比,经济上的差距却有进一步拉大的趋势,最近几年,这种情况更为明显。当然,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产生与发展,是与一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密切相联系的。当前侗族地区的生产力发展状况,决定着它的商品经济仍处在发展的相对落后阶段。总括起来,整个侗族地区经济的特点,表现在如下四个方面:

1、以农业为主的小农经济

侗族地区境内自古以来就是山蛮重叠,地势陡峻,河谷纵深,起伏较大,自然构成“立体”农业生态系统。大部分耕地分散在山冲、河谷、■坡、丘陵地带,其间也有一些万亩大坝,如贵州省榕江县的车江、天柱县的兰田、黎平县的中黄等等。成百上千亩的中、小田坝,则遍布于侗族地区的各县、各乡。就拿山区地形较复杂的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来说,全州总共有坝田50万亩,是山区典型的粮油高产区。1983年底,全州有农业人口305万人,占总人口数的92%,耕地面积280万亩,占总面积的61%。由此可见,侗族地区农业人口远远超过城镇人口,农业是侗族地区的主要国民经济部门,且农业生产力相对落后,远未达到集约经营和机械化耕作,是典型的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

就气候条件来看,整个侗族地区都处于温带、暖温带和亚热带,其中以亚热带为主。因而全年气候温和,热量较高,无霜期长,雨量充沛,且水力资源相当丰富,适宜多种植物生长,有利于农作物的两熟制甚至三熟制。就地质条件看,虽然大西南地形以喀斯特地形为主,但侗族地区处于大西南的边缘地带,非岩溶地区占土地总面积的80%以上,因而地层深厚,自然肥力较高,质地疏松而且偏酸,适种性较广。总之,山区富饶的土地,是侗族地区和其他各民族劳动人民主要的生产资料与经济来源。

新中国成立以后,党和政府领导侗族农民刚刚完成土地改革,即致力于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动员农民普遍整修、兴修水利,扩大农田灌溉面积;加强田间管理,千方百计提高粮食产量;发展多种经营,增加农民经济收入。同时,在各县创办农场和建立技术推广机构,采用较先进的耕作技术,示范种植各种农作物,组织农民现场参观,有步骤地进行推广。并且每年向农村发放无息贷款,帮助农民购买耕牛和农具,以扩大再生产。对边远山区的农民,不仅在经济上给予无偿支持,且帮助他们改革生产工具,用铁制犁耙取代木犁木耙,传授先进的种植方式,逐步改变刀耕火种的落后耕作习惯。

目前,侗族农民在联产承包的基础上,一部分人已成为发展各种商品生产的专业户和经济联合体,他们大多数从事种植业、养殖业、林业、工副业及乡镇企业,也有许多农民到城镇从事运输业、建筑业、商业或其它行业。他们是先行一步、勤劳致富的新型侗族农民。

2、多种经营的山区经济

(1)林业

由于侗族地区绝大部分属山区,气候温暖,水热条件优越,空气相对温度大,土壤有机质积累较多,分解缓慢,极为适宜林木生长,加之山区地貌类型多样,因而植物种类繁多,生产期长,是我国多种植物区系成份交*荟萃的场所。自古以来,侗族地区都是森林蔽日、郁郁苍苍,贵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是全国重点建设林区之一,50年代初森林覆盖率为51%左右,被誉为“林海”和“杉木之乡”。

侗族人民有着悠久的造林传统,自古与森林就有十分密切的关系,他们披的蓑衣,戴的斗笠,住的木楼,使用的竹筷、木盆、木桶、扁担,建造的木桥、木船,耕田种地的木犁, , 、木耙、木锄等等,无一不是森林的赐予。侗族地区的林木,早在16世纪即已开始输入中原地, 带,, 随着杉木以商品形式进入市场,人们开始有意识地从事林业生产活动。

解放以来,侗族地区在造林、育林、护林等方面取得了一定成绩,尤其是各地相继建立的国营林场,不仅提供了大量就业机会,而且在育苗、造林、科研以及护林防火等方面,都起到了较好的示范作用。几十年来,为支援国家建设提供了大量林木及林产品。目前,在林区除了杉木、油桐、油茶等优质材和经济林木,还保存有许多珍稀与古老树种,其中黔东南州就有国家重点保护植物27种,尤其是秃杉、鹅掌楸、银杏等,被人们称为“活化石标本”,对于研究古生物学、地质学都具有很高的价值。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由于“左”的错误影响,等内材全部实行统购,等外材的经销也受到许多限制,严重挫伤了农民营林生产的积极性。1981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了《关于保护森业发展林业若干问题的决定》,对集体林区林农采取了与国有林业企业不同的政策,承认和尊重林农的自主权。党中央、国务院的这一决定,使广大林区真正做到了拨乱反正,走出了一条振兴林业的新路子。经过调整林业生产关系,特别是实行了林业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逐步搞活了林区经济。在国家的批准下,有计划有领导地进行以木换粮、换物,并且通过办林工商企业,把搞活经济中得到的钱和粮,以补贴造林、育林、护林等形式返还林农,用于发展林业事业。从1982年开始,各林业县又开展了引进发达地区资金合作造林的工作,先后同江苏、湖北、浙江、广东、河南、安徽等省的一些县、市签订了具有补偿贸易性质的合作造林合同,先后共引进外省资金579万元,可以补助群众营造标准林约12万亩。1981年至1983年,各县林工商企业为乡村代购代销自主材34·17万立方米,销售收入为2650, 多万, 元,, 扣除, 林价, 、税金、育林费等开支后,纯利润1697万元。这笔利润和换回的粮食,大部分“返还”, 到林, 农手中,使林农得到了实惠,提高了造林的积极性。1984年以后,国家进一步放宽林区政策,林区所产木材,在采伐量不超过生产量的前提下,可以多渠道经营。经销木材的利润,也主要用于采种、育苗、造林、抚林等方面。这一政策的实施,为林区人民带来了更多好处,进一步促进了林区经济的发展。进入九十年代,国家逐渐放开木材价格,主要由市场凋节,这样,侗族地区的林业生产也被推向了市场经济。

(2)畜牧业。

虽然侗族地区基本上属于以种植业为主的农业区,但畜牧业经济也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具有十分丰富的发展畜牧业生产的各种资源。如贵州黔东南州就有草山草坡1090万亩,占全州总面积的23·9%。不仅宜牧山地多,而且牧草生长繁茂,早发晚衰,柔嫩多汁,适口性好。这些天然饲草中有禾本科、豆科以及其它杂类牧草,品种多样,养分全面,广泛分布于山区各地,构成了草食动物的天然牧场。尽管山区自然气候年际变化较大,春温多变,秋温速降,且常有旱涝灭害,给牲畜越冬度春带来一定困难,但其不利因素较之有利条件,显然居于次要地位。另外,侗族地区的农作物及其多种副产品,也可为牲畜提供大量的优质饲料,如红薯、包谷、南瓜、米糠、麦麸、酒糟、各种藤叶桔杆等,无一不适于饲养生猪及各种家禽。

侗族地区各族农民饲养的各类牲畜,大多集中在农作物产区之内,使得农牧业之间形成了相互依存,互为补充,相得益彰,不可分割的紧密关系。农民在长期发展畜牧业的生产过程中,既养成了精心饲养和大力繁殖家畜家禽的良好习惯,也积累了丰富的饲养管理经验。40多年来,党和政府从山区的实际情况出发,领导各族农民大力发展畜牧业,朝着以农养牧、以牧促农的方向大步前进。目前,畜牧业生产发展越来越快,在农业经济中的地位,也日益显得突出与重要。在特殊自然条件支配下,侗族山区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牲畜家畜家禽品种资源,如贵州黔东南小个子黄牛、黔东大花猪、从江香猪、三穗鸭和天柱番鸭等地方良种,都被列入贵州省畜禽品种志,驰名省内外。当然,在畜禽品种改良方面,早在解放初期,侗族地区各地畜牧机构即把品种改良工作列为牲畜发展的重点,只是因当时设备与技术条件有限,所以主要着手优选强壮公畜进行自然配种,以提高繁殖率与成活率。后来开始陆续引进国内外优良畜禽品种,进入了杂交利用阶段。耕牛引进的有关岭牛、思南牛、黑白花奶牛等;生猪引进国外的有英国的巴克夏、约克夏猪、俄罗斯大白猪、丹麦长白猪,引进国内的有四川内江猪、湖南宁乡猪、广西陆川猪、江苏新淮猪等,最受农民欢迎的是巴克夏和内江猪;引进的良种鸡主要有来航、黄洛克、白洛克、九斤黄、浦东和桃园鸡,近年来又引进了丝毛鸡、罗斯鸡、贵农黄鸡。羊、马、兔也有不同品种与数量的引进。这些都为侗族地区畜禽的良种化开辟了途经。

如今,随着国家畜牧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品种改良技术正不断提高,设备也大大增加,牛、猪等牲畜的人工授精工作都已获得成功,为侗族地区发展高产、优质、高效畜牧业打下了坚实基础。

(3)渔业

侗族地区的渔业生产,虽然不是主要生产部门,但在农业结构中历来占有一定位置。侗族山区河川纵横、河网发达,稻田与山塘水库遍及各地,富足的水面资源,对发展渔业十分有利。居住在沿河两岸的各族人民早有从事江河捕鱼的习惯,山区农民利用稻田和池塘养鱼,也有数百年的历史。除了河溪的自然产鱼,近些年来,稻田、塘库养鱼已相当普遍。随着养鱼面积的迅猛扩大,需要大量的鱼苗供应。为此,自80年代以来,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采取了以“群繁为主,公繁为辅”的方针,加速解决鱼苗的紧缺状况。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各地集体和个体鱼苗繁殖基地有3500多处,每年培殖规格鱼苗2000万尾左右,基本满足了渔业生产的需要。自治州的渔业技术人员,还经常向农民传授鱼苗培育知识,举办定向渔业生产训练班,为各地培养农民养鱼技术人才。同时还加强了对渔业生产建设的投资和渔业管理机构的建设,鱼种场每年都源源不断地向各地养鱼场和养鱼农户供应各种鱼苗。随着渔业的发展,四季都有鲜鱼上市,解决了当地人民群众的吃鱼难问题。

(4)养蜂业。

侗族地区的养蜂业自80年代以来发展较快,已成为农业生产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据黔东南州1983年统计,全州养蜂达9400多群,蜜产量超过12万斤。侗族地区的蜜源植物非常丰富,春有油菜花、紫云英,夏有乌桕、黄荆条、女贞子,秋有千里光、火草、五倍子,冬有柃木、琵琶、茶花、冬桂花等,为农民大量养蜂提供了优越条件。而且养蜂投资小,收益大,无公害,经蜜蜂授粉的农作物和果树,也能有效地提高产值。有利而无弊,这也是当地农民热心从事养蜂事业的一个重要因素。如居住在黔东南山区的侗族农民,历来就有家庭养蜂的习惯,但因长期以来,一直沿用旧的饲养方法,使养蜂事业的发展十分缓慢。1977年以后,在贵州省政府养蜂专业技术人员的帮助下,逐步把自然养蜂改进为活框科学养蜂,改自然分群为人工分群,从而使各地养蜂业上了一个新台阶。目前养蜂多的地区有锦屏、黎平、天柱、镇远等。各地放养的蜂群,主要是中华蜜蜂(简称中蜂),次为意大利蜂(亦称西蜂),且基本上构成了不同地区之间的合理搭配。近几年来,为促使侗族地区养蜂业的兴旺发达,各级政府首先紧紧抓住普及新法养蜂这个关键,积极向农民传授养蜂新技术,并引导养蜂户向专业化方向发展,已取得了初步成效。

(5)其他副业

由于侗族地区地形、气候复杂,雨量充沛,给水条件好,土壤比较肥沃,因而植物繁茂,种类奇多。各地主要土类有:黄壤、红壤、黄棕壤、石灰土、紫色土、冲积土和由这些自然土经耕作熟化后而形成的水稻土。其成土母质,除部分地区系白云质灰岩,石灰岩的土层较浅外,大部分地区均为变质页岩、板岩等,土层深厚,质地疏松。这一切都为当地各种农作物及植物的生长以及开展多种经营的山区经济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良好条件,正所谓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

因此,侗族山区农民除了种植水稻、玉米、小麦、红薯等农作物,还根据各地特点,大量种植花生、大豆、油菜、烤烟、棉花、麻类等经济作物;成片栽种柑橘、苹果、桃、李、杏、柚、梨、柿子、杨梅、西瓜等水果;精心种植辣椒、香菇、木耳、山苍子、黄花、玉兰、桐油等土特产;还有天麻、杜仲、茯苓、五倍子、百合、宫桂皮等中草药材等等,充分体现了多种经营的山区经济特色。

3、独树一帜的手工经济

侗族的经济生活,除农、林、牧、渔生产外,还有独具特色的手工业生产和民间传统工艺生产。手工业和民间工艺多为家庭副业,尚未与农业分开,产品大部分自用,主要有织锦、纺织、酿酒、榨油、竹编、藤编、竹木器制作、银饰等,工艺精湛,琳琅满目。

织锦史称“侗锦”,侗族妇女多精于此道。清代嘉庆年间,贵州黎平县中潮一带侗族妇女织造的锦带,以五色丝线挑成花木、禽兽,各式各样,“精甲他郡”,且以“■之水不败,渍之油不污”而闻名遐迩。贵州镇远县报京侗族妇女织造的侗布、侗被、侗锦、挑花帕等物,质地优良,图案精美,五彩缤纷,光彩夺目,堪称一绝。

纺织解放前,侗族人民长期过着男耕女织的生活,妇女承担着制作家庭成员的衣着和被盖的任务,家庭主妇和年轻姑娘一年四季皆从事纺织。侗族妇女纺纱织布的工艺已达到相当水平。侗布布纹紧密,结实耐用,有平布、斜纹布、花椒眼布等多种,主要以蓝靛为染料,染成浅蓝色、靛青色,有的靛染之后,另加上一层蛋白(侗族称之为亮布),闪闪发光,艳丽夺目。侗族妇女还善于绣花,多用于胸襟、衣领、头巾、鞋面、袜底、枕头、帐帘、背带等。花纹多为花卉虫草、飞禽走兽、几何图案。

竹编与藤编贵州黎平县的竹编饭篓、竹箩,工艺精细,经久耐用。三穗县的竹篮、细篾斗笠,鸟笼等,不仅是侗族人民喜爱的日常用品,而且工艺讲究,式样美观大方,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贵州镇远、三穗、锦屏等县的藤篮、藤椅、藤沙发,工艺各具特色,为人喜爱。这些编织品,远销全国各地,甚至海外。

酿酒“侗族爱喝酒”,在侗族的传统习惯里,酒是待客的必备之物,每个家庭酒的用量都相当大。人们大多喝自己酿造的酒(俗称农家酒),粮食丰富之家,一年要酿好几锅。侗族积累了丰富的酿酒经验,酿出了许多优质的农家酒。贵州黎平、从江、榕江一带,侗家用当地特产香糯酿制的坛装老窑糯米酒,味醇香浓,俗称香糯酒,久负盛名。广西三江、湖南通道一带酿制的“糟酒”,味如苦胆,但饮后余香犹存,后味无穷,侗家人很喜好饮用,酿得越苦越受称赞。另外,侗族妇女多喜酿制糯米甜酒,当地称为醪糟。当有客人远道而来,热情的主人就会递上一碗清凉的甜酒,或甜酒鸡蛋、甜酒汤圆。主人以酒待客、以酒传情,客人吃在嘴里,甜在心头。

榨油解放前和解放初期,榨油是侗族地区的主要加工作坊,当地出产的茶籽、桐籽、油菜籽等油料作物都送到榨油坊加工成油。侗族的榨油方式一般有两种:一种是大榨,又称水碾榨,每天可榨籽三四百斤,出油百来斤,出油率为25%;另一种是称为观音榨或雷公榨的小榨,每天出油仅几十斤。茶籽只榨一回,油基本出尽,桐油则需要复蒸再榨,方能榨尽。

银饰银饰是侗族地区一种独具民族风格和地方特色的传统工艺,侗乡处处可见精湛的银饰工艺品。侗族人民不仅喜爱银饰,而且自己能制作银饰,所有的银饰都是本民族的工匠所制。有些村寨,家家户户都擅制银饰,有些心灵手巧的侗族妇女也能制作,被誉为银匠村,其技艺世代相传。侗族银匠通过雕、钻、焊、锻、刻等工艺制作出来的银饰,层次分明,形象逼真,手工精湛,栩栩如生。

侗族地区还有许多不脱离农业生产的木匠、瓦匠、石匠、铁匠、芦笙匠等,他们大多是个体劳动者,一般在农闲时节应聘从事各种专业劳动。这些人都是侗族的技术人才,是侗族优秀文化的直接创造者和传承者,备受人们尊敬。尤其是历代侗族木匠,他们在侗乡建造的一座座鼓楼、风雨桥、干栏式木楼等,都已成为侗族的象征,是侗族人民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

侗 族 概 况(五)精巧的建筑古朴的风情

侗族建筑别具一格,闻名中外。侗族风情古朴大方,文明典雅。凡到过侗乡的人,都会留下极深刻的印象。

(一)雄伟的侗寨鼓楼

鼓楼是侗族村寨的标志。它雄伟壮观,结构严谨,工艺精湛,是侗族建筑技艺的集中体现。鼓楼有厅堂式、干栏式、密檐式等多种。无论何种鼓楼,一般都分上、中、下三个部分。上部为顶尖部,用一根长约3米的木柱或铁柱立于顶盖中央,并套上由大到小的5至7颗陶瓷宝珠,使顶尖部成葫芦型,犹如塔尖,凌空而立。顶盖是绚丽多彩的楼顶,多为伞形。顶盖形状有四角、六角或八角。顶盖下斜面的人字格斗拱,像蜂窝百孔窗,其周围木雕像燕窝垒泥点,工艺精巧,造型别致。中部是层层叠楼,形似宝塔楼身。楼檐一般都是六角,亦有简便的四角或复杂的八角。每方檐角均为翘角,层层叠叠,重檐而上。从上而下,一层比一层大。楼身以四根粗大、笔直的长杉木为主柱,从地面直通楼顶,极为壮观。楼内或雕塑,或绘画,鱼虫鸟兽,栩栩如生。下面是坚固、宽敞、实用的楼底,多为正方形,四周有宽大而结实的长凳,可供人歇坐。中间是一个圆形大火塘,由各户轮流供柴生火,夏驱蚊虫,冬可取暖。

鼓楼由各村寨群众投工献料,集资筹建,由侗族能工巧匠自行设计,自行建造。整个建筑没有图纸,数百上千根梁、枋、柱的尺寸全凭心中计算。这种能工巧匠遍布侗乡,尤以贵州黎平、从江等地为最多。北京、深圳等地新建的侗族鼓楼,都到黎平等地去请工匠。

侗寨鼓楼为数很多,仅贵州从江、广西三江两县就有220余座;仅广西龙胜平等乡平等村就有11座;而黎平肇兴,一个寨子就有5座雄伟壮观的鼓楼,故被中外游人称为“鼓楼群”。侗族地区比较著名的鼓楼有:

1、从江增冲鼓楼

增冲鼓楼位于贵州省从江县增冲乡增冲村,始建于清代康熙十一年(1672)秋。该楼为木质结构,形如宝塔,双葫芦顶。高25米,占地面积160平方米。内有4根大柱,每根直径0·8米,高15米,每柱之间距离3·6米,构成椎形方架,是鼓楼的骨干部分。距4大柱外围3米处,竖有8根高3·5米的支柱,将大柱团团围住,并以穿枋与内柱相连,呈辐射状。一层楼上叠有数层,每层有8根短爪柱层层叠竖,直至第十一层。鼓楼顶部,还有两层八檐八角的伞顶宝塔,名曰“干梗”,其工艺精细,为我国木质结构建筑中所罕见。在此层顶阁中,有一个长约3米,直径约10公分的木鼓。最顶部嵌有陶瓷宝珠尖顶,直插云霄。顶阁下面各层梁上钉有橡皮,并用大小羊桃藤捶烂与石灰拌合架瓦,十分牢固。檐阁下画有龙、凤、鱼、蟹、虾等动物图案,美丽壮观。此楼的最低层嵌有3扇大门,正中设有一个火坑,周围铺青石片。该鼓楼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从江信地鼓楼

信地鼓楼位于贵州省从江县信地乡寨友村,是历史上“九洞”地区平楼大款议事和歌舞的场地之一。该楼始建于清代乾隆二十六年(1761),距今已有230多年的历史。该楼共13层,高20米,顶端斗拱楼阁高3米,地基占地约150平方米。楼内以高16米的四根大柱为主要框架,外围8根短柱重叠,层层而上,呈八面流水,飞檐翔角。飞檐部分共12层,齐内4大柱顶部。斗拱楼阁一层,呈八角伞状。顶尖为陶瓷宝葫芦冲顶,高1米。该楼四面临水,北为鼓楼坪空地,东南两面5米处是民房。1982年,贵州省人民政府公布该楼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3、从江高增鼓楼

高增鼓楼位于贵州省从江县高增乡高增村,高17层,是当今侗族地区层次最多最高的新鼓楼。该楼造型别致,工艺精巧,充分体现现代侗族人民的创造才华。

4、龙胜龙坪鼓楼

龙坪鼓楼又称红军楼,位于广西龙胜各族自治县平等乡龙坪村。始建于清代嘉庆四年(1799),迄今已有近200年的历史。该楼为木质结构建筑,共分5层。楼上瓦檐呈四角形,飞阁重檐,重叠而上。顶端为宝葫芦,直插云霄,俯瞰四周,雄伟挺拔。下层为寨门,是东南方向入寨的必经之地,而且还要登上数十级台阶。楼的两侧是石砌寨墙,居高临下,易守难攻,更增添了楼的雄姿。第二层为群众聚会、集款、乘凉和娱乐活动的场所。1934年9月,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到达龙坪,中央军委就驻在鼓楼附近。当晚,有3个国民党人员伪装成红军战士,混入寨中并多处纵火。当火烧到鼓楼旁时,周恩来副主席亲自指挥军民灭火,使鼓楼和数百户人家幸免于难,并当场抓获了纵火者。第二天,红军领导即召开军民大会,宣传党的民族政策,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罪行,枪决罪犯,还给到场的灾民发救济银元。龙坪人民更加热爱红军,他们为红军带路、挑担。解放后,为了纪念红军的恩德,龙坪人民把这座鼓楼命名为“红军楼”,1973年,被列为广西壮族自治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5、榕江车寨鼓楼

车寨鼓楼位于贵州省榕江县车民乡车寨北端,距县城2公里,始建于清道光年间,咸同年间被毁,光绪十七年(1891)重建。主楼坐北朝南,为三重檐四角攒尖木质结构。四周筑有围墙,墙门对联为:“四面河山车江大坝三十里;万般秀色黔省东南第一楼”。车寨大坝,乃是侗族地区最大的田坝之一;车寨又是侗族地区最大的村寨之一。车寨鼓楼立于寨中,高于民房,格外壮观。鼓楼边还立有萨堂,这是当地侗族人民祭祀侗族最高女神“萨岁”的圣地,使该楼又增添了许多神秘的色彩。

6、黎平纪堂鼓楼

纪堂鼓楼位于贵州省黎平县肇兴乡纪堂寨上,共3座。一座位于塘明,两座位于新堂,以塘明一座最为壮观,其它两座造型相似,规模次之。纪堂鼓楼建筑年代久远,曾多次修葺。1966年遭到破坏,1978年当地侗族人民自愿献工献料重新修复。塘明鼓楼由12根大杉木立于柱础之上,高约22米,突兀寨中。该楼以逐层内收的梁枋和全爪柱支撑层层挑出层檐,形如宝塔,内无层板,空至宝顶。鼓楼基面约160平方米,中央用青石板镶成一个火塘,周围有简易木凳。楼前有一歌坪,坪边建有一个小巧玲珑的侗戏台,与鼓楼相对。该楼底层呈方形,上为八角形,共有9重檐,为四角攒尖顶。铁制宝顶下有如意斗装饰。檐面铺小青瓦。屋脊白色,翼角高翘而起,装有套兽,塑有狮、虎、凤、猴、兔、蛇、虫、鸟等动物雕塑装饰。楼内亦雕梁画栋。楼上一二层檐之间有“二龙戏珠”木雕,大门上有“幸福堂”金字匾额,耀眼夺目。1982年,纪堂鼓楼被列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7、通道马田鼓楼

马田鼓楼位于湖南省通道侗族自治县坪阳乡田心寨,距县城30公里。始建于清代顺治年间,距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1950年重修,是湖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该楼楼基8米见方,高15·6米,共9层,由8根大杉柱支撑,下宽上窄,层叠而上。1至8层都是四角,第9层为八角。四方瓦檐上对称地塑有飞龙、麒麟、凤凰、孔雀、鳌鱼、雄狮、奔鹿等象征吉祥幸福的图形。横椽上也绘有各种鸟、鱼、花、草,线条分明,色彩绚丽。整个楼身结构精巧,造型美观,典雅端庄。这种纯木结构的建筑,“秉凉亭之清幽,兼宝塔之奇伟”,是侗族建筑艺术的杰作。

8、三江马胖鼓楼

马胖鼓楼位于广西三江侗族自治县八江乡马胖寨,距县城26公里。始建于1928年,重建于1943年。楼呈宝塔形,由4根长13米、腰围近2米的大杉木组成长方形支柱,外加小柱和飞檐,层层叠穿而成。楼高15米,长宽11米,共9层。层层叠架,重瓴飞檐,如雄鹰展翅。楼檐雕龙绘凤,画花饰锦,细致精美。楼顶尖处,塑有象征吉祥的千年鹤。除4根象征四季平安的高大主柱之外,在主柱构成的正方形对角和边线的延长线上,还有24根粗大的、也成正方形排列的边柱。28根柱子的垫台,都是用上等青石制成,并刻有生动形象的图案。该楼像一座壮丽的宫殿,全用杉木凿榫衔接,没有一颗铁钉。修建此楼的工匠雷文兴是一位多才多艺的侗族建筑师,他在既无图纸,又无计算仪器的条件下,用一把曲尺、一杆竹笔,在用半边竹杆做成的“丈杆”上绘图。经师徒12人精心设计,精心施工,使从不同角度向主柱和边柱斜穿直套的卯眼和榫头分毫不差,充分体现了侗族建筑艺术的高超。1963年2月被列为广西壮族自治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9、玉屏鼓楼

玉屏鼓楼又名钟鼓楼,位于贵州省玉屏侗族自治县县城内十字街中心。该楼始建于明代永乐年间,清代顺治庚寅、康熙辛未两次增修。楼高20米,五角攒尖顶。每层外部塑翼角四只,均系龙凤、鳌鱼形象。角尖悬吊铜铃,风吹即发出悦耳之声。楼内门窗、围栏、挑枋、照面和扶手,都雕有龙凤花鸟,造型精美,栩栩如生。登上三楼,极目四望,巍巍崇山,滔滔舞水,交相辉映,玉屏侗乡的秀丽景色尽收眼底。1936年,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军团第五师长征途经玉屏时,曾在此楼向各族群众宣传长征宗旨。解放后,人民政府曾多次维修。“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毁。现已重新修复,更为壮观。

10、黎平独柱鼓楼

独柱鼓楼位于贵州省黎平县铜关乡述洞村,距黎平县城35公里。相传建村之初就建有独柱鼓楼。现在的独柱鼓楼建于1921年,它是黎平县境内仅有的一座独柱鼓楼,保存完好。该楼共5层,高约12米,呈四檐阁。除第一层为了伸展和装修立有撑柱以外,整个鼓楼只由一根直径50厘米左右的中柱支撑。中柱直立于鼓楼中央,直伸顶端。从外观看,由下至上逐层缩小,形成上下檐层叠形状,与多柱鼓楼无异;从楼内观看,以中柱为中心,大小不一的枋片斜穿*套,纵横交错于中柱,使其联成一体,形似伞状。楼内地基中间设有火塘,周围摆四根长凳。该楼结构独特,已被列为黎平县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二)精巧的侗乡风雨桥

侗族人民依山而居,傍水而住。侗族地区溪河密布,有的绕寨而行,有的穿寨而过,所以村头村尾或寨中寨边都建有桥。其中有风雨桥、木板桥、石板桥、石拱桥、石墩桥、独木桥、浮桥等,以风雨桥的建筑工艺最为复杂。

风雨桥又称“花桥”,以其能避风雨并饰彩绘而得名。风雨桥是一种集桥、廊、亭三者为一体的桥梁建筑,是侗族桥梁建筑艺术的结晶。

风雨桥由下、中、上三部分组成。下部是桥墩,用大青石围砌,以料石填心,呈六面形柱体,上下游均为锐角,以减少洪水的冲击。中部为桥面,采用密布式悬臂托架简支梁体系,全为木质结构。桥梁跨度一般不超过10米,以适应有限的木材长度。上部为桥面廊亭,采用榫卯结合的梁柱体系联成整体。廊亭木柱间设有座凳栏杆,栏外挑出一层风雨檐,既增强桥的整体美感,又保护桥面和托架。桥架就放在桥墩上面,而桥墩与桥台之间没有任何铆固措施,只凭桥台和桥墩起着架空的承台作用。它反映出侗族人民的力学水平已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

风雨桥优美坚固,既可供人行走,又可挡风避雨,还能供人休息或迎宾接客。风雨桥遍布侗乡,尤以广西三江、龙胜,湖南通道,贵州从江、黎平等地为最多,据有关部门统计,这些地区共有风雨桥330余座,仅黎平肇兴附近的河溪上就有5座风格各异的风雨桥。比较著名的侗乡风雨桥有:

1、三江程阳风雨桥

程阳风雨桥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三江侗族自治县城北20公里的林溪乡程阳村边。程阳风雨桥是一座中外闻名的侗族风雨桥,横跨于程阳马安寨下面的林溪河上。该桥建于1916年,是一座六角青石墩木面桥,长64·4米,高16米,有5墩4孔。全桥不用一钉一铆。1983年夏季,因发生历史上少有的洪水灾害,该桥被冲垮半截。现已修复。现桥长77·76米,共分两层。有楼阁5个,阁高2丈,其中两座为5层4角塔形楼亭,两座是5层殿形楼亭,分布在桥的两端,互相对衬,中间一座是6角塔形楼阁。在5个楼阁之间的跨桥上面,盖有青瓦衔接,使整个大桥从上到下浑然一体,重瓴联阁,雄伟壮观。由于楼阁亭檐巧妙地运用了杠杆原理,并采用挂枋吊挂形式,使亭檐婷婷而上,势态如飞,令人神往。尤其令人赞叹的是,桥墩之间跨度很大,侗家的能工巧匠们,就在这桥墩上面铺两层下短上长的连排大杉木为跳梁(又叫挑枕),而把两层正梁架在挑梁之上。由于有桥墩为支点,以挑梁为杠杆,从而缩短了跨度,减少了挠度;同时又把桥亭竖在两排正梁接头处,使其起到重力平衡作用。因此,负重近20万斤的正梁始终稳固平衡。桥亭、楼阁、殿宇及走廊均有金匾、雕塑等,长廊尽头还有石刻碑记,可惜这些艺术珍品已遭破坏。1982年程阳桥已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郭沫若副委员长1965年为程阳桥赋诗题字,更使这座大桥生色增辉,诗云:“艳说林溪风雨桥,桥长二丈四寻高;重瓴联阁怡神巧,列砥横流入望遥。竹木一身坚胜铁,茶林万载茁新苗。何时得上三江道,学把犁锄事体劳”。1988年香港学者陈茂祥老先生参观程阳桥后,深有感慨并留诗赞颂:“不到三江恨不消,避秦早应学侗瑶。蓬莱未必真仙境,人间奇迹程阳桥”。由于程阳桥造型奇特,雄伟壮观,国内外友人来此参观、拍摄和描绘者为数不少,中国邮政也印制了程阳桥纪念邮票。

2、三江巴团风雨桥

巴团风雨桥是一座造型独特的人畜分道风雨桥,座落在广西壮族自治区三江侗族自治县独洞乡巴团寨旁的苗江上,规模略小于程阳桥。该桥建于清宣统二年(1910),桥长50米,桥台间距为30·4米,二台一墩,两孔三亭,结构形式与程阳桥相似,不同之处是在人走的长廊边另设畜行道小桥,成为双层木桥,两层高差为1·5米。人畜分道,能使人行道上清洁安全,也利于延长桥梁的使用时间。巴团人畜分道风雨桥,是侗族风雨桥建筑工匠石玉朝、石含章、石井著、吴金添、吴文魁等5位师傅精心设计建造的。巴团桥很注重利用地形地物,桥的西岸只有一条向南通道;而东岸向东、向北各有一条乡道。工匠们就在东岸桥头置两个出入口,并设桥阁使两个出入口相通;而西岸南出入口则顺应道路方向与桥轴构成80度转角,前置桥门牌坊。该桥翘角重檐,几十株参天古松荫护桥头,桥与山水及侗寨风光紧紧相连,使不少游客乐而忘返。

3、黎平地坪风雨桥

地坪风雨桥亦称地坪花桥,座落在贵州省黎平县城南110公里的地坪乡地坪寨边,飞架在南江河上。未通公路前,它是贵州黎平沟通广西三江的必经之路。该桥始建于清光绪二十年(1894),1959年毁于火灾,1964年冬重修,1981年7月黎平县民族事务委员会拨款7500元维修一新。该桥长50·6米,宽4·5米,高距正常水位10·75米。河中立一撑石墩,桥上为木质结构,由每排四根柱子穿枋成排,再用穿枋将各排串联成一体,形成长廊式。桥上三座桥楼突出。桥廊两侧设有通桥长凳,供过往行人小憩。凳外还有梳齿栏杆,栏杆外有一层外挑桥檐,既保护桥梁木件免于遭受日晒雨淋,又增添了桥身的美感。桥上的三座桥楼,一大两小。大者居中,为宫殿式五重檐四角尖顶,高约5米,尖端配置葫芦宝顶,远远望去,形如鼓楼。两边的桥楼皆为三层重檐双斜面屋顶,高约3米。桥楼翼角,楼与楼间和桥亭屋脊上塑有倒立鳌鱼、三龙抢宝、双凤朝阳的泥塑。中楼的四根木柱上,绘有四条青龙。楼壁绘有侗族妇女纺纱、织布、刺绣、踩歌堂以及斗牛和历史人物等图画。天花板彩绘龙凤、白鹤、犀牛等,情景逼真,形象生动。整个桥身结构巧妙,运用杠杆力学原理,将大小柱、枋、檩、凳、栏杆等全部用杉木凿榫穿枋构成,不用一钉一铆。离桥北端5米的高地上建有一座六角亭,亭高5米,葫芦宝顶。亭内有5块坐板,后有靠背栏杆,在此可全览桥河风光。该桥布局严谨,工艺精湛,雄伟壮观,显示出侗族人民的智慧和独特的建筑风格,是贵州侗族地区具有代表性的建筑物之一,现已列为贵州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4、通道回龙桥

回龙桥亦称回龙花桥,取“桥如长龙,翼立水上,水至回环,护卫村寨”之意,并因此而得名。此桥座落于湖南省通道侗族自治县坪坦乡平日村公路旁,横跨坪坦河东西两岸,距县城20公里。远远望去,如彩龙卧水,雄踞寨边,极为壮观。该桥始建年代不详,1931年重修。全桥为木石结构,长80米,宽4米,全用卯榫嵌合,没有一颗铁钉,更不用半勺水泥。桥墩用大青石砌成。墩上铺架成排的杉木以作桥梁。桥身形如游廊。长廊两边设有长凳,可供行人歇息。桥上耸立着三座多角宝塔式楼阁。中为武圣阁。楼阁的匾额上题有“回龙桥”三字,笔力雄健。楼阁为三层檐,收尖处置有覆钵、宝瓶、小鸟等装饰物。顶端塑雕的铜鸟,嘴里安有簧片,迎风而鸣。从前桥头还有桂树、古松,各立一端,苍劲挺拔,亭亭如盖。古树与桥身倒影,参差重叠,妙趣横生。纵观回龙桥,造型优美,结构坚实。桥身每间参差一分,成一度弧形,致使全桥向寨中环成20度弧的蛾眉月形状,体现了侗族建筑艺术的特有风格。此桥为湖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5、龙胜平等风雨桥

平等风雨桥座落在广西壮族自治区龙胜各族自治县平等乡平等寨的平等河上。它是一座石墩木板桥,全长94米,高21米,宽3米,造型优美,结构坚固。桥分三层,共用180根杉木垒成。桥面铺板,桥顶盖瓦,长廊贯通。桥上建有5座宝塔形桥楼,联阁重瓴,雕花画鸟,亭檐如翼,姿态如飞。通道两侧,安有栏杆,设有长凳,供行人歇息。整座桥亭,不用一根铁钉,全用杠杆原理,以柱枋吊柱支撑亭檐。大小条木,凿通孔眼,以榫衔接,斜穿直套,纵横交错,上下吻合,雄伟壮观,别具风格。

(三)优雅的侗乡凉亭

侗乡凉亭,常建于山坳、路中或路旁,供行人歇息之用。侗族人民热心公益事业,爱做好事,山间古道,每隔三里五里,即建有一座凉亭,故侗族地区凉亭很多。

许多凉亭都建于山泉之旁,亭边多有古树遮荫。凉亭多用杉木建造,大小不等,形式不一,有的用青瓦遮顶,有的用树皮覆盖。亭内两边安有通间长凳,供过往行人避风躲雨歇息乘凉。有的还在亭内绘制各种花草和飞禽走兽等图案,或书“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等文字。侗乡凉亭,都是由群众自己动手或自筹资金修建起来的。有的凉亭旁边还立有石碑,刻有建造人和捐款人的姓名、款数及建造时间。凉亭坏朽,亦有人主动献工献料将其修复。有些老年人,为了表达心意,常将自己编织的草鞋或种植的烟叶挂在凉亭之上,以供行人自己取用而不收分毫。

侗族地区到处都有凉亭。最著名的是位于湖南省新晃侗族自治县中寨乡境内岑翰坡上的石凉亭。

(四)别致的侗寨门楼

侗族村寨,多建于依山傍水之地或山间峡谷之中,多由一个姓氏几个家族或几个姓氏多个家族组成,少的十几户或几十户,多的数百户乃至上千户,单家独户的很少。

侗族村寨周围,常采取维护措施,或设篱笆栅栏,或筑土墙,或垒石墙,或栽野刺。小的村寨开一个寨门出入;大的村寨开两个、三个、四个或更多寨门出入。寨门具有多种功能:一可防御外敌入侵;二可防止家禽家畜外出损害庄稼;三可作为迎宾送客之场所。因此,侗族人民对寨门的建筑是很讲究的。

侗族寨门有四柱、六柱或八柱框架的;有一间、两间或三间大屋的;有独立于寨边的;有与鼓楼连接建造的。大门一般为两扇,其余则用木板装饰。寨门高度,有一丈多的,有两丈多的。寨门屋顶,有的盖瓦,有的盖杉树皮;有的前后两面倒水,有的四面倒水;有的为人字形,有的为宝塔形。寨门四角,有的装四个斗拱蜂窝作为装饰,有的只在门前上方装两个斗拱蜂窝装饰。门柱、门板、门壁,有的雕龙绘凤,有的画鸟绘花。门前地面嵌有圆形或方形大石板,石板上刻有双鱼戏水图案。寨门与村寨之间有石板路或花街路相接。寨门一般与风雨桥相映。它多侧面地反映了侗族传统文化的特点。

侗族地区以湖南省通道侗族自治县黄土乡黄土村黄土寨的寨门最具特色。其门呈八字开,大门上方用斗拱蜂窝装饰,顶盖青瓦。大门两边有石墙相衬,寨门背后有排排瓦屋相映,寨门前面有黄土河。河上有风雨桥,桥上的宝塔楼阁倒影水中。村寨、寨门、风雨桥融为一体,形成侗乡的特有风光。

(五)独特的侗族民居

侗族地区的民居房屋,大体可分为三大类或两大类。三大类即:山区民居、山谷平地民居、沿江河畔或陡坡陡坎民居。两大类即:南部侗族地区民居、北部侗族地区民居。

山区侗族多居“干栏”楼房,楼下安置石碓,堆放柴草、杂物,饲养牲畜;楼上住人。前半部为廊,宽敞明亮,光线充足,为全家休息或从事手工劳动之场所;后半部为内室,其中设有火塘,这既是“祖宗”安坐之位,也是全家取暖、为炊的地方。火塘两侧或第三层楼上是卧室。侗族民居一般是一家一栋,也有将同一房族各家的房子连在一起,廊檐相接,可以互通。平时,本房族的妇女们在此纺纱织布;凡喜庆佳节,全房族的人聚集于此,宴请宾客。

坪坝地区的侗族,大多住两层楼房,楼下住人,楼上存放粮食或杂物。堂屋中设有神龛,两侧为卧室。厨房、猪牛圈等皆设于屋侧房后。有的豪绅富户,也住高楼深院。

居于沿江河畔或陡坡陡坎的侗族寨子,则依其地形而建,以栏杆吊脚木楼为多,屋檐柱脚有的高达数尺以至丈许,屋内陈设与坪坝民居大同小异。

北部侗族地区的村寨,大都依山傍水,向阳开阔。小的村寨二三十户,大的村寨有数百户,单家独户很少。村寨周围多蓄有古树,名曰“风水树”。也有培植青竹或桃李果木的。每到春暖花开季节,田园里麦苗青葱,村寨旁桃红柳绿。村寨与村寨之间,有用卵石砌成的花街路相通。

侗族建房,一般都要请有经验的老人查看屋基,以地势平缓、群山环抱、座北朝南、通风向阳的地点为最理想。东西向的房屋很少。传统的建筑材料有杉木、松木、竹子、茅草或土砖、土瓦、石灰等。最近几年,部分地区才开始使用钢材、水泥、涂料、瓷砖、玻璃等新型材料建造民居。

北部侗族地区的民居,一般分正屋、厢房、前厅、偏厦等。正屋是主要部分,一般座北朝南,有三柱屋、五柱屋、七柱屋、八柱屋等。正屋两边是偏厦和厢房,使整座房屋形成“凹”字形。有些殷实人家还建有前厅,使整体结构形成四合院的形式,但为数不多。

北部侗族的民居,大部分均为木质结构。平屋为单檐结构,开口屋为双檐结构。凡柱、梁、枋、瓜、串、橼、檩等,均以榫卯穿合逗作。其中有鱼尾榫、巴掌榫、扣榫、斧脑榫、全榫、半榫等。这种建筑工艺在侗族民间由来已久。

南部侗族的民居多建在河溪两岸的绿树丛中,至今仍保留着古代越人的“干栏”式木楼。这些房屋都具有独特的建筑技巧。每座楼房,除屋面盖瓦之外,上上下下全部用杉木建造。屋柱用大杉木凿眼,柱与柱之间用大小不一的方形木条开榫衔接。整座房子,由高矮不一的柱子纵横成行,以大小不等的木枋斜穿直套。木楼四周设有“吊脚楼”,楼的檐角上翻,如大鹏展翅。楼房四壁及各层楼板,均以木板开槽密镶。木楼两端,一般都搭有偏厦使之呈四面流水。木楼通常有四层:底层堆放柴草,关养牲畜,设置石碓;二层设火塘和老人住房;三层为年轻人的卧室;四层贮存粮食或堆放杂物。楼房外围,均有走廊栏杆,宽敞明亮,空气流通,供家庭成员休息,也是侗家姑娘纺纱织布的好地方。

南部侗族地区的木楼,常常是房廊或房檐相接,楼板相通。每逢喜庆节日,人们相聚于此设宴待客,有道是:“侗屋高高上云头,走遍全寨不下楼。”它体现了侗族民居的特有风貌。

侗族的传统建筑从来不用图纸,哪怕是高楼大厦也是如此。工匠们只用半边竹竿作为标尺,俗称“丈杆”。精明的木匠师傅,就凭这根“丈杆”建造出许许多多雄伟、秀丽的建筑物。

侗族南部山区地势崎岖,聪明的侗族建筑师们不仅能在平地上建造高楼,还能在河边陡坡、陡坎或水面上建造楼房。

在侗族村寨里,人们可以看到各种各样、千姿百态的木楼,有的像雄伟的宝塔,有的像精巧的亭阁,有的像壮丽的宫殿,有的像优美的长廊。这些房子有的已有上百年的历史,至今仍坚固完好,有诗赞道:“百年木楼身不斜,一身杉木坚似铁。”如今,侗族建筑已引起国内外有关人士的浓厚兴趣。

(六)古朴的侗寨风情

侗族地区山美水美人更美,淳朴善良的侗族人民不仅创造了丰富多彩的物质文化,而且创造了丰富多彩的精神文化,古朴的侗寨风情,就是这种精神文化的集中表现,现选择数例,简介如下:

1、榕江乐里风情

乐里位于贵州省榕江县西北部的乐里乡,距县城77公里。乐里有72寨,均为侗族,当地最突出的特点是农历十月底到十一月初兴过侗年。侗年前夕,家家户户将房前屋后打扫干净,然后宰猪杀牛,穿上新衣,高高兴兴地迎接新年。从十一月初一到初五,举行大规模的踩歌堂、吹芦笙和斗牛活动,许多人家也在此期间举办婚礼。除此之外,还有两次“陪年”。所谓“陪年”,就是陪同邻近村寨的侗族过十一月的侗年及随汉族过春节。“陪年”也很热闹,这是增进民族团结和村寨友谊的节日。

2、榕江晚寨风情

晚寨位于贵州省榕江县太平乡境内,其风情的主要特点是女性弹琵琶。侗族一般为男性弹琵琶,而晚寨侗族,无论男女老少都会弹琵琶,尤其是年轻姑娘,常常是当地弹唱琵琶歌的能手。她们从十一二岁就开始学弹琵琶,边弹边唱,自弹自唱或众弹众唱,歌声悠扬,弹声铿锵,令人心醉神迷。

3、榕江三宝风情

三宝在贵州省榕江县城北,包括车民、中宝、忠诚三个乡、镇,有大小村寨18个,最近的车寨与县城仅一桥之隔,最远的乐乡距县城不过15公里。侗族人口占70%以上,汉族次之,亦有少数苗族、水族和其他民族。《车江乡志》记载,车江“寨头河中有灵石大如谷桶者,形如椭则圆,罗列其间,历来洪水泛涨,不惟推之不去,且有上下易移之动态,故先辈爱之如宝,遂命名三宝”。三宝大坝有“三十里平川良田万亩”之称。历史上以盛产大米、棉花远销两广著称。近年油菜、西瓜、水稻一年三熟普遍推广。1975年以来,榕江西瓜以个大、皮薄、瓤沙、汁甜名扬省内外,三宝侗寨成为榕江西瓜主要产地。

三宝侗寨坐落大坝,名胜古迹有笔架山、凉伞岩、寨头护堤榕、车寨鼓楼、榕春书院旧址等。笔架山在乐乡村后,距县城15公里。凉伞岩在忠诚堡西北矮山上,卓尔独立,不偏不倚,古人以形象似伞,遂呼为“凉伞岩”。寨头护堤榕在寨头村西河畔,距县城约5公里。河堤始建于清乾隆年间,堤埂有古榕38株,盘根错节,把堤岸网得十分牢固,两百多年,历经大水冲击,安然无恙,故人称这些古榕为“护堤榕”。车寨鼓楼耸立寨中,萨堂建于鼓楼旁。榕春书院旧址在口寨南侧,距县城7公里。书院建于清乾隆年间,是官府在榕江侗族地区设立的第一家书院。侗族地区流传的许多脍炙人口的传说故事,多与三宝有联系,如《珠郎娘美》、《三郎五妹》、《芒岁流美》、《丁郎龙女》、《门龙绍女》等。这里是珠郎和娘美的故乡,有关他们的传说故事生动形象。

三宝侗族着装朴素大方,女子上装为无领大襟中长上衣,襟边袖口镶蓝色花边,下装为滚脚便,挽鬓于头顶,喜戴银耳环、玉石手镯、银项链等。男子上装为对襟短上衣,下装为便裤。三宝侗族妇女的纺织技艺独具特色,清代中期姑娘们就已用脚踏纺车,由纺单纱发展为纺双股纱,纺得又匀又细,且工效提高一倍。高脚纺车凳精雕细刻,色彩红艳,古色古香。心灵手巧的侗家姑娘,用当地自产的优质棉花“古州棉”纺织成精久耐用的细布,深受两广客商的欢迎。

新春佳节舞龙对歌,是三宝侗族人民群体作客的民俗活动。每年由一寨出龙灯,其余各寨轮流接龙。入夜,火花闪射,划破长空,噼噼啪啪的炮竹声震耳欲聋,欢乐气氛高潮迭起。随后,姑娘们群起“抢龙宝”进姑娘堂,玩龙后生尾追而入,男女双方尽兴对歌,互传友情。行歌坐夜,是三宝侗族男女青年传统社交习俗,同龄姑娘互相结伴,在一主人心宽、堂屋宽敞的人家集中纺纱织布,挑花刺绣,学歌练歌,称“姑娘堂”。每当夜幕降临,外寨后生三五成群,弹琵琶,拉“果吉”到“姑娘堂”与姑娘谈情对歌。通过悠悠琴声,清脆歌声,抒发男女青年相互爱慕之情。这一对歌活动往往通宵达旦。姑娘们的父母兄弟都能主动回避,不加干预。

三宝侗族保留着热情好客的传统风尚,凡亲朋好友来访,主人都盛情款待,同时邀请同房族兄弟或邻居陪客。来陪客的,每人带一两盘肉菜和一壶酒,当地人称“帮盘”,既体面大方,又体现家族、邻里的友好团结。凡有预约的群体客人,不论初到或离去,都将被村民栏于村口,用对唱“拦路歌”和“开路歌”的特殊礼仪接送,并用香甜米酒表示敬意。通过对歌饮酒之后,才允许客人进寨或离去。

4、从江九洞风情

九洞地属贵州从江县信地、增冲、新民三个乡,有34个自然寨,12000余人,为从江县鱼米之乡。九洞山岭连绵,溪流纵横,林木葱蔚。顺着山谷小溪,三里一村,两里一寨,依山傍水,鼓楼耸立,花桥飞架,是一个别有洞天的旅游胜地。九洞为唐代“溪洞”、宋代“诚州”十洞之一,元、明隶属开泰县,民国属黎平县第六区,1941年归入从江县。九洞也是侗族合款的组织名称。

“九洞”的鼓楼、花桥、寨门、古道、石阶、石雕、石刻等古迹至今仍保存完好。鼓楼是九洞一大特色,共有27座,高耸于各寨之中,多建于明清时期。其中增盈、今勾、荣福、曹滴洞、则里等寨鼓楼是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信地、高增鼓楼是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增冲鼓楼是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九洞现有花桥23座,有的建于寨中河上,有的横跨村旁小溪,有的建在要道沟口,有的与鼓楼大门连接。桥长一般15米,宽4至5米。最长的是曹滴洞寨花桥,长达47米,共20余间。各桥廊都设有栏杆和长板木凳,供人们憨息乘凉、下棋、唱歌。九洞古道石阶别有特色,从九洞至榕江三宝之间约25公里路程,沿途用青石板铺砌的石阶有十余处。500级以上的有信地吾架寨至九十九垴坳石阶,俗称九十九垴古道;300级至400级的有信地万宝坡和高船记涛路;其余为几十级或百把级。九十九垴西段有古碑一块、百岁婆墓一座。东段万保坡至色岭浮山顶,有水井一眼,井旁有一巨石,中间凹处形如人的手拐印,侗语称“王楚”井,汉语称张果老井。

九洞地处都柳江支流双江河上游,山高水高,瀑布较多,共有17处。以秧里溪百米变婆瀑布为最高,以孔寨河70米高的龙王潭瀑布为最著名。九洞山岭连绵,由北向西绕南,迂回至东,犹如青龙,环绕四周,中间突起的包岭浮山,巍然独秀。九洞地区林海浩瀚,山上阔叶植物上千种,针叶植物数十种。丰富的植被给野生动物的繁衍和生存提供了优越的环境。动物有青猴、黄猴、苏门羚、山魈、虎、豹、金丝鸟、猴面鹰等数百种,其中有国家一、二类保护动物。这些野生动物,因被人们随意捕杀,有的种类濒临绝境,而在这里还时常见到。

增冲乡往洞村有平楼斗牛场,面积30余亩,为九洞斗牛中心。四周有小坡环绕,古木参天,流水曲抱。斗牛为当地最热闹的民间娱乐活动,观众达数万人。农历正月到三月和九月到十二月,每逢亥日为斗牛日。亥日前,各村寨男女老少喜气洋洋,敲锣打鼓闹寨通宵。亥日凌晨,人们身着新装,银光闪烁,从从江、榕江、黎平毗邻村寨牵牛来到斗牛场。斗牛场上旌旗成列,芦笙悠扬,人山人海。铁炮响后,在锣鼓声中,一对对牛王进行角斗。胜者被披红挂彩,在炮竹和祝贺声中凯旋而归;败者一方,偃旗息鼓,扫兴而去。

在平楼斗牛场东200米处,有九洞款堂平州,三面环水,可容数万人。路边有两棵古杉和两大块白石头。明末清初,当地土司杨华如和他的武将陈洪金于此起义,被清廷镇压,两人英勇就义。咸同年间款首吴金随(侗族)、清末民初王故烈(苗族)也曾在此起款,以维持地方治安和生产秩序。1934年12月,中国工农红军到黎平时,吴金随的后代,九洞款首吴光明,一面在平州召集地方父老聚会,一面派蓝文裴、杨弟怒等人去请红军,一面率数千人在曹滴、得狄、口江等地抵抗黔军四旅周芳仁部,并血战三天。农民起义斗争的事迹,至今仍在九洞传颂。

九洞地区风景古树很多,胸围5米以上的枫、杉大树有百余株。各寨还有许多清代立的石碑、石狮、石狗及龙凤鱼等石雕石刻,至今保存完好。

九洞地区,家家户户沿溪设有水冲碓,早晨上山劳动之前将谷子倒入碓里让水碓自动冲击,太阳落坡时收工回家,将碓中米糠取回用簸箕摇簸,即可将米煮饭,新鲜可口。

九洞地区,家家户户喂养媒鸟(用以逗引山鸟的鸟),少则数笼,多则十多笼或数十笼,悬挂于屋檐边上,鸟叫蝉鸣,使侗寨别有情趣。一到秋收季节,山上鸟类吃饱体肥,各户主人带媒鸟上山,开辟鸟场,用刀将无用的杂草及灌木砍倒,将媒鸟挂于鸟场中心小树上,周围树枝上架起粘胶杆,用口哨逗引媒鸟鸣叫,引来山鸟争鸣,跳上粘胶就跑不脱了。一天可以捕数十数百甚至上千只山鸟,取回家中,或鲜吃或腌吃。有的人家,晚上用火光捕鸟,其法更加原始和神秘。

九洞地区,在村寨中设有萨堂屋,并喂有白羊,说此羊是萨岁祖母的化身。白羊可以在寨中自由走动,不论走进谁家,均得到青菜或青草招待,爱护备至,从不追赶拍击。晚上则由专人将白羊带回萨屋过夜。这种奇特的宗教信仰,也是九洞地区传统文化的一大特色。

5、黎平肇兴风情

肇兴亦名肇洞,为贵州省黎平县肇兴乡人民政府驻地,距黎平县城南72公里,座落在群山环抱的山间坝子之中。肇兴河清澈透明,蜿蜒曲折,穿寨而过。全寨分三个村、22个村民小组,共700余户,3000多人,为黎平县最大而又最古老的侗寨之一。

寨内有5座气势雄伟的鼓楼和4座建筑独特的花桥,蜚声中外。寨中一条主要街道由东而西,两旁建有学校、乡政府和民居,全是青瓦木楼。5座鼓楼恰如5朵荷花,耸立于寨子的五个方位。黎平至水口公路从西进寨,迎面第一座鼓楼高11层,楼檐重叠,底下两层为四角形,上面九层为八角形。楼尖顶为七个葫芦穿插宝顶,如利箭直插云天。第一层楼正面中央,塑有“二龙抢宝”、“翻江倒海”、“鱼虾游戏”图案;顶层瓦脊,塑有“五龙飞天”。上下五龙腾云驾雾,故称“五龙楼”。层层檐角,泥塑熊、虎、狮、豹和飞鸟。层层檐板,彩绘各类风物故事,飞禽走兽,游鱼螃蟹。五座鼓楼风格不同,有七层、九层、十一层,最高的十三层。建筑工艺的共同特点都用一抱粗的杉木为柱,穿榫街接,不用铆钉,有十六根柱子落地,其中一根直通楼顶。不落地的一根古杉为冲天柱,旁边是四根合抱的立地大柱,外围是十二根略小的副柱,由这十六根柱子顶起冲天大柱。据说,冲天柱代表年,四根立地大柱代表四季,十二根副柱代表月,即一年四季十二个月平安康乐之意。楼上置有皮鼓,遇有重大事情,由寨老击鼓召集寨民共议;地面设一火塘,几乎常年四季有火,为人们歇息闲谈之所。楼前有鹅卵石镶的歌坪,楼的对面是戏台。鼓楼是全寨人集会议事、订立款约、处理地方重大事情的地方,也是寨上重大节日、歌会、芦笙会、演戏等文娱活动和迎宾送友之场所。鼓楼是肇兴侗寨政治文化的中心。在200米长的肇兴河段上,横跨着4座壮丽的花桥。其中有两座和鼓楼相连接,形成别具一格的楼桥群体古建筑。花桥为长廊式,柱枋、檐板绘塑彩画,廊的两边设长登供人体息。桥上设有凉水桶,供行人解渴。入夜,人们常在桥上乘凉闲谈或唱歌。

肇兴历史悠久,四邻村寨都是从肇兴迁去发展起来的。这里人杰地灵,清嘉庆年间有著名歌师陆大用;咸同年间有农民起义首领陆大汉等。侗族传统文化在这里保存得较为丰富全面,吃、穿、住习俗古朴典雅。

肇兴人热情好客,喜欢热闹,凡重大节日都很隆重。春节期间,从正月初一开始,首先在鼓楼坪上踩歌堂三天,庆贺新年升平。老人身穿八花缎长衫大褂;青年男女着节日盛装。姑娘们头插银制凤羽、银花、红绸扎花、雪白鹭鸶和雄鸡羽毛;额上系一串银制珠泡羽铃带;耳下挂着金、银耳环;颈上戴三至五圈一排的银项圈;手腕套两对银手镯;身着内白外青、自织自染的侗布衣服;腿上裹镶花边裹腿;脚穿鸳鸯绣花鞋;全身上下银光闪闪。男女青年手拉着手,载歌载舞进入踩歌堂。“抬官人”是春节文娱活动中别具特色的形式之一,由几十人至百多人组成“那麻”(即花脸)队,芦笙引路,武士开道,接着是几十人装扮成士兵模样,前呼后拥抬着一位“官人”,其中还有猪八戒、美猴王之类人物,吹吹打打,气氛热烈。六月六是肇兴的又一重大节日,一般要演唱侗戏三天,间有其它剧种。节日期间,主要是姑娘出嫁生小孩后回娘家,拜外公外婆。外公外婆则按侗家习俗把纺车及其它陪嫁物送给女儿。送礼、还礼都以芦笙引路。中秋佳节,在肇兴以农历纪年的双年开展芦笙赛,首先在鼓楼坪分开赛,然后选一处宽阔的场地集中赛。集中赛时常有几十乃至上百支芦笙队参赛,规模宏大,气派不凡。无论输赢,姑娘们都将挑来甜酒,敬献给每一支芦笙队的客人,此时此刻,真是酒未醉人人先醉。

6、从江高增风情

高增侗寨离从江县城北8公里,位于都柳江北岸绵延5公里的田坝北端,地势略高,侗语称“高顺”,意为坝头村寨,汉语译成高增。由告母(上寨)、迫母(下寨),坝寨三个寨子组成,相连成片,统称高增。全寨1680余人。三寨之间有一溪流相隔,上、下寨则以“歌堂坪”为界。从江至黎平公路经过村东,由县城到小黄乡的公路穿寨而过。

高增东、西、北三面环山,南是狭长的田坝。两条溪水环绕村子,由北向南迂回,汇合于村前,溪水入都柳江。溪流两旁,翠竹婆娑。村后溪边,古树参天。村前两棵古榕,树高叶茂。古榕下,两座风雨桥横跨小溪上,人们常在树荫下和桥上憩息聊天。

寨内干栏式吊脚木楼鳞次栉比,一排排两丈多高的禾晾直立其间。三座各具其形、各富特色的鼓楼,如出水芙蓉屹立于三个寨子的鼓楼坪上。鼓楼翘角和飞檐上的彩绘、雕塑装饰绚丽,把高增村点缀得清雅古朴。寨中巷道用鹅卵石和青石板铺墁,鼓楼坪用鹅卵石嵌成简朴的图案,与鼓楼顶部几何图形相辉映。高增侗族人民以种糯谷为主,稻田、水塘普遍喂养鲤鱼或草鱼。主食糯米饭,腌鱼、腌肉、酸汤鱼是每户都有的佳肴。每家都用糯米酿酒,其味纯正、醇香、甜美。高增人民热情好客,凡有团体贵宾到高增作客或有贵宾旅游、参观,他们都以传统仪式接待。侗族人民有“为也”的传统习俗,即全寨互相走访、作客,亦称“吃相思”。当客人到来,姑娘们身着盛装,在寨门设置路障,唱起风趣诙谐的拦路歌,青年男客要唱开路歌,双方一唱一答,最后才让客人进寨。如有其他民族的贵客不会唱歌,则放鞭炮或赠以“红包”答谢方可进寨。当客人离寨时,也以同样方式欢送。请客人进餐时,姑娘们挨桌向客人唱歌敬酒,客人端杯饮酒,在旁边的人一起欢呼助兴。

高增人民有着光荣的革命斗争历史,在太平天国革命时期,高增侗族农民首领吴朝明曾率领义军与太平军联合抗击清军,并于“吴腊坳”歼灭众多官军,活捉清军首领贺东。

高增有丰富的传统文化和民间艺术,曾涌现一代又一代歌师、戏师等民间艺人。“嘎告顺”(高增大歌)在贵州侗族南部方言区广为流传,著名的弹唱盲艺人吴令,手持琵琶演唱叙事歌,走遍“九洞”、“六洞”和都柳江沿岸,为侗族群众所拥戴。侗戏师吴章富编唱的侗戏在黎平、榕江、从江等县农村广为传唱。高增一年一度的“吃新节”、“四月八”、“八月十五”等传统节日甚为隆重。传统斗牛习俗代代相传,全寨专门养有三头“牛王”,每年秋收后,逢亥日即到外寨牛塘相斗。“行歌坐夜”是高增侗族男女青年唱歌玩乐、谈情说爱的习俗。每当夜幕降临,“腊汉”(后生)们手弹琵琶到“腊缅”(姑娘)的“月堂”里弹琴唱歌,互诉心曲。每逢民族节日,男女青年都要在踩歌坪“多耶”,边歌边舞,气氛热烈。

7、三江独洞风情

独洞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三江侗族自治县独洞乡,包括独洞、高定、牙戈、高亚、巴团、平流、八协、唐朝、弄底、知了、具盘、里盘、玉马、干冲、林略等村寨。

“为地瓦”是独洞男女青年独特的社交活动。“为地瓦”可直译为种公地。名曰种公地,实际是集体恋爱的一种方式,即能够通婚的甲乙两寨的男女青年,通过芦笙赛“为也”相互了解之后,初步建立了友谊。当客寨芦笙队即将告别的时候,主寨的姑娘们即拿一个禾草结插在客寨芦笙头的芦笙顶端,以表示邀约客寨的男青年来“为地瓦”。得到草结的小伙子们兴高采烈地回到本寨,经全寨父老认可之后,即从农历三月初三至八月十五多次一起上山种地。四月八日这天,客寨男青年带上酸草鱼、猪牛肉、细布等礼物集体送往女方寨上,并请姑娘们到鼓楼欢宴。晚上,姑娘们又在一家比较宽敞的木楼设宴招待她们的客人,并给小伙子们敬酒敬肉。散席后,男女青年一起到鼓楼对歌。第二天又一起上山去种地。杨梅熟了,他们又一起上山去吃杨梅。晚上一起唱琵琶歌、笛子歌,常常是通宵达旦。八月十五是“为地瓦”活动的高潮,届时,男青年赶着大牯牛,抬着大红猪,吹芦笙,放铁炮,燃鞭炮,结队来到女方村寨举行“闭幕式”。姑娘们在鼓楼坪里给客人敬茶、敬烟、敬月饼,然后设宴款待三天。在这三天中,歌声、芦笙声响彻整个村寨。通过这些活动,促使有情人成为终身伴侣。同时也体现出侗族男女青年的爱情是建立在共同劳动的基础之上,具有非常古老的文化内涵。

8、龙胜平等风情

平等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龙胜各族自治县平等乡,离县城60公里。“平等”是侗语的音译,是果木坪的意思。平等是一处古老的侗族聚居区,区内现有萨堂19座,鼓楼77座,风雨桥51座,祭萨活动延习至今。平等的侗族妇女,对萨神十分敬重,这是侗族妇女对原始社会时期妇女崇高地位的一种眷恋。在平等寨中间,有一露天型萨坛,坛旁有一空屋,这是当地侗族妇女祭萨的场所。一年四季,每月一次。每次参加祭祀活动的妇女都自带煮油茶用的糯米、花生、黄豆、香葱、茶油、茶叶及祭祀用的香、纸等物。年龄多在40岁以上。1988年秋,笔者在出席“侗族鼓楼文化研讨会”期间与其他几位侗族学者对当地妇女的祭萨活动作了一次详细的考察,所得材料十分丰富。

9、通道平坦和黄土风情

平坦和黄土是湖南省通道侗族自治县的平坦乡和黄土乡,平坦河纵贯两乡的各个村寨。当地侗族盛行寨与寨之间的集体作客,称之“为也”。“为也”期间,相互赛芦笙、赛侗歌、讲侗款、演侗戏,传播侗族传统文化。青年人通过这些活动谈情说爱。中老年人则相互交流生产生活经验,促进村寨的进步和繁荣。这种风俗由来已久,是侗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10、镇远报京风情

报京位于贵州省镇远县报京乡。每年农历正月初三,镇远、三穗、剑河三县交界处的侗族青年在报京隆重聚会,欢度一年一度的传统节日,俗称“讨笆篓”,亦称“恋爱节”。初二这天,姑娘们腰系笆篓,下田打捞鱼虾,以送给情人们作礼物。男青年接到这些礼物以后,便到山上烧火做菜,邀请姑娘们共进野餐。然后,小伙子们又把一些礼物装进笆篓里,并与姑娘们约定送还的时间。初三这天,姑娘们穿起节日盛装,提着装有香葱的篮子,结伴来到金塘洞莫嘎树边的山坡上等候各自的情人。当男青年来到之后,姑娘们便主动将盛满深情厚意的葱篮赠给对方。男青年们则将准备好的布料、针线等礼物放在篮内作为谢礼。中午,所有的外村客人都来到芦笙场,他们按照男内女外顺序自动地围成多个圆圈,然后欢跳芦笙舞和踩鼓舞。初四是歌会,报京寨四面山上,到处是男女青年对唱情歌,场面极为热烈。直到初五,男女青年才吹着芦笙,鸣放鞭炮欢送客人离去。

11、三江抢花炮

抢花炮亦称“花炮节”,又称“赶会期”,实际是当地民间体育活动之一,据说,已有几百年的历史。传说清丰咸年间,广西三江古宜为祭祀“二圣候王”,在农历三月初三举行一次花炮会期,其后才逐渐发展到县属各地。由于各地信仰习惯不一,有的祭飞山,有的祭雷祖,有的祭三王,故放花炮的时间也不同。程阳原为正月初三,近年来改为初七,富禄八街和梅林是二月初二,古宜镇和老堡是三月初三,斗江是三月初四,沙宜、白言是三月十五,林溪是十月二十六。抢花炮过去又是庙会活动的一项内容,一般在庙前广坪或野地里举行。花炮分为头、二、三炮,花炮是用一个象征幸福的铁圈,以红布裹包,置于铁炮顶端,然后点燃火药推动炮身,把铁环冲上高空。待花炮落地,抢花炮运动员即奋勇力争,绝不相让。传说谁抢得花炮,谁就得到神灵保佑,逢凶化吉,人财两旺。林溪于抢花炮的当天,还举行斗鸟活动,晚上唱侗歌等。

12、通道大雾梁歌会

大雾梁侗语叫“梁蒙”,即“云雾山”的意思,位于湖南省通道侗族自治县西南部,东南邻广西三江、龙胜,西部近贵州黎平等县。当地侗族每年年初六个戊日(戊子、戊寅、戊辰、戊午、戊申、戊戌)都不动土,男女青年上山举行社交活动。在六个戊日中,以戊寅日在大雾梁举行盛大歌会最为隆重。这一天,湘、黔、桂三省(区)边境的侗族青年云集山上,谈情说爱,寻找知音,结为伴侣。参加观看歌会的和上山进行物资交流的群众更多,人山人海,热闹非凡。

13、通道上吃团坪

上吃团坪是通道侗族盛大的传统节日之一。吃团坪位于湖南省通道侗族自治县播阳镇陈团村吃团,是湘、桂、黔三省(区)临近之地。坪之东北角有一孔庙,是侗家子第过去读书之地;坪之东面有一座戏台,是侗族举行文化娱乐活动的地方;坪之南端,古树参天;坪之西面是播阳河。当地侗族三年两次,定于农历八月逢甲戊之日上吃团坪。上坪时,周围侗寨数十队芦笙,数十对歌手,云集吃团坪上赛芦笙,赛侗歌,还演戏助兴。来自三省(区)的观众,无论有无亲戚,都是六团(陈团、吃团、可团、贯团、新寨、寨头)侗寨的贵客,都受盛情款待。人们在这里尽兴歌舞,交朋结友,热闹三天,才逐渐散去。

14、从江洛香芦笙会

每年农历八月十五这天,贵州省从江县洛香寨附近各村各寨的群众云集洛香,参加当地盛大的芦笙会。作为芦笙会主队的洛香寨男女青年,穿着节日盛装,由寨老带领,在三响铁炮声中,芦笙队高奏《进行曲》开往芦笙坪。到达坪子时,吹奏《入场曲》,举行入场仪式,芦笙队围着坪中的一根高桅杆绕场三圈。这时锣鼓喧天,笙曲震地,鞭炮齐鸣,热闹非常。入场仪式结束后,主队吹奏《召唤曲》,请客队入场。参加芦笙会的所有芦笙队在吹奏《进行曲》中到达坪子,集体吹奏《到场曲》,在主队的《欢迎曲》声中入场。主人把参加芦笙会的上百个芦笙队全部迎进场后,全场狂奏一阵笙曲,顿时数千架芦笙齐鸣,彩旗招展,人群欢笑,盛况空前。中午,主寨组织上百名满戴银花项链、肩挑红桶、手打青伞的姑娘在本寨后生的陪同下,情真意切地给各个客队芦笙手送甜酒解渴。客人饮完甜酒,吹奏芦笙向姑娘们答谢。比赛开始,先由两队各奏相同的芦笙曲调,以淘汰的方式选出优胜者进行决赛。最后,全场合奏《扫场曲》,宣布活动结束。

15、黎平、从江斗牛节

侗族喜欢斗牛,以贵州省黎平、从江等地侗乡最盛,俗称放牛打架。侗族斗牛多在春秋两季亥日举行。当地每个村寨都养有斗牛,并封之为“王”,如“大碰王”、“常胜王”、“铁头王”、“雷公王”等。斗牛之前,男青年吹芦笙到外寨去请战,然后在答应参战的“牛王”圈前吹奏芦笙,鸣锣放炮。斗牛场上,人山人海,“牛王”的营地里,旌旗环绕,戒备森严。午时,斗牛队伍轮流入场示威,一名男性壮年,高举着写有“牛王”的牌子在前开道,打锣鼓、吹芦笙者跟随其后,刀斧手及身着古装手持雨伞的寨老则走在中间,后面的人们手持旌旗,拥着一头镶铁角、罩红缎、插令旗、吊铜铃的斗牛。两名头戴白鹤尾、身穿翠色衣的壮实青年,牵着“牛王”威风凛凛地走入斗牛场,并护着斗牛绕场三圈。这种仪式俗称“踩塘”。“踩塘”完华,斗牛开始。两头“牛王”像箭一般地朝对方冲去,“轰”的一声碰在一起,各自施展角技。若久斗不分胜负,人们便用绳子拴住牛脚解救,最后平分秋色;若一方失败,胜者乘胜追去,姑娘们则跑去将“败将”旌旗夺来,胜者再次入场示威。几天之后,姑娘们送回败者旌旗,受到小伙子们盛情接待,临别时又吹奏芦笙欢送,赠礼赎旗。

16、新晃、玉屏赶坳

赶坳系侗族北部地区的盛大节日,亦称“玩山”,以湖南省新晃、芷江、贵州省玉屏等地侗乡最盛。坳场一般设在风景优美、空气清新的山坳处,仅玉屏侗族自治县就有禾梨坳、尖坡坳、冲首溪坳、烂泥坳和楠木坳等,玉屏与新晃交界的平溪镇禾梨坳,赶立春、立夏、立秋、立冬之倒数第十八天,即农历的“四大土王戊”日。按民间旧俗,这四大戊日不能动土,不能动锄镰,正好在这天聚集赶坳唱歌。赶坳是当地侗族的一种传统习俗和民间歌会,也是侗族青年自古以来结识朋友、谈情说爱、追求婚姻自由的活动方式。每次赶坳为期一天,四面八方男女老少相聚。青年男女唱歌传情,结交朋友;老人小孩观看赛马或斗鸟等。参加赶坳者,多则上万,少则数千。男女青年身穿盛装,触景生情,对唱情歌。一般由男方先唱,用歌邀请女方。得到同意后,接着唱“上坳歌”(互问姓氏),“借带歌”(借女方随身带的一件信物,这是一种求爱的方式)。女方则用古歌、盘歌对答,反问男方的才学和智慧,考验对方的心意和人品。若女方愿意借带,则表示愿意连情交友,即唱“朋友歌”(又叫情歌,互相倾诉相爱情感)。当太阳西下,夜幕降临时,一对对情侣还要唱“下坳歌”、“分离歌”,以约定下次相见的地点和日期。这种活动相传已久,沿袭至今。

侗 族 概 况(六)

温馨的训导崇高的教育

温馨的训导崇高的教育

侗乡教育,可分为民间传统教育和学校正规教育两个方面。两者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且都存在不同的发展阶段。

(一)民间传统教育

侗族的民间传统教育又可分为家庭传统教育和社会传统教育两个环节。这两个环节相辅相成,交*进行,因而构成了具有侗族特点的民间传统教育体系。

1、家庭传统教育

家庭传统教育是传统教育的主要部份。执教者主要是祖父母、父母或嫡亲、姻亲等长者对其晚辈所进行的教育。

(1)语言和称谓教育

当幼儿进入“呀呀”学语阶段时,其长者便一边哄着幼儿,一边指着幼儿面前的人或自己喊:“NEIX”(母亲)、“BUX”(父亲)等等。这是任何一个侗族婴孩最先要学会的两个短语。随着幼儿年龄的增长,其学习的语词也逐步增多,如公公、奶奶、外公、外婆、哥哥、姐姐、吃奶、吃饭、喝水、拿筷子、端凳子等等。因侗族称谓有本民族的特点,如哥哥、嫂嫂、表哥、表嫂统称为“JIAIX”;弟弟、妹妹、表弟、表妹、姨弟、姨妹统称为“NONGX”;舅父、姑父、表舅若比自已父亲年纪大,则统称为“LIONGH”;若比自己父亲年纪小,则统称为“JUC”;舅母、姑母亦视年岁大小分别称之为“BAS”或“UL”。对这些称谓,最初只能管教幼儿呼唤,待他们长大之后再介绍其中关系。这就是侗族的民间传统启蒙教育,以1—3岁儿童为主要教育对象。

(2)礼仪教育

侗族之所以被人称为“文明礼貌之乡”,是与她世世代代不间断地进行礼仪教育紧密联系着的。当孩子长到三、四岁时,父母亲则开始对其进行礼仪教育。如客人冬天进屋,则让客人坐在最安稳、最暖和、无烟熏的地方;客人夏天进屋,则让其坐在最凉爽、最干净的地方;饭前,应打水给客亲洗手;饭中,则教子女将最好的鱼、肉搛给客人或长辈,添饭也要添锅心饭给客亲;饭后,应舀水给客亲再次洗手、洗脸,还应先试水的温度,既不能太凉,也不能太烫。尤其是女孩子,从小必须接受这方面的培训,长大后才被人们视为有教养的姑娘。

长辈们还忘不了把行路的礼仪传授给下一代。如青年须让老人先走;妇女须让男人先走;挑担子的须让闲人先走;本寨人须让外寨人先走。若是同路随行,晚辈应帮长辈拿东西,挑轻担子的人须与挑重担子的人换着挑等等。

此外,在公共场所也有严格的礼仪需要家长们向后代传授。如在鼓楼、卡房里聚会时,青年人不得从长者面前跨越,须跨越时,必须说声“对不起”;不得在老年人面前跷“二郎腿”;不得高声喧哗;不得使用长烟杆等等。在与人交谈时,应先称呼,然后再说要说的话;在与一些不认识或称谓不清的长辈接触时,均应根据不同对象称对方为“父亲”、“母亲”或“祖父”、“祖母”,意为您和我的父母、祖父母一样应受敬重。

(3)文字教育

由于历史上的诸多原因,侗族过去只有自己的语言而无自己的文字,所学的文字都是汉字。因此,当子女长到四五岁时,有条件的家庭,即对子女开始进行简单的学前文字教育,如教读写“一、二、三……上、中、下、……金、木、水、火、土”等等。并进行侗汉“双语”对译教学,使幼儿从小对汉字有所认识和初步理解。待孩子长到七八岁时,有条件者便送入学校学习。

(4)劳动技能教育

侗族祖先,世世代代以农业为生,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除了少数地区的少数人开办碾坊、榨坊、红炉,部分受汉族文化影响较深、经济发展较快的乡镇有经商者外,基本上没有经商的。所以,侗族的长辈们非常重视对其子女进行劳动技能教育。当子女长到六、七岁时,父母便带子女上山砍柴、割草、扯秧、割稻,或在家编草鞋、煮猪食,女孩子则开始学习纺纱、织布、绣花等等。使孩子们从小就养成爱劳动和会劳动的习惯。

(5)人生哲理教育

人生哲理是人们生活经验的总结,常常是通过民间谚语来表述的,侗族也有许多这方面谚语,如:

NYENCBENGHPIAP,人靠喂,

WAPBENGHTUT。禾靠肥。

JIUMLOUXDOSMAENLYAGS,积粮防饥日,

SANGXLAGXDOSMAENLLAOX。养子防暮年。

长期以来,由于侗族社会商品经济很不发达,人们依赖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维持生计,所以人们年幼时依靠父母,年老时依靠儿女。因此,在侗族社会里,人们都有尊老爱幼的传统美德,常被外人称为“文明礼貌之乡”。侗族老人,常常利用这些具有人生哲理的民间谚语教育自己的后代子孙。

2、社会传统教育

社会传统教育是侗族对青少年进行美德教育和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主要方式。多以一族一姓或一村一寨为单位进行,如组建侗歌队、芦笙队、讲款队、侗戏班、武术班等等。这些组织通常是由本村本寨的歌师、款师、戏师、武术师出来执教,个别缺乏师资的村寨,则到外地聘请名师到本寨来执教。

侗歌队常分男子侗歌队、女子侗歌队、儿童侗歌队、老年侗歌队等。侗族人人爱唱歌,故村村寨寨有侗歌队,有的村寨甚至有若干个侗歌队,真可谓是“歌的海洋”,侗族亦有“饭养身,歌养心”之说。唱歌可以促进身心健康,可以使人心胸宽阔,可以使人对未来充满希望。所以侗家人少年学歌,中年唱歌,老年教歌,使侗歌世世相传,使歌队代代出现。在通常情况下,一个歌队由10人至20人组成。这是因为歌队学歌的地点多设在歌师家中,一个堂屋或一个火塘,只能容纳这么多人。也有20人以上的大歌队,他们通常在鼓楼里为群众演唱。歌队所学的歌,多是广大群众公认的传统优秀侗歌,如古歌、劝世歌、礼俗歌、情歌等。青年人通过学歌唱歌,既可了解本民族的历史,又可受到良好的风尚教育。许多著名的侗族歌师,都是受人敬重的长者。如著名侗族歌师陆大用、吴文彩、吴朝向等,他们虽然早已离开了人世,但他们却永远为侗族人民所怀念,他们所编的歌,至今仍传唱不衰,如“大用歌”、“文彩歌”等。

许多侗族村寨都有侗戏班,逢年过节,侗戏班都无偿为本村或邻近村寨的侗族群众演唱侗戏,它不仅丰富了侗族人民的精神生活,对演员和观众也是一种教育。有许多侗戏剧目,如《珠郎娘美》、《萨岁》、《梅良玉》、《陆本松》、《卜宽》、《三媳争奶》等都可以使人们明辨是非、认识善恶、树立爱憎,并从中受到美的熏陶。

芦笙队、讲款队、武术班也是对青年进行传统教育的好场所,人们不仅可以从中学到有关技艺,还能受到热爱村寨、热爱集体、热心公益事业的传统美德教育等等。

为了继承和发扬本民族的文化传统,侗族歌师、戏师、款师和武术师们都不辞辛苦,不计报酬,长期地、默默地作出奉献。他(她)们在教歌、教戏、教讲款、教武术的过程中,不但不向队员们索取分文,还经常给队员们无偿地提供食宿或取暖用的柴、炭和照明的灯油。队员们为了感激师傅的教诲,也不定期地备些饭菜请师傅享用,或集体给师傅砍柴、割草、插秧、打谷等等。这种师徒或师生关系本身,也是一种极好的人际关系的传统教育。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有些侗族村寨还建立了文艺队或宣传队,这些群众文艺团体,多为配合中心任务进行文艺演出。其文艺节目多为小型歌舞,现代侗戏、新侗歌、侗语相声、芦笙独奏等。节目内容多为宣传好人好事,宣传破旧俗立新风,宣传国家有关政策。这也是宣传和教育群众的新方法和好方法。

讲故事也是进行民间传统教育方式之一。每当农闲季节或夜间空闲,侗族群众总喜欢集中在鼓楼内烤“千家火”,听寨老们讲述古老的传说故事。有些故事既生动有趣,又很有教育意义。如《吴勉的故事》、《卜宽的故事》、《姜映芳的传说》以及红军过侗乡的传说故事等等。这些传说故事,不仅使听众得到快乐,而且受到各方面的传统教育,思想教育。

(二)学校正规教育

所谓学校正规教育,是指有统一的教学内容,统一的教学制度,统一的教学时间。在教学活动和时间安排上,又可分为校内教育和业余教育。

1、侗乡教育史略

侗族地区的文化教育事业,由于历史的诸多原因,发展比较缓慢。唐宋以后,随着侗汉两族人民交往的日益频繁,许多汉族文人陆续来到侗族地区办校讲学,传授汉族文化。他们的到来,对侗族地区的文化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唐代著名诗人、进士王昌龄,官至秘书郎,因作《梨花赋》,“内寓规讽”,于天宝年间(742-755)被贬为龙标县尉。在此期间,他捐资创办“龙标书院”。虽然当时书院侧重于藏书、校书,但对传播文化颇有裨益,使当地“有贤人君子生于其间”,“科贡蝉联”。这是至今所知侗族地区创建书院之始。

南宋宝庆元年(1225),曾任兵部郎中、权工部侍郎的学者、进士魏了翁(号鹤山)被贬到湖南靖州,之后便“著九经要义百卷”,并“创办鹤山书院”,“招生讲学,甚至有数十里负笈相从者,于是风气大开。”

北宋“仁宗始诏藩镇立学,继而诏天下郡县皆立学”。(同上)故自北宋熙宁至南宋宝庆期间,侗族地区除上述书院外,又先后创建融州县学、义文书院(均在今广西融水)、沅州府学、宝山书院(均在今湖南沅陵)、靖州州学、作新书院(均在今湖南靖州)、丹洲书院(在今广西三江)、兴文书院(在今贵州锦屏)、榕城书院(在今贵州榕江)、天香书院(在今贵州黎平)、凤城书院(在今贵州天柱)等等。当时书院或学宫中的士子(学生),所学的内容多为“经学”、“史学”和“治术”,“兼及对偶声律”,要求能“论”、能“表”、能“策”、能“判”。

自宋至清,除了在县城建学宫、学馆、书院之外,又在县城之外创建大批的社学、义学和私塾。“凡汉人在乡之学总曰社学。……朝为奕侗设立之学及府、州县为奕侗捐立之学曰义学”。如“古宜义学”、“养正义学”、“培基义学”、“振文义学”、“振德义学”、“章鲁义学”、“丙山(妹)义学”、“时敏义学”等等,均“为奕侗捐立之学”。私塾则遍及大小村寨。

义学即相当于现在的民族小学,初入这些学校就读的儿童称为“蒙学”,他们所读的书籍有《三字经》、《百家姓》、《全家宝》、《千家诗》等,而后再读《大学》、《中庸》、《学而》、《述而》、《先进》、《卫灵公》,再后是《论语》、《孟子》、《幼学琼林》等。

由于官方财力有限,广大侗族地区未能全办义学,少数有钱人家则自己延师入户教育子女,始有私塾。继之是一家数兄弟之子女共处攻读,再后是一村一寨集资共请一人教书,这是私塾的演变过程。私塾是一位先生包揽全部教学内容,大多只有古文一门课,读背四书五经,教写毛笔字,学生功课进度也不求统一。

为了有效地开展教育工作,历朝还在地方行政机构中设立分管教育工作的日常机构,如“教论处”、“训导处”、“教谕处”、“教授处”等等。其中“教论处”始设于明嘉靖三十四年(1555),其余均设于清代乾隆年间。

康熙四十一年(1702),在其御制训饬中,阐明国朝的办学指导思想以“国家建立学校,原以兴行教化,作育人才”为宗旨。乾隆五年(1740),又在“钦颁太学训饬”中进一步阐明朝廷办学目的,是为“国家养育人才,将用以致君泽民,治国平天下”。从此,朝廷在侗乡办学的风气便逐步高涨起来。据《黎平府志·典礼志四上》记载,从清顺治至康熙、雍正、乾隆,历时151年,其中的四个皇帝,先后下了有关办学治学的谕示31次,其中最多的是雍正,共颁15次,次为乾隆,共颁12次。

顺治八年(1651),所颁卧碑八条中规定:“朝廷建立学校,选取生员,免其丁粮,厚以廪膳。”并明令“各省所有学田银粮,原为给散各学廪生贫士之用”,要求“教官将贫生等名籍开送地方官核实评报,视人数多寡,即于存公项内量拨银米,移交本校教官,均匀散给,资其■粥。如有教官开报不实,散给不均及为吏胥中饱者,交督抚学政稽察。”(《黎平府志·典礼志四上第25页》)

顺治十七年(1660),始“题准取苗童(泛指侗苗儿童),大学5名,中学3名,小学2名”。至康熙九年(1670),朝廷对录取少数民族子弟入学的政策进一步放宽,新规定“府学取20名,大州、县学取15名,中县取12名,小县7-8名不等”。(出处同上)这是中国教育史上的新突破,也是民族教育史上的重大进展,因此受到广大少数民族的欢迎。从此,侗族儿童入学的热情也更加高涨起来。

清乾隆年间,国朝所办的各级学校,规定每年上官课8个月,即9、10、11月和次年2月为一个学期,后为年节与农时未课,到4、5、6、7月又为一个学期。当时,国朝为发展文化教育,曾拨出可观钱粮来资助学童的膏火。在入学的四个月中,生员正课每名给钱340文,副课每名得钱320文;童生正课每名给钱240文,副课每名给钱160文。这正课与副课原为何意?史志上并无释意,有待后人进一步考证。另有“花红”钱(相另有“花红”钱(相当于助学金)发给学童。生员正课每名给240文,副课给160文;童生正课每名给160文,副课给100文。还有稻谷发给,原给钱240文者,加谷20公斤;原给钱160文者,加谷15公斤;原给钱100文者,加谷10公斤等。

当时的书院、学馆、学宫、社学和义学,均得到官方的助学金和奖学金。这些助学金与奖学金的来源,一是从官方金库中拨给,一是从学田中支出。据《黎平府志·典礼志四上》记载,仅“龙冈书院”(在今贵州省榕江县城西门卧龙岗)就拥有学田395丘,共收认谷19010公斤。其它侗族地区,也都有这样的学田。

侗族地区的文化教育,始于唐、宋。因宋、元战乱频繁,文化教育处于停滞不前状态。时至清初,下从平民百姓,中至文人、学者,上到官府、朝廷,均热心“兴行教化,作育人才”,因而私塾、学宫、学馆、书院林立,书声朗朗。清代是侗族地区文化教育发展的第一个高峰。仅黔东南州,清时就有义学100余所,书院40余所。据《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概况》统计,明、清两代全州考取文科进士的就有60多人,其中尤以清代为多。据《黎平府志·典礼志四上》载,“明清两代,黎平府属各地考取贡生1056人,其中清代占95%以上。

从微观上看,清代办学亦讲究源发,讲究潜移默化,如贵州省黎平县竹坪村,自热心办学之款首吴堂应先生到潭清(今黎平县潭溪村)延请秀才杨映云(侗族)到该村办学之后,经过十余年的苦心培育,在1834年前后,这个村便出了吴体龙、吴杨吉等7位秀才。而上龙村此时出的秀才更多,共38位。

戊戌变法(1898)后,社学、义学、学馆、书院等改为学堂。辛亥革命(1911)后,又将学堂改为学校,并从学校中废除“四书”、“五经”课,开设国文、数学、常识、英语、公民、自然、地理、历史、体育、劳动、音乐、美术等课程。课本内客亦改为白话文,这是中国教育史上的又一次重大变革。

民国时期,侗族地区曾先后设立国民小学(初等小学)、中心小学(高等小学,亦称标准中心小学)、初级中学、高级中学、简易师范学校(称简师)、国立师范学校(称国师)、女子学校等。当时的国民小学每保设1所,大保1-2所(即相当于今日的乡所在地)。中心小学设在区所在地。中学、师范全部设在县城。

20年代,侗族地区几个县才有一所中学,30年代多数县有了中学,40年代几乎县县都办了中学。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忙于建党建政,接着又进入清匪反霸、肃清反革命和实行土地改革等工作,对于文化教育只抓了恢复工作。这一时期侗族地区的学校数目,略低于1940年数。

1953年,国家公布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在全国范围内贯彻执行“加速发展,提高质量,全面规划,加强领导”和公办、民办并举的“两条腿走路”的办学方针,侗族地区的学校教育有了新的发展,学生入学率约为适龄儿童数的68%,学校覆盖面一般是17·5平方公里1所。

1958年,全国各地各条战线受“左”的思潮影响,盲目冒进,学校数目大增,学校覆盖率平均为每14·2平方公里1所。

1960年冬,纠正教育战线盲目冒进,下放了一批教师,原则上每乡保持一所学校(有的大乡例外)。这时,学校的覆盖率约为67·3平方公里1所。

1962年后,国民经济开始好转,全国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发展国民经济总方针,教育事业又有了新的发展。至“文化大革命”前,学校覆盖率迅速上升为平均8·6平方公里1所。

1966年夏天,“文化大革命”全面爆发,教育行政机关、学校层层被“红卫兵”“红小兵”夺权,各级各类学校均处于瘫痪状态,耽误了一代人的成长,侗族地区也不例外。

1976年后,在全国范围内拨乱反正,教育战线才重新走上正常轨道。

1979年,学校工作也同其他各条战线一样,实行重点转移,学校主要抓教学,抓入学率、巩固率和教学质量。领导机关抓调整学校布局,加强并普及小学教育。到1984年,侗乡各地儿童入学率达84·4%左右,巩固率达92%左右,学校覆盖率为每4·5平方公里1所。

至此,侗族地区办起了大专学校——贵州黔东南民族师范专科学校、湖南怀化师范专科学校。在这里,侗族子弟和苗族、汉族等兄弟民族子弟聚集一堂,攻读大专课程。但读本科,仍需到北京、武汉、成都、贵阳、长沙、南宁等城市。

至1992年,全国上下一致贯彻“普及农村九年义务教育”,取得了可喜的成绩。至今,侗族地区已基本上达到寨有民办小学,村有完全小学,乡有初级中学,县有高级中学、师范学校和职业学校。可以说,20世纪90年代是侗族地区文化教育发展的高峰。

2、侗乡正规教育

所谓正规教育,就是指纳入国家教育体系之中的公立或私立正规学校教育,其中包括旧制的私塾、义学、学宫、书院,以及后来的幼儿园、学前班、初级小学(不完全小学)、高级小学(完全小学)、初级中学、高级中学、民族师范学校、卫生学校、职业中学等等。其教学体制、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等均由国家教育主管部门统一规定。如在教育体制上,一般是初小四年,高小两年,初中三年,高中三年,各类专业学校二至三年。在教学内容上,一般是:小学有语文、数学、体育、美术、音乐、手工、自然、地理、历史、思想品德等;中学一般有:语文、数学(含代数、几何)、物理、化学、外语、政治、地理、历史、体育、音乐、美术、劳动技能、生理卫生等;各类专业学校则另开自己的专业课,如农业课、林业课、教育学等。

进入80年代以后,有些侗族地区的学校从本地区的实际出发,在小学低年级试行“双语”教学,取得了一些经验。所谓“双语”教学,就是在一些通行侗语的农村小学低年级既学侗语文,又学汉语文。如贵州省黎平县岩洞小学于1984年秋将“双语”教学法引进全日制学校。并以四年级作实验,实施一个学期,然后参加全县统考评卷。其结果是:侗语文及格率100%,其中8人获100分;汉语文人均63·3分。而未实行“双语”教学的前一学期,该年级汉语文人均只有43·7分。汉语文及格率前一学期只有15·2%,结果提高到65·9%,翻了4·3倍。由此可见,双语教学不但不会影响教学质量,相反可以提高侗族学生的汉语文水平,这也是一种因地制宜的教学方法。

为了进一步说明问题,该校又在1985年第一学期将一年级的留级生和新生组成一个班实行“双语”教学。到期末参加全县统考,汉语文人均68·4分,及格率为64·1%,在全乡平行班中名列第二。第二学期,学校又继续用原来的教师进行跟踪教学,学年统考成绩为:汉语文人均92·9分,及格率为100%,数学及格率为100%,人均93·9分,与该校平行班比较,名列第一。

“双语”教学的成功,改变了一些人的看法。如黎平县教委一位副主任说:“我过去对‘双语’教学持反对态度,通过同志们的试验,对我启发很大,改变了我的观点,这是少数民族地区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捷径,势在必行,必须进一步推广。”

双语教学,以母语为基础,从小教授侗文拼音方案,使学生既提高了对母语的认识和使用能力,亦可借助侗文学习汉语拼音方案及汉字,还可为将来学习外语打下良好的拼音基础,一举多得,因此受到广大侗族儿童的欢迎。

在一些侗族聚居地区,还创办了突出民族特点的民族小学、民族中学或民族师范学校。民族小学与民族中学的学制和课本与普通中小学基本相同。不同的是:有些学校增加侗、汉语文的“双语”教学。此外,在待遇上也与其他普通中小学有所不同,在那里就读的学生一般都免交学杂费及课本费,住校生还补助一定数量的伙食费。少数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学校还发给被子和衣服。这是党和人民政府对侗族地区教育事业的关心和支持。正因如此,侗族地区的教育才得以较快的发展。如天柱民族中学不仅在当地影响很大,在贵州省内也是重点学校之一,多年高考名列前茅,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人才。黔东南民族师范专科学校是培养苗族侗族师资的摇篮,她已为苗族和侗族人民培养了一大批优秀教师,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已经成为侗族地区教育战线的骨干。湖南、广西等侗族地区,也有一些这种类型的学校。这些学校,为发展侗乡教育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总的说来,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通过侗族子孙的勤奋努力和兄弟民族的大力帮助,侗族地区的教育事业有了很大的发展。从广西三江侗族自治县独洞乡高定村教育发展的情况中,我们可以了解到侗族地区教育发展的基本概貌:

1917年前后的一天晚上,独洞村有两个青年到高定村来走寨,他们开了一个玩笑:将一块“小孩夜哭娘”的木牌捆上两颗红辣椒送进“伍通”宗族的鼓楼里,说这是乡公所的令牌,叫高定村人赶紧送到干冲村去。因“伍通”宗族无人识字,信以为真,便立即派人连夜送往干冲。干冲人见了木牌,讥笑高定村人都是瞎子。事情发生后,高定村开了一次款会,决定由全村捐钱,送吴庭德、吴通灵等四人到县城去读书。从那时起,高定村才有了懂得汉文字的人。吴庭德读书回乡后,于1925年在本村办起了第一所私塾。但由于贫困,当时读书的人为数很少,从1925年至1950年,全村只有两人进过国立中学,有初小或高小文化的人也只有14人。1953年,高定村办起了第一所初级小学,1964年改为高级中心小学校,从此读书的人也就越来越多。据1987年统计,全村有大学毕业生7人,中专毕业生16人,高中毕业生25人,初中毕业生78人。7至15周岁的儿童,入学率达93%左右。由于村民们比较重视教育,因此在外面参加工作的人也为数不少,据1987年9月统计,高定村在外面工作的共有65人,其中副教授1人,讲师1人,作家1人,中学教师3人,小学教师24人,医生4人,行政干部12人,商业干部10人,工人9人。

3、侗乡业余教育

侗乡业余教育主要有侗文夜校、汉文夜校及广播电视大学和各种函授学校。

侗文夜校始创于1958年。搞了一段时间之后,因受“大跃进”和“左”的思潮影响,被迫停止下来。1981年夏天,为落实“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本民族语言文字的自由”的民族政策,国家民委在贵阳召开西南片区语言文字工作会议。会后,侗文训练班和侗文夜校又在侗族地区重新开办起来,并且踏上了健康发展的轨道。

侗文是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于1958年由有关专家学者共同创制的,它以侗语南部方言为基础、以贵州省榕江县车江侗语为标准音、以拉丁字母为书写符号、仿照汉语拼音方案拼写规则创造出来的一种新的民族文字。(详见本书语言文字部分)

最初,创办侗文夜校的目的是为了推广侗文,多吸收具有高小文化程度以上的社会青年参加,以便从中选出优秀学员去担任侗文教师。

随着侗文的逐步推广,少数不识汉字的青年也参加了侗文夜校。由于侗文易学易写,有些不懂汉文的学员也很快学会了侗文,其中优秀者还当上了侗文夜校的教师。

1983年,贵州省榕江县首创“双语”教学法,即运用侗文给汉字注音,扫汉文文盲,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于是,不少地方推广了他们的经验。实践证明,在一些侗族村寨扫盲,用“双语”教学法优于“单语”(汉语)教学法,不但及格率可以大大提高,在教学时间上也可以大大缩短。按国家教委规定:150个晚上要会认、会写、会讲1600个常用汉字,这样才算脱盲。采用“双语”教学,先用两个月学侗文,余下的时间就用侗文给汉字注音释义,学习汉文扫盲课本,这样,只需110个晚上就可以达到国家教委规定的扫盲标准,这也是迅速提高广大侗族人民文化水平的一种有效途径。

随着侗文夜校学员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侗文课本也编了1至4册,且内容逐步深入,从一般的识字写字到学习简单的农林科学技术、种植和养殖技术等等。有的还办了《侗文小报》或用侗文编印《侗族优秀传统文学作品选》、《侗族情歌选》、《侗族民间故事选》、《侗族叙事诗选》等课外读物。有的还用侗文编印《杂交水稻技术》及养鸡、养猪技术材料发给侗族农户,因而推动了农村粮食生产和农副产品生产的发展,为繁荣侗乡经济作出了贡献。

侗族地区的汉文扫盲夜校出现于1958年以前,并取得一定成绩。“大跃进”开始后,扫盲工作受了干扰。“文化大革命”期间基本中断。

1978年,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扫除文盲的指示》,侗族地区的扫盲工作又开始兴盛起来。扫盲对象是12岁至40岁的文盲人口。由于人口流动和一些家庭有实际困难等原因,参加的人数一般只达到80%左右。

1988年,国务院再次发布《扫除文盲工作条例》,其对象是15至40周岁的文盲人口。1993年,国家教委又规定:1949年10月1日以后出生,年满15周岁以上40周岁以下人口中的文盲、半文盲均应列为扫盲对象。根据国务院和国家教委的指示,侗乡各地又开展了群众性扫盲工作,采用的方法主要是办扫盲夜校。扫盲夜校一般用《农民识字课本》和《农民文化技术课本》两种,前者用于文盲班,后者用于半文盲班。

根据国务院的建议:“农闲多学,农忙少学”。各地在执行中,多用插秧后、收割前、秋种后、春耕前这四段时间学习。国务院规定的脱盲标准是:识1500字(会认、会写、会讲);能看懂一般通俗报刊;能记简单的帐目;能写简单便条;能学会一些农业生产科技知识和自然、生活方面的常识。

夜校学完所学内容之后,一般由各县教委和农教办公室验收。十几来,侗族地区在扫除汉文盲方面也取得了较好成绩。每次验收,有83%至85%的人领到脱盲证书。

1993年3月,国务院又发布《中国全民教育行动纲领》(草案),要求在2000年以前,全国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侗族青壮年文盲的比例较大,尤其是女性青壮年文盲人数较多,所以,扫除文盲的任务还十分艰巨。

此外,在业余教育方面,各侗族聚居县还办有农业广播电视学校、函授农村大学等新型业余教育体系,其教学内容、方式等亦各有特点。

(三)侗乡教育新篇

1、侗乡教育现状

追求进步与光明的侗族人民,在商品经济日益发展的当今世界,对提高自己的文化素质更加如饥似渴,对教育工作更加重视。现以贵州省黎平县所属的几所学校为例略作说明:

黎平中学1993年年底共有任课教师97名,其中侗族69名,占任课教师总数的71%。在69名侗族任课教师中,本科学历17名,占24·6%;大专学历44名,占63·7%;初中至中专学历19名,占27·5%。

该校初、高中共有学生1951人,其中侗族学生1387人,占学生总数的71·2%。

黎平县总人口40余万,侗族人口占全县总人口的62%,而黎平中学的教师和学生人数,均超过总人口的比例。它说明今日侗族人民对教育已经有了新的认识。

黎平民族师范学校是一所中级师范学校,隶属州人民政府管辖。该校学制及生源有三:1、两年制民族师资班,学生全是民办教师,经统考录取,毕业后可转为公办教师;2、两年制普通师范班,在初中毕业生中招考,毕业后可任乡(镇)小学正式教师;3、四年制边远少数民族师资班,学生全是少数民族,在初中毕业生中降低分数线照顾录取,毕业后原则上乡来乡去,回家乡担任正式小学教师。

该校1993年共有任课教师39名,其中侗族教师30名(含兼课行政人员),占任课教师总数的70·6%。30名侗族任课教师中,有本科或大专学历者28名,占93%;其他学历2人,占7%。

该校1993年年底共有学生390人,其中侗族学生350人,占学生总数的90%。由此也可以看出当地侗族师资队伍的发展情况。

贵州黎平县新洞小学是一所民办公助村级完全小学。该校是全县有名的“七个第一”学校:全县群众集资办学第一;适龄儿童入学第一;女孩入学第一;普通班语文、数学“双科”成绩第一;全乡毕业生及格率及输送尖子生人数第一;全乡民办教师转公办教师人数第一;全乡教师团结共事第一。

新洞村是一个侗族聚居的村寨,距县城25公里,共420余户,2200余人,全是侗族。全村有水田1419亩,是一个主产水稻的侗族村寨。解放前,由于耕作技术落后,多数群众生活贫困,村里虽然有私塾和国民小学,但多数穷人子女读不起书,所以直至现在,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只有30%左右的男人略识点字,广大妇女基本上都是文盲。

1951年,该村用两间破旧民房和一间仓库办起了初级小学,两位民办教师全是从外地请来。

1969年,由群众献工献料,新修了一座木质校舍,并开始招收五年级学生,民办教师也由2人发展到10人。

1982年,县教委调派两名公办教师充实该校教师队伍。而后该村群众集资4·5万元,县民委、县教委资助2·5万元,建起一座砖木结构的新校舍,共960平方米。新洞小学新校舍的建成,成为当时黎平县的一大新闻。县委、县教委组织各区乡干部、各有关学校前往参观,并积极推广其经验。

由于教学条件有了改善,学生人数迅速增加,1983年以前只有70余人,至1993年已达317人,适龄儿童入学率亦达到99·4%(只有1名痴呆儿童未入学),成为全县儿童入学率最高的一个村。其中女生144人,占学生总数的45·4%,这是新洞村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事情。

新洞村之所以出现女孩读书热,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其一,家长们改变了重男轻女的旧观念;其二,涌现了周胜美、周昌慧、郭世兰、苏天艳、钟家英这样一些女中师学生,她们当中的一些人如今已成为光荣的人民教师,这对当地妇女来说是一种极大的鼓舞。

走进该校办公室,迎面是一幅言情述志的醒目对联:上联为“百年大计教育为本”;下联为“千秋伟业文化当先”;中间是一幅巨大的学校远景规划图。由此可知这所学校的主人们在想些什么和做些什么。

伟业不负有心人,近10年来,这所学校几乎年年争得语文、数学“双科”成绩第一名。9年中,该校共有248名学生高小毕业,有228名升入中学,其中女生83名,占升学总人数的36·4%,这在当地也是很罕见的。

新洞小学历年在与当地各学校争夺尖子生竞赛中也令人瞩目,现列表说明如下:

年度尖子生总数新洞校数所占%备注

19855240

19865360

19875120

19885120

1989———全县不招

19905360

19915——新洞不上

19925360

19938787·5

由上表可以看出,9年中,新洞小学把当地7个乡36个村的43名尖子学生夺去了20名,占尖子学生总人数的46·5%,其教学质量可想而知。

1993年,新洞小学共有教师15名,其中中专学历3名,高中学历5名,初中学历6名,小学学历1名。他们勤奋自学,已全部参加业余函授学校学习。在县教委对全县教师进行教材过关考核中,新洞小学的教师人人都过了关,并全部获得一级教师称号,其中周绍元、钟昌基两人还被评为先进教师。由于他们教学有方,成绩显著,10位民办教师已有7位转成公办教师,这对他们本人及对当地民办教师来讲,也是一种极大的鼓舞。

如今,新洞小学已培养出本科生2人,大专生3人,中专生24人,初中和高中生共228人。群众高兴地说:“我们新洞出秀才啦!”

新洞办教育有以下3条基本经验:

(1)村民委员会及全体村民改变观念,重视教育,常抓不放,并且舍得花大本钱。如邻近村寨一年只给民办教师400—500公斤稻谷,而该村却给750公斤。每逢教师节和春节,村委会还给全体教师送去礼品,并召开教师座谈会,以示慰问。

(2)全校教师紧密团结,互助合作,心往多出人才上想,劲往多出人才上使。教师尊重、服从领导;领导关心、爱护教师。10多年来,他们从未发生过争吵现象。

(3)教师地方化。该校15名教职员全部是本村人,他们对各家各户及学生性格了如指掌,故能因材施教。他们有为改变家乡落后面貌的强烈愿望。他们身在本村,家在本地,无牵无挂,能一心一意搞教学。

地处黔、桂边界的贵州黎平县龙额村,共有13个村民小组,362户,1686人(其中女性899人),全是侗族。该村共有耕地1267亩,其中水田1075亩,人均占有耕地0·74亩,是一个边远贫困的侗族村寨,长期吃国家返销粮。自1982年实行联产承包制,才基本实现粮食自给。

直至清代,该村没出过一个秀才,虽断断续续办过私塾,也只有一人当过私塾先生,一人当过保董。

民国三十二年(1943),开始在该村办国民小学(初级),几任校长、教师也都是外籍人。

至今,该村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只有17名男性村民会写一般书信,女性则全是文盲。

50年代初,龙额小学仍为初级小学,虽有一至五年级学生,但合并为4个复式教学班。全校学生亦长期徘徊在80人左右。

1958年,苗族教师刘云辉调任该校校长。根据上级指示,他着手建立完全小学,把地坪、古邦、高青、岑岜等4个乡的四、五年级学生全部并入该校一起上课。1960年,全校学生增至200人左右,教师也增至12人。从此,全校教师广泛而持久地开展为学生做好事的活动,如男教师为学生理发,女教师为学生缝补衣物等。学校还为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代交学杂费、课本费等。刘校长还用自己微薄的工资买回数十种常用药品为学生治病。为了教育好侗家孩子,刘校长还刻苦学习侗语,并很快能用侗语讲课。因此,在校学生人数逐年有所增加并逐步稳定下来。

为了改善教学条件,刘校长又积极向县教育局反映情况,要求拨款扩建校舍。1981年,终于建成一座占地1638平方米的砖木结构新校舍。

至1993年,龙额小学已有12个教学班,在校生311人,其中女生114人,占学生总数的36·1%。

目前,龙额村在外地各类学校上学的学生有:初中85人(女36人),高中14人(女7人),中师3人,中专2人,大学1人。

龙额小学现有教师23名(女7名),其中侗族19名,占教师总数的82%。该校教师的文化结构是:中专16人,初师5人,小学2人。

经过40多年的努力,龙额村文化落后的现象正在逐步改变。龙额小学也为国家培养了一批人才,其中从事教育工作的17人,从事经济工作的8人,从事医务工作的7人,从事行政工作的35人,当工人的13人。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这所学校培养出了第一代侗族女干部、女校长等,她们当中的一些人,已经或正在成为侗乡经济文化建设的骨干。

经过40多年的努力,侗族地区的教育事业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是应当看到,侗族地区的文化基础还相当薄弱,任务还十分繁重。当前,侗乡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教育资金严重不足;教师队伍整体素质不高,尤其是乡村级中、小学教师的整体文化素质较低;教育设备陈旧老化;教学方式、方法亦有待改进。

2、侗乡教育发展趋势

根据黎平县的统计数字,1992年适龄儿童入学率为93%,巩固率为96%,学校覆盖率为每4·1平方公里有一所学校(含教学点)。

随着现代科学文化与经济建设的不断向前发展,侗族地区各类学校也将同步向前发展,以适应科学与经济发展的需要。据有关人士分析预测,未来的侗乡教育,将出现如下七方面的发展趋势:

(1)民办完小在三、五年内没有转为公办的可能:而乡级小学附设初中班将有微弱的增长。

(2)职业性中等专业技术学校将如雨后春笋般相继出现,以满足科学技术和经济发展的需要。

(3)成人函授大专、中专的各类学校将越来越多地吸收更多具有初等文化水平的工人、干部参加学习,以满足人们对文凭与学历的要求。

(4)经济较发达的侗族中心区将出现社会力量办学,即民办完小和民办中学。

(5)一些生产组织自办或民办不完全小学将改为民办公助,并纳入村办完全小学之中,或另设分校、分班,以便统一领导和提高教学质量。

(6)侗文夜校和侗文全日制年级,在一些交通与经济、文化较不发达地区将依旧受人们青睐;而在汉文化与经济较发达的地区,将逐步受到冷落。

(7)适龄儿童入学率与在校巩固率将徘徊在93%至96%的水平上,短期内不会有根本的改变。因为侗族地区基本上都属于欠发达地区,近期内还难以彻底改变这种状况,加上天灾人祸时有发生,一些有心让子女读书的家长,因家庭具体困难而难以让其子女入学或继续读书。

(8)当前,全国上上下下全力推行“希望工程”,一些“边、少、贫”地区的文化教育将有一定程度的提高与发展,但其速度不可能很快。

(四)侗乡教育撷英

侗族至今已有自己的将军、教授、工程师、作家、诗人、书画家、作曲家、舞蹈家、歌唱家等等,这些侗民族的优秀儿女,都是从学校培养出来的,而学校的主人是教师,是那些辛辛苦苦、默默耕耘,甘作人梯的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和设计师。假如没有他们的辛勤劳动,我们这个民族将永远在黑暗中摸索,在愚昧中爬行。所以说,教师,包括热心并献身于教育事业的侗家儿女,才是我们这个民族的真正的脊梁和真正的英模。因笔者见识所限,仅举其中的几例。

1、启迪民智的吴堂应

吴堂应,侗名DANGENV,贵州省黎平县岩洞乡竹坪村人,生于清乾隆十八年(1753),卒于清道光十五年(1835),享年82岁。

少年时代的吴堂应家境清贫,因父母勤劳,兄弟姐妹配合精耕细作,成年后其劳动所得除自给外还略有节馀。吴堂印自幼学文习武,苦读诗书,只因不遇高师,未能及第。他为人正直,大公无私,多次给地方调解纠纷,均获各方满意,终被公推为小款首。

有一年,竹坪寨与毗邻村寨为一片杉山发生纠纷,各自据理力争,互不相让。后由吴堂应出面调解。他身为竹坪寨的成员,却不搞本位主义。他是款首,却不以势压人,而是出以公心,以局外人的身份,深入普通群众家了解实况,弄清眉目,然后邀约两寨代表登山察看。由于这片有争议的杉山双方均无文约,纯属祖传产业,甲说属于甲,乙说属于乙,几次险些大动干戈。吴堂应以“仁无敌,德有邻”的道理开通双方,恳请双方互敬互让。经过他反复开导,使长期争执得以解决。事后,两寨各以元宝一个(共重5公斤)酬谢堂应。但他并不装入私囊,他将此银全部献出,为竹坪村建起了一幢五间双层乡学。他又将建校结余的银两,作雇请私塾先生的费用,以减轻入学子弟及家长的负担。学校虽已建起,办了几年,却没有一名学生考取秀才。吴堂应反复琢磨,悟出了一个真理:要想有秀才的学生,首先需有秀才的先生。于是,他于1809年,亲自到潭清(今潭溪)去请杨映云先生来执教,并给杨先生以“工薪从优,膳食从裕”的特殊待遇。杨先生对此心领神会,尽心尽力,并用“以破天荒”四个大字为题为该校题写碑记。如今碑已被毁,而碑文尚存,文曰:“地名曰竹,继之以平。夫竹得平,必挺然疏茂,文秀蔚起。居此者,亦应为斯也。已巳年余舌耕于此,见人民殷富,子弟明敏,爰将向来询诸父老,每以鲜识诗书为辞,因谓之曰:乡学未立,专业无所,竹尤未得其平,故无裴然之盛,如竹箭之有筠也。父老然之。是岁季冬,鸠工集木于寨之北,建树房屋数栋。傍山而居,义取诸静;离寨独处,业取诸专。又有小溪旋绕左右,足以洗濯心胸,洵读书之佳境也。今而后,俾弟子皆造焉。肄业有所,竹果得平,猗猗之美,未必不以此举卜之地。居此馆者,共勉乎哉。”由于吴堂应的提倡和杨先生的辛勤耕耘,加上学生们“居此馆者共勉”,因而学业大有长进。从1809年至1911年的92年中,这所学馆共培养出吴体龙、吴学英、吴荣汉、吴显勇、吴扬吉、吴践修、吴槐等7位秀才。近、现、当代,竹坪寨的教育发展程度也一直领先于邻近的各个侗族村寨。

2、办学不收课金的姚复旦

姚复旦,字晓亭,生于清道光甲四年(1824),卒于民国六年(1917),享年93岁。

姚复旦祖籍湖南省沅陵县上三都人,后入鄂西宣恩会口居住,即今宣恩县姚家湾。复旦因天性聪颖,于五岁入本地符家学馆就读。八九岁便能吟诗作对。符老先生见其天资良好,猜其将来必成大器,便劝复旦之父姚华龙送复旦远求高师。不久,姚华龙即怀揣符老先生亲笔荐书,送儿子到廖家坪,投田涛斋老先生门下为子弟。复旦如鱼逢春水,更加勤学苦读。五年之内,即相继考中秀才、监士、廪生。年登十九,便考取府贡榜首。获拨贡后便载誉返回梓里执教。开始在向家借馆讲学。后见学金昂贵,学子难交,于是他准备转入本地龙头堡开馆讲学。他首先写下安民告示四处张贴,告曰:“凡来馆求学者,不分贫富,均不交纳课金,待学业成就后,再收谢礼”等等。这样,远近数十里的贫富子弟,纷纷负笈前来,投奔姚老先生求学。

由于姚复旦胸怀远大,教育有方,加上学子学习勤奋,经过四十年的苦心培养,终于“桃李遍天下”。他的学生中考取贡生者就有10人之多,至于秀才就更多了。

各位父老为了感谢姚老先生在教育生涯中所作的突出贡献,曾赠他七言古诗一首,诗云:

贡水河边赞晓亭,

满腹文才成经纶。

呕心沥血昭日月,

功垂竹帛照汗青。

除教育外,姚复旦还著有许多医药方面的书籍,如《医学萃经》等。此外还留下了一些诗词和散文。(见《侗族文学史》)

3、封官不就的田庆章

田庆章是贵州省黎平县尚重镇岑奋村人,生于清同治十三年(1874),卒于1957年,终年83岁。

田庆章幼年时代,家中自给有馀,使他这个生性好学的孩子有安乐的学习环境。他最初就读于本村私塾时,视读两遍,便能掩本背诵如流。他除了在学堂通读“四书”《幼学琼林》之外,又自学了许多经史诗文,十六岁便能创作诗、词、歌、赋,十八岁便到邻近村寨当私塾先生。

田先生为了提高边远山区侗族子弟的文化水平,毅然放弃条件优厚的家庭生活,孑然一人到离家数十里的村寨去从教,过着亲手弄饭菜方得食的单身生活。他教学认真,每天忙碌十多小时,虽苦在其表,但乐在其中。

他先后从教29年,“藏珠待价”,企望诸学子成才。由于他为人耐心,兼教学有方,远近各地父老对他顶礼膜拜,在群众中享有极高的威望。

这些事不翼而飞,传到了国民党政府当局的耳边。抗日战争胜利前夕,黎平县政府先后两次委任他当尚重区区长和县参议员。他看穿了官场的相互倾扎和鱼肉百姓的腐败作风,不愿与之为伍,再加上他从心底乐于育人,便一一婉言谢绝,并作七律一首自勉,诗曰:

不慕州衙与县衙,

一心只理旧生涯。

一枝笔耒能敷口,

半亩书田可养家。

避世避言兼避地,

观诗观赋胜观花。

闲时倦倚珊瑚枕,

笑抚瑶琴对月斜。

田庆章从教29年,足迹遍及高西(今贵州省黎平县西北部及榕江县东北部广大侗族和苗族地区),经他教育培养的侗、苗子弟无以计数,真可谓“桃李遍天下”。他们当中的一些人,有的已经成为新中国县区级领导干部,有的已成为教育战线骨干教师或学校领导。田老先生为发展侗乡教育贡献了自己的毕生精力。

4、勉子从教的杨东瀛

杨东瀛,名瑞仙,侗族,湖南省新晃县碧浪乡比足村人,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生,1960年病故。

民国七年(1918),二十三岁的杨东瀛受聘到本乡稳溪竹团村去教私塾。除有两年代其表兄从政外,毕生都从事教育。

杨东瀛自幼勤好学,且爱好诗词,常用诗词记录他的心迹。学生时代,他就写“男儿四海可为家,有志求成功要加。朝夕于斯勤苦读,莫将心思乱如麻”,用以自勉。从事私塾教学后,他又写道:“课史传经心血焦,圣贤事业勉吾操。一勤天下无难事,何惮门墙万仞高。”

私塾教学条件差,待遇也低,生活极其清苦,除日保三餐粗茶淡饭之外,所剩无几。他在一首《尝新日戏题》的诗中写道:“到处尝新我亦尝,一盘茄菜拌葱汤。平生未具班生相,万里封侯食豕羊。”在《癸未冬假感吟》中他又写道:“舌耕黔地又终年,植桃培李苦万千。些少束■都用尽,囊中未剩半文钱。”

私塾教育者工作无保障,不像公办学校教师那样可以连续执教,而往往是今年在这个村教,明年还要等人上门来聘请。杨东瀛在《冬假感怀赠别诸生》中写道:“年去年来来去忙,年年作客恨途长。今朝又唱阳关曲,未识明年在何方。”

虽然私塾教育者任重薪薄,但杨东瀛教书育人矢志不渝。他不但自己终身从教,而且希望儿子也能继承父业。他在《壬午年冬在坌溪校内夜课勉二子》中写道:“课罢殷殷自五更,寒风刺骨不辞辛。也思父业儿能继,赢得人间济美名。”

1950年杨东瀛因年高离开教坛,他的大儿子当上了新中国的, 公办教师, ,老人欣喜万分,他在造林植桐归来之后写了一首《自喜偶吟》诗,诗曰:“儿栽桃李父栽桐,一样辛劳费苦工。但愿他年收倍利,累累果子满墙东。”1960年,他的二儿子也手执教鞭,老人更是喜不自禁,赋成一绝:“读书教子果如何?功课深严受益多。自喜年来亲眼见,两儿分任教师科。”

饱尝旧社会辛酸的杨东瀛,非常热爱新社会。1958年他写了一首题为《戊戌正月元旦试笔》的诗:“八八年光一宿儒,幸逢解放乐安居。夜眠最爱倚高枕,梦读人间未有书。”(“八八”指他时年64岁,“人间未有书”指《毛泽东选集》)

(撰稿人说明:侗族教育发展水平各地有所差异,北部侗族地区接受汉文化较早,教育发展较快,如贵州天柱、锦屏、镇远、剑河、玉屏、铜仁,湖南新晃、芷江、会同、靖州等县市教育发展就比较快。因本人没有调查经费,未能到上述地方进行全面调查,所以这一部分内容有所欠缺,再版时再予补充,敬请鉴谅。)

侗 族 概 , 况(七)  

朴素的观念 渐变的思想

(一)侗族的哲学思想

在人类认识史的长河中,每个民族无论发展程度高低,认识水平如何,都是在长期的社会实践活动中,以本民族特有的方式,对世界进行理解和掌握。在解决本民族生存和发展这个最根本问题的过程中,必然产生对真善美的追求和对假丑恶的扬弃。这即是哲学思想产生的渊源,也是中华各族哲学的共性。然而,由于各民族的生产,生活方式,内部和外部的政治、经济、自然环境的千差万别,其哲学发展程度、表现形式也各具特色。侗族哲学发生于特定的生产、生活环境之中,其哲学思想亦具有本民族的特色。

1、侗族哲学思想的特点

侗族社会生产力长期滞后,她经历了漫长的原始公社经济制度,加之地处边远的大山区,与沿海和中原地区比较都相对落后,抽象的理性思维不发达,其哲学思想还没有形成系统的全面的理论形态,大部分是以直观朴素的认知形式,融合于各种文化思想之中。

(1)直观素朴的表现形式

直观素朴是相对于抽象概括而言的,它以对世界、大自然的直接观察和经验的积累产生的认知方式,又以简单、素朴的语言,以感受的内容去描绘世界,解释世界。

人类生活在自然界中,很早就观察到了它的物质性及客观性,以及大自然本身的辩证运动。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思想是侗族在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过程中,与周围大自然密切接触,与其产生物质和能量的交换,从而逐渐认识到客观外界是脱离人而独立存在的。为了达到预期的目的,必须要使自己的行动符合实际,如“春播秋收”,否则就会失败。正如恩格斯指出的那样:“人们远在知道什么是辩证法以前,就已经辩证地思考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182页)。但是,由于侗族没有本民族文字,大量民间文论是用侗语或汉字记侗音的方法流传下来,所以有一定的局限性。又由于文化水平、理论思维的局限,侗族还不可能、也没有抽象出哲学概念及范畴,因而没有系统的理论思维形态。其哲学思想,是运用民间创作的方法,以文学、历史、道德、宗教信仰、艺术等形式表现的,如《远祖歌》、《侗款》、《侗垒》,民间谚语、耶歌、侗戏、神话故事等等。其中蕴含着许多哲学内容。这些真正的、侗民族劳动人民的创作,充分反映出侗民族的世界观和哲学意识。它的语言形式与系统的哲学相比,乃是直观、朴实、幼稚和粗糙的,即大多是采用比喻或形象思维的方法予以说明。如把世界万物的来源看作是由于某种物质。这种自然形态的、不系统的、未经过抽象概括的原始思维形态,对于揭示哲学思想的酝酿、萌芽、产生的过程,以及由此探索哲学的渊源和发展规律,却是必不可少的。

(2)侗族哲学是文化哲学

所谓文化哲学,是指广义的文化现象,即侗族人民在社会实践中所创造的物质、精神和制度文化中的哲学思想。“文化哲学”这个概念是相对于纯理论形态的哲学而言的。成熟的、系统的哲学是以概念、判断及逻辑推理为表现形式的有机系统。而侗族哲学则处于萌芽的初级阶段,因而其哲学意识还被种种具体的文化现象所裹挟。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有现象和本质,文化现象也概莫能外。

侗族人民所创造出来的千姿百态的文化,既有物质型文化,如生产生活方式,民间工艺美术;又有制度型文化,如款组织,习惯法;还有精神型文化,如民间文学,伦理道德、宗教信仰、思维方式、审美观念等等。这些都是文化现象,同时也是主体对世界的认识现象。上述种种文化现象都是显形的、具体的,是能被人们直接观察和感知的。而人们的哲学意识却是隐形的,它隐藏于种种文化现象之中,很难用直觉去感知,但它又实实在在地存在着,渗透于种种文化现象之中,并对这些文化现象有支配和制约作用。这是由于任何民族、群体都是特定“文化圈”的人。同理,侗族有一套社会成员共同遵循的传统的行为方式和价值观,这是其文化现象的深层基础,是侗族传统文化长期沉淀的结晶,是侗族文化的核心和主干,也是侗民族最珍贵的意识形态。这就是侗族文化哲学。

2、朴素的唯物主义与辩证法

(1)唯物主义的自然观

侗族先民很早就开始探索天地宇宙的来源。他们对大自然因果关系的种种求索,充分体现在他们的原始的歌舞唱词“耶”、原始祭词“垒”、原始神话“暧”和古理古法“侗款”之中。黑格尔说:“一个民族进入一个时代,在这时精神指向着普遍的对象,用普遍的理智概念去解释自然事物,比如说,要去求认识事物的原因。于是我们可以说,这个民族开始作哲学思考了”(《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第59页)。在侗族的《起源之歌》、《开天辟地》、《人类的来源》、《侗族祖先哪里来》及《侗款》、《侗垒》、《侗戏》中,有大量的关于人类起源,开天辟地,大自然变化的原因和氏族、民族来源等方面的内容。其中也有大量的“天与地”、“大与小”、“老与少”、“阴与阳”、“美与丑”、“强与弱”等等辩证的观念。恩格斯指出:“人们远在知道是辩证法以前,就已经辩证地思考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182页)。尽管这种辩证思维是不自觉的、自发的、朴素的和处于萌芽状态的哲学思想,但它也是辩证的认识史所必经的历史阶段。

《起源之歌》和《侗族祖先哪里来》,是在不同历史时期在侗族地区广泛流传的侗族史诗。《起源之歌》主要有三部分:天地之源、人类之源和事物之源。其中的一些内容,充分反映了上古时代侗族先民的自发的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

在《起源之歌》中,侗族先民认为世界起源于“雾”和“风”。这与古希腊哲学把世界来源归结为水,中原汉族古代哲学把世界来源归结为“气”的解释相类似。他们认为,远古之时混混沌沌,天地不分,大雾笼罩,世界无上下。即是说,最初的世界是被大雾笼罩着的天地不分的混沌世界。

这些雾又是怎样分开才产生万物的呢?这是由于“风”的作用。歌中说道:“当初风公住天上,坤岁上天请他来。风公下地四季分,春夏秋冬巧安排。”风公又是怎样区分四季的呢?“当初风公力无比,脑壳尖像黄牛角;春天出气天下暧,夏天出气雨降落;秋天出气地打霜,冬天出气大雪落”。(《侗族文学资料》第5集,第150页。贵州省民委、贵州省文联民研会编印)这种把宇宙来源、形成归之为“雾”和“风”的思想,是与把宇宙看成是超自然的“神”的主宰之说相对立的。他们从有形的自然物质本身去寻找和解释宇宙的起源。这是一种直观的、朴素的自然生成说,较之“上帝创世说”,无疑是进了一步,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自发的唯物主义宇宙观。

恩格斯指出:“自发的唯物主义,十分自然地把自然现象无限多样的统一,看作是不言而喻的,并且在某种具有固定形体的东西中,在某种特殊的东西中去寻找这个统一”。(《自然辩证法》第164页,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侗族先民关于世界来源于“雾”和“风”的思想,是他们对自然现象长期观察、体验和经验积累的结果。他们世代生活在温暖湿润、云雾笼罩的大山之中,是“风”让云开雾散。而四季的变化,也总是与风息息相关。无论是和煦的春天、炎热的夏季、凉爽的金秋、刺骨的寒冬,人们都可以直接感受到“风”的作用,显示出“风”的威力,所以把自然界变化的原因归结为“风”是很自然的。这个“风”已不是指某种具体的“风”了,而是“风”的概括和抽象。这里包含着深邃的哲学智慧,他们把宇宙万物的变化归结为客观物质的“风”,乃是朴素唯物主义宇宙观的一种表现。

(2)丰富的辩证法思想

人类是如何来的?这是侗族先民们千百次询问、探索的重大问题。在侗族神话和史诗中,处处显露出他们的探索精神。他们对人类的来源是这样叙说的:

四个龟婆在坡脚,

它们各孵蛋一个。

三个寡蛋丢去了,

剩个好蛋孵出壳。

孵出一个男孩叫松恩,

聪明又灵活。

四个龟婆在寨脚,

它们又孵蛋四个。

三个寡蛋丢去了,

剩个好蛋孵出壳。

孵出一个姑娘叫松桑,

美丽如花朵。

就从那时起,

人才世上落。

……

(《侗族祖先哪里来》,贵州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页)

侗族先民对人类来源的回答是很有趣的。他们认为,人是“卵”生的,是由龟婆孵出来的。龟婆在这里不是专指“龟”,而是泛指一种神圣的动物,意指人类的先祖。有的地方称“棉婆”,“棉”也是指一种稀有而珍贵的动物。意指侗族崇拜的“萨婆”、“萨神”,加上“棉”字表示是人类的先祖。这些棉婆各孵蛋四个,其中三个寡蛋(即未受精的卵)没孵出来而被丢弃,只有一个好蛋(即已受精的卵)孵出了世界上第一个男孩,他的名字叫松恩;第二次又孵出了第一个女孩,她的名字叫松桑。这就是宇宙间人类的始祖。他们长大后成婚,才有了后来的人。这是侗族先民对人类生命来源的朴素的认识。这种认识产生于他们对客观世界的观察和推测。它不仅表现出生命是由卵演化而来,反映出初始的进化论意识,而且有了男女结合、阴阳交合而生万物的朴素辩证法思想。古歌中的松恩、松桑原以兄妹相称,他们不肯结婚,后来因听从杉树神、岩鹰和大山仙的劝告,才结成夫妻,繁育后人。从中可以看出,这是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过渡阶段所产生的神话史诗型古歌。它反映侗族社会已经从群婚制过渡到了族外婚,一夫一妻制的婚姻制度已经形成。它说明侗族先民关于人类来源的观念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侗族先民从当时自然和生命变化的实践中总结出来的。

从侗族先民所塑造的人类史上的第一对先驱及其名称,我们即可看到耐人寻味的唯物主义的灵感。“松恩”、“松桑”都是侗语的音译,“松”是“放”或“放下”之意;“恩”是筋或茎;“桑”是“根”。松恩、松桑合起来的意思是“放下了茎,扎下了根”。这种把人的生命的产生与植物生命的产生相类比,意蕴含蓄而深刻,反映出他们的哲学思想是建立在直观形象的唯物主义基础之上的。

侗族先民关于人类生命来源于“卵”生的观念,与他们崇拜“鸟类”有关。他们所崇拜的“鸟”是由蛋孵化而来,由此推测,人类的始祖也一定是由蛋孵化出来。

关于人类的起源,侗族民间还有一种传说,更能体现其辩证的进化意识。在另一首关于人类起源的古歌中说:“起初天地混沌,世上没有人,遍地是树蔸,树蔸生白菌,白菌生蘑菇,蘑菇化成河水,河水生虾子,吓子生额荣(一种水中的浮游生物),额荣生七节(节枝动物),七节生松恩,……”(《侗族文化史料》第189页。黔东南州民研所编。)从中也可以看出,侗族祖先已经认识到人的生命是通过长时间的、由低等生物逐渐进化而形成的。

从起源歌中,充分显示出侗族古代已具有下列朴素的辩证法思想:

其一、已经认识到天、地、人是世界的三个组成部分,并且认为人是位于天地之间,三者又处于互相联系、不断发展和相互转化的无穷过程。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无论是哪个民族和国家,都面临着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的种种物质形态的相互过渡和转化,人们认识的对象是没有一成不变的,一切都在产生、灭亡、运动和变化之中。这种客观的辩证法,很早就被侗族先民所认识,并用生动形象的语言表述出来,这是难能可贵的。这也表明他们朴素的意识和智慧,已步入了哲学意识的门槛。

人们的认识,总是有一个从个别到一般,从有限到无限,从具体到抽象的过程。侗族先民对于生命来源的认识也是从现实的、个别的具体事物开始的。即人的生命是从树蔸开始,经过白菌-蘑菇-河水-虾子-额荣-七节直至松恩(人类)。这种把植物、动物与人类联系在一起,从低级生命向高级生命演化的思想也是十分可贵的。它既排除了唯心主义的神秘说,又反对形而上学的不变说;既看到事物的客观存在,又总结事物发展变化的过程。尽管这种认识还属于简单、幼稚的感知推测,但却包含着真理的颗粒,是科学辩证法思想的萌芽和必经阶段。

其二、从自然界的联系中,已经有了因果联系的观念意识。从上述起源歌中,从树蔸演化到七节动物和人类,这种对人类生命起源的认识,实质上是由一系列因果联系的链条构成的。因果联系是客观的、普遍的联系,因果观念也是一切自觉意识下活动的人们不可缺少的观念。侗族先民在观察和经验积累的基础上,认识到自然界的依次有序的因果变化,即由低级无生命向高级有生命的演进。这种认识虽然粗糙浮浅,尚无科学根据,但是,他们能通过具体事物的变化,反映出其因果联系的哲学意识,其中不无聪明和智慧。

(3)关于对立统一的思想

在侗族古歌和款词中,有大量的关于事物矛盾、对立统一、运动变化的朴素辩证法思想。如款词中说:

有本才有末,有根才有茎。

野芹有蔓,阳藿有根。

有公公种棉花,才有婆婆纺纱人。

千般从地起,万物从地生。

……

观天上日月,数四季时辰。

天上降雨水,地下开田塘。

……

(《侗款》,岳麓书社1988年版第422页)

这种对大自然循环往复,生生不息的描绘,蕴含着丰富的辩证法思想。

其一、认识到世界万物是一个自然发展过程。这个过程是变化有常的,是按照一定的规律发展变化的。其变化的原因,归之于事物自身自然而然的变化,是自身辩证发展的结果,而不是外力或神的意志所驱使。这也是难能可贵的。

其二、侗族先民已经意识到了“老”与“小”、“本”与“末”、“根”与“茎”、“天”与“地”等对立现象之间互为条件,互为表里、互为因果的对立统一关系。当然,他们不可能理解对立统一的理论,它仅仅是一种萌芽的哲学意识。

其三、具有发展的连续性和无限性的思想萌芽。在《创世款》中,侗族祖先这样叙事物的发展;“我不说根,便不知尾;我不说边缘,便无中间;不说祖先,便无父亲;不说父的年月,便无我们;不说孙辈,便无曾孙后代”。(《侗款》第340页)这里的祖先、父辈、子辈、孙辈等等,实际是指人类社会无穷无尽的发展过程。这是一个连续性与阶段性、有限性与无限性对立统一的过程。其连续性存在于阶段性之中,无限存在于有限的事物之中。侗族先民从自己的观察、体验中,通过具体事物的发展体现出他们丰富的辩证法思想。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他们只能从无限多样的现实世界中去寻找统一,并从中悟到了自然、社会辩证发展的过程。这说明,客观自然的发展乃是人们朴素辩证法思想产生的天然基础。当然,这些朴素的唯物辩证的思想意识,也仍然摆脱不了神秘的色彩。但是若以唯物史观的态度观察,并把它安放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予以考察,我们则不难理解:侗族先民这种朴素的哲学思想的产生是必然的,也是十分可贵的。

3、侗族哲学价值观

一个民族的价值观,是其哲学思想的内核,是其传统文化的主干。任何一个国家、民族或社群,都是按照其特定的价值评价来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具有悠久历史的侗族,长期以来保持着稳固的、有浓厚民族特色的文化。这不仅因为他们有共同的语言,生活在共同的区域,有共同的经济生活,更主要的是其民族共同体始终保持着共同的哲学价值观,是建立在稳固的共同的价值认同和价值评价基础之上的。否则就无法逻辑地解释生活在不同区域的同一民族,仍长期保持着该民族共同体的特征;而生活在同一地域有共同的经济生活、语言的人们,又为何分别属于不同的民族?究其中原因,归根结底是由于不同的价值观所决定的。价值观是维系该民族共同体行动的准则,是支配主体社会活动的无声命令,也是其哲学思想的核心内客。

作为哲学范畴的价值观,是指主体对于“是非”、“美丑”、“善恶”、“荣辱”、“优劣”等等的认识和评价,以及由此建立起来的观念系统。是主体为了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对主体及主体周围一切事物进行肯定或否定、积极或消极的认识评价。并以这种价值观系统,指导人们自觉地、有意识地进行改造主观和客观世界的实践活动。

任何价值观都是具体的、历史的,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的。任何一个国家、民族、社群,在特定的历史阶段总有与其社会经济形态发展相适应的一个或数个主要价值观,从而构成相对稳定的、被大家认同的价值观,成为该民族或群体的共同价值认知和价值需求。这种价值观渗入社会、个体的各个方面,影响主体的信念和需求,并构成当时社会政治、经济、道德、文化、心理素质、思维方式等价值观的基础。

侗族哲学价值观,一方面必然受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社会经济状况的制约,与当时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另一方面,这种价值观形成之后,又必然积极反作用于社会的政治经济的发展,使其客体主体化,即按照主体的价值观进行改造客观世界的活动。

侗族的哲学价值观主要体现为以下两个方面:

(1)以家族、房族为依托的生存发展观

需要是人的活动和社会发展的原动力,满足需要是人们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也是价值观形成的基础和坐标原点。

以家族、房族为依托,是侗族传统生存价值观的核心。无论在古代还是近代历史中,侗族都是一个人口较少,经济落后的弱小民族,经常受到天灾人祸降临的威胁和外来势力的欺侮压迫。他们面临着被吞食、分割、灭族的危险,因而具有强烈的民族生死存亡的忧患意识,形成很强的民族凝聚力。所以他们把维护家族、房族、村寨以及本民族的利益,视为最高、最神圣的天职。如在《出征款》中,既有对勇敢者的赞扬,又有对怯懦者的谴责。款词说:“青年人拿刀,壮年人拿抢。要像雷婆施法击精怪,要像老虎咬妖婆。勇猛地杀,勇猛地打。打得敌人纷纷逃亡。……”对那些临战怯懦、胆小怕死者则称为“像鸡怕老鹰,像鸟怕鹞鹰。这样的人要拖进树林去杀,应抓在脚底任人踩”。(《侗款》第241-242页)对勇敢者和怯懦者的价值评价截然相反,从中可以看出维护本民族利益的价值观。

聚族而居,是主体对生存环境价值选择的结果。侗族先民生活在生产力极其低下的、与外界几乎隔绝的大山中,个人的力量是微不足道的,个人脱离了家族就不能生存。因而产生了依赖于家族、群体的强烈价值意识,因此侗族聚族而居的居住方式千百年来保持不变。侗族村寨的房屋都是依血缘关系的亲疏程度而建。近亲都住在连排相通的干栏式木楼里。以方便同宗、同姓的房族供奉同一个祖先,以及举行其它共同的祭祀活动。其房屋的房檐相连,走廊相通,只要一家有事,不必走出大门,即可互相帮助。这种居住方式是对生存发展功能效用的价值认识和选择,是主体对这种互相依赖、互相帮助的生存环境的需要而自觉建构的主客体关系。当然,主体对这种生存发展价值观的选择,从根本上的和总体上的求根溯源,仍是建立在侗族社会特定的历史阶段和特定经济发展水平上的。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发展,这种格局迟早会被打破。

(2)以约法款为核心的价值取向

约法款(指侗族社会的习惯法)及其实施组织——款(侗语为KUANT),是侗族社会有组织、有秩序、长期稳定发展的保障,也是该民族心理素质、伦理道德、社会行为、生活方式的最高的价值标准。

侗族社会的约法款源远流长。它产生于原始社会后期,私有财产出现以后,与侗族社会同步发展,跨越了奴隶社会,经历了漫长的封建社会,直至民国,有的地方保留至解放前夕。由初始的不成文法到成文法,由松散的组织发展到紧密的、具有法律权威的执行机构——“款”和“合款”组织。

侗族社会的约法款及款组织,属于该社会上层建筑范畴。它既是其经济基础的反映,又有相对的独立性。侗族的约法款是把民族的共同利益、共同需要上升为具有法律意义的条款、规约,融化于人们的心理情感之中,变为全民族的意志和评价人们行为的尺度。约法款已不仅仅是简单、被动的适应能力,它已超出了感性认识的范畴。是主体为了解决“内部不和肇事多,外患来侵祸难息”的社会不安定局面而采取的理性的、自觉自为的、有效的措施。

从约法款的内容来看,都是规范人们行为的,从小偷小摸到杀人放火,土地山林纠纷,拐卖人口,强奸妇女,抵御外侵等等。既有对违法者的严惩,如“不许杀人、放火、行凶逞强,人命关天,罪情重大,哪人敢犯,把他沉塘、火烧。”(《侗款》第111页)又有对某些行为的赞赏,如晃县的《扎屯条款》规定:“与匪对敌,被匪殉者,筹资十千,以赏烧埋之费”,“杀伤匪者,奖励十千,以鼓励奋勇”“追匪务要同心协力,勿得半途逗留,或匿不同追者,公议罚款三千,以作火药之费”(《侗款》第246页)。难能可贵的是在约法款中还有保护自然环境的自觉意识,有定期封山育林、不准毁坏幼苗、砍伐风景树木和竹林的规约。从此可以看出,约法款不仅是调整人与人、个人与群体、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关系,而且还包含着调解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这些内容至今仍有现实意义。

从执行约法款的组织和方式来看,赋予约法款以至高无上的地位,违者予以严惩,使其具有强烈的约法款意识,以此规范和评价人们的行为。侗族的款约虽属乡规民约性质,但是却被严格执行着。这一方面依靠执法的严格组织——合款,其组织大体区分为四个层次,即小款、中款、大款和联合大款。小款是最基层的组织,有一或二个自然村寨组成。中款、大款是在更广大的范围和地域的组织,犹如现代的乡和县级。联合大款则是把黔湘桂三省(区)交界的整个侗族地区组织起来,并由民众推选出办事公道、德高望重的款首掌握。这些组织既是管理社会的组织机构,又是执法机构,要定期举行讲款(宣传)、开款(公审、公判)、聚款(立规约)的活动。进行这些活动时,都十分隆重、庄严,不仅要举行隆重的祭神、祭祖仪式,还要倒牛合款,饮血盟誓,以表示规约神圣不可侵犯,如违犯款约甘愿受严惩的决心。

基于以上原因,约法款的法律意识和价值观,深深地植根于侗民族的情感意识中,使其成员都能自觉地维护款约,无条件地执行款约,形成了以约法款为核心的价值取向。

(3)带有浓厚原始文明的伦理价值观

侗族社会经历了漫长的原始社会时期。原始氏族公社解体后,又跨越了奴隶制社会而直接进入封建社会。但是,仅在一些侗族与汉族邻近区域,才有比较发达的封建社会形态。在侗族聚居的广大区域之中,由于生产力水平极低,因而只有一定程度的封建社会经济形态,实际还保留着浓厚的古老的原始经济形态。这种经济形态孕育了侗族人民古雅淳朴,关心集体,尊老爱幼,崇尚英雄,崇尚劳动,扶弱济贫,热情好客,宽容和谐的伦理价值观。

道德规范是建立道德意识和价值观的核心和“定位器”,是指社会主体善恶、美丑、正义和非正义等观念的价值评价和行为选择。侗族自古以来就有一整套乡规民约和行为准则。这些准则表现在传统文化的各个方面。如《款约》中的“六面阴规”是指违反习惯法予以重刑重罚的条款;“六面阳规”是指违反社会伦理道德原则,应予以谴责和轻罚的条约。如偷鸡者罚银三两,偷牛者罚四两四,再重者要推上十三款坪或十九款坪予以罚斗(如现代的公审大会),有的要翻屋倒仓,拆屋倒梁,予以重罚。在“六面阳规”中,仅不准偷摸就列举数十项内容,每项都讲明应当怎样、不应当样和对违反者的处罚规定等方面的内容。这些条款,是在广大侗族地区一致公认的,被推崇为至高的“王法”,也是其伦理价值观的核心。在“垒词”中也有大量的对人们良好行为的赞扬,如赞老人、赞妇人、赞英雄等,还有关于族训、劝戒方面的垒词,其内客丰富多彩。“垒词”对行为的善恶美丑,也给予全面具体的评价,给人以很强的伦理价值观教育,成为伦理道德的准则。这些决不仅仅停留在款词、垒词、耶歌之中,而是付诸于实践,成为人们的行为方式。因此,从儿童起,就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道德教育方法,而且代代相传,经久不衰。在对待善和恶、个人和集体、义和利等问题上,也都有一系列社会公认的价值标准。一旦有人违反,无论是家庭,家族、村寨,社会乃至个人,都不能宽客。如某寨有一个青年人,因犯了盗窃行为,受到社会舆论的谴责。他痛不欲生,苦苦地请求大家把他钉死在大树下。这种强烈的道德意识、道德评价的形成,一方面保留了较多的氏族社会的残余,同时也吸取了汉文化中以伦理道德为本位的思想;另一方面,也是后天社会文化的教育、熏陶,以及求善果,保名声、争荣誉等传统的价值取向所致。因而形成了强烈的道德责任感和良心自责感,所以他能自觉地要求惩罚,希望以此取得大家的谅解以教育后人,并以此达到自我心理的平衡和满足。它说明侗族具有强烈的道德观念和对社会的道德义务价值观。

侗族山寨,自古以来就有一整套令人崇敬的高尚伦理道德观念和优良的社会风尚。侗家人尊老爱幼,扶苦助贫,热爱公益事业,团结互助,民主平等。其社会风气远近闻名,因而以文明礼貌之乡而著称。这些优良的社会风尚表现在各个方面。

在侗族山寨,公益事业甚多,如修鼓楼、建公房、挖水渠、架花桥、造凉亭等。创办这些公益事业从来不要硬性摊派,大家个个争先恐后,尽其所能去做。人们把这些事业视为自己的光荣义务和神圣职责。侗寨的每座鼓楼里边,冬天有旺盛的火塘,供人取暧;夏天有清凉的泉水,供人解渴;还有一双双新草鞋随你取用。这些好事都是村寨里的年青人争先去做的,他们也从不愿留姓扬名。

热心公益事业的观念,已深深扎入侗家人的脑海中,已成为一种重要的人生价值和生活准则。至今,有些侗寨修塘、挖渠、架桥仍然是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智出智,万众一心。他们既不计较个人得失,也不计较谁家出多出少,这也是对优良传统的一种继承和发扬。但愿这些优良传统能长存下去。

侗族人民一贯以团结互助为美德,以维护集体利益为光荣,并以此作为自己行为的标准。对丧失劳动力的孤寡老人,各家都争相帮助,轮流照顾。在生产劳动中,也常年互相帮工、换工,凡是需集体做的事,更是踊跃参加。一村有难,邻近村寨也都会赶来支援。其中有这样一首侗歌,充分反映出侗家人团结互助的观念和美德:

一根棉纱难织布哟!

一滴露水难起浪。

抬木过梁要几根杠哟,

建造新房要靠众人帮。

你拉绳来我拉杆哟,

你拿锤来我穿枋。

咚空咚空响不停哟,

大厦落成喜洋洋。

(转引自《侗族风情录》第312页。)

与人为善,成人之美,尊老爱幼,也是侗族传统的生活准则之一。如青年人在鼓楼、风雨桥唱歌歇息,见到老年人来了,即不约而同地站起来打招呼,让座位。年轻人如在窄险道路上和老人相遇,会让老人先走,并主动搀扶老人上坡、过桥。如遇老人挑担子,也会主动帮助挑送一段路,或送到老人家门。这些传统都已蔚然成风。

侗家人不仅有团结互助的良好美德,而且有浓厚的集体主义精神。这是由于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原因,他们必须聚族群居。所以历来就有诸多的集体活动,把集体利益、集体活动看作是庄严的、神圣的;集体的规约也是人人必须遵守的。他们最鄙视那些自私自利,只顾一人一家利益的人。村寨中如有这样的人或行为,必然会受到群众的指责和唾弃。久而久之,这种以集体、群集利益为最高俐益的观念就成为人们追求的最高境界,成为稳定的伦理价值观。这种道德观念亦成为侗家人的传统美德之一,并对侗族社会产生了较大的反作用。直到解放前,封建私有制虽已盛行,但在侗族聚居的大部分山寨,仍保留着诸多原始公社制的遗迹。诸如为全寨所公有的公田、公山、公塘、公房等等。收获物除照顾孤寡老人外,剩余的则平均分配。

侗乡山寨不仅在本民族内部维持着古老的带有原始文明的民主制度,寨中寨老、款首都是由群众选举产生的,而且“约法款”对于款民来说无论是穷人、富人,无论是款民还是款首,一律宣誓盟约,人人有同等的权利和义务,对于违约者也一律受到应有的惩罚。款词中有这样的规约:“山有山规,寨有寨约,不管谁人,不听规约,大户让他产光,小户让他产落。”

中原封建制度的法律无平等可言,有“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之理。在唐律中,则按照富贵贫贱把人区分为三六九等,每个等级的人有不同的法律地位,赋予不同的权利和义务。对违法者,也因人的等级不同,量刑也不同。这些封建的等级观念,在侗族传统文化和约法款中均未觅见。

侗家人不仅在本民族内部自由平等,和睦相处,而且认为侗、汉、苗、瑶等各民族本是同根同源,也都是平等的,应该互相帮助,和睦相处,反对互相欺压。有首侗歌生动地反映了这样的思想:

侗汉苗瑶本是同源同根长,

好比秧苗共田分几行;

通情达理看得宽,

元梅愿嫁益阳李家郎。

(《侗族民歌选》,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版第47页)

歌中所说的元梅是一位侗族姑娘,而李家郎则是一位汉族后生。这首民歌真实地记述和颂扬了侗族与汉族和睦相处、共山共水的兄弟情谊。在《祖公落寨歌》中也这样唱道:

安家乐业才九载,

又有客家搬上来;

李、郭、田、蒋四个姓,

落住岭俄、平级、高掌、弄别四个寨;

侗客两家无相斗,

共山共水无疑猜。

(《侗族祖先哪里来》贵州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62页。)

总之,侗族优良的传统道德价值观已深入人心,成为人们自觉的追求,成为主体的社会行为的价值取向,也成为侗族历史上一代又一代的民族心理素质和优良的民族精神,其中有许多是值得现代人借鉴和发扬的。

4、侗族人民审美观

审美观即是人们对美的观念和鉴赏能力。审美是一种精神意识的活动,是指审美主体反映美的各种意识形式,又称为审美意识,包括对美的认识、感受、评价,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审美情趣、心理、理想和追求等。这些观念意识形态,不是凭空产生的,也不是先天就有的,而是随着人类社会实践的产生而产生的,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的。没有抽象的审美观,它总是具体的,历史的、民族的。侗族人民的审美观也是在其特定的政治、经济、文化和自然生存环境中形成的,因而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其审美心理和审美情趣的民族性十分突出。这多半是由于生活于大体相同条件下的民族群体,更具有相同的情感和需求。这种审美观反过来,又成为指导改造对象的独特的民族风格。随着各民族间的交流、融合和互相渗透,这种审美的心理和情趣,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愈益接近,互相渗透和交融。

侗族历来有强烈的审美需求,丰富的美感内容和高尚的审美意识。

(1)强烈的审美需求

追求美是人类高级的精神情感和需求。侗家人既有乐观豁达、积极向上的民族性格,又长期生活于青山绿水、鸟啼蝉鸣、和谐优美的自然环境之中。他们在长期社会生产实践中,产生了强烈的对一切美的事物的热爱和追求。这不仅表现在侗家人对于歌、舞、戏剧的热爱和追求,也表现在侗族有著称于世的建筑艺术,有各种精巧的手工艺制品,有丰富多彩的神话、传说、故事等等。这些有形或无形的艺术作品,处处都体现着侗族对审美的强烈需要。侗家人能歌善舞,在日常生活和劳动中总是以歌相伴,以舞相随。在婚嫁喜庆之日,在各种重大节日和祭祀活动中,侗家山寨更处处欢歌漫舞。

侗家人视唱歌为不可缺少的精神需求,把唱歌与吃饭和生命同等看待。有歌为证:

不种田地无法把命来养活,

不唱山歌日子怎么过?

饭养身子歌养心哟,

活路要做也要唱山歌。

(《侗族民歌选》第29、30页)

侗家人把唱歌当作须臾不可离开的东西,侗族民间有“饭养身,歌养心”之说。能唱歌编歌的人被推崇为“歌师”,他们是最受欢迎和最受尊敬的人。有歌唱道:“十二种花朵茶花最红,十二种树木杉树最有用,十二种师傅歌师最受人欢迎敬重。”侗家人把歌师看成是传播美的使者,为了使本寨的歌唱得更美、更出色,常以隆重的仪式去请歌师。歌师耐心地教,歌手认真地学,所以侗歌久盛不衰,代代相传,并形成了具有独特民族风格和很高审美价值的艺术珍品,如侗族大歌,就是侗族音乐中最有代表性,并具有世界影响的艺术珍品。1986年10月,黔东南州侗族大歌合唱团应邀参加法国巴黎艺术节,侗族大歌的演唱倾倒巴黎听众,连续六场演出,场场爆满。被法国《世界报》称之为“最有魅力的复调音乐”,“是金秋艺术节最受人喜爱,最受观众欢迎的,具有古老传统,又如此纯正闪光的、美的艺术。”(参见《黔东南社会科学》1987年第期,第53页。)侗族大歌的产生不是偶然的,它是与这个民族爱歌、学歌,“歌声伴着生活过”这种审美需求和审美情趣分不开的。

(2)高尚的审美意识和广泛的审美情趣

侗族的审美观,是与其伦理价值观相一致的。侗家人把勤劳、勇敢、朴实、真诚、善良视为美,否则即丑。侗族的诗歌、传说、故事、戏剧,大都是对勤劳、勇敢的歌颂,对懒惰、怯懦的鞭笞,对一切积极向上和文明礼貌的道德行为予以颂扬,充分体现出侗家人健康高尚的审美意识。

流传于侗族民间的垒词和款词很多,有许多是赞颂英雄人物的,其中有一首是对侗族农民起义军首领姜芝灵的歌颂:

姜灵芝,穷苦人,

志气大,心公正。

身高体壮像金刚,

心肠慈祥像观音;

练就一身好武艺,

善用计谋又精明。

天天上山打猛虎,

卖得钱粮分穷人。

贪官恶人见他身发抖,

穷苦良民见他亲又亲。

山大王碰到他命难逃,

阎罗王遇见他也怕三分。

(《侗垒》第63页)

还有许多侗族民歌是对勤劳、进取者的颂扬,如:“我赞你村好姑娘,纺的纱线细绯绯,织成布匹像绒尼,纺的纱线细绺绺,织成布匹像绫绸。”“我赞你村好‘腊汉’,考文能第一,考武得头名,种田庄稼盖过大田坝,唱歌好听逗得姑娘心开花,进屋访友情谊好,陪伴坐谈品德高。”(《侗款》第455、461页)

侗家爱唱歌,对歌也有自己的评判标准。如有歌唱道:“我喉咙嘶哑唱不成,姑娘的歌声像银铃。你唱一首我一首,将歌当话表衷情。歌声不美不要紧,要看感情真不真。有情有意歌声不美也动听,无情无意歌声越美越哄人。”(《侗族琵琶歌》第147—148页》)

由此可以看出侗家人对真善美的执着追求。真善美犹如亲姐妹,伦理观直接影响审美价值观。侗家人认为:真、善就是美,假、恶就是丑。即便有美丽的形式,而无美的内容,那也是虚的、假的,其本质也是丑的。其中就包含着较高的哲学审美意识。

(3)审美意识的外化

高尚的审美意识和对美好事物的向往,决定着主体在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中,从功利出发,遵照美的规律,以独特的审美情趣,进行艺术美的创造。这就是审美意识的外化。

侗族虽然没有关于艺术美的系统理论,但是依靠其很高的象喻思维方法和直观的审美情趣,创造了具有很高欣赏价值的艺术美。这充分体现于自然环境与人文景观交融的社会美,以及对建筑、手工艺品、音乐、舞蹈等艺术美的创造中。马克思指出;“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建造,而人却懂得怎样处处把内在尺度运用到对象上去;因此,人按美的规律来建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97页)“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即是自觉自为的活动和人的本质力量。人和动物的活动都可以引起自然界的改变,但是动物没有自觉的意识。而人在改变自然界的同时,实现了自己自觉的目的。人的活动是经过思考的,有计划的,向着一定事先知道的目标而行动的。

勤劳的侗族人民在改造自然环境的同时,倾注了自己对艺术的追求和向往。对此我们着重从以下两个方面加以介绍。

其一、建造了具有园林艺术美的居住环境。

侗族村寨的建构,采用了“借景”的方法,使人文现象的社会美与自然相结合,以达到具有浓郁民族风情的园林式的艺术美。

所谓“借景”,就是主体对地理和空间环境因素的选择。侗家人长期生活在崇山峻岭和千沟万壑的莽莽森林之中,因而很讲究选择建造村寨的地理位置,即既要实用、方便,具有生活的功利价值,又要有审美价值。在古老的侗族迁徙歌中,就有关于侗族先民选择适合生存环境的内容。为此,他们曾进行过长期的、艰苦的长途跋涉,经过数代人不断地迁移,才找到现今居住的这块美丽富饶的土地。这说明,侗家人对自然环境的认识,对山水、地基的考查、比较,是一种自觉自为的行为,是为了找到一块能够安居乐业的“风水宝地”。为此,他们付出了很高的代价。

中华园林的建构,是以“仁者乐山,智者乐水”为最高的审美情趣,它所追求的是山山水水的自然美。侗族村寨都是依山傍水而建,它充分体现了中华园林“借景”的艺术思想。

长期受大自然美熏陶的侗家人,有很高的审美意识。其生活环境,建筑布局,既融北方园林气魄之宏大,又纳南方园林气韵之小巧,因而构成了独特的“得山而壮,得水而妍”的艺术美。

侗族山寨大多建在河溪两岸,青山绿水,有一种特殊的意境美。侗族村寨周围都有大片倍受保护的古树或翠竹,称护寨风水树。由此可见,侗家人很早就有自觉的环境保护意识。这种乐山、乐水、乐树的审美情趣,既是侗族人民物质生活所必须,同时又是精神生活和审美心理的需要。

侗家人并没有停留在对自然“借景”的认识上,他们还用自己的智慧和勤劳的双手,在大自然的空间,建造了独特的楼、台、亭、阁、桥。古老的村寨,几乎寨寨有鼓楼。它雄伟挺拔,千姿百态,飞檐重叠,方圆变换,高矮搭配,内外组合,给人以很强的立体透视感。

鼓楼最初是为了实用,是为其群体提供聚众议事、选择款首、惩恶扬善、击鼓报警和进行各种文化娱乐活动的场所。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认知的提高,人们便把自己的情感、愿望、理想和审美情趣,凝结为强大的精神尺度,并体现于鼓楼建筑的方方面面。如底层的坚实与敦厚,既显示鼓楼作为公共场所的性质,又体现侗家人敦厚、诚实、质朴的情感和心理;稳重而庞大的塔身、层层缩小的结构、自然柔和的曲线和多角、多棱的飞檐,更增强了鼓楼龙腾虎跃、活泼流畅的动态效果,给人以韵律美。鼓楼的这些特点,又充分展示出侗族是一个活泼愉快、能歌善舞、热情奔放的民族。

鼓楼何以会产生这样美的效应?孤伶伶的鼓楼不能回答,它依赖于周围建筑群及优美的自然环境。侗族村寨犹如一首悠美的乐曲,以鼓楼为中心,在其周围,有古朴的寨门,这为前序;有横跨于河溪之上的风雨桥,这是过渡;有小巧幽雅的凉亭,这是慢板;鼓楼则是这首乐曲的高潮;在它身边还有成片的干栏式民居,那是尾声。此外,还有层层叠叠的梯田、银光闪闪的鱼塘、葱葱郁郁的山岭,那是这首乐曲的基调。侗族人民用自己的智慧,借用高山的壮丽,深谷的幽雅,溪水的活泼,林木的秀美,将人文景观置于最佳的审美空间之中。使自然美与人文美景观巧妙地融在一起,构成既宏大广阔,又小巧幽雅的艺术境界,因而受到建筑大师们的高度评价,被誉为“花园式的居住环境”,“是中国也是世界建筑艺术的瑰宝”。这充分表明,侗族是一个具有很高审美意识和审美情趣的民族。

其二、手工艺术品的审美情趣。

侗族人民为了适应生活的需要,为了审美的需要,创造了种类繁多、丰富多彩的手工艺术品。这些民间手工艺品,就地取材,美观实用,独具民族特色。

侗族民间工艺主要是实用工艺,如银饰煅打、腊染、织锦、草编、雕塑、绘画等等。这些艺术作品既为生活提供了方便,又有装饰审美的价值,具有独特的民族风格。

侗族的手工艺品,产生于社会生活实践,孕育于天地万物之中。自然界存在着许许多多令人愉悦的、美的东西。在侗族的织锦、刺绣、雕塑、腊染、绘画中,总离不开花、鸟、鱼、虫以及龙凤猛兽,日月星辰等等。侗族人民总是把自己的幻想和追求,倾注于自己的创作之中,如象征吉祥的“龙飞凤舞”、“双鱼拾宝”、“向日葵花”、“太阳图纹”、“百鸟争鸣”等等。这些作品形象逼真,生动活泼。尤其是在侗族的雕塑艺术品中,有昂首扭身的金龙,有展翅飞翔的凤鸟,有俯卧山中的虎、豹和雄狮,这些动物,维肖维妙,栩栩如生。它不仅显示出侗族工匠的精湛手艺,也体现出侗族人民热爱自然,追求朴素的审美心里和审美情趣。

综上所述,侗族哲学还处于初级的萌芽状态,存在于大量的各种文化的重叠之中,因而是文化哲学。在其传统文化的视角中,有着朴素的唯物主义自然观和丰富的辩证法思想;还有独特的哲学价值观和审美观。对侗族哲学思想的探索,不仅对于深刻认识侗族社会本质有重要意义,也是丰富和完善中国传统哲学的需要,是研究中华光辉灿烂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编者附记:此稿是杨昌嗣同志于病重期间在其夫人张世珊同志的协助下写完的。昌嗣同志已于1994年11月23日不幸逝世。人去文存,我们以极其悲痛的心情将此稿编入本书,并以此作为对昌嗣同志的深深怀念。)

资料来源:冼光位主编《侗族通览》 资料搜集整理:邓敏文

侗 族 概 况(八)

丰富的声调 美妙的语言

侗语讲座总目郑国乔教授 主讲

第一讲:怎样阅读侗文 第二讲:侗语的声调 第三讲:侗语声母概述 第四讲:侗语声母的历史发展 第五讲:侗语韵母概述 第六讲:侗语韵母的方音变化 第七讲:侗语词汇的构成 第八讲:侗语词的结构 第九讲:侗语的词义特色 第十讲:早期汉语借词的读音 第十一讲:现代汉语借词的读音 第十二讲:汉语借词的形式与作用 第十三讲:侗语的语法结构  

邓敏文:开头的话

我们非常荣幸地请到著名侗语专家、中央民族大学郑国乔教授为我们主讲侗语和侗文。郑教授是上海市汉族人,现在已经75岁高龄。他于20世纪50年代初开始调查研究侗族语言,1958年参加创制侗文方案,以后一直从事侗族语言文学教学和研究工作,培养了一代又一代侗族语言文学专家。可以说,他的一生都献给了侗族的文化教育事业。这个“侗语讲座”的主旨是:普及侗语和侗文知识,为国内外关注、研究和喜爱侗语、侗文的各方人士提供网上服务。有人会问:时至今日,学习侗语文还有用吗?我的回答是:时至今日,世界上还没有绝对有用或无用的东西。当今世界,电脑应该是一种很有用的东西,可是在我的家乡,在边远贫困的侗族地区以及世界上其他一些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地区,电脑对他们并没有太多的用处,他们仍然使用着传统的劳动工具从事着传统的农业或牧业劳动。在他们的眼中,一把镰刀或一把锄头比一台电脑更加有用。由此可知,有用与无用都是相对的。 语言是人类的交际工具,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侗族语言至少已经独立存在1000余年,遗憾的是在历史上没有一种相应的文字符号去书写这种古老的民族语言,致使无数优秀的侗族文化遗产湮灭于历史的长河之中。如今,大约有100多万人口还在使用侗语交流情感,他们还在用侗语传承着丰富的口头文学。我们不应当忽视这些客观存在的人类群体以及他们的文化。在社会、经济、文化、科学如此迅猛发展的今天,我们更应当关注弱势群体的文化保护,使人类文化生态保持多样性平衡发展。学会侗语和侗文,大概有以下几方面的用处:1、忠实记录、保存侗族民间文学资料,包括歌谣、神话、传说、戏剧等等;2、借助侗文学习汉文,尤其是对学习汉语拼音很有帮助;3、借助侗文学习英文及其它拼音文字,尤其是通过多种语言的比较,会使我们对不同的人类语言带来新的理解和记忆;4、加深对侗族人民的思想感情,促使我们和他们一起去改变贫穷落后的历史和现状。为了提高大家的学习兴趣,我们将陆续给大家提供侗汉对照的侗族民间口头文学精品作为阅读资料,以供有兴趣者阅读、欣赏、练习。您对《侗语讲座》有什么意见、建议和要求?请来信告知。但愿这个讲座能为子孙后代留下一笔珍贵的侗民族的文化遗产!

资料来源:本网《侗语讲座》 资料搜集整理:邓敏文

Re:侗族概况侗 族 概 况(九)

淳朴的表演 感人的戏剧

(一)侗戏综述

侗戏,侗语称“戏更”(YIKGAEML),它是全国317个剧种(其中少数民族剧种22个)中的一个,是构成中华民族总体文化艺术的成份之一,也是中国戏曲志中不可缺少的一页。

侗戏的产生,“是一个已经开化的民族生活的产品”(黑格尔《美学》卷3),是侗民族文化艺术走向成熟的标志。

侗族被人誉为“歌的民族”;侗乡被人称为“戏的家乡”。“饭养身,歌养心”,就是侗族人民喜歌爱戏的至理名言。侗歌的种类繁多,至今仍未有人能作出精确的统计,正如侗歌中讲的那样:“客家有读不尽的诗书,侗家有唱不完的歌曲”。由于长期受歌的熏陶,“听歌”成了侗族人民的审美习惯,所以他们把看戏也称为“听戏”。

侗戏至今已有160多年的历史。它经历了几代人的辛勤耕耘和创造,留下了数百个剧目。正是这些有生命力的剧目,通过二百余万侗族人民的眼、耳、口、心,组成一股浩浩荡荡的情感巨流,经受历史长河的颠荡淘汰,因而跨入了新的彼岸,使之成为当代侗族文化宝库中一笔珍贵的艺术遗产。

从侗戏发展的历史来考察,其道路是不平坦的。从19世纪30年代到人民共和国成立的110年内,侗戏作为民间自娱自乐的一种艺术形式,主要是为了调节居住在边远山区的侗族人民的年复一年的单调的生活节奏。他们逢年过节演戏唱歌,借以得到某种精神上的安慰。而从事侗戏创作和演出活动的戏师们,也没有意识到自己是在从事一种崇高的民族艺术事业。他们只不过抱着自娱自乐的心理,在以“无尝传戏为荣”的道德驱使下,守着祖宗传下来的剧本,照本宣科地传授戏艺。加上侗族在历史上没有本民族的文字,只能借用汉字来抄写剧本,所以侗戏在历史上的发展是非常缓慢的。

解放后,侗戏跟其他少数民族剧种一样,得到了党和国家的重视。50年代,文化部两次在西南地区召开少数民族文化工作会议,发出了“抢救民族文化艺术遗产”的指示。这一时期,侗戏的主要成就是挖掘和整理传统剧目,同时也产生了一些现代侗戏,如梁普安的《土地还家》、《互助组》、《留粮四百七》、《婚姻法》,陈春元的《张老三思想转变》,吴章富的《喝喜酒》、《补闹乃闹》,汤世玺的《民族团结》、《婚姻自主》等。50年代,传统侗戏《珠郎娘美》参加了文化部在云南大理举办的“西南地区少数民族文化工作会议暨剧种汇报演出”。《珠》剧还拍了记录片,登上了“大雅之堂”,这是侗戏艺术第一次在全国范围内亮相。

到了60年代初,侗戏的发展虽然仍处在挖掘整理传统剧目的阶段上,但新编侗戏在内容上也有了一些新的变化,如梁普安的《四清运动》、《兴修水利》、《兴修公路》,汤世玺的《两婆媳争吵》,吴章富的《嘎吴办夜校》,王胜先的《办林场》,梁维安的《苦生》、《甫花》、《我们的公社书记》,翟明先的《郎付》,张勇的《奴救赖》等。这些作品,无论在内容和形式方面,都胜过了50年代。

60年代中至70年代中,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原因,侗戏被列为“四旧”禁演。侗戏师也多半被打成“四旧头子”而被挂牌游斗。侗戏艺术也因此而濒于绝境。

直到1979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侗戏才恢复了它的生机。

80年代是一个不平凡的年代,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了祖国大地,也吹醒了一度沉睡的侗族山乡。侗戏在这一时期有了长足的发展。它不但在表演艺术、音乐唱腔、舞台布景上有所突破,在内容和形式上也走出了“旧瓶装新酒”的模式,出现了侗歌剧、侗歌舞剧、山歌剧等多种样式的新侗戏。如普虹的《丁郎龙女》,吴定国的《善郎娥美》,郭达津的《找牛》,陶光弘的《春花夜月》,黄能赋等人的《蝉》,梁维安的《送礼》、《三媳争奶》,《古榕人家》、《古榕春色》、《官女婿》,姚琼娣的《求亲记》,齐剑阶的《风流女贩》,金敏的《桥魂》,郑光松等人的《琵琶缘》等。有人说,80年代侗戏的发展,超过了解放前侗戏100多年的发展。此话并不过分。这一时期,侗戏《丁郎龙女》以其崭新的面貌参加了全国少数民族剧种录像观摩演出,并莸优秀节目演出奖和第一届全国少数民族题材剧本创作“团结奖”。

90年代,侗戏《官女婿》在第三届全国少数民族题材剧本创作评奖中荣获“金奖”,因而开创了侗戏艺术获得国家“金奖”的纪录。

1、侗戏的产生

一个新生命的孕育,离不开父母。侗戏也是一样。它的产生,首先离不开传统的侗族民歌,特别是离不开传统的侗族说唱艺术——“君”(JENH)。同时也离不开兄弟民族剧种的影响和启发。母体文化和外来文化的相互结合,便培育出了“侗戏”这支独具特色的民族艺术之花。

侗戏产生于清代道光年间(1830年前后)。根据侗戏“开台祭词”及有关民间传说,根据1958年贵州省文化局、省剧协、省音协侗戏工作组和1979年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文化局组建的侗族民间文学调查组的调查考证。侗戏是由贵州省黎平县腊洞寨人吴文彩(1779-1845年)创始,并经张鸿干(1779-1839年)等人弘扬发展起来的。

吴文彩被侗族人民尊崇为侗戏鼻祖。他所编创的第一个侗戏是根据汉族传书改编的剧目《梅良玉》,它标志着侗戏艺术生命的诞生。张鸿干是贵州省从江县贯洞村人,也是吴文彩的同时代人。他所编创的侗戏《金汉》,开创了侗戏采用本民族生活题材的新领域。他们二人都受到侗族人民的尊崇。他们留给后代的不朽之作《梅良玉》和《金汉》,都成为侗乡至今盛演不衰的优秀剧目。

侗戏形成的历史原因有内外两个方面,其内因是在“嘎”(GAL·歌)、“耶”(YEEH·歌舞)、“垒”(LIX·念词)、“暖”(NYON·故事)和“君”(JEN·曲艺)等侗族传统艺术门类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它是单项艺术向综合艺术发展演变的结果。其外因是:明末清初,随着侗族地区集镇的开设,到侗乡来的汉族文人和商贾越来越多。周边的湘戏、桂戏、彩调、阳戏等汉族剧种也相继传入,这对侗戏的产生起到了促进和推动作用。为了加强对少数民族地方的统治,封建官府也在侗族地区开设“府学”、“义学”、“馆舍”、“书院”、“县学”等文化机构,一些边远山村还出现了“私塾”。许多侗族农民也开始接受汉文化,创始侗戏的吴文彩,就是当时的秀才之一。有一定汉文基础的吴文彩,根据汉文作品《二度梅》改编成侗戏《梅良玉》,受到侗族观众的普遍接受和欢迎。他的第二部侗戏作品《李旦凤姣》也是根据汉族传书《薛刚反唐》改编的。此后不久,根据其它汉族传书或汉戏剧本改编的侗戏《山伯英台》、《门龙绍女》、《刘知远》、《毛洪玉英》等也纷纷问世。张鸿干的侗戏《金汉》的出现,又引来了一大批以本民族生活题材为内容的侗戏剧本,如《三郎五妹》、《元董》、《美道》、《莽随留美》、《郎夜》、《顶郎索久》等。

1911年辛亥革命之后,贵州省从江县洒洞村人梁少华根据侗族民间叙事歌编创了著名侗戏《珠郎娘美》,使侗戏创作和演出活动出现了一个新的高潮。与此同时,侗戏《补贯》、《吉金你郎》、《补桃乃桃》、《乃宁》、《花赛》等剧目也先后产生。《珠郎娘美》的出现,标志侗戏艺术步入了一个比较成熟的阶段。

2、侗戏的发展

侗戏产生之后,大约经历了以下几个不同的发展阶段:

(1)面具阶段侗戏最原始的初期,是经过面具阶段的,即由一个人戴上不同面具扮演多种角色。这是由侗“君”发展到侗戏的过渡期。“君”是一种又说又唱的侗族民间艺术形式,由一人坐在鼓楼里自弹自唱,并以侗族民间自制的大琵琶伴奏。由于受“君”的启发和听众的要求,为了使作品中的人物更形象化,于是出现了面具,即由演唱者通过更换面具的办法来扮演多种多样的角色,尤其是扮演各种各样的鬼神。这些面具,如今在贵州省从江县蓝寨村还有保存。据当地老人们说,那些面具是过去演戏用的。由此可见,侗戏的初始阶段,也是曾经用过面具的。

(2)腹本阶段由于侗族过去没有文字,各种文学艺术主要靠声音作为载体,并传给后世,侗戏也是如此。为了满足更多听众的要求,说唱艺人便从鼓楼里来到戏台上,最初也是由一人扮演多角,又说又唱。后来才逐步由演员代替戏师向观众表演,演员基本上只起到“传声筒”的作用。故侗族人民常说:“唱戏唱师傅”。这些戏师,对戏剧故事和人物性格了如指掌,对唱词都能倒背如流。当时的侗戏剧本,实际上都装在戏师傅们的脑海里,用侗族人民的话来讲,就是“装在他们的肚子里”。他们能在演员固定的舞台调度转横“8”字型中准确无误地进行“导演”,连唱几天几夜的连台本侗戏,他们也能一字不漏地口头传授。这确实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后来,有点汉文基础的民间艺人,才使用汉字记侗语的办法来书写侗戏唱词,从而使侗戏逐步由“腹本”阶段过度到“文本”阶段。

(3)文本阶段侗戏“文本”的出现,大约开始于清代道光年间,由于当时侗族地区尚无印刷条件,只能手抄,故极为稀少。又由于侗族人民喜住木房,常常发生火灾,百年以上不被火烧的侗族村寨几乎难寻,所以那些古老剧本更难留下。据贵州省从江县文化馆考察,发现该县龙图“义和班”和“仁和班”的祖传剧本比较古老,其抄录年代如下:《梅良玉》于清代光绪八年(1882)抄录,《毛洪玉英》于光绪十二年(1886)抄录。近年,他们又在本县贯洞镇响勒寨发现《金汉》剧本,上面写有抄录于“光绪丙子年冬”(1876年)。但是,这几个剧本都不是创作者本人抄录或他家乡戏班抄录,而是由他人辗转传抄,故可推测,在此之前已有侗戏“文本”传世。只是到了道光年间,侗戏“文本”才开始在侗族地区广泛流传。侗戏虽然有了“文本”,但这些“文本”只有唱词和人物上下场的提示,没有一句台词,也不分场分幕。台词仍为戏师“腹本”,全靠戏师临场传授和演员即兴发挥而完成。这种台词是不固定的,它会因人、因地、因环境变异而变异,使观众百看不厌,始终保持一种新鲜咸。这也是传统侗戏的特别之处。

(4)现代侗戏现代侗戏指的是解放后特别是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的新编侗戏。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民族的进步,与侗族人民政治、经济、文化生活密切相关的侗戏,在社会急剧变革的历史时期中,其内容与形成式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一批有胆有识的侗戏作者、演员和执导人员,为侗戏的发展大胆探索,并迈出了可喜的一步,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如普虹的《丁郎龙女》,吴定国的《娥郎善美》、《孤独的王乔星》,姚琼娣的《求亲记》,齐剑阶的《风流女贩》,金敏的《桥魂》,郑光松的《琵琶缘》,黄能赋等的《蝉》,梁维安的《三媳争奶》、《送礼》、《古榕春色》、《官女婿》等,已由传统的不分场分幕发展到分场分幕;由简单的“二人转”式发展到舞台调度;由只重唱发展到兼重表演;由单调的上下句唱调,发展到多种唱腔;舞台布景虚实结合;舞台器乐逐渐增多。特别是音乐的改革,使侗戏由一种类型发展到多种类型。侗歌剧、侗歌舞剧的出现,给侗戏艺术增添了新的异彩,给侗戏革新指出了多元发展的途径。

3、侗戏大事记

1828—1838年,贵州省黎平县腊洞寨人吴文彩根据汉文传书《二度梅》改编成侗戏《梅良玉》,并用侗族语言和音乐在侗族地区演唱,从而开创了侗戏艺术的新纪元。

1838年,贵州省从江县贯洞村人张鸿干根据侗族民间叙事歌改编成侗戏《金汉》,开了侗戏反映侗族人民生活的先河。

1840年,吴文彩根据汉文传书《薛刚反唐》改编成他的第二个侗戏剧本《李旦凤姣》,并在侗族地区广泛传唱。

1849年,贵州省黎平县下皮林人吴通简根据民间故事改编成侗戏《刘高》。

1851年,贵州省从江县仁洞人吴志瑜根据汉文传书改编成侗戏《毛洪玉英》。

1857年,贵州省从江县独洞人石秀玉根据汉族民间传说改编成侗戏《门龙》。

1860年,贵州省从江县高增人吴补举根据侗族民间故事编创成侗戏《郎夜》。

1861年,贵州省从江县大团人梁正刚根据侗族民间故事编创成侗戏《红贵》。

自此,侗戏作为一个独特的民族民间剧种便开始走上了它的成熟阶段,不仅出现了一大批侗族民间戏师,还产生了一大批优秀剧目,如:《莽隋留美》、《美道》、《元董》、《山伯英台》等,这些剧目的始作者因年代久远,现仍尚未考出。

1911年,贵州省从江县洒洞人梁少华试图将侗族民间故事《珠郎》改编成侗戏《珠郎娘美》。

1921年,梁少华与其好友梁耀廷合作,继续从事《珠》剧的编创工作。

1926年,梁耀廷逝世,梁少华一人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继续进行《珠》剧的改编工作,直至完成。《珠郎娘美》的问世,标志侗戏已经发展到了它的成熟阶段,它是侗戏发展史上最优秀的剧目之一,也是传统侗戏的一个典范,因而深受广大侗族人民的欢迎,并很快得到了广泛传播。

1949年后,侗族人民结束了受剥削、受压迫、受岐视的历史地位。侗戏作为一种优秀的民族文化传统,也开始受到了党和国家的重视。

1952年,贵州省从江县著名侗戏师梁普安编创了第一个反映侗族人民新生活的侗戏《土地还家》。这是“新侗戏”的开始。

1953年,贵州省黎平、榕江、从江三县成立县文化馆(站)。通过文化馆,开始对侗戏进行有组织、有计划的搜集、整理和辅导工作,为侗戏的创作、演出、推广与研究创造了条件。根据“旧瓶装新酒”的思路,继梁普安的《土地还家》之后,又产生了一批“新戏”,如汤世玺的《民族团结》,梁云深的《上民校去》,奶狗崽等人的《粮食问题》,吴冠儒的《打击不法地主》,吴章富的《喝喜酒》,梁普安的《互助组》、《婚姻法》等等。这些“新戏”,都反映了那个历史时代的新生活,因而受到了普遍欢迎。

1955年,广西桂西举办第一次民间文艺会演,三江林溪业余侗戏班演出了侗戏《珠郎娘美》,受到好评。

1956年7月23日,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州举办第一届民族文艺会演,从江县代表队演出了侗戏《珠郎娘美》,榕江县代表队演出了《三郎五妹》,均受到观众的好评。

1957年,贵州省东三县(黎、榕、从)在榕江县举办侗族文艺会演,榕江县演出了侗戏《华团阮隋》,黎平县演出了侗戏《粮食问题》,从江县演了侗戏《美道》,均受到群众欢迎。

1958年,贵州省文化局组织侗戏调查工作组深入东三县(黎、榕、从)进行侗戏考察,并辅导农村侗戏班,协助举办三县侗戏会演,与老艺人林占华、汤世玺、吴学先、奶狗崽等共同研究对侗戏《莽隋留美》的修改工作。同年,文化部在云南大理召开西南地区文化工作会义,贵州省东三县亦组织侗戏代表队赴大理作汇报演出,受到好评,并将演出拍成舞台记录片播放。这是侗戏第一次登上大雅之堂,也是在全国范围内第一次公开亮相。

1959年,贵州省文化局、省剧协、省音协联合工作组赴黎平、榕江、从江三县再次对侗戏进行调查。工作组搜集到传统侗戏26个,新编侗戏16个,编印出《珠郎娘美》系统资料,并用汉文整理。另外还编印了《侗戏传统剧故事梗概》和《侗戏音乐资料》等。同年,贵阳黔剧团(省黔剧团前身)排演侗戏《珠郎娘美》,该剧组还赴榕江县排戏,并在凯里作汇报演出。同年11月,贵州省黔东南州在榕江举办第二届民族文艺会演,侗戏广受欢迎。同年12月,“侗戏实验剧团”在榕江县正式成立。

1960年,贵州《山花》杂志第一期公开发表了贵州省文化局、省剧协、省音协联合工作组改编的传统侗戏《珠郎娘美》。同年,《珠》剧被贵阳黔剧团改编成黔剧《秦娘美》,并在北京、贵阳等地演出,普遍受到好评。京剧大师梅兰芳说:“我看的一出《秦娘美》,是民间传说已久的一个侗族故事。……拿全剧的思想性、艺术性来说,这确实是个好戏。”同年,海燕电影制厂将该剧拍成舞台艺术片在全国播放,侗族人民的艺术才华,第一次得到全国各族人民的公认和赞赏。同年,“侗戏实验剧团”正式排练新编侗戏《危险的道路》,并参加黔东南州在剑河县举办的第四届全州民族文艺会演,评上一等奖。同年9月,按上级“文化下马”的指示,成立不到一年的“侗戏实验剧团”宣布解散。

1964年,贵州省黔东南州举办第五届全州民族文艺会演,从江县著名侗戏师吴章富新编的侗戏《嘎吴办夜校》被评为一等奖。同年,侗戏师梁普安编成新侗戏《四清运动》、《兴修水利》、《兴修公路》等。

1965年,榕江县文化馆张勇编成侗戏《奴救赖》,并演出移植小戏《送肥记》和《新媳妇》等,受到观众欢迎。

1966年,榕江县在车民乡举行全县民族文艺会演,移植侗戏《三世仇》受到好评。同年9月,“文化大革命”开始波及侗乡,传统侗戏被列为“四旧”遭到禁演。

1970年,京剧“样板戏”传入侗乡,侗戏开始移植“样板戏”。榕江县文化馆将《龙江颂》、《红灯记》、《智取虎山》等剧片段移植为侗戏;黎平县文化馆将《沙家浜》等剧片段移植为侗戏。并参加当年黔东南州组织的三县片区文艺调演。

1976年,贵州省黔东南州举办片区文艺调演,东三县在从江举行。榕江县代表队演出移植样板戏《龙江颂》;从江县代表队演出《杜鹃山》和创作剧本《三路口》;建制队(龙图侗戏班)演出新编侗戏《插牌》和《高山劲松》;黎平县代表队演出新编剧目《春潮滚滚》。同年7月,榕江县代表队移植的样板戏《龙江颂》片段,参加在凯里举办的全州第八届文艺会演。

1979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榕江县车民乡侗戏班恢复上演传统侗戏《珠郎娘美》;从江县龙图宰门侗戏班上演《毛洪玉英》和新编历史侗戏《岳飞抗金》,腊水“顺和班”上演侗戏《刘高》,腊全“仁和班”上演传统侗戏《梅良玉》,贯洞迫举侗戏班上演侗戏《金汉》。同年,黎平县民族文工队排演侗戏《珠郎娘美》,并由自治州文化局安排到锦屏、天柱、凯里、雷山、榕江等县、市演出。同年,黔东南州文化局组织侗族民间文学工作组,深入到黎平、榕江、从江三县侗戏流传区调查证实:黎平腊洞吴文彩是侗戏艺术的创始人,并写出了《侗族戏祖吴文彩》的调查报告和调查附记。

1981年,贵州省从江县文化馆黄能赋、石平姣、陈春元、全文武、梁维安等创编侗歌剧《蝉》,侗戏出现了歌剧。

1982年,侗戏始祖吴文彩墓基被修复。

1983年,从江县民族文工队正式成立,开始排演侗戏《蝉》、《三媳争奶》、《送礼》等新编剧目。

1984年,侗戏祖张鸿干墓重立墓碑,被列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同年7月,贵州省黔东南州举办第九届民族文艺会演。黎平县民族文工队演出的《善郎娥美》;从江县文工队演出的侗歌剧《蝉》,均得到好评。同年,黎平县文工队演的《善郎娥美》,参加贵州省在贵阳举办的首届乌兰牧骑文艺会演。同年,从江民族文工队应邀参加省“音乐会”演出《蝉》剧,得到与会专家学者的肯定,获创作演出“鼓励奖”。同年8月,黔东南州文化局在黎平县举办首届全州侗戏调演。黎平代表队演出《善郎娥美》;榕江县代表队演出《丁郎龙女》;从江县贯洞文化站代表队演出《三媳争奶》、《送礼》;天柱县代表队演出侗族山歌剧《春花夜月》。这次调演,剧目新,样式多,展现了侗戏艺术改革创新的新局面。同年9月,贵州省文化厅在贵阳举办首届少数民族戏曲观摩研究汇报演出。黎平代表队演出《善郎娥美》;榕江代表队演出《丁郎龙女》;从江县贯洞文化站业余侗戏队演出《送礼》,均得到报界和专家们的好评。

1985年,湘、黔、桂三省(区)在广西三江举办首届侗族文艺会演。榕江代表队演出《莽隋留美》、从江代表队演出《三媳争奶》、黎平代表演出《竹兰》、三江代表队演出《琵琶缘》、通道代表队演出《抢秀才》等。这是三省(区)侗戏艺术的一次大检阅。同年,黎平县成立半专业性的“侗戏实验剧团”。同年7月,贵州《银屏舞台》第一期出版《黔东南侗戏专辑》,刊登了侗戏《丁郎龙女》、《善郎娥美》、《送礼》等六个剧本。同年10月,侗戏《丁郎龙女》获得全国第一届少数民族题材剧本创作“团结奖”。同年11月,黔东南州举行全州戏剧演出巡看评奖活动,榕江县侗戏《莽隋留美》获综合三等奖;黎平县侗戏《找牛》、《补贯送礼》获综合二等奖,天柱侗族山歌剧《清江春月夜》获鼓励奖。

1986年,湘、黔、桂三省(区)在贵州省黎平县举办第二届侗族文艺会演。从江代表队演出《四艾寻歌》;黎平代表队演出《孤独的王乔星》等;三江代表队演出《银耳环》;通道代表队演出《浪子回头金不换》等新编侗戏。同年,《侗族民间剧本选》由贵州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其中收有《金汉》、《门龙》、《丁郎龙女》等十个侗戏剧本。

1987年,贵州省黔东南州在凯里举办第十届民族文艺会演。从江文工队演出侗戏《良三传奇》,获一等奖。同年,湘、黔、桂三省(区)在湖南新晃举办第三届侗族文艺会演。贵州从江队演出侗戏《良三传奇》,广西队演出《玉蝉》,湖南队演出《南瓜岔》等新编侗戏。同年,侗戏《丁郎龙女》和《侗戏介绍》被《中国少数民族戏剧丛书》贵州卷(上)收编。

1988年,贵州省黔东南州在从江县举办第二届侗戏调演。从江县文工队演出新编侗戏《古榕春色》,小黄队演出传统侗戏《乃宁》;榕江县代表队演出改编侗戏《补桃》;黎平县文工队演出改编侗戏《门龙绍女》;天柱县文工队演出《侗箫奇绿》等。1989年,湘、黔、桂三省(区)在榕江举办第四届侗族文艺会演。贵州从江代表队演出侗戏《郎夜》,榕江代表队演出侗戏《补桃》,黎平文工队演出侗戏《鱼郎与螺姑》;广西代表队演出侗族歌舞。

1991年,湘、黔、桂三省(区)在广西龙胜各族自治县举办第五届侗族文艺会演。贵州从江代表队演出现代侗戏《官女婿》;黎平队演出歌舞剧《侗女神韵》;广西龙胜代表队演出侗戏《七奶奶》;湖南代表队演出侗戏《考女婿》等。同年,贵州省文化厅群众艺术馆举办全省群众文艺创作评奖,从江县文化馆周恒山改编的侗戏《郎夜》和梁维安新编侗戏《官女婿》均获创作一等奖。

1992年,贵州省从江县文化馆梁维安创作的现代侗戏《官女婿》,在第三届全国少数民族题材剧本创作评奖中荣获“金奖”,开创了侗戏剧作家作品获得国家金奖的纪录。

4、侗戏师

侗戏艺术产生至今,虽然只有160多年的历史,但它已经历了三代人和四代作家的辛勤耕耘和创造,使其成为一门不可替代的民族剧种。这当中倾注了不少人的心血和汗水。一百多年不算遥远,我们还能清楚地听到侗戏走向当代和走向末来的脚步声。这当中的每一代人,每一代作者群,都有那么一个乃至几个人,一部或几部作品,在侗戏发展史上,在百万侗民的眼里,百万侗民的口中,百万侗民的心里,留下了难忘的记忆。他们当中有的被编歌赞扬,有的则成了戏台的神灵。作为侗族的子孙,我们有责任如实地记下他们的历史功绩。

侗戏鼻祖吴文彩(1788-1845),贵州省黎平县腊洞人。其代表作是《梅良玉》。侗戏《梅良玉》的诞生,开创了侗戏艺术的新纪元。侗族人民尊他为戏神,在侗戏开台祭词中,第一个点到他的名字,把他作为神来敬奉。他的墓葬已被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侗戏祖师张鸿干(1779-1839),贵州省从江县贯洞人。其代表作是《金汉》。侗戏《金汉》的出现,开创了侗戏反映本民族生活题材的先河。《金汉》剧本演了一百多年,长演不衰,成为不朽之作。侗族人民为了纪念他,同样把他作为戏神来敬奉。他的名字同样被列入侗戏开台词中。他的墓葬也已被列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著名戏师石玉秀(1867-1924),贵州省从江县独洞人。其代表作是《门龙》。他继承侗戏艺术的优良传统。侗戏《门龙》流传广泛,长演不衰,与《梅良玉》和《金汉》几乎齐名。石玉秀的名字,也被后人编歌传唱。

著名戏师吴德太(1878-1928),贵州省从江县高增小黄人。其代表作是《补贯》。侗戏《补贯》的出现,开辟了侗戏喜剧题材的新领域。侗族人民没有忘记“阿凡提”式的机智人物“补贯”,也没有忘记编创侗戏《补贯》的吴德太。人们把他的名字与“补贯”联在一起,编歌传颂。

著名戏师梁少华(1893-1978),贵州省从江县洒洞人。其代表作是《珠郎娘美》。《珠》剧的问世,曾轰动过侗乡,很快传遍黔、湘、桂三省广大侗族地区。1958年,《珠》剧作为民族剧种参加了文化部在云南大理召开的西南地区文化工作会议,会间作汇报演出,并拍成纪录片,使侗戏首次登上大雅之堂,第一次在全国亮相,影响较大。

著名戏师杨成林(1916-1980),贵州省榕江县三宝人。其代表作是《丁郎龙女》,《丁》剧曾获文化部颁发的“全国少数民族剧种录像观摩演出”优秀节目奖。其剧本经普虹整理后,获全国第一届少数民族题材剧本创作“团结奖”。

著名戏师梁普安(1921—),贵州省从江县龙图腊全人,他是一位高产的民间剧作家,至1993年,他已创作24个侗戏剧本,其中《土地还家》,是反映侗族人民现实生活的第一部侗戏。他是参加中国剧协的第一个侗族民间艺人,任过省剧协理事。1985年,他作为贵州代表,出席了在北京召开的全国第四届“剧代会”,他的名字已被《当代艺术家名人录》收录。

著名戏师吴居敬(1908—1982),广西三江林溪人,1950年参加革命工作,历任县文化馆馆员、副馆长、馆长、县人大常委、广西民间文艺研究会理事等职,他也是一位高产侗戏剧作家,由他单独或与人合作创作、移植或改编的侗戏有《秦娘梅》、《赤叶河》、《火急木牌》、《侗家儿女》、《翠香记》、《二度梅》等。

优秀戏师吴贵元(1928—)广西三江林溪人,他从9岁开始帮助父亲抄写侗歌侗戏,12岁学唱琵琶歌,1979年出席全国民间歌手、民间诗人座谈会,至90年代初,他已创作、改编、移植20多个侗戏剧本,其中有《秀银与吉妹》、《老树新花》、《白蛇传》等。

当代侗戏工作者普虹(即张勇),贵州榕江城关人,榕江县民族文艺研究室主任,副研究馆员,贵州省剧协会员,省级文化系统先进工作者。其代表作有《奴救赖》、《上学路上》、《丁郎龙女》等。《丁》剧经过他改编整理,曾获全国少数民族戏曲录像观摩优秀节目奖,并获第一届全国少数民族题材剧本创作“团结奖”。

当代侗戏工作者吴定国,贵州黎平茅贡人,黎平县文化局局长,贵州省剧协理事,省级文化系统先进工作者。其代表作有新编侗戏《善郎娥美》、《孤独的王乔星》和侗族歌舞剧《侗女神韵》等。《侗女神韵》,融侗戏、侗族歌舞于一台,为侗戏舞台艺术开了新生面,深受观众的欢迎。

当代侗戏工作者梁维安,贵州从江龙图人,从江县文化馆馆长,贵州剧协会员,全国少数民族戏剧学会会员,省级文化系统先进工作者。1988年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戏剧创作专修科。至目前,他已创作《三媳争奶》,《送礼》、《姑妹》、《古榕人家》、《古榕春色》、《官女婿》等34个侗戏剧本。1981与黄能赋(已故)合作,创编侗族歌剧《蝉》,使侗戏有了歌剧。其新作《官女婿》荣获第三届全国少数民族题材剧本创作金奖,开创了侗戏作品获国家“金奖”的纪录。

5、侗戏剧目

从产生的时间上看,侗戏可分为传统剧和现代剧两种;从内容上看,侗戏又可分为传统剧、新编历史剧和现代剧三种。现将笔者收集到的主要侗戏剧目及有关作者按内容分述如下:

(1)传统剧目

吴文彩:《梅良玉》、《李旦风娇》

张鸿干:《金汉》、《吉金烈美》

吴志瑜:《毛洪玉英》

奶尚林(女)等:《莽岁留美》

吴冠儒:《美道》、《郎哄梅娘》

吴通简:《刘高》

梁玉坤:《梅杏与平宝》

吴秀英(女):《孟姜女》

吴补号:《刘知远》

吴德太:《补贯》

吴补举:《三郎五妹》

吴公丙:《郎夜》

石玉秀:《门龙》

张耀先:《秦香莲》

罗补鹞:《白玉霜》

吴忠朝:《举金你郎》

吴德龙:《顶郎索久》

杨乃尚华(女):《花瑞言坠》

吴玉章等三人:《顺保》

石维修:《花帅》、《女鹰》、《鼎郎》

梁少华:《珠郎娘美》

梁应明:《娃赛》

杨昌全:《补桃乃桃》、《比亚汉》

梁正刚:《红贵》

吴玉章:《田八汉》、《侯奇》

杨达兴:《蔡龙虎》

梁松年:《美旭》、《祝英台》

石文兴、贾福英:《乃宁》

兰补旺(盲人):《言董金美》

陆补松:《陈光鲁》

石光华:《老大老二》

陆登正:《王玉宝》

梁修顺:《龙官宝》

亚山戏班:《金鲁》

贯洞戏班:《梅金》

梁玉忠:《吴勉》

登江戏班:《岜汉与梅花》

贾福英:《奶必育》、《阿粟与龙女》

杨成林:《龙女》、《丁郎龙女》

韦补贵:《陈胜吴广》、《仁贵征东》

潘里人:《白蛇传》

吴仁和:《路安》

梁普安:《郎付》、《萨岁》、《郎杆》、《陈世美》、《袁大俊》、《高文进》

干团戏班:《牛郎织女》

梁应明:《元本》、《果卦》

杨老习(盲人):《三打白骨精》

九洞戏班:《阮木金》

高增戏班:《王玉莲》

丙梅戏班:《刘世尧》

黎平县文化馆藏本:《金俊》

(2)新编历史剧

吴邦平:《鱼郎与螺姑》

张勇(普虹):《丁郎龙女》、《补桃》、《三郎娥美》

王胜先:《芒隋留美》

李瑞岐:《门龙绍女》

杨秀斌:《三郎五妹》

梁维安:《陈三五娘》、《红楼梦》、《西厢记》、《岳飞》、《四艾寻歌》、《仪美绘郎》、《金罕》、《高占招女婿》、《翁告媳》、《归郎》、《方姑妹》

吴定国:《补义乃义》、《孤独的王乔星》、《善郎娥美》、《顶郎索久》

刘尚远:《金汉烈妹》

石彦章:《再生缘》、《露雁》、《清香见妻》、《李三娘》

周恒山:《郎夜》、《良三传奇》

新安戏班:《李三娘》

梁普安:《吴勉》、《郎岗》、《梁仕锦行歌坐夜》、《梁仕锦打陆文秀》、《梁仕锦别妻投军》、《梁仕锦破牢救平宝》、《梁仕锦与方姑妹》

吴补格:《郎也或美》

陈孝凡:《郎富》

郭达津:《补贯送礼》

梁普安等6人:《陆本松》

梁普安等8人:《六洞猛火》

吴金松等4人:《本松算帐》

梁明标:《三朝会》

蒙灿标:《天仙配》

金敏等人:《七奶奶》

杨光全:《追报表》、《沙家浜》(移植)

黄能赋等4人:《蝉》

三江文化馆:《玉蝉》

吴居敬:《秦娘美》、《赤叶河》、《火急木排》、《翠香记》、《二度梅》、《鸿雁捎书》、《地保贪财》、《十五贯》、《三家福》

吴居敬、吴贵元:《刘梅莽子》

吴贵元:《秀银吉妹》、《白蛇传》

普虹等:《龙江颂》(移植)、《智取威虎山》(移植)

从江文化馆:《杜鹃山》(移植)、《红灯记》(移植)

(3)现代剧

梁普安:《土地还家》、《补郎穷》、《补浪乃浪》、《法制到农村》、《互助组》、《郎烈》、《颂老之》、《兴修公路》、《兴修水利》、《四清运动》、《十月革命》、《婚姻法》、《双季稻》、《郎三参军》、《顾老渊》、《计划生育》

梁普安等6人:《陆龙云》吴冠儒:《打击不法地主》、《吴补毓》吴定邦:《三丑会》、《送肥记》、《高价货》、《恭喜发财》、《上民校》

黎平文化馆:《火山口》、《护林哨兵》、《婚事之前》、《修犁》、《春潮滚滚》

吴玉莲:《财迷丈人》

三龙戏班:《婆媳之间》

榕江文化馆:《腊列美》

车民乡戏班:《三世仇》

黄能赋:《放牛郎》、《红皮白萝卜》

普虹:《抢秀才》、《新媳妇》、《抢妈还是抢钱》、《奴救赖》、《上学路上》

汤世玺:《婆媳争吵》、《老中青三结合》、《婚姻法》、《计划生育好》、《民族团结》、《姑娘的理想》

梁云深:《上民校去》

梁维安:《三媳争奶》、《送礼》、《苦生》、《山乡秀才》、《歌堂新秀》、《喝喜酒》、《爷爷进城》、《秋别》、《未结束的婚礼》、《古榕人家》、《古榕春色》、《古榕沉思》、《除怪》、《乃光》、《补瓜》、《插牌》、《补来》、《老韦》、《养猪老》、《高雄参军》、《我们的公社书记》、《乃当》、《美好的世界》、《秋天的思索》、《高山劲松》、《官女婿》

吴章富:《嘎吴办夜校》、《喝喜酒》、《婢兰》、《补闹乃闹》、《龙妮》

王胜先:《乃仑》、《上夜校》、《乃朗》、《办林场》

陈春元:《送字上门》、《张老三思想转变》、《张老汉开会回来》、《放牛娃》

乃苟崽(女):《粮食问题》

杨老习(盲人):《安新》

瞿明先:《郎福》、《甲里悔心上夜校》

铜关戏班:《孝敬公婆》、《竹篮》

游浩波:《清江春月夜》

郭达津:《找牛》

吴定国:《侗女神韵》

陶光弘:《侗箫奇缘》、《春花夜月》、《小江渡口》

石彦章:《想致富必栽树》、《林缘》、《林业是个宝》

李世明:《买薄膜》

普虹等人:《危险的道路》

杨文学等3人:《三路口》

梁丁香:《虎口拔牙》

通道文化馆:《考女婿》、《南瓜岔》、《浪子回头金不换》

三江文化馆:《三人抢妈》

吴居敬、吴贵元:《丰收颂》、《救阳春》

吴贵元:《老树新花》

郑光松:《侗家儿女》

郑光松、郑焕:《刀印》、《琵琶缘》

张祖寿等3人:《琵琶情》

郑焕:《甫劳美》

张海等人:《银耳环》

梁应珍:《一盒火柴》、《小书包》、《郎衰》、《赤脚医生》

梁起雄:《三崽抢父》、《三相亲》

广西作者:《莽子》

杨成林:《食堂》

新晃文化馆:《求亲记》

齐剑阶:《风流女犯》

金敏:《桥魂》

李廷奇:《婚事之前》

6、侗戏的演出

(1)演出机构——侗戏班

侗戏至今没有专业剧团,它的传播与传承,全靠民间侗戏班。侗戏班一般一村一个;有的村寨也按族性或鼓楼建立侗戏班。戏班由群众自由组织,其组织形式不固定,人员可不断更换和补充。戏班的基本建制是:

掌班一般两人,其中一人为戏师,即是掌簿师傅,又是导演。另一人为腊汉头,有一定的组织能力和威信,协助戏师带好戏班,并负责戏班演出的一切后勤工作。戏师一般具有艺术天资,不但能掌簿提词,还能自编、自导,能即兴创作,应变能力强。在侗乡,他们最受人尊崇,侗族有句俗话:“讼师千人恨,戏师万人尊”。他们一生以无偿传戏为荣。戏班为报答戏师无偿奉献精神,农忙时,演员们自觉组织去帮做活路,或一个送一挑柴给戏师,以表心意。戏师是侗族群众对侗戏剧作家、作者以及编导者的通称。

演员一般20—30人,都是自愿报名参加。戏班演出的好坏,技艺的高低,能体现一个村寨的文化生活面貌,关系到整个村寨的荣誉。所以青年人只要五官端正,有一副好嗓音,都想为村寨争光,为群众争荣誉。这也是侗族人民的传统美德。

乐队至少3—5人。主要乐器有高低二胡两把,锣、鼓、钹等一套,还有牛腿琴、大琵琶等。乐队成员一般都能拉会唱,既是乐队队员又是演员,有的还是化妆员,大都多才多艺。

(2)演出场地——戏台

侗戏的戏台,大都建在侗寨中的鼓楼边或对面,以鼓楼坪的露天场地为观众席。其中有吊脚楼式的露头固定戏台和临时戏台两种。临时戏台解放前较多。解放后,随着侗族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固定戏台已普遍建立。

固定吊脚戏台仿侗族“干栏”楼房建造,分上下两层。下层四根支柱,只安枋,不装板。上层用于演出,又分前后两个部分:前台中间供演员表演用,两侧长凳供乐队和寨老们坐,舞台两侧有两个门,供演员上下场用。后台为演员化妆室和候场休息的地方。这种吊脚楼式戏台虽比较窄小,但造型别致美观,富有浓郁的地方民族色彩,并起到美化鼓楼和寨容的作用。

临时戏台多半是没有戏班的村寨,为迎接外寨戏班来访演出而临时凑料搭起来的。有的临时戏台也把鼓楼坪周围某住家的楼房,在取得住户的同意后通开一间改制而成,待演出全部结束之后再修复原样。这是一种应急性质的戏台。

此外,有些侗寨还有鼓楼内戏台或会场内戏台,个别条件好的村寨,还建立了沿廊式吊脚楼戏台。

(3)演出习惯

由于业余性的原因,侗戏班的演出并不经常。平时逢年过节才演上三、五晚。农忙一般不演出,除非是被人邀请或政府部门抽调去为会议演出才例外。只有到了农历正月间,侗戏班才能大显身手。春节期间,每一个戏班至少要到邻近村寨演上二、三十天才能收心回家。

侗戏演出的天数,只能是单而不能是双。即在一个地方,要么演3天,要么演5天或7天等,绝不能演两天或4天等。

(4)演出程序

侗戏的演出程序,各班大同小异,主要有:“立坛请师”、“开台戏”、“正场戏”、“送午饭”、“下晚调”、“喊加官”、“打彩”等。

立坛请师由掌簿戏师主持,在台后举行,全体演员参加,不准闲杂人员参与。坛位是一张四方桌,桌上摆一升米,米上插有戏班名牌位。牌位前放一封红包,前面摆有三个酒杯和煮熟了的道头(祭品,多用猪肉或鸡,无鸡则以蛋替代)。主持人面向东方,焚香叩首,全体肃静。主持人口含清水喷向东方,口中领念祭词。祭词内容大多从人类起源、祖公落寨开始,一直念到侗戏起源,一代戏祖谁?二代戏师谁?三代戏师谁?一直念到本班传授师为止。然后报上本班为何方弟子,演何剧目,希望得到本地神灵欢迎辅佐等。其内容十分丰富。各地戏班祭词大同小异,念词最后几句基本相同,抄录如下:

阴师傅,

阳师傅,

文彩鸿干师傅,

文彩鸿干师傅,

不请不到,

就请就到,

日请日到,

夜请夜临。

念毕,每样乐器在香烟上旋晃三次,拉响一声,以示吉利。仪式前不准任何人横穿台面。如果是踩新台,还得加上下面几句念词:

此台为我设,

此台为我开,

千神百鬼须回避,

让人弟子踩新台、

唤来祥云盖体,

唤来瑞雾遮身,

文彩祖师前头走,

鸿干师傅后头跟,

年无忌,

月无忌,

日无忌,

时无忌,

大吉大利!(鸣炮)

侗戏开台时,先以二彩女跳台,跳的内容有:梳妆、打扮、扫地、开门、贴对联等舞蹈动作。随乐器变换,二女交换场地,唱开台歌。歌的内容是介绍正戏故事梗概。

正场戏以说古老人道开场白开始。开场白的内容是:从天地开张,人类起源直讲到正戏主人翁的住处。要想知道发生么故事?请看正戏。主人翁在说古人交待后上场,正戏才正式开始。传统正戏不分场分幕,一天的演出以日落为限,演到哪里算哪里。一般从下午1时演到6时,唱完一天戏称唱完一段戏。

下晚调正戏唱完一段,要下台前,又以二彩女唱下晚调,其内容都是一些谦虚词语,说自已的戏演得不好,嗓音不美,人又不出众等,算是一种礼节。不唱下晚调的戏斑,被认为不知礼。

送午饭给侗戏斑送晌午饭,是侗戏演出过程中的一种习俗。当客寨的戏斑唱到中午时,主寨姑娘便相邀送去晌午饭。晌午饭十分丰富,按招待远方客人的规格准备,大部分是侗族的美味佳肴。饭是染成各色的花糯米饭。演员们在吃完午饭后,买糖果陪篮子,放鞭炮送还器具。

跳加官戏演到最后一天快结束时,不再唱下晚调,而代之以“跳加官”。二彩女各手持一块上书“天官赐福”和“一品当朝”的红布条幅,在“当当切,当切、当切……”的锣鼓声中,踩着优美的舞步,对跳起来。每当二彩女转到台前时,掌簿师傅就喊一次“加官”,二人便把手上的红布条幅向观众亮一下。加官词先喊主寨寨老姓名,然后依其声望和地位职业等选择适当美词加官。如喊到名望高的寨老时,必定“加官”为“福如东海”或“寿比南山”等;当喊到乡村干部时,必“加官”为“步步高升”或“一品当朝”等;当喊到做生意的人时,必“加官”为“生意兴隆”、“禄位高升”等。总之,被提名“加官”者,都是寨上有声望有地位的人。那一长串名单是掌簿师傅事先同寨老商定好的,其排名顺序也按主寨意图而定。与此同时,寨老要预先通知被“加官”者准备红包礼仪。礼仪多半包钱,有个别人也包彩缎或戏服等。礼仪厚薄,包钱多少不限,但人们会尽力而为,因为谁都好面子。这是侗戏班唯一的“收费办法”。戏班以此收入置办戏服,增添设备,以便把戏演得更好。

打彩即向演员投掷钱币,以示拥戴,以图热闹,以考戏班技艺的高低。解放前,当戏班喊“加官”过后,即跳打彩。打彩的方式是:以两位武功演艺较高的男演员装扮成一旦一丑,配合着跳。旦以扇为舞,丑以长袖为舞。当铜钱如雨点般袭来,二人各以扇、袖护身。以不被打着为技艺高超。解放后,打彩常用铝币代替铜钱。后觉铝币太轻,不好打,有的改用打水果塘。不管打什么,都是对演员技艺是否高超的一种考验。

当戏班离开之日,主寨必夹道欢送。姑娘们以自己亲手制作的花带、鞋塾、毛巾、亮布等赠与戏班,并用竹杆将这些礼品高高挂起。戏班扛着上述礼品,走村串寨,每当演出时,插在戏台两侧,以炫其荣。

7、侗戏之乡贯洞镇

贯洞是从江县撤区并乡之后的一个中心镇,全镇有19000多人,90%以上是侗族。该镇离县城30公里,与广西三江接壤,水陆两路交通都比较方便。改革开放之后,当地人民的生活水平逐步提高,群众文化生活也日益丰富,尤其是民间传统艺术得到了发扬光大。每逢节日到来,除赛歌、抬官人、鼓楼抢鸟、歌堂抢鱼、赛芦笙、踩歌堂外,演侗戏则是寨寨都少不了的。全镇21个村,就有33个固定的侗戏班子,几乎村村有戏台,寨寨有戏班。每个戏班都有2至3个保留剧目。全镇保留的传统剧目总数不下百个,新编剧目也为数不少,仅梁普安和梁维安两人编的新戏就有50多个。每个侗戏班都有一整套公共戏服。他们平时在本村演出,春节期间即带班串寨,有的直达广西、湖南,远近闻名。每年冬闲,到贯洞来请戏师的人也为数不少。

贯洞人看戏比看电影还上瘾,只要有侗戏演出,电影院就卖不出票。

贯洞之所以被喻为侗戏之乡,是因为它有一批接一批的侗戏骨干。据不完全统计,当前仅贯洞镇就有20多位戏师,如梁普安、梁维安、梁松年、梁耀模、陈光梓、吴冠如、杨朝忠、梁起雄、梁应珍、梁华仪、陆光贤、瞿民先、吴正勇、吴本能、吴光耀、杨干超、杨甫当、梁松明、陆银安、张耀先、梁明标等。以上侗戏师,除在本村本寨传授侗戏之外,农闲时节,还经常应聘到临省、临县、临寨去带班传戏,这也给侗戏之乡增添了美誉。

(二)有关侗戏的轶闻趣事

1、吴文彩“疯了”

据说吴文彩编创侗戏《梅良玉》时,为了避免干扰,把自己关在寨头的禾仓里,偶尔出来,也在思考剧情。人们总见他自言自语,有时还自哭自笑,举止反常。就连家里人问他,他也是答非所问。因此人们纷纷传出:“文彩疯了!”

三年过后,当文彩把侗戏《梅良玉》拿到鼓楼来传唱时,大家才又惊又喜。

2、张鸿干“癫了”

侗戏创始人之一张鸿干,原是个能说会唱的侗歌师。传说他30岁那年,因编创侗戏《金汉》一度变成了哑巴。这出戏是张鸿干在开八洛坳荒田时编的。因为那丘田很大,寨上的“腊汉”们都来帮忙。尽管开荒很累,可鸿干一心想着编戏,连休息、吃饭都忘记了。人们见他整天埋头干活,一言不发,有时挑土还忘了倒,又挑回来,大家觉得奇怪。家里人也以为他癫了,到处请鬼师看卦,结果也看不出什么名堂。他的舅父舅母听说鸿干癫了,也杵着拐棍一起来看望他。鸿干见两位老人都着急了,才不得不开口说话,结果把好多歌词都给忘掉了。

鸿干编完《金汉》,马上到南山砍来金鸡树,制成一个四耳大琵琶,而后又爬上鼓楼敲鼓聚众。当全寨男女老少都聚到鼓楼时,他不慌不忙地拨动琴弦,唱出了《金汉》这动人的故事。他一连唱了三天三夜,人们也听了三天三夜。接着他又组织“腊汉”们将这首叙事歌排成侗戏,又唱了七天七夜。于是震动了六洞一带的三百侗寨,人人争相来看,寨寨派人来学。《金汉》从此成了流传最广、影响最深的侗戏剧目之一。张鸿干也变成了人人敬重的戏师和戏神。

3、扮演银宜的演员常挨饿

1984年,笔者随家乡的侗戏班子到榕江县车江一带演出侗戏《珠郎娘美》。传说这个戏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所以当地的几十个村寨排着队要请戏班去演出。我们每到一个村寨演出,观众们都把我们敬为上宾,总是好酒好肉地热情接待。每天演出结束,未下完妆,就有人争着来分客了。可是也有一人例外,那就是扮演银宜的演员。每天,一批批演员被人拉走了,就是演银宜的演员没人请他。有一次,我有意让他跟一个小姑娘走,小姑娘硬是拉我而不要他。我问小姑娘:“这是为什么?”小姑娘说:“我爷爷奶奶说的,别请那个‘银宜’,他坏尽了良心,他是夺人妻、害人命的坏财主。”所以扮演银宜的演员经常挨饿。

4、扮演卢杞的演员被刀砍

据老戏师梁普安说,他祖父年轻时曾跟随本寨“仁和”侗戏班到广西沿河一带去演出侗戏《梅良玉》。有一次,他们来到广西梅林寨演出,该寨半数人家姓梅。《梅良玉》正好讲梅家祖宗的事,所以格外受到重视。当演到梅伯高被奸臣卢杞陷害,弄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之时,台下哭声一片。当演到卢杞派人追杀梅家后代,意欲斩尽杀绝之时,有一姓梅的青年,从家里扛来一把砍刀,奔上台去,嘴里大骂:“杀死你这坏尽良心的奸臣!”边说边朝“卢杞”的头上劈去。好在扮演者比较机灵,把头一偏,没被砍死。可那一刀,却把这位演员的一只手臂给砍断了。两寨因此大打官司,整整结仇40余年不相往来。

(三)传入侗乡的其它剧种

1、桂戏

桂戏是广西地方戏,于1945年前后传入侗乡,被称为“大戏”。桂戏的演出形式与原戏同,现炒现卖,无大变化。据对贵州从江、黎平两县桂戏班进行考察,第一个到侗乡传授桂戏的戏师叫吴云龙,广西合里南寨人。此人旦、丑、净、末皆精,且有一身好演技。他为了给侗民传戏,与侗家通婚,生有一男一女,老死侗乡,深受当地侗族人民的敬佩。传入侗乡的桂戏剧目主要有:《三气周瑜》、《白门楼》、《长坂坡》、《桃园结义》、《四郎探母》、《打潼关》、《战长沙》、《武松打店》等。主要观众为男性,且都有一定汉文基础者,至少懂得汉语才看得懂。参加桂戏班的也都是男性演员。

2、阳戏

阳戏是湖南地方戏,传入侗乡后,称为“阳调”。阳戏传入侗乡的时间比侗戏产生的时间早些,大约在明末清初。它对侗戏的产生,有一定的推动作用。阳戏在侗乡的演出,也是现买现卖,说唱都保持湖南话。观众比桂戏稍广。主要剧目有:《补鞋匠》、《毛国贞打铁》、《王三磨豆腐》、《瞎子观灯》、《赶子牧羊》、《双怕婆》等。阳调班在侗乡比桂戏班多,仅次于“彩调班”。天柱石洞赖生拙(1917—1983)曾于50年代参加改编并执导阳戏《打菜》和《休假的一天》,受到当地群众的欢迎,并参加过省、州、县的文艺会演。

3、彩调

彩调原是广西地方小戏,与阳戏同时传入侗乡。其观众比桂戏广,与阳戏不相上下,甚至还多。它对侗戏的形成同样起着促进作用。彩调也是现炒现卖,用广西方言演唱。主要剧目有:《王三打鸟》、《三看亲》、《刘海戏婵》、《刘三姐》等。

资料来源:冼光位主编《侗族通览》 资料提供:邓敏文

Re:侗族概况侗 族 概 况(十)

精湛的工艺 迷人的美术

    侗族工艺美术是侗族人民在长期的社会生产和生活中,依据本民族的生活习惯和文化传统,兼容并蓄他民族的方法技艺所创作的,又为自己所享用的一种艺术形式。

    侗族工艺美术是侗族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她蕴含着侗民族的心理素质和精神追求,反映侗民族质朴的审美观念。她的内容涉及到侗族生活的各个方面,如人生礼仪、节令时俗、祈祀祖先、衣饰器用、建筑装饰以及劳作用具,玩具物品等等。她的表现形式主要有绘画、剪纸、雕刻、刺绣、织绵及其它工艺美术等方面。这些大量的艺术品以及创作这些艺术品的大批民间艺人和书画家,都具有各自独特的风格特点,又有传统的民族色彩和地方色彩,因而形成有侗族特色的整体艺术风格,它是美化侗族人民生活所进行的美的创造和成果,也是祖国绚丽多姿的艺术大花园中一朵美丽的鲜花。

资料来源:冼光位主编《侗族通览》 资料提供:邓敏文--FROM 218.249.12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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