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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之下战备八是什么,九江名人中,你印象最深的是哪一位?

互联网 2021-05-14 21:36:49

袁隆平

袁隆平院士1930年9月出生于北京,汉族,江西德安人。1953年毕业于西南农学院,分配到湖南安江农校任教。1964年开始杂交水稻研究,1971年调入湖南省农业科学院,1978年晋升为研究员,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1995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现任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袁隆平的籼型杂交水稻研究获我国迄今唯一特等发明奖;湖南省委、省政府授予袁隆平“功勋科学家”称号;我国发现的国际编号为8117的小行星被命名为“袁隆平”星;他先后荣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科学奖”和联合国粮农组织“粮食安全保障荣誉奖”等8项国际奖励。2001年获得首届国家最高科技奖。

六十年代以来,袁隆平的科研成果使中国在矮杆水稻、杂交水稻育种和超级杂交水稻育种上三次领先世界水平。前两阶段的研究成果在中国推广后,中国的水稻单产从四百公斤左右提高到六百公斤左右,近二十年内为全国增产粮食三千多亿公斤。

七十年代初,袁隆平发表了水稻有杂交优势的观点,打破了世界性的自花授粉作物育种的禁区。国际上的同行们称袁隆平为“世界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是国家高科技“八六三”计划生物技术的学科带头人,撰有《杂交水稻制种和高产的关键技术》、《杂交水稻培育的实践和理论》等论文,主编《杂交水稻》一书。

白居易

白居易(772-847),唐朝著名诗人。字乐天,晚居香山,自号香山居士,又曾官太子少傅,后人因称他白傅。原籍太原,后迁居下邦(今陕西渭南东北)。唐元和十年(815年)被贬为江州司马,历时四年。

白居易于德宗贞元十六年(799年)考中进士。十八年应吏部拔萃科考试,入甲等,授秘书省校书郎。元和二年(807年)十一月,授翰林学士。次年五月拜左拾遗,曾提出“尊贤能以澄清吏治,薄税敛以安民生,罢兵革以苏民困”等主张。元和八年改任左善赞大夫。元和十年宰相武元衡被刺,他首先上书“急请捕贼,以雪国耻”,得罪权贵,以越职言事罪,贬为江州司马。被贬之后,政治上逐渐走向消极。他抵湓城不久,即于香炉峰与遗爱寺之间,建一草堂。这座草堂“前有奇松数十株,修竹千余竿,青罗为墙板,白石为桥道,流水周于舍下,飞流落于檐间,红榴白莲罗生池砌”(《旧唐书?白居易传》)准备“左手引妻子,右手抱琴书,终老于斯,以就平生之志”。(《九江史话》)至于被贬为司马之心情,他说:“州民康,非司马之功;郡政坏,非司马之罪;无言责,无事忧。余佐是郡行四年矣,其心休休如一日、二日。何哉?识时知命而已。”(《江州司马厅记》)这些年,他往往是春游东林寺,秋登浔阳楼,或访陶渊明故宅,或观石门涧瀑布,或攀香炉峰顶,或闻鸟语泉鸣于遗爱寺,或乘风踏浪晚归彭蠡湖,尽览浔阳诸胜,留下闲逸诗和伤感诗282篇、祭文3篇、书信4篇、游记和散文5篇,合计294篇。其中以《与元稹书》和《琵琶行》最为著名。《与元九书》是他的诗论纲领,为我国文学批评史作出了重要贡献。《琵琶行》从对一个被压迫、被蹂躏的弱女子的同情,揭露封建社会对人才、志士的打击和迫害。后来,有人在浔阳江头送客处,建一亭阁,名曰:“琵琶亭”,以诗名亭,以资纪念。 千余年来,历经兴废,地址数迁。一九八八年三月,九江市人民政府重建于长江大桥的东侧。

白居易于元和十三年冬离开江州,历任司前员外郎、主客郎中,忠州(今四川忠县)、杭州、苏州刺史。大中元年(847年)卒,终年75岁,赠尚书右仆射。江州人为之立祠。

在文学创作上,白居易积极倡导新乐府运动,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强调继承《诗经》、“风雅比兴”的传统和杜甫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反对“嘲风雪、弄花草”而别无寄托的作品。早期的讽喻诗,是他提倡用诗歌来“补察时政”、“泄导人情”的实践,其中有不少是同情当代人民痛苦,揭露统治者腐朽与残酷的作品。但是,到了后期,尤其是晚年,大量的闲适诗、感伤诗代替了早期的讽喻诗,他的诗歌也丧失了战斗性和光芒。他的诗语言通俗,相传老妇皆能听懂。他和元稹友谊甚笃,世称“元白”。著有《白乐天长庆集》。

陈衡恪

陈衡恪(1876-1923),字师曾,号槐堂,又号朽道人。陈三立长子。近代著名画家。

衡恪五岁,生母病卒,由祖母抚养。幼时颇得良好家教,六岁,随祖母游杭州西湖,见湖面荷花盛开,便情不自禁地用手指在轿板上画起来,回家即索笔砚、开始自学绘画。七至十岁,能作擘窠书,间作丹青与短章断句。十四岁,在湖南长沙与著名书画家胡沁、园王湘绮相识,常以国画请教。十九岁,随祖父至湖北,与范孝嫦结婚。从周大烈学文学,从范镇霖学汉隶,魏碑及楷书,又从岳父范肯堂学行书。他聪颖灵机,刻苦好学,在这些名师指导下,艺事日进,曾为妻兄作绢本丸扇“桃花竹笋图”,设色鲜丽,初露绘画才华。

光绪二十四年(1898),其祖父宝箴、父三立作为维新运动的倡导者和推行者同被革职。通过这一系列变故,使他们清醒过来,不再让儿孙参加科举考试,而要让他们进新式学堂,学习科学技术,掌握一门立身本领。衡恪遵照长辈要求,考入南京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矿务学堂,以学开矿为主,造铁路为辅,皆为自然科学。在校与鲁迅等同学,结下友谊,以后交往频繁。光绪二十八年由江南督练公署派遣赴日留学,初入宏文学院,虽然学习自然科学,但其心却在艺术。这时,又与鲁迅朝夕相处,关系更为密切。经常往来的还有张棣生、江翔云、黎伯、颜仲苏等,这些人能文能诗,唱和往来,对衡恪的文艺修养很有帮助。毕业后,考入东京师范博物院,继续深造。光绪三十年,与李淑同(即弘一法师)相识,李在日上野美术专科学校攻读西洋美术,在书法、篆刻、国画、诗词等方面很有造诣,两人一见如故,频频交往。

宣统元年(1909)陈衡恪在日本东京师范毕业,返回祖国。二年,任教江苏南通师范大学,讲授博物学,寓居通名道观。钦佩画家吴昌硕的书、画、刻印,遂拜其为师。不指在艺术向其请教,而且对其人品也极为敬仰。吴昌硕能严于律已,听取不同意见,不护己短,胸襟豁达,曾作印曰“二耳之听”,边款云:“一耳之听不若二耳之听也”。衡恪在题画寄怀吴昌硕亦有云:“是非二耳听,莫扰大聋翁。”衡恪因直接继承了老师的优点。为人正直谦虚,处事全面合理,得到金石书画界的好评。这年,他为鲁迅翻译的《城外小说集》及《会稽郡故事杂集》题写封面,还多次为鲁迅刻“俟堂”、“会稽周氏”等印章,鲁迅视为珍品。鲁迅编印《北平笺谱》时,曾选入衡恪作品多幅,并在序中给予极高评价。

1913年2月,应张謇之邀,至长沙任湖南第一师范教员。同年秋,又应教育部之聘,赴北京任北洋政府教育部编纂处编审员,从事图书编纂工作。他工作兢兢业业,不追逐名利,不分寒暑,徒步上班、颇得其父赞许。1915年2月,国立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开办三年制手工图画科,他受聘为国画教师,并兼任北京女子师范及女子高等师范博物教员。同年秋,寓居槐堂,因以为号。这年,作《北京风俗人物画》十七页,用速与漫画的形式,画出那些不为人画的劳动人民。这种风俗画,或描写劳动大众的日常生活,或揭露现实社会黑暗,如《墙有耳》一画,以茶馆为背景,厅内正面出现“闲谈莫论国事”几个大字,当厅外墙边有人耳贴墙壁,探听厅内饮茶者的言谈,深刻讽刺了当时军阀统治镇压舆论的用心,被称为中国最早期的漫画。

1917年、齐白石初到北京,在琉璃厂挂牌卖字、刻印,陈衡恪看见齐刻的印章渊源有自,便往齐寄住的法源寺访问,晤谈十分投机,即成莫逆之交。齐亦闻衡恪之名,携借山图卷请其鉴定。

1918年春,陈衡恪到北京大学作一次绘画演讲,使满堂听者叹服,倾刻之间,报名画法研者究七十多人,校长蔡元培乃决定成立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约请衡恪任中国画导师,并于二月四日即复函蔡元培。提出了“不仅学者要分别学习,而导者亦须分门担任指导”以及“指导方法”等建议。四月,国立北京美术专门学校聘请他为中国画教授。第二年,开始在该校讲授《中国绘画史》,这是根据日本美术史家中村不折与小室翠云合编《支那绘画史》加以翻译改编的。这本讲稿,在他逝世后,经其门人整理成书,为近代研究中画史的先导。

1920年5月北京成立中国画研究会,衡恪为主要成员之一。6月,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编辑的《绘学杂志》第一期发刊,他发表了《清代山水画派别》、《清代花卉画之派别》、《对普通教授图画科意见》与《绘画源于实用说》四篇专论。同年,又在《东方杂志》上发表《中国人物画之变迁》一文。1921年,东京美术学校教授大村西崖到中国访问,经画家金拱北介绍与衡恪相识,两人在京讨论文人画问题,所见略同,后衡恪译其《文人画之复兴》一卷,并附已作《文人画之价值》一文,合刊成《文人画之研究》一书。其中自撰《文人画之价值》,归结文人画有“人品、学问、才情、思想”四要素,是其最有价值、最有影响的一篇,至今在画坛仍有参考价值。

1922年,陈衡恪应日本画家荒木十亩和渡边晨亩的电邀,带着自己和好朋友齐白石等人的作品,赴日本参加“中日联合绘画展览会”,日本拍摄了陈衡恪与齐白石的作品和生活剪影,在东京艺术院放映,其画被抢购一空,其中齐白石之《杏花》首次为海外艺术家赏识。

1923年6月,陈衡恪继母俞淑人病故。他冲雨市棺,伤风感冒,加以哀悴劳累,竟至一病不起,于8月27日在南京逝世。北京艺术界著名人士三百余人在江西会馆举行追悼会,并展出其山水、花卉、人物百余幅遗作,以志哀悼。许多艺术界人士在会上致悼词,梁启超喻衡恪之死“中国之大地震”,评价衡恪是“现代美术界具有艺术天才、高人恪、不朽价值的第一人”。根据他的遗愿于1925年12月3日将其遗体安葬于杭州西湖牌坊山其母之墓侧。

陈衡恪工篆刻、诗文和书法,长于绘画,是一位全才的艺术家。其山水画参合沈周、石涛笔法,喜作园林小景。写意花果取法陈道复、徐谓等,并结合写生,聚诸家之长而别具新格。常以“虚实相生”手法,大胆省略,以空衬实,画意开旷深远。其诗作承其父之训,又染于岳父范肯堂之诗学至深,而不貌袭其祖若父。长篇短句,清新隽逸,借物托意,感怀时事。书法各体皆擅,中年以后日趋苍老刚健,矩法森严,喜用狼毫颓颖、坚实沉美,于古朴之中饶有秀气。篆刻早期受蒋仁、黄易、奚风等诸家的影响,后上溯秦汉,融会赵之谦,师承吴昌硕,逐步形成自己苍劲秀逸,古拙浑厚和气宇雄壮的风格。他善于创造性地把诗书画印溶于一炉或将画与金石文字之情趣相融,别具一番风格,或以诗文状所画之物,褒贬鲜明,意趣昂扬。如所画败荷枯苇萎和一枝挺立的莲蓬,题以“晓荷枯苇战秋风”,把本来易引人悲观失意之景,赋予昂扬向上的刚强气概。又对《犬》画题诗云:“不信而今无孟尝,吠声吠影枝偏长,颈铃俨若印悬肘、恃宠骄人两眼方”。对鸡鸣狗盗、仗势欺人之徒,骂得痛快淋漓。

陈衡恪遗著有《槐堂诗钞》、《陈师普先生遗墨》、《染仑室印存》、《陈师曾印存》、《中国绘画史》、《中国文人画之研究》、《陈师曾先生遗诗》及其门生俞剑华搜集其论文、讲稿与题画诗词等资料编辑而成的《不朽录》,鲁迅与郑振锋合编的《北平笺谱》也有他的作品。

陈三立

陈三立(1858年—1937)字伯严,一字敬原,义宁州(今修水县)人。晚清维新派名臣陈宝箴长子、与谭嗣同、 徐仁铸、陶菊存并称“维新四公子”,近代同光体诗派重要代表人物。

三立年少博学,才识通敏,洒脱而不受世俗礼法约束。光绪八年(1882年)参加三年一届的乡试,因深恶“八股文”,应试时,不按考场规定文体(八股文),而以自己平素擅长的散文体答卷,其卷在初选时曾遭摒弃,后被主考官陈宝琛发现,大加赞赏。从落第卷中抽出选拔为举人。

光绪十二年赴京会试中进士,授吏部主事官职。平居之日,常与有进步思想之士大夫交游,谈学论世,慷慨激昂,希望“维新”“变法”。还参加了文廷式等组织的“强学会”。甲午战争后,李鸿章赴日签定《马关条约》,三立闻讯,激愤异常,曾电张之洞,“吁请诛合肥(李鸿章,安徽合肥人),以谢天下”。

光绪二十一年,其父宝箴任湖南巡抚,推行新政。当时,三立年富力强,才智奋发,往侍父侧,襄与擘划,在办时务学堂,算学馆,《湘报》,南学会和罗致谭嗣同、梁启超、黄遵宪等“新党”过程中效力较多。陈氏父子希望“营一隅为天下倡,立富强之根基”,但是,事与愿违,戊戌政变,被加上“招引奸邪”的罪名,与父亲一起被清廷革职。后随父返江西,居西山“崝庐”。

光绪二十六年,三立移居南京。未几,宝箴忽以微疾卒。其暴死之日,正值八国联军疯狂镇压义和团运动之时,家国之痛,使三立更无心于仕途,乃于金陵青溪桥畔构屋十楹,号“散原精舍”,与友人以诗文相遣,自谓“凭栏一片风云气,来做神州袖手人”。 定居金陵后,虽不过问政治,但对兴办社会事业,仍极热枕。光绪二十九年,他办家学一所,又赞助柳治征创办思益小学,让出住宅作课堂,延聘外国教师,开设英语及数、理、化学新兴课目。注重全面发展,禁止死背课文及体罚学生,创新式学校之先例。

光绪三十一年初,与罢职官僚李有分等人共同创办铁路公司,筹建江西第一条铁路(南浔线),先后任协理、总理、名誉总理等职。光绪三十四年,又与汤寿潜共同发起组织中国商办铁路公司。由于人事关系的阻碍等原因,都没有达到预想的目标。 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职,宣布“中华民国成立”。清朝一姓统治的“家天下”最后一个封建王朝被推满了,代之而起的是民主共和政体,这是历史的必然趋势,与历代君主易姓的改朝换代不同。这对虽然是进士出身,但有杀亲之仇的三立来说,是一个严峻的考验。可他没有选择拥护孙中山的革命道路,始终未能摆脱封建意识的束缚,仍然是“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打算,自认不可能“兼济”,只希望“独善”。于是“遗世观化”,一方面从老庄哲学和佛学中去寻找慰藉;另一方面幻想成为一个独步诗坛,“奥区绝境”的孤寂的“自在者”。当国民革命军在江浙的联军攻南京时,他挈家迁沪,并诬武昌起义为“作乱”,骂民军为“乱军”。

从1911年至于1915年夏,在寓居上海期间,曾列名孔教会和张謇发起的中华民国联合会,又和沈曾植、梁鼎芬、朱祖谋等组织“超社”,“逸社”,通过诗作,或攻击革命,或倾吐对清王朝留恋之情。因此,受到辛弃疾、陈去病、叶楚伦等南社诗人的抨击。虽然,他与遗老文人以诗文相会,却拒不参加清朝遗老的复辟活动。他对民国初年以袁世凯为代表的窃踞政权的投机政客,以及后来混战不休的名派军阀,均极为不满,拒不参加当时政界的任何活动。

1923年至1925年,陈三立住在杭州。1924年4月,印度诗人泰戈尔来中国,徐志摩等由北平前往上海欢迎,接着来到风光旖旎的杭州,在西湖之畔的净慈寺泰戈尔特地拜晤了陈三立。两位不同国籍的老诗人,通过徐志摩的翻译,各道仰慕之情,互赠诗作。泰戈尔以印度诗坛代表的身分,赠给陈三立一部自己的诗集,并希望陈三立也同样以中国诗坛的身分,回赠他一部诗集。三立接受书赠后,表示谢意,谦逊地说:“您是世界闻名的大诗人,是足以代表贵国家诗坛。而我呢,不敢以中国诗人代表自居。”后两人比肩合影,传为中印文化交流史上的佳话。

1926年底,陈三立由杭州到上海寄寓三载。他的晚年,怀乡心切,对庐山尤为萦念。1929年11月,由次子隆恪夫妇陪同,乘轮溯江而上,终于登上庐山,卜居于牯岭新宅“松门(一说松林)别墅”,回到了大自然的怀抱,他赋诗倾诉:“乡梦醒鸣鞭,始觉身如鸟”,打算“息影松林径,洗梦涧瀑流”。这时,他年近八十遍览了山南山北风景名胜,写下许多诗篇,名为《匡庐山居诗》,石印成册,以赠亲友。山居期间,蒋介石曾到牯岭避暑,很想见见他,特派专人登门联系。他不愿与当政者交往,对来人说:“我已经是一个不闻世事的世外之人,即使我们会晤了,也没有什么可谈的,我看还是不必来见吧。”因此,蒋介石也就不便“勉强求见了”。然而他并非甘愿置身世外,仍希望生活能有益于社会。

1930年,他倡议重修《庐山志》,委托吴宗慈专主其事。为了使这部志书更臻完善,他特约著名学者李四光、胡先引等撰写有关条目。编修过程中,还一一指示原则,主张志例应尊重科学,志文因时代不同,允许文体有别,做到“旧从其旧,新从其新”。

1932年“一.二八”日军侵占上海闸北,陈三立居牯岭,日夕不宁,于邮局订阅航空沪报,每日阅读,见时局艰危,忧形于色。一夕,梦中惊呼:“杀日本人!”同年,国民党政府邀他参加“国难会议”,他不去。1933年其好友郑孝胥投靠日本,辅佐溥仪建立伪满政权,三立痛骂郑“背叛中华,自图功利”。在再版《散原精舍诗》时,忿然删去郑序,与之断交。1934年,三立离开庐山寓居北平,目睹西山八大处遭八国联军破坏,连叹“国耻”!

1937年,卢沟桥事变,他表示:“我决不逃难!”。当年,北平、天津相继沦陷。日军欲招致三立,百般游说,皆不应许。侦探日伺其门,三立怒,呼佣拿扫帚将其逐出。从此五日不食,忧愤而死,享年85岁。

为纪念陈三立,1945年江西省政府1713次省务会议决定:将设在修水境内的赣西北临时中学改为省立散原中学,1948年迁葬杭州牌坊山。

陈三立为诗,初学韩愈,后师山谷,好用僻字拗句,流于艰涩,自成“生奥衍”一派,为同光体(晚清诗坛的一个流派。属于这一派的诗人,不宗盛唐,而以仿宋为主)重要代表。梁启超在《饮冰室诗话》中评日:“其诗不用新异之语,而境界自与时流异,醇深俊微,吾谓于唐宋人集中,罕见其比”。陈三立的著作,生前曾刊行《散原精舍诗》及其《续集》、《别集》,死后有《散原精舍文集》17卷出版。其子衡恪为著名画家,寅恪为著名史学家。

陈寅恪

陈寅恪(1890—1969),义宁(今修水县)人。清朝著名诗人陈三立的第三个儿子。夫人唐筲,是台湾巡抚唐景崧的孙女,也是一位女教师,在清华园相识,两人志同道合,1928年在上海结婚。陈寅恪少时在南京家塾就读,在家庭环境的熏陶下,从小就能背诵十三经,广泛阅读经、史、哲学典籍。

光绪二十八年(1902),陈寅恪随兄衡恪东渡日本,入日本巢鸭弘文学院。1905年因足疾辍学回国,后就读上海吴淞复旦公学。1910年考取官费留学,先后到德国柏林大学,瑞士苏黎世大学、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就读。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1914年回国。1918年冬又得到江西官费的资助,再度出国游学,先在美国哈佛大学随篮曼教授学梵文和巴利文。1921年,又转往德国柏林大学、随路德施教授攻读东方古文字学,同时向缪勤学习中亚古文字,向黑尼士学习蒙古语,在留学期间,他勤奋学习、积蓄各方面的知识而且具备了阅读蒙、藏、满、日、梵、英、法、德和巴利、波斯、突厥、西夏、拉丁、希腊等十几种语文的能力,尤以梵文和巴利文特精。文字是研究史学的工具,他国学基础深厚,国史精熟,又大量吸取西方文化,故其见解,多为国内外学人所推崇。

1925年,陈寅恪回国。这时,清华学校改制为大学,设立国学研究院,其”基本观念,是想用现代的科学方法整理国故”。聘任当时最有名望的学者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等人为导师。当时的研究院主任吴宓很器重他,认为他是“全中国最博学之人”。梁启超也很尊重他,虚心地向人介绍:“陈先生的学问胜过我。”他们都曾极力向校方举荐他。1926年6月,他只有36岁,就与梁启超、王国维一同应聘为研究院的导师,并称“清华三巨头”。他当时在国学院指导研究生,并在北京大学兼课,同时对佛教典籍和边疆史进行研究、著述。在清华大学开设满蒙语文和历史、佛教研究等课程。他讲课时、或引用多种语言,佐任历史;或引诗举史,从《连宫洞》到《琵琶行》、《长恨歌》,皆信口道出,而文字出处,又无不准确,伴随而来的阐发更是精当,令人叹服!名教授如吴宓、朱自清等也常来听课。盛名之下,他朴素厚实,谦和而有自信,真诚而不伪饰,人称学者本色。1930年,清华国学院停办,陈寅恪任清华大学历史、中文、哲学三系教授兼中央研究院理事、历史语言研究所第一组组长,故宫博物院理事等职。

陈寅恪原攻比较语言学,通晓多种文学,为他从汉文以外搜罗史料以治史,提供了较大的方便,他继承了清代乾嘉学者治史中重证据、重事实的科学精神,又吸取西方的“历史演进法”(即从事物的演化和联系考察历史,探究史料),运用这种中西结合的考证比较方法,对一些资料穷本溯源,核订确切。并在这个基础上,注意对史实的综合分析,从许多事物的联系中考证出关键所在,用以解决一系列问题,求得历史面目的真相。他这种精密考证方法,其成就超过乾隆嘉庆时期的学者,发展了我国的历史考据学。

陈寅恪对佛经翻译、校勘、解释,以及对音韵学、蒙古源流、李唐氏族渊源、府兵制源流、中印文化交流等课题的研究,均有重要发现。在《中央研究院历史研究所集刊》、《清华学报》等刊物上发表了四、五十篇很有分量的论文,是国内外学术界公认的博学而有见识的史学家。1938年日本史学权威白鸟库吉研究中亚史遇到疑难问题,向德、奥知名学者求助,未能解决,柏林大学乃推荐寅恪。他向寅恪请教后,才得到满意解答。苏联考古学家发掘一突厥文碑石,无人能辨识,请教寅恪,终于得到准确破译。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日军直逼平津。陈寅恪的父亲三立义愤绝食,溘然长逝。治丧完毕,寅恪随校南迁,过着颠沛流离的旅途生活。1938年秋,西南联大迁至昆明,他随校到达昆明。1939年春,英国牛津大学聘请他为汉学教授,并授予英国皇家学会研究员职称。他是该校第一位受聘的中国语汉学教授,在当时是一种很高的荣誉。他离昆明到香港,拟全家搭英轮转赴英国牛津大学任教,因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被逼暂居香港,任香港大学客座教授兼中文系主任。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人占领香港,寅恪立即辞职闲居,日本当局持日金四十万元委任他办东方文学院,他坚决拒绝。1942年春,有人奉日方之命,专程请他到已被日军侵占的上海授课。他又一次拒命,随即出走香港,取道广州湾至桂林,先后任广西大学,中山大学教授,不久移居燕京大学任教。当时,面对民族危亡,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寅恪感到痛心,而桂林某些御用文人,竟发起向蒋介石献九鼎的无聊活动,劝他参加,他作《癸未春日感赋》:“九鼎铭辞争讼德,百年粗粝总伤贫”。以示讽刺。这一时期,在繁忙的教学中,他仍致力于学术研究,先后出版了《隋唐制度渊源论稿》、《唐代政治史论稿》两部著作,对隋唐史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为后人研究隋唐史开辟了新的途径。

抗战胜利后,陈寅恪再次应聘去牛津大学任教,并顺便到伦敦治疗眼睛,经英医诊治开刀,不仅无效,目疾反而加剧,最后下了双目失明已成定局的诊断书。寅恪怀着失望的心情,辞去聘约,于是1949年返回祖国,任教于清华园,继续从事学术研究。解放前夕,他到广州,拒绝了国民党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要他去台湾、香港的邀请,任教于广州岭南大学。院系调整,岭南大学合并于中山大学。遂移教于中山大学。

解放后,他受到党和政府的器重和无微不至的关怀,先后被先为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部委员、中国文史馆副馆长、第三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等职(据《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仅有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函请陈寅恪任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历史研究所第二所长记载,并注明辞谢未就,荐陈垣代己。上述职务据《修水县志稿》),继续任中山大学教授。自1956年,陈毅、陶铸、周扬、胡乔木等中央领导人,都先后去看望过他。陶铸尊重他的学识和人品,1957年亲自关心他的助手配备和眼疾治疗。1962年,他的右腿折跌骨,又给他派护士轮班照顾,在广东知识界传为美谈。1962年,胡乔木前往看望,关心他的文集出版。他说:“盖棺有期,出版无日。”胡乔木笑答:“出版有期,盖棺尚早。”在助手的帮助下,他把《隋唐制度渊源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元白诗笺证稿》以外的旧文,编为《塞柳堂集》、《金明馆丛稿》,并写有专著《柳如是传》,最后撰《唐柳堂记梦》。他的助手黄萱曾感慨地说:”寅师以失明的晚年,不惮辛苦、经之营之,钧稽沉隐,以成此稿(即《柳如是别传》)。其坚毅之精神,真有惊天地、泣鬼神的气概”。

十年动乱期间,陈寅恪遭到残酷折磨。使他最伤心的是,他珍藏多年的大量书籍、诗文稿,多被洗动。1969年10月7日在广州含恨离开人世。

陈寅恪长期致力于教学和史学研究工作。他热爱祖国,治学严肃认真,实事求是,在史学研究中写出了高水平的史学著作,为人们开拓了历史的视野,对我国史学研究做出了贡献。一直受到人们的崇敬。寅恪不仅为大史学家,旧体诗亦卓然大家。他佩服陶(渊明)杜(甫)虽爱好李白及李义山诗,但不认为是上品。他特别喜好平民化的诗,故最推崇白居易,在他论再生缘中所以有“论诗我亦弹词体”之句。有《诗存》问世。其平生著作,经过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蒋天柱的整理、校勘,一套二卷、二百万字的《陈寅恪先集》已于1979年编纂成册,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董奉

董奉(约公元200年前后),字君异,三国时吴国候官(今福州)人,信奉道教,尤精岐黄,医术高超,医德高尚,与张机、华佗齐名,号称“建安三神仙”。

据葛洪《神仙传》载:杜燮为交州刺史,死已三日,君异时在南方,乃往与药三丸,纳入死者口中,令人举其头摇两下消之,食顷燮开目,动手足,脸色逐渐恢复生机,半日能起坐,后四日乃能语。

董奉隐居庐山,为人治病,不受酬,病重者,治愈后于其宅旁种杏五株,病轻者种一株,数年之后,种杏十万余株,郁然成林。果实累累。董奉规定,欲换杏者,不必惊动他,只要以同等盈器装一筐谷子置其宅旁,即可取一筐杏子。如果谁有贪心,多取杏子,传说林中老虎即出而干预。董奉所获的大量稻谷,悉以救济贫病百姓。此后,“杏林”、“杏林春暖”,就成为脍炙人口的佳话。明代文学家曾有《杏林》诗云:“山边种树绕林垌,几处曾有此独名。花近药栏春雨霁,阴浮苔径午风清。岩前虎卧云长满,树底人来鸟不惊。遗址尚存仙路杳,只因怀古独含情。”董奉种杏田的故事流传很广,庐山至今还有杏林源、董奉馆等遗迹。据《星子县志》记载:“杏林在星子县西二十五华里,醉石东。”即今归宗寺与醉石之间。

董奉善于摄生,晋永嘉年间高寿而终。死后赠名“升元真人”。葬庐山之南。

灌婴

灌婴(?-公元前176),西汉初将领、大臣,睢阳(今河南商丘县南)人。初以贩卖丝绸为业。秦末农民战争中,曾随刘邦转战各地,以骁勇善战闻名全军,赐号昌文候。

高祖五年(前202年),从刘邦击项羽于垓下,追羽至东城,破之,率将吏破吴郡,得吴守,定豫章、会稽郡,还定淮北,凡五十二县。灌婴南略时,抵豫章,下九江,始筑九江城,民得安堵。据《九江府志》“古迹篇”记载:灌婴筑九江城时,曾在庾楼侧,开凿一井,因井水应江浪而动,名为“浪井”。浪井位于今九江市西园路369号门前。现已建亭护井。

刘邦称帝,灌婴任车骑将军,封颖阴侯。后与陈平、周勃共同崐平定吕氏叛乱,迎立文帝,任太尉。不久任丞相,后以丞相薨,谥懿侯。

黄庭坚

黄庭坚(1045—1105),字鲁直,号山谷道人,晚号涪翁,黔安居士,八桂老人。北宋诗人,书法家。修水县人。

其父黄庶(字亚父)庆历二年(1042)进士,仕不得志,遂刻意于文词,作诗学杜甫,有《伐檀集》传世。舅父李常(字公择)也是一位诗人兼藏书家。使黄庭坚从小生长在文学空气浓厚的书香家庭。

黄庭坚自幼聪颖异常,五岁能背诵五经,七岁写过一首《牧童诗》:“骑牛远远过前村,吹笛风斜隔岸闻。多少长安名利客,机关用尽不如君。”因此黄庶非常喜爱这个孩子。舅父有时亦来黄家,随便从书架上取书一本查问庭坚,他能对答如流。李常为之惊奇,称他有“一日千里之功。”

嘉佑三年(1058年),其父黄庶在康州(今广东省德庆县)任上逝世。由于家境不太富裕,黄庭坚才十五岁,遂跟着舅父李常到淮南游学。嘉佑六年,他在扬州(今江苏省扬州市)认识诗人孙觉(字莘老)。孙觉推崇杜甫,认为杜甫的《北征》诗胜过韩愈的《南山》诗。而另一诗人王平甫却认为《南山》诗比《北征》诗好,两人反复争论,都不能说服对方,时值庭坚在座,两位老人征求他的意见,他说:“若论工巧,《北征》不及《南山》。若书一代之事,以与《国风》、《雅》、《颂》相为表里,则《北征》不可无,而《南山》虽不作,未害也。“(范温《潜溪诗眼》)当时庭坚仅十七岁,而他一席之言,使两位前辈心服口服,结束一场争论。从此,孙觉非常赞美这位聪颖少年,后来就把自己的女儿兰溪许配给他。

嘉佑八年,黄庭坚首次参加省试,当时传说他中了解元,住在一起的考生设宴庆贺。正在饮酒间,忽然有一仆人闯了进来告诉大家:这里有三个人考中了,而他不在其内。席上落第者纷纷散去,而庭坚仍若无其事,自饮其酒,饮罢,又与大家一同看榜,毫无沮丧的神色。英宗治平三年(1066年),黄庭坚再次参加省试。诗题是《野无遗贤》,主考李洵看到他试卷中的“渭水空藏月,传岩深锁烟”,不禁拍案叫好。说黄庭坚“不特此诗文理冠场,他日有诗名满天下。”就此中了第一名。第二年春天,再到汴京(今河南省开封市)参加礼部考试,中了三甲进士,登上仕途。初任余干县主簿,后调汝州叶县(今河南省叶县)县尉,途中写了一首《冲雪宿新寨不乐》诗:县北县南河日了,又来新寨解征鞍。山衔斗柄三星没,雪共月明千里寒。小吏有时须束带,故入频问不休官,江南长尽梢云所,归及春风斩竿竿。”抒发开始走向仕途,对小吏生涯郁郁不乐的心情。

熙宁五年(1072年),诏举四京学官,庭坚考得优等,被任为北京(今河北省大名县)国子监教授。当时留守北京的大老文彦博很器重他的才学,在他任满之后,又留他再任,一直在北京度过了七年。七年中,他致力于诗歌创作,在艺术技巧上有较大的提高。元丰元年(1078年)庭坚作了二首古风,投书给当时任徐州的太守苏轼,以表示仰慕之意。苏轼读其诗,认为“超绝尘,独立万物之表,驭风骑气,以为造物者游,非今世所有也。”由是诗名大震,两位大诗人也从此结下至死不渝的友谊。

神宗即位后,于熙宁三年(1070年),任王安石为宰相,开始实行新法。但是,新法一开始就遭到以司马光为首的保守派猛烈反对。后来新旧两党斗争愈演愈烈,革新和保守的斗争逐渐蜕化成官僚集团之间的争权夺利,一直延续到北宋灭亡。在这场斗争中,黄庭坚站在旧党一边,他很尊敬司马光和苏轼兄弟。司马光逝世后,他作诗追挽:“毁誉盖棺了,于今名实尊。哀荣有亡命,终始酌民言。蝉冕三公府,深衣独乐园。公元两无累,忧国爱元元。”(《司马文正公挽词四首》之四)但是,他也很尊敬王安石的人品:“然余尝观其风度,真视富贵如浮云,不溺于财利酒色,一世之伟人也。”(《跋王荆公禅简》)他虽然没有积极参加这场斗争,但他的一生一直卷在斗争的旋涡里。

元丰三年(1080年),黄庭坚入京改官,被任为吉州太和县(今江西省太和县)知县。这是他第一次担任独当一面的地方官。为了了解人民的生活实际情况,他常常深入穷乡僻壤,踏遍了太和县境的崎岖山路,将农民的疾苦,如实上报,减轻农民负担。人称:“治政平易,人民行以安定”。元丰六年,庭坚调任德州平镇(今山东省商河县境内)的监镇压官。此时德州通判赵挺之属于新党,正在德州推行市易法(由官府管理市场贸易),他认为德平镇小民贫,实行市易法有困难,不同意这样做,与赵挺之公文往来,反复争论,种下了后来遭受贬的祸根。元丰八年三月,神宗去世,哲宗即位,因哲宗年幼,由神宗的母亲太皇太后高氏执政,司马光任宰相四月,庭被召入汴京任秘书郎,因司马光的推荐,参加了几个有的校定《资治通监》的工作;十月,被任为神宗实录院检讨官,集贤校理,主持编写《神宗实录》。检讨官。此处据《历代著名文学家列传》)元佑六年书成,擢起居舍人。

元佑八年,被任为国史编修官。这年哲宗亲政。九年,改元绍圣,表示要继承神宗在熙宁、元丰年间的政策,并起用新党的蔡京等人。蔡京等虽然打着神宗和王安石的旗号,事实却在排除异已,借此打击一切旧党人员。他们对旧党主修的《神宗实录》大为不满,下令国史院核实《神宗实录》的记载,以“诬毁先帝”、“修实录不实”加罪,于绍圣元年(1094年)十二月,黄庭坚被贬为涪州(今四川省涪陵县)别驾、黔州(今四川省彭水县)安置,左右惨然不安,他却颇能自我解脱,坦然处之,在黔州四年,寓居开元寺摩围阁,仍然诵书写字,沉醉于艺术世界之中。绍圣四年,庭坚的外兄张向任提出举夔州路常,十二月,朝迁以“回避亲嫌”为由,下诏庭坚移到戎州(今四川省宾市东北),在州南的一个僧寺里住下来。为了避免遭受进一步迫害,他自称“身如槁木,心如死灰”,把寺中的居室叫作“槁木庵”和“死灰 ”。后来在城南另外租了房子,又起名叫“任运堂”,表示自已安分守命,无心世事了,所以在戎州的三年中,生活还算安定。

元符三年(1100年)正月,哲宗去世,徽宗即位,暂时由太后向氏听政。五月,诏复司马光等三十三人入关。十月,蔡京等人相继被贬出京。次年改元为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三月,庭坚接到权知舒州的任命。四月,又被召为吏部员外郎。两次上表,说明身有羸疾,请求在太平州(今安徽省当涂县)或无为军(今安徽省无为县)当一个地方官。崇宁元年(1102年)四月接到知太平州任命。六月,到达太平州,接受了知州的职务。不料只过九天,吏部公文就下来了,免去了知州职务。原来,此时徽宗亲政,起用蔡京为相,新党重新握政权,蔡京等人对旧党人物迫害比绍圣年间更加残酷。崇宁二年四月,下诏销毁三苏、秦观和黄庭坚的文集。九月,又下诏在各地立“元佑奸党碑”,几乎把旧党人物一网打尽。这时,赵挺之已被蔡京荐为副宰相。庭坚抵德平镇时曾与赵有过政见上的冲突,因而假公营私报宿怨,暗中指使荆州转动判官陈举从庭坚所写《承天院塔记》中摘取“天下财力屈渴”等语句,诬告庭坚“幸灾谤国”,使庭坚受到“除名羁营宜州”(今广西省宜山县)的严厉处分。崇宁三年三月,庭坚到宜州贬所,初租民房,后迁寺,都被官府刁难。崇宁四年五月,被迫搬到城头破败戍楼里栖身,人不堪其忧,庭坚终日读书赋诗,举酒浩歌,处之泰然。宜州人民敬其旷达高洁,许多人慕名前往求诗求书,向他请教学问,他也尽量满足来访者的要求。

崇宁四年(1105年)九月三十日病逝于戍楼,终年六十一岁。大观三年(1109年)春,由苏伯固、蒋伟护柩归葬修水县双井祖坟之西。南宋绍兴初年,高宗中兴,追封直龙图阁士,加太师,谥号文节。

黄庭坚出于苏轼门下,与张来、秦观、晁补之并称为“苏门四学士”,后与苏轼齐名,世称“苏黄”。其最重要的成就是诗。诗论标榜杜甫,但是强调读书查据,以故为新,“无一字无来处”和“脱胎换骨,点铁成金”之论。艺术上讲究修辞造句,追求奇拗硬涩的风格,其诗多写个人生活,且谓诗歌不当有“散谤侵陵”的内容,但在若干作品中仍表现出倾向旧党的政治态度。他在宋代影响颇大,开创了江西诗派。他又能词,兼擅行、草书。书法初以周越为师,后取法颜真卿及怀素,受杨凝式影响,尤得力于《痊鹳铭》,笔法以侧险取势,纵横奇倔,自成风格,为“宋四家”之一。遗作有《山谷集》。自选诗集《严华疏》、《松风阁诗》、《幽兰赋》、《廉颇蔺相如列传》等。家乡存有《上冢》、《咏清水岩》、《双井解嘲》、《云岩寺院记》、《王纯中墓志铭》及都昌南山《清隐禅院记》等诗文及《双井》、《钓矶》等磨崖石刻。其居官、流放,抑或家乡客邸,凡足迹所至,有关轶闻、传说、诗联、墨宝、碑刻等珍存无遗。宜山山谷墓及宝华亭、修水县南山崖山谷祠及字,屡遭毁废。建国后,已在南山岩建立了黄山谷纪念馆,并将原有的楼、廊、亭、阁、祠修葺一新。现有,山谷神中中树有黄庭坚纪念头像。九曲回廊中嵌有他的书法碑刻。溪山自在楼里展出其生平事迹和各种版本的著作以及后人研究黄庭坚的文献。黄山谷墓在他出生地双井村之南,为圆顶结构,仍保持宋代古墓风貌,朴素壮观。墓地面积约二里。建国后,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增筑了围墙,新修了古式门楼。

慧远

慧远(334-416)东晋雁门楼烦(今山西宁武县)人。本姓贾氏。少时好学,通儒学,亦喜老庄,被称为“容仪端整,风采洒落”的书生。21岁,与弟慧持在恒山白仁严拜高僧道安为师,削发出家。听了道安讲说《般若经》,“豁然而悟”遂心怀宏愿,研读佛经,努力精进,佛学造诣日益精湛。三年后,登台讲说《般若经》,引用《庄子》之说连接类比,以“内通佛理,外善群书”的广博学识,解释佛理,得到道安肯定和僧众欢迎。后因北方战乱,到江南宣扬佛法,云游各地,当他来到浔阳时,“见庐峰清静,足以栖息”,就决计安居下来。在江州刺史桓伊的支持下,于太元六年(381年)在庐山西北麓择地建东林寺。

慧远在东林寺修行三十多年,坚持潜心研读佛籍,竭力宏扬佛法。平日,除广开门路,聚众讲学,为众徒讲说《般若经》、《法华经》外,主要是集中精力,研究佛学。他主张以佛学为主,儒玄载,兴盛之时,庐山师徒“往来三千,真信之士一百二十三人”。其中培养和造就了如慧宝、慧要、慧观等一大批高僧贤徒。他的“净土宗”在江南流传甚广。

慧远在东林寺修行期间,还热心引进佛典,聘请高僧翻译佛经,开展南北佛教学术交流。他曾派弟子法净、法领去西域求法,取回梵本经典《华严经》等二百余部。太元十六年(391年)宾佛教小乘毗昙学大师僧伽提婆南下庐山,慧远请他译《阿毗昙心论》和《三法度论》,并分别为之作序。后秦弘始三年(401年)冬,著名的佛经翻译家鸠摩罗什到长安开展译经弘法活动,逐渐成为北方佛教的中心人物。慧远主动致书通候,并将自己的著作《法性论》等赠送,鸠摩罗什也将自己的作品《大品般若经》回赠。鸠摩罗什译出《大智度论》后,慧远为之撰序,并认真钻研,将遇到的问题致信向他请教。当时慧远和鸠摩罗什分别作为南、北方佛教中心人物,相互联系长达十余年之久,对推动佛教的流传和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

义熙十二年(416年)八月六日,慧远在庐山圆寂。葬于西岭,垒石而塔。谢灵运撰《庐山慧远法师诔并序》与《庐山慧远法师碑》。唐宣宗追谥辨觉大师。其经论、序、铭、诗等凡十卷,辑为《庐山集》行世。

江万里

江万里(1198——1275),字子远,号古心,今都昌县阳丰乡府前江家人。

祖父江辚,一生隐居,教授乡里。父江烨,宋理宗时登进士第,曾任教授、都尉、知县、江南东路提举常平司、西路提举茶盐公事、大理司帅参等职,一生专治程朱理学。虽在“庆元党案”蒙难之时,亦仍暗中坚持传授程朱学说,母陈氏,理学名儒陈大猷之女,陈灏之姊,万里家学渊源,幼年在祖父所建的书馆内读书,神隽铎颖,连举于乡,后从父教,学《易》经,稍长,赴白鹿洞书院深造,后又游学于隆兴府东湖书院,朱熹弟子林夔孙为师问学。

宋嘉定十五年(1222年),江万里贡入大学,太子赵昀(宋理宗)极为赏识,曾书“江万里”三字于几砚之间。宝庆二年(1226年)以舍选登进士第,所作策论,《郭子仪单骑见虎》文中表露对郭子仪的胆识和爱国情操仰慕之情,主考官阅卷为之动情,欣然批道:“立意新而措词妙,高古文也。”宝庆六年,以舍选出身,任池州教授。后召馆试,历任著作佐郎,权尚左郎官兼枢密院检详文字。

嘉熙四年(1240年)出知吉州军,其所作《劝农诗》云:“父老前来吾语尔,官民相近古遗风。欲知太守乐其乐,乐在田家欢笑中。”从政之余,特别热心教育。

淳祜元年(1241年)于吉州州治庐陵县城东赣江之心,创建白鹭州书院,广泛收藏图书,收授门徒。奏闻朝廷,理宗御书赐匾额“白鹭州书院”。当时书院没有另任山长,他自主其事,自为诸生讲授,忘其为大府。后人为他立碑,表彰他的办学功道:江万里创白鹭书院,使“缙绅(即官宦代称)德之,吏民怜之,悍卒(勇猛之人)化之”。第二年,迁直秘阁,知隆兴府,又在隆兴府建宗濂精舍,广聚生徒,讲学其中。奏闻朝廷,理宗又亲赐书御书匾额。这期间,他还嘱告南安知军林寿公在其军治大庾县源三先生祠(祀周敦颐,程颐,程颢)扩建为周程书院。因办学成绩卓著,于淳祜三年迁考功郎官,兼直秘阁,主管健康府崇禧观。不久,改任绍兴府千秋鸣禧观,后又以驾部郎官召,迁尚右兼侍讲。

五年(1245年)三月,与理宗谈论诸事得失,曾说:“君子只知有事非,不知有利害。”他秉性耿直,刚正不阿,十一月上书弹劾林光迁等依权附势之徒。十二月不顾主降派反对,劝说理宗启用赵葵主持兵事,陈韦单主持财政,使主战派一度得以执掌朝政,为此屡遭主降派攻击。六年,他升迁监察御史兼侍讲,未几,又升殿中侍御史。这时的江万里,“器望清峻,论议风采,倾动于时。”但忤者嫉妒,谤言兴起,言其母病未能及时到家送终,使其遭受酷罚,坐废十二年。

宝祐三年(1255年),由于陆德兴为江万里辨白而得以启用,任福建转运使。开庆元年(1259年)正月,投入京湖宣抚大使贾似道幕下任参谋官。十月贾似道入相,万里同时入朝兼国子监祭洒,侍读。

景定元年(1260年)入对。迁刑部侍郎。不久,升吏部尚书。次年(1261年)。进迁端明殿学士,同签书枢密院院事兼太子宾客。这年,万里已年逾六十,是贾似道府中之任职最久者。他开始虽府仰默客,为贾似道所用,但他秉性耿直,临事不能无言。贾似道恶(讨厌)其轻发(轻率,说话不够慎重),经常触怒贾似道,故第每次都不能久在其位。这年。又因言论而被解职,只以端明殿学士提临安府洞霄宫。至景定四年,才以原职出任福州知州兼福建安抚使。景定四年十一月,度宗即位,诏求直言善谏之士,召江万里回行都临安。咸淳元年(1265年)二月,任万里同知枢密院事,兼参知政事,又与贾似道同朝。贾似道擅政后,位极人臣,极力推行卖国张,使疆土日削,国势日危,万里不能耐何,便于同年七月,奏请归田,未允。十二月,贾似道辞职要挟度宗,度宗涕泣,欲拜留,万里当即以身掖帝云:“自古无此君臣礼,陛下不可拜。”又一次触怒了贾。帝在讲筵,每问经史及古人姓名,贾不能对,万里常从旁代答,使贾积怒而谋逐出万里。江万里与贾似道每每相忤,不得已四次上书求退,于咸淳三年出知太平洋州兼江东特运吏,后又转湖南任安抚吏,咸淳五年,又自湖南召拜参知政事,封南康郡公,刚到任,又拜左丞相兼枢密使。六年,蒙古军围攻襄阳,万里屡请派援军救护,贾似道不许,于是万里又因此被委以观文殿大学士出知福州兼福建安抚吏,万里坚持,依旧职提举洞霄宫。

咸熙九年,江万里以七十六岁的高龄,奉旨再度出任荆湖南路安抚使兼知潭州。此时,其再传弟子文天祥任湖南提刑。同年夏,天祥去潭州会见万里,师徒两人,感情深厚,天祥敬佩仰慕江万里的学问道德,风度气慨,常比之为范仲淹、司马光。万里亦素知天祥气节。语及国事万里慨然说道:“吾老矣,观天时人事当有变。吾阅人多矣,世道之责,其在君乎,君其勉之!”天祥感动不已,流涕再拜而去。咸淳十年正月,江万里以年老多病辞去湖南职,依旧以大学士提举洞霄宫。是年,元军大举侵宋,而权臣贾似道辈不理朝政,江万里观大势巳去,补天无力,以疾退居饶州芝山,凿池芝山后圃,名其亭曰“止水”,借物明志,表示将于此以身许国。

德祐元年(1275年)二月,饶州被元军攻破,江万里从容坐守以为民望,及元军将至其第,万里执门人陈书器手与之诀别,流着泪说:“大势不可支,二虽不在位,当与国家共存亡。”言毕,偕子江镐及左右相继从容投水死,一时尸积如叠。后来,张世杰(南宋抗元将领)收复饶州,得悉其事,奏报朝廷,朝野闻知,为之震动。“余朝大夫其所识与不识者,闻之莫不伤心流泪”。文天祥有祭文云:“星折台衡地,斯文去矣休,湖光与天远,屈注沧江流。”恭帝也辍朝志哀,并诏赠太傅、益国公,后加赠太师,谥文忠。

李烈钧

李烈钧(1822-1946),原名烈训,又名协和,字侠如,号侠黄,武宁县罗溪坪源村人。父名骏兴,参加过太平天国太平军。事败后回乡,耕种自给,常向他讲述太平天国起义经过和在帝国主义与满清军队联合进攻下失败的历史。李母杨氏,知书史,经常教他学习古文。烈钧自幼学文习武,爱好击剑,尤喜书法。稍长、广交游、豪放不羁。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武宁新任知县王浚道上任后,勒索乡民缴纳历年旧欠田赋,全县民众怨声载道,烈钧激于义愤,聚众密议驱王。某日,乘王回衙时,率众蜂拥而上,打护兵,砸官轿,回衙后,王立即调兵遣将,捉拿肇事者,引起全县民众愤怒,群起声援,终于将王知县赶走。

光绪二十七年,李烈钧以身材魁梧、性格爽直,被武宁彭县令录取选送江西武备学堂,后又以学术两科兼优于光绪三十年由学堂选送北京应试。合格后由北京练兵处选赴日本学习陆军,先入士官十二联队实习一年,再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炮科第六期学习一年,在日留学期间,他与黄兴等共同组织了以反对西方帝国主义侵略为宗旨的“攘白团”。

光绪三十一年八月,孙中山抵东京,由黄兴等介绍李烈钧与孙中山初次会见,在东京富士见楼神田俱乐部,直接听到孙中山的关于推翻满清政府、建立民主共和国的长篇讲演,对革命倾服之念油然而生。光绪三十三年,经张断、王侃介绍加入同盟会。光绪三十四年,李烈钧自日本回国,任江西混成协第五十四标第一营管带,因在新军中进行革命活动,被下令逮捕,幸得曾任江西武备学堂总办汪瑞闿暗通消息,及资助路费,逃至上海,通过冯国璋与云贵总督李经义等人介绍,于宣统元年(1909年)春到昆明任云南讲武堂教官兼兵备提调。不久,接任陆军小学总办(校长),曾暗中协助同盟会云南支部长李根源在学堂和军队中宣传反清,进行革命活动。

1911年秋,李烈钧奉命北上,参观清政府在天津马厂举行的秋操,途经武汉时,方知武昌起义已经三天。到达北京后,第六统制吴禄贞邀集数十人设宴欢迎李烈钧,到会者均支持武昌起义。在分配工作时,任命李烈钧为起义军重炮队司令。10月17日,烈钧接江西同志电促返赣。他考虑到江西混成协已有革命基础,便即离开北京,经天津、上海,于10月26日到达九江。 武昌起义胜利后,九江亦于10月23日在同盟会会员林森、蒋群等人策动下,兵不血刃地响应武昌起义,成立九江军政分府,推举五十三标标统马毓宝为九江军政分府都督。李烈钧回到九江,军政分府总参谋长蒋群真诚相让,李烈钧无法推辞,遂于三国名将周瑜的衙署设总参谋长办公处,正式就职。是时,南昌尚未光复,江西巡抚冯汝癸效忠清室,指使马献廷假意投诚,暗探九江都督分府活动情况。一日,马潜入总参谋长办公处,偷阅文件,被李发觉,交付军法处会审,查出密信及其他罪证,立即判处马献廷死刑,清除了一大隐患。随即部署占领长江要塞金鸡坡炮台和马当炮台,调走炮台司令徐公度,将长江防线拦腰截断,阻住了清海军由武汉顺水东驶上海的十一艘军舰和两艘鱼雷艇,经晓以利害,清海军随即宣布起义。事后,李烈钧被推为海陆军总司令,九江革命势力因之大振。

1911年11月,李烈钧应安徽革命党胡万泰等人之请,派团长黄焕章率兵两营赴皖支援光复安庆,不意士兵军纪败坏,掠夺洗劫,李烈钧闻讯大怒,亲率步兵一营,兵舰两艘,赶赴安庆调处,将团长关押,为首肇事者正法,掠夺财物悉数归还,迅速安定人心,恢复市面,各界开盛大欢迎会,推李烈钧担任安徽都督。李烈钧任安徽都督不久,冯国璋派重兵进攻武昌,黎元洪一日五次急电,向李烈钧求援,李立即下令海陆军集合,并将皖督大印,交付胡万泰,率舰西上,抵武昌,迅即部署海陆两军,控制武昌事要地。黎元洪任命李烈钧为五省联军总司令,使冯国璋不敢越过长江,武昌得以转危为安。

1912年1月,江西省临时参议会,向孙中山电控马毓宝,并请改派李烈钧为江西都督,李烈钧回赣于1912年3月19日就任江西都督。

李烈钧主赣期间,大力进行军事、政治、经济改革:整编部队,裁减旧军,改编新军,提高军队战斗力。同时接办军事学校,大力培养军事干部;改组都督府,裁部设司,精减人员,选贤任能,刷新吏治;整理财政,开办银行,整顿税收,设榷运,活跃地方经济;取缔帮会,肃清匪患,维护地方治安;选拔人才,资送留学,培养军政、经济、科技术人才;限期修通南浔铁路,计划续修南落铁路,修筑河堤,发展交通,繁荣经济。经过整顿后,使江西为军事、政治、经济巩固的省份。

1913年3月,在国会召开之前,袁世凯派人暗杀南京临时政府农林总长宋教仁,接着又向五国银行签定了二亿五千万元的善后借款,准备扑灭革命势力。5月5日李烈钧与湖南都督谭延闿、广东都督胡汉民、安徽都督柏文蔚通电,反对袁世凯与五国银行签订大借款,并公开指出袁世凯为剌杀宋教仁的罪犯。袁世凯恼羞成怒,下令免除李烈钧江西政府都督职务。江西省政府议会,请李烈钧起义,李不同意,他说:“中央免除吾职,吾即起义,是反也,非义举也,袁世凯违法,重袭帝制,以民意伐之,吾赴听命。”六月中旬,由九江赴上海,临行,嘱省议员杨赓笙速回其故乡湖口县作发难准备,并说:“湖口地形险峻,襟外江而带内湖,为兵家必争之地,故亟宜作起义之策源地。” 李烈钧至上海会见孙中山、黄兴等筹商反袁事宜。在孙中山主持的讨袁会义上,烈钧被公推为讨袁总司令。

七月,烈钧由上海回至湖口,省议会又一致推举烈钧为江西讨袁总司令,七月十二日在湖口成立讨袁司令部,李就任总司令,随即宣布独立,发布讨袁檄文,通电全国,痛斥袁世凯:“乘时窃柄,帝制自为,意图破坏共和,为全国之公敌。”接着,湘、鄂、皖、苏、闽和上海、重庆等省市,相继宣布独立,袁世凯即派李纯率军企图进入江西,在瑞昌、德安间与讨袁军展开激战。李烈钧令林虎等,据险阻击,初战告捷。但因兵力悬殊,援军不续,七月二十五日,湖口被袁军攻陷。李烈钧退守南昌,继而转移丰城。八月底,驻守临江,与袁军激战数日,毙敌数百。后因袁军大集,败局已成,乃退离江西,“二次革命”遂告失败。 “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鉴于原国民党复杂、涣散、没有战斗力,决定重建中华革命党,再举革命。规定入党者都要盖指模、立誓约,绝对服从总理,李烈钧同许多革命党人对此不理解,拒绝参加这个组织,乃于1914年1月离开日本,赴欧洲考察各国政情。7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旋即对德宣战。这时,李烈钧正在德国参加博览会,闻讯后,于是年10月,由马赛登轮向东方进发,船到西贡,欲登岸,假道越南赴云南,被法国海关所阻,转至香港暂住。11月侨寓新加坡,参加原国民党部分党人在南洋组织的反袁团体——欧事研究会。经常与陈炯明、岑春暄等联系,商议讨袁大计,在南洋开展革命活动。

1915年初,袁世凯宣布复辟帝制,五月九日,又公然接受日本提出的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出卖国家主权,激起全国人民坚决反对,烈钧亦非常气愤,认识到不能离开革命组织,毅然按照孙中山的规定办理手续,加入了中华革命党。1915年12月初,孙中山电催烈钧回国,进行反袁武装斗争,遂与在南洋的革命党人商量,从新加坡至海防,转河内,往老开,准备潜入云南,策动西南地区军阀唐继尧讨袁。可是,当时唐继尧虽秘密筹备讨袁,但仍在犹豫之中,烈钧等在河口等候多日,毫无动静,乃作破釜沉舟之计,电促唐继尧说:“此来为国亦为兄,今到老开多日矣,三日内即闯关入滇,虽兄将余枪决,送袁逆报功,亦不敢计也。”唐接电后,权衡得失,决心讨袁。即派其弟继虞迎烈钧到昆明。随后蔡锷也逃脱袁世凯的监视,抵达昆明,共商讨袁事宜。决定以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捍卫共和国体制为宗旨。组织“护国军”。蔡锷任第一军总司令,出兵四月;李烈钧任第二军总司令,进军两广;唐继尧任第三军总司令,坐镇云南。12月6日,李与唐、蔡共同揭起护国讨袁大旗,通电各省,宣布云南独立,发表讨袁宣言,历数袁世凯二十条罪状,拉开了讨袁护国的序幕。12月7日,李烈钧率第二军向滇桂边境进发。1916年2月,在广西百色,击溃袁世凯派来的龙觐光部。3月15日,广西都督陆荣廷宣布独立。李烈钧部顺得进入广西。5月经南宁沿江直下广东肇庆,然后沿粤江北上。6月初,攻打韶关,龙济光部闻炮声逃走。因而群众中有“李烈钧三炮定韶关”之美谈。6月6日,袁世凯当了83天皇帝后,于绝望中死去,继任总统黎元洪,宣布恢复临时约法和国会,护国战争是以结束。

1917年,冯国璋、段祺瑞控制政府,拒绝恢复《临时约法》和召开国会,妄想以武力统治中国,建立独裁统治。孙中山采取坚决斗争措施,离开上海,南下广州,号召护法。于1917年8月25日至9月1日,在广州召开国会非常会议,联系滇、桂、粤各省,成立中华民国军政府,孙中山就任海陆军大元帅,李烈钧亦从上海南旋,被任命为大元帅府参谋总长,率军转战于广东韶关、南雄等地。1918年4月10日桂系军阀利用政学系操纵国会,改组军政府。孙中山被迫辞去大元帅,于27日离开广州赴上海。因此前方战争,渐时收束,第一次护法失败,8月,陈炯明之“援闽”粤军,从漳州誓师回粤,攻克广州,赶走桂系军阀,孙中山于11月再回广州,重组军政府,继续进行护法斗争。李烈钧于1920年3月率所属滇军与桂军在广东继续战斗。至1921年7月,率部进入广西,击溃桂系沈鸿英部,占据桂林,12月迎孙中山至桂林,成立北伐大本营,集合粤、滇、黔、赣各军拟假道湖南北伐,因陈炯明从中作梗,遂改道江西。1922年5月,烈钧率赣军由韶关分途北进,经南雄,出大余,月余之间,前锋已达江西吉安,有直下南昌之势。6月16日,陈炯明在广州叛变,围攻总统府,孙中山上“永丰”舰避难,电令烈钧回师平乱。烈钧在粤相边境受阻,仅带数名随从经湘转赴上海。第二次护法运动又失败了。1923年1月,滇桂联军击败陈炯明。2月孙中山重返广州,再建大元帅府,就任海陆军大元帅。烈钧回广州仍任参谋总长。此后,李烈钧再未掌握军队,只协助孙中山从事军事计划和参谋指挥工作。

1924年,李烈钧参加了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他拥护孙中山提出的“联苏、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会议期间,孙中山下令筹办“黄埔军校”,烈钧竭力推荐蒋介石任该校校长,并说:“校长一席,非蒋莫属”。在孙中山赴沪期间,李烈钧曾一度代行大元帅职务。同年11月,李烈钧随孙中山经日本至天津,会晤张作霖。 1925年1月,李烈钧在上海忽闻孙中山在北京病危,又急抵北京,随侍孙中山。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病逝。他参与主持丧事,并亲拟挽联:“才逾汤武,功盖桓文,九万里震威名,天授如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出秉节钺,入赞戎机,二十年共患难,山颓安仰!上为国恸,下为私哀。”

孙中山逝世后,广州政府由胡汉民代理大元帅,李烈钧以胡心胸狭隘,未归广州,抵张家口,会晤冯玉祥,握手言欢,相见恨晚,冯当即聘烈钧为国民军总参议,曾去海关筹划部署与奉军作战事宜。12月,国民党右派在北京西山举行非法的一届四中全会,公开反对孙中山的的三大政策,进行反共活动。李烈钧通电表示赞许,成为反对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国民党谢持、林森、邹鲁、谭振等右派人物之一。1926年8月,国民军被奉军战败,他离开国民军南下。

1926年10月,北伐军进入江西,11月攻占南昌,国民政府电召李烈钧,任命他为江西省政府主席。宁汉分裂后。武汉政府又任命朱培德为江西省政府主席。1927年4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任命李烈钧为国民政府常务委员,兼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李遂赴南京任职。同年八月,北洋军阀孙传芳,率数万之众,突然在南京东面的栖霞山、龙潭一带偷渡长江,准备进攻南京。这时蒋介石已在何应钦、李宗仁胁迫和汪精卫的反对下通电下野,由军事委员会继统诸军。李烈钧坐镇南京,主动负担起指挥联络的重任,指挥部队,打败孙军,使南京政府得以站稳脚跟。1927年9月,国民党宁、汉、沪在一致赞同清党反共的基础上取得统一,组织中央特别委员会,由三方各派六人参加,李烈钧是宁方代表之一。

1928年10月,国民政府改组,李烈钧仅有国民党中央委员、国民政府委员的虚名,未再担任实职,遂离开南京,到上海养病。11月上旬,李烈钧回武宁探家,筹建东大路(武宁至涂家埠)、西大路(武宁至修水),因沿修江北上,通称修江路,为江西公路之滥觞。

1931年“九·一八”事变,民族危机严重,李烈钧一再致电蒋介石,主张对日抗战,要求改良政治、尊重言论自由,以维系人心,一致御侮。并将自己的五个男孩都送去参军。他奔走南北,呼吁团结抗日。1932年夏,他前往泰山访冯玉祥,劝其“并力扶危”。有诗曰:“并力扶危志待伸,抚怀天地亦艰辛,匡庐归去东山远,五老峰头望故人,”并在蓬菜阁手书一联抒怀:“攻错若石,同具丹心扶社稷;江山如画,全凭赤手挽乾坤。”10月,他又劝阎锡山参加长城战役,一同抗日。1933年5月,冯玉祥在张家口组织同盟军,不到一个月,将日伪军全部赶出察哈尔,蒋介石大为恼火,调集军认,向抗日同盟军施加压力。李烈钧支持冯玉祥,致电国民党中央说明冯“举义张胆,志在收复失地”,并提出“请授大权,俾当大任”。为了齐心抵御外侮,共赴国难,他曾带病多次往返于南京、上海、张家口、庐山等地,论古喻今,舌蔽唇焦,但始终未能说动蒋介石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主张。 1936年,“西安事变”发生,李烈钧主张和平解决。张学良将蒋释放并护送回南京后,被扣留审判,李被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任命为高等军事法庭审判长。在蒋介石的制约下,最高军事法庭判处张学良徒刑十年,褫夺公权五年。作出判决后,又据蒋请特赦,将张钦禁一直未予释放。

1937年,“七七”抗战爆发,李烈钧于久病之余,扶病进京,共赴国难。后来,因患高血压症,返回武宁。在家乡,他抱病到中山堂与协和中学讲演,鼓励青年锻炼体魄,吸收新知,备为国用。12月,还坚持到武汉会见蒋介石,提出坚决抗日的主张,由于战局的发展,他迁居昆明,后又迁居到陪都重庆,一直养病,

1946年2月20日,李烈钧因高血压心肌梗塞病在重庆逝世,终年64岁。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等曾亲往吊唁。国民政府下令给予国葬,灵柩运送回武宁县,初葬箬溪镇、修江边上的看书台,1962年因修建柘林水库迁葬于武宁县城近郊飞凤山。后李夫人逝世,1980年11月,李烈钧夫妇合葬于武宁县烈士陵园左侧半山腰。

李烈钧能文善诗,尤擅书法,庐山仙人洞所题“常乐我净”,石松之石上所题“纵览云飞”均是李烈钧的手笔。他的著作面世的有:《孙大元帅戡乱记》、《李烈钧将军自传》、《李烈钧出巡记》、《李烈钧言论集》、《李烈钧、杨赓笙诗选》等。

陶侃

陶侃(259-334),字士行,东晋鄱阳郡袅阳县(今都昌县)左里乡陶家冲人。

据《都昌县志稿》记载:“晋时都昌名袅阳,公元304年前属鄱阳郡,304年划归浔阳郡,故史籍称陶侃为浔阳人,亦有称为鄱阳人。”父陶丹,早年亡故。自幼由母亲谌氏抚养成人。陶母教子恩威并重,如孟母之贤。陶侃稍长,在县内当小吏。有一次,将公家分的鱼托人带回家孝敬慈母。陶母丝纹未动,将原物封好退回,并写信责备陶侃,要他为官应廉洁自好,不允许公私不分。还告诫他说:“你这样用公物想取悦于我,反而增加了我的忧虑。”这一教导,对陶侃后来为官清廉,有很大影响。有一次,同郡孝廉(即举人)范逵访贤遇大雪,寓宿陶侃家,时天寒地冻,马无饲料,陶母揭去自己的床铺,将御寒的稻草搬来剁抹喂马。家中贫寒,无以款客,她又偷偷剪下自己的长发,卖给邻人,以卖发之资购买酒菜,招待客人。范逵举荐,陶侃由县吏拜授郎中,继而又补为武冈县令,为令时有贤名。随后逐渐升迁江夏、武昌太守。在任武昌太守时,曾率部随征西大将军王敦镇压杜弢起义,取胜后,任荆州刺史,镇守沌口,不久,因声名显赫,为王敦所忌,调至偏远的广州任刺史。

陶侃任广州刺史期间,事务比较清闲,每天清早起床,把数百块砖搬到室外,傍晚又搬回室内,刮风下雨,严寒酷暑,从不间断。有人看见感到奇怪,问他:“为何要这样干?”他说:“吾方致力于中原,过尔优逸,恐不堪事,故自劳尔。”后人称他为“运甓翁”。

王敦为晋武帝女婿,官至镇东大将军,都督江、扬六州军事。东晋初建,拥重兵屯驻武昌。因元帝起用刘隗、刁协等,视为心腹,遏制王氏势力,心怀不平。乃于永昌元年(322年)自武昌举兵东下,攻入建康(今南京),杀刁协等人。回师不久,又自武昌移镇姑熟(今安徽当涂)威逼朝廷。

太宁二年(324年),明帝乘其病危,出兵讨伐,王敦死于军中。乱平之后,明帝命令陶侃复回荆州,加封征西大将军。回到荆州,内外多事,千头万绪,军政诸务,极其繁杂。他“勤于吏职,远近书疏,莫不手答;笔翰如流,未尝壅滞;引接疏远,门无停客”。他平日不饮酒,不赌博,发现身边的参佐人员有聚赌取乐、饮酒误事的,既命令把酒器、赌具沉于江中。并说:“大禹圣者,乃惜寸阴,至于众人,当惜分阴,岂可逸游荒醉,生无益于世,死无闻于后,是自弃也。”对于向他馈赠礼物的人,首先他要问礼物的来路,如是自己花钱买的,礼物虽少,他也高兴地接爱:若其礼物来路不明,则严厉斥责,退回礼物。有一次,他外出游览,看见一人手持一束未成熟的稻穗。便问:“用此何为?”那人答:“行道所见,聊取之耳!”他听了大怒,说:“汝既不佃,而戏践人稻。”即“执而鞭之”。尤其可贵的是,他身为大将军,却极其惜物。一次所部造船,他命令将木屑、竹头收检好,人皆不解其意,暗中笑其吝啬。不久,大雪方晴,庭前泥泞路滑,他既命令将木屑布地,来往行人称便,众人始悟。

永和三年(374年),新任荆州刺史恒温率军入蜀,造船缺钉,无计可施,当众人想到陶侃生前堆积如山的竹头,便以竹头削钉装船,解决了军中一大难题,众人更加醒悟,无不称赞他办事的微密。在他驻守荆州期间,军纪严明,政务整肃,百姓安居乐业,道不拾遗,乡绅士民,莫不称庆。

咸和二年(327年),苏峻(冠军将军、历阳内史)密结祖约(豫州刺史、平西将军),以讨伐庾亮为名,发动叛乱,次年攻陷建康(今南京),庾亮逃奔浔阳,与温峤一道推举陶侃为盟主。经温峤等固请,奉为主帅,平定苏峻、祖约之乱。成帝以陶侃有再造晋室之功,任为侍中、太尉,都督荆、江、雍、梁、交、广、益、宁八州军事,荆、江二州刺史,长沙郡公。咸和九年,告老还乡,途中逝世于樊溪,享年七十六岁。谥桓。

陶侃为官四十余载,忠顺勤谨,雄毅善断,识察纤密,珍时惜物,清廉爱民。梅陶说:“陶公神机明鉴似魏武(曹操),忠顺勤劳似孔明,陆杭诸人不能及也”。谢安每言“陶公虽用法而恒得法外意”。其为世所重如此。他“喜文辞,行文如流”,名篇有《逊位表》、《祖国赋》,著有文集二卷行世。都昌县人极重陶侃之人品,历代于城乡广筑庙宇纪念。

陶渊明

陶渊明(365—427),字元亮,别号五柳先生,晚年更名潜,卒后亲友私谥靖节。东晋浔阳柴桑人(今九江市)人。

陶渊明出身于破落仕宦家庭。曾祖父陶侃,是东晋开国元勋,军功显著,官至大司马,都督八州军事,荆、江二州刺史、封长沙郡公。祖父陶茂、父亲陶逸都作过太守年幼时,家庭衰微,八岁丧父,十二岁母病逝,与母妹三人度日。孤儿寡母,多在外祖父孟嘉家里生活。孟嘉是当代名士,“行不苟合,年无夸矜,未尝有喜愠之容。好酣酒,逾多不乱;至于忘怀得意,傍若无人。”(《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渊明“存心处世,颇多追仿其外祖辈者。”(逮钦立语)日后,他的个性、修养,都很有外祖父的遗风。外祖父家里藏书多,给他提供了阅读古籍和了解历史的条件,在学者以《庄》《老》为宗而黜《六经》的两晋时代,他不仅像一般的士大夫那样学了《老子》《庄子》,而且还学了儒家的《六经》和文、史以及神话之类的“异书”。时代思潮和家庭环境的影响,使他接受了儒家和道家两种不同的思想,培养了“猛志逸四海”和“性本爱丘山”的两种不同的志趣。

陶渊明少有“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的大志,孝武帝太元十八年(393),他怀着“大济苍生”的愿望,任江州祭酒。当时门阀制度森严,他出身庶族,受人轻视,感到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晋书陶潜传》)他辞职回家后,州里又来召他作主簿,他也辞谢了。安帝隆安四年(400),他到荆州,投入桓玄门下作属吏。这时,桓玄正控制着长江中上游,窥伺着篡夺东晋政权的时机,他当然不肯与桓玄同流,做这个野心家的心腹。他在诗中写道:“如何舍此去,遥遥至西荆。”(《 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对仕桓玄有悔恨之意。“久游恋所生,如何淹在滋?”(《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二首》)对俯仰由人的宦途生活,发出了深长的叹息。

隆安五年冬天,他因母丧辞职回家。元兴元年(402年)正月,桓玄举兵与朝廷对抗,攻入建康,夺取东晋军政大权。元兴二年,桓玄在建康公开篡夺了帝位,改国为楚,把安帝幽禁在浔阳。他在家乡躬耕自资,闭户高吟:“寝迹衡门下,邈与世相绝。顾盼莫谁知,荆扉昼常闭。“表示对桓玄称帝之事,不屑一谈。元兴三年,建军武将军、下邳太守刘裕联合刘毅、何无忌等官吏,自京口(今江苏镇江)起兵讨桓平叛。桓玄兵败西走,把幽禁在浔阳的安帝带到江陵。他离家投入刘裕幕下任镇军参军。(一说陶渊明是在刘裕攻下建康后投入其幕下)。当刘裕讨伐桓玄率兵东下时,他仿效田畴效忠东汉王朝乔装驰驱的故事,乔装私行,冒险到达建康,把桓玄挟持安帝到江陵的始末,驰报刘裕,实现了他对篡夺者抚争的意愿。他高兴极了,写诗明志:“四十无闻,斯不足畏,脂我名车,策我名骥。千里虽遥,孰敢不至!”(《荣木》第四章)刘裕打入建康后,作风也颇有不平凡的地方,东晋王朝的政治长期以来存在“百司废弛”的积重难返的腐化现象。经过刘裕的“以身范物”(以身作则),先以威禁(预先下威严的禁令)的整顿,“内外百官,皆肃然奉职,风俗顿改“。其性格、才干、功绩,颇有与陶侃相似的地方,曾一度对他产生好感。但是入幕不久,看到刘裕为了剪除异己,杀害了讨伐桓玄有功的刁逵全家和无罪的王愉父子。并且凭着私情,把众人认为应该杀的桓玄心腹人物王谥任为录尚书事领扬州刺史这样的重要的官职。

这些黑暗现象,使他感到失望。在《始作镇军参军经曲经阿曲伯》这首诗中写道:“目倦山川异,心念山泽居”“聊且凭化迁,终返班生庐”。紧接着就辞职隐居,于义熙元年(405年)转入建威将军、江州刺史刘敬宣部任建威参军。三月,他奉命赴建康替刘敬宣上表辞职。刘敬宣离职后,他也随着去职了。同年秋,叔父陶逵介绍他任彭泽县令,到任八十一天,碰到浔阳郡派遣邮至,属吏说:“当束带迎之。”他叹道:“我岂能为五十斗米向乡里小几折腰。”遂授印去职。陶渊明十三年的仕宦生活,自辞彭泽县令结束。这十三年,是他为实现“大济苍生”的理想抱负而不断尝试、不断失望、终至绝望的十三年。最后、赋《归去来兮辞》,表明与上层统治阶级决裂,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决心。陶渊明辞官归里,过着“躬耕自资”的生活。夫人翟氏,与他志同道合,安贫乐贱,“夫耕于前,妻锄于后”,共同劳动,维持生活,与劳动人民日益接近,息息相关。归田之初,生活尚可。“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满堂前。”渊明爱菊,宅边遍植菊花。“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从杂诗》)至今脍灸人口。他性嗜酒,饮必醉。朋友来访,无论贵贱,只要家中有酒,必与同饮。他先醉。便对客人说:“我醉欲眠卿可去。”

义熙四年,住地上京(今星子县城西城玉京山麓)失火,迁至栗里(今星子温泉栗里陶村),生活较为困难。如逢丰收,还可以“欢会酌春酒,摘我园中蔬”。如遇灾年,则“夏日抱长饥,寒夜列被眠”。义熙末年,有一个老农清晨叩门,带酒与他同饮,劝他出仕:“褴褛屋檐下,未足为高栖。一世皆尚同(是非不分),愿君汩其泥(指同流合污)。”他回答:“深感老父言,禀气寡所谐。纤辔(回车)诚可学,违已讵非迷?且共欢此饮,吾驾不可回。”(《饮酒》)用“和而不同”的语气,谢绝了老农的劝告。他的晚年,生活愈来愈贫困,有的朋友主动送钱周济他。有时,他也不免上门请求借贷。他的老朋友颜延之,于刘宋少帝景平元年(423年)任始安郡太守,经过浔阳,每天都到他家饮酒。临走时,留下两万钱,他全部送到酒家,陆续饮酒。不过,他之求贷或接受周济,是有原则的。

宋文帝元嘉元年(424年),江州刺史檀道济亲自到他家访问。这时,他又病又饿好些天,起不了床。檀道济劝他:“贤者在世,天下无道则隐,有道则至。今子(你)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他说:“潜也何敢望贤,志不及也。”檀道济馈以梁肉,被他挥而去之。他辞官回乡二十二年一直过着贫困的田园生活,而固穷守节的志趣,老而益坚。元嘉四年(427年)九月中旬神志还清醒的时候,给自己写了《挽歌诗》三首,在第三首诗中末两句说:“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表明他对死亡看得那样平淡自然。陶渊明的作品感情真挚,朴素自然,有时流露出逃避现实,乐天知命的老庄思想,有“田园诗人”之称。

万承风

万承风(1752-1812),字卜东,号和圃。今修水县人。

承风自幼深潜力学,后就学于白鹿洞书院,以诗文鸣世。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中举人,四十六年举进士,改庶吉士,授检讨,入直上书房,为宣宗侍读,六十年出为云南附考官。乾隆末年,权臣和坤欲招其为部下,他风骨峥崚,不附权贵,拒不从命。仁宗即位,览其奏摺,誉为“一代群臣之首”。嘉庆四年(1799年),督学广东,持躬端谨,力除奸弊,匡正士习,推重经世有用之文。皇帝尝密谕他查访大臣居官行事,有所察,即实陈。任安徽学政时,因定远学子与凤阳官吏有宿嫌,每届试期,即生纠葛。县官多偏袒小吏,考生气愤不平。承风明察实报,县吏被惩。嘉庆十二年任浙江、山东学政,随后督学江苏。十四年后,擢兵部侍郎,工部右侍郎兼管钱法堂事。嘉庆十七年(1812年)卒,享年六十一岁。宣宗即位,追赠礼部尚书,谥号文恪。道光十二年(1832年),晋赠太傅。

承风为清代文学家,文才富丽,能文、善赋、工诗、精书法。他的古文远宗欧阳修,律赋文质并茂,作诗无门户之见,不分唐宋界而风格和平感人,其价值较大的是羁旅、山水、题画、咏史之作。著有《思不辱斋文集》四卷、《思不辱斋诗集》四卷、《思不辱斋外集》三卷,《赓飏集》四卷,集黄庭坚手书勒于石并校刊《山谷刀笔》、《黄律厄言》等书传世。

范淑(1821—1846),字性宜,九江县人,清代女诗人。她的祖父明德,由廪宜任泰和博字,后调湖南武陵县丞,有政声。升桃源知县。父正衍屡试不第,以教书坐馆湖口。兄元亨,咸半优贡副举人。妹名润,享端仪,亦善诗,著有《续秋轩诗稿》。范淑击生予书香门第,小康之家。但年未及第,父母相继病殁,留下她和兄妹,相依为命,家境由清贫而桔据,继而饥寒交迫。她担负起“伴兄力字,抚教小妹”的重任,虽至“受聘”年龄,从不提及婚事,一心操持家务,终因“魔患操心,极予炥郁”,痛魔缠身,予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病逝,年仅25岁。

范淑自幼好读书,以诗词擅名。著有《秋轩诗续钞》、《忆秋轩诗钞》、《忆秋轩尺牍》。她的诗,清丽婉转,富有幽怨的情境,却没有绮丽的习气。如《落梅》:“率意来空圃,无心见落梅。依依自相惜,恋恋欲空回。花落枝们古,篱荒气不衰。眼看桃欲放,为汝一徘徊”。又如《林下》“竞日碧云下,默坐已无暑。凉风自何来,绿竹动清绪。好鸟歇幽林,梳翎复自语。不知下有人,此心静如许”。她不仅善作律诗,绝句也不凡,或咏物,或抒怀,情致清新。如《残梅即事》:“断炊终不断清娱,积雪无尘未忍除。最喜柴扉人迹绝,压门三日尚如初”。她的怀人诗具有温婉缠绵的风格。如《秋夜问园即事同端宜妹作因寄直侯》,其中有“隔断尘寰花绕径,洗空天地月当头。纵横影泻皆为水,远近声来共一秋”,堪称佳联。尤其可贵的是,他的诗歌题村不囿予闺阁佳治,能大胆地触及社会现实,如实地反映自己不幸的遭遇,控诉人间的不平。如《风雨夕》:“误料严寒未有期,薄棉典尽落花时。意风凄紧灯光觉,庭雨高低竹自知。传说遥山伏积雪,不堪明日又无炊。闭门无异隆冬境,消受长更静背诗”。一个凄风苦雨,饥寒交迫之夜的情景跃然低低。她还写出了象《飞蝗谣》这样反映天灾人祸,留意民间疾苦的佳篇。

伍乔

伍乔(生卒年不详),庐江郡浔阳(今九江)人。主要活动年代在南唐时期(937-975),他少年隐居庐山白鹿洞读书,苦节自励,学问精微,至金陵应试,举进士第一,官至吏部考功佐郎。据《南唐故事》:“中选者,主司必延之升堂,劳以酒。先已得朱贞观,俄而又得张洎,就坐矣。继而得乔文,主司惊叹,乃徙贞观、张洎席,以乔居宾位。 复试,乔遂第一。”(《九江府志》36卷第1页)

伍乔与张洎自小为密友,又是同榜进士。张洎授任翰林学士,眷宠殊异,而伍乔当时只是小小的歙州司马。为求得张洎帮助,得以提拔,伍乔曾赋诗一首:“不知何处好消忧?公退携壶即上楼。职事久参侯伯幕,梦魂长绕帝王洲。黄山向晚盈轩翠,黟水含春绕栏流。遥想玉堂多暇日,花时谁伴出城游?”他叫仆人把诗送给张洎,并叮嘱说:“俟张游宴,即投之。”张洎读罢,极力向南唐中主李璟推荐。李璟深爱伍乔的文章,命勒其文于石,留传后世。全唐诗录伍乔诗一卷。他的诗题材广泛,多为题赠咏物之作,尤以七言见成。

徐俯

徐俯(1075-1140),字师川,自号东湖居士。修水县人,黄庭坚的外甥。因父禧丧国事,神宗授通直郎。江西诗派的重要诗人。

徐俯天资聪颖,七岁能诗。及长,纵览群书,博学多闻,年十三,作《红梅》诗,得到苏轼赞赏。有俊才,议论慷慨,是非取舍,必归于正,声誉日高,与曾几、吕本中齐名。徽宗即位,徐俯迁承议郎。韩彦宗、曾布秉政时,根据履历起用元丰旧人,他为资历所限,除卫尉寺主簿,很不满意,久不就职。蔡京用事,乘机拉拢,屡以甘言招致,他不事权奸,作《猛虎行》以讥之。钦宗嗣位,迁奉直大夫,召为司门员外郎。靖康二年(1127年),徽宗、钦宗被掳,金人立张邦昌,集百官计议,皆依次书名附和。他拒绝书名,辞官而去。工部侍郎何昌言及其弟昌辰,因避忌“昌”字而改名。徐俯婢名昌奴,客前直呼婢名,不避忌讳。建炎初年,徐俯曾一度落职,高宗知其靖康中节气可嘉,并为黄庭坚所称道,召为谏议大夫。绍兴二年(1132年),赐进士出身,兼侍读。三年,迁翰林学士,擢端明殿学士。四年,兼权参知政事。后因与参政赵鼎议论不合,要求离职,提举洞霄宫。九年,知信州,以不理政事为中丞王次翁所弹劾,罢职。次年以疾卒,葬饶州德兴县银山乡,追赠奉直大夫。

徐俯工于文辞。吕本中将他列入《江西诗社宗派图》。他主张“作诗自立意,不可蹈袭前人”,而“立意”须“对景能赋”,即从生活出发,“切不可闭门合目,作镌空妄实之想。”其诗从江西入,又从江西出,晚年尤力避堆砌,追求平易自然。著有《东湖居士诗集》。

许德珩

许德珩(1890-1990),字楚生,九江市人。当代著名政治活动家、教育家、学者。夫人劳君展(1900-1976),湖南长沙人,早年参加毛泽东发起组织的新民学会。1919年赴法留学,毕业于巴黎大学,曾师从居里夫人研究放射性物理学,1925年与许德珩结婚。

许德珩于光绪三十二年向在九江小学读书的同学学会了英文字母。从十六岁起,到九江县城向一位同文书院的毕业生学英文和数学。因无力在城里食宿,只好每天徒步往返四十里,进城求学,风雨无阻,从不间断,苦学两年,奠定了后来进入中学的基础,同时也锻炼了体质和意志。 宣统元年(1909年),德珩考入九江中学堂(前身为濂溪书院)。这期间,颇受杨秉笙(地理教师)、王恒(图画教师)两位曾留学日本的老师器重。经他们介绍,德珩参加了同盟会,剪去了长辫子,立志改革。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九江光复。许德珩以许础的名字,投笔从戎,参加宪兵队。李烈钧任九江都督其间,他由当时宪兵司令、革命党人廖伯琅推荐,在秘书处当秘书。这时,他曾写过一首新诗,表达心迹,其中有云:“从军乐,从军乐,推翻君主,扫除暴虐,千年皇帝打倒,民主共和真快乐。”“真快乐,真快乐,走上革命,誓作新民,不愧邹容秋瑾,一往无前真快乐!次年,九江中学开学,他又到学校读书。1913年,在孙中山的领导下,国民党人发动了“二次革命”,李烈钧在湖口宣布独立,任讨袁总司令,并发布讨袁檄文。德珩再次投笔从戎,第二次到李烈钧部,参加湖口讨袁之役。 1915年初,许德珩考入北京大学后,结识了李大钊、毛泽东等人,以李大钊介绍,他参加了少年中国学会,并和邓中夏等人组织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向人民群众进行宣传,以扩大新文化运动和爱国民主运动的影响。他是当时全国学生统一组织“学生救国会”创办的《国民杂志》负责人之一。这个杂志的宗旨是:增进国民人格,灌输国民常识,研究学术,提倡国货。主要特点是:公开议论政治,坚决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由李大钊任导师,邵飘萍任顾问,于1919年1月1日创刊,蔡元培写了序言。德珩写了题为《吾所望于今后之国民者》的代发刊词,从“感受、耻辱、痛惜、知耻、力行、勤奋、毅力“等七个方面,进一步阐明这个杂志的宗旨。并在杂志的第二卷第一期上发表了李泽彰翻译的《共产党宣言》,是《共产党宣言》介绍到中国来较早的译本。这些言论在当时的爱国知识分子中产生过一定的影响。

1919年5月4日,北京爆发了反帝反封建的学生爱国运动。在“五四”运动中,许德珩是著名的学生领袖之一。他受北京学生联合会的委托,起草了《五四宣言》,尖锐地揭露了日、美、英、法等帝国主义的强盗行径,呼吁国民“下一大决心,作最后的愤救”。他还参加组织了集会和游行示威。这天上午,在天安门集会约计三千多人,游行示威队伍从天安门广场先到当时不许中国人成群结队进出的东郊民巷使馆区,再经御河桥,东单牌楼,石大人胡同,直奔赵家楼卖国贼曹汝霖的住宅。当时,曹汝霖溜走了,章宗祥被打个半死。有的同学来到曹汝霖的卧室,看到卧室陈设得太华丽,十分气愤,就用火柴把绿色的罗纱帐点燃了,顿时室内大火,房子也烧起来了。北洋军阀的军警随即赶到,大部分游行示威的人已经撤离,许德珩和少数在外面维持秩序的三十二人,无一杀头。痛殴卖国贼之后,许德珩与黄日葵到上海筹备全国学联,拜会了孙中山先生,向其报告将在上海成立全国学联,并请其在成立大会上讲演,孙中山欣然接受。学联成立后,他担任全国学联日刊编委会主任委员。这年,天津学生为驱逐军阀曹锐,成立了以周恩来为首的代表团赴京请愿,北京学生会派许珩德接待,他陪同周恩来会见蔡元培。

1920年,许德珩为继续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赴法勤工俭学。在法国,他刻苦学习,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译有《社会方法论》,蔡元培先生在该书序言中称赞他“虽然经济状况常常给他以困难,而他的刻苦用功积久不懈”。以后由蔡元培审定并推荐给商务印书馆出版,收入《万有文库丛书》。在留法其间,他结识了在里昂大学读书的劳君展,两人经常通信,彼此志同道合,甚为相得。德珩自1915年丧偶,便立志求学与学生运动,改字“楚僧”,以示无意续婚。一次, 在与君展通信中,她把德珩署名“楚僧”的“僧”字圈掉,写上“生”。改为“楚生”。表露了姑娘的爱慕之情,从此, 他们友情进入爱情,在感情上深入一步。1924年夏,君展在法国里昂大学毕业,得到了硕士学位,入巴黎大学理科,并从居里夫人学习镭学,他们才经常会面经过五年多时间的互相了解,在蔡元培的极力撮合之下,于1925年在巴黎中国饭店举行婚礼。蔡元培赠十六字红缎题词:”爱结同心,互助互励。学术事业,勤奋无已。

1927年春,许德珩夫妇受国内如火如荼的革命形势的鼓舞,酝酿回国,后因劳君展正从居里夫人研究镭学,于是决定德珩一人先行回国。回国后,他来到当时命中心广州教官,讲授唯物史观和社会主义史。继而应恽代英之邀到武汉,担任武汉中央政治学校政治教官,武汉第四中山大学教授,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秘书长,代主任。大革命失败后,许德珩于1927年9月初偕夫人君展离开武汉,到达上海,从事社会主义理论的翻译工作。1931年,许德珩应北京大学之聘,赴北平任教。不久,“九.一八”事变爆发,他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1935年,许德珩积极投入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次大规模的学生爱国运动。抗日战争期间,根据周恩来的建议,许德珩回原籍江西任江西抗敌后援会主任委员,动员抗战,保卫家乡。1946年5月4日九三学社在重庆举行成立大会,许德珩被选为九三学社理事长。

新中国成立以后,许德珩满怀豪情地参加中央人民政府工作。他曾先后担任政务院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水产部长。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第二、三届常务委员,第四、五届副主席。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第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四、五、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在我国长期的革命和建设中,许德珩同中国共产党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周恩来和宋庆龄等,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1990年2月8日,许德珩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终年100岁。

许德珩喜爱诗词,精于书法,眷恋故土,热爱家乡,有求墨者,欣然允诺。

余玠

余玠(?-1253),字义夫,别号隐樵,洪州分宁(今修水县)汤桥长茅村人。后来寓居湖北蕲州(今湖北广济等地)。

余玠少年时,在白鹿洞书院和太学上舍读书,因与茶馆老人发生口角,不慎失手推茶翁致死,脱身出逃襄淮,作长短句一首,投入淮东制置使赵葵幕下。赵葵赞其心怀壮志,把他收留在军中任事。

理宗端平元年(1234)六月,赵葵率师北伐,乘胜收复淮河北岸的泗州等军事重镇。为了经营新收复的河南、京东地区的营田备边,赵葵奉令移师泗州,把防线推到淮河北岸。余玠协助赵葵完善“强边”、“固本”的战备工作,在“营田、储粟、修城、浚濠”等方面,功绩显著,“以功补进入副尉”,接着“擢升作监主簿”。嘉熙二年(1238年)正月,以应援安丰战役却敌有功,被任命为知招信军兼淮东置制司参议官。不久,进工部郎官。同年九月,余玠率兵将入犯江淮的察罕军打败,解滁州(今安徽滁县)之危。但此时河南的蒙古军势力日益增大扩展,在汴京(今河南开封)大造战崐船,企图南侵,南宋王朝深感不安。嘉熙三年,余玠率突击队深入敌后,灵活机动,以寡胜众,建树奇功。嘉熙四年九月,被提升为淮东提刑兼知淮安州(今江苏淮安)。淳祐元年(1241)秋,蒙古军出师河南,安丰告急,余玠率师救援,再一次击败蒙军,官拜大理少卿,并升任淮东制置副使。

淳祐二年五月,余玠奉命赴临安(今浙江杭州)入朝奏对。在奏对中,他针对时弊着重提出两个问题:一是举国上下,应和衷共济,事无大小,须当务实。意在改变社会风尚,振兴国家民族。二是主张文武之士,平等相待,提醒理宗在用人制度上,应“视文武之士为一”,改变过去重文轻武的偏向。理宗称赞他“人物议事皆不常”。十二月,蒙古军进犯四川,守将无能,岌岌可危。理宗面对“亡形已具”的四川,任余玠为兵部侍郎、四川安抚制置使兼知重庆府,晓喻他“任责全蜀”。余玠立誓:“愿假十年,手挈全蜀之地,还之朝廷。”淳祐三年春,余玠到达四川。他效法诸葛亮“集众思、广忠益”的治蜀方法,并亲自制定治蜀大纲,即《经理西蜀图》。在重庆创建招贤馆,鼓励有志之士前来献计献策。时有播州冉进、冉璞兄弟,有文武才略,感于余玠开诚布公、礼贤下士的贤德,遂应召前来。余玠接待真诚,重礼厚遇。冉氏兄弟为玠献“迁徙州城,巩固西蜀”之计。歙州人方岳也从千里之外赴川,提出“以人心为金汤,以人才为武库”之策。余玠便在钓鱼山建都城,凭借钓鱼山三面临江、一面倚崖之地利,依山筑城,旁水设哨,重关迭立,内外有防,并联结相邻之利阆、果州、蓬州、渠州、泸州、嘉定等十余城,形成山形体系,如臂如屏,以达到利用蜀险、以步制骑、扬长避短、克敌制胜之目的。又广募民间忠勇,充实“强边”,各地爱国人士相继来归。蒙军屡犯,不得东下。淳祐四年与蒙军交战三十六次,大获全胜。淳祐九年,蒙军四路来攻;十二年,蒙军欲掠都城,夺嘉定,都被击败。

余玠入主四川,开屯田,垦荒地,修水利,劝农耕,轻徭役,薄税敛,减轻百姓负担,繁荣工商经济。兴学优士,文武并重,唯才是举,士农工商,各得其业,人心向往。整顿吏治,论功行赏,有功必奖,有过必罚,量才录用,用其所长,避其所短。严肃纲纪,惩办贪残。凡不称职官吏,果断地加以革职。对于抢夺民财、杀害百姓、驭军无纪、招降纳叛的贪官污吏,坚决惩治。

余玠治川十年(1243-1253),励精图治,使巴蜀军事、政治、经济全面好转,百姓爱戴,皇帝嘉奖,晋升为兵部尚书,拜资政殿学士。宝祐元年(1253年),与统制姚世安不和,姚以宰相谢方叔为援,方叔便罗织罪名,将余玠召回。玠闻有召命,暴卒(一说服毒死)。 蜀人得知余玠抱恨而死,兴建“余玠遗爱碑”及“余公祠”。故乡修水县,将余玠列为宋元八贤之一,入“八贤祠”。

庾亮

庾亮(289-340),字元规,东晋颖川鄢陵(河南鄢陵崐西北)人。咸和九年任江、豫、荆三州刺史。

庾亮为北方南迁士族之一。其妹立为明帝皇后。亮历任元帝、明帝、成帝三朝大臣。太宁二年(324年),参与讨平王敦之乱,攻灭吴兴豪族沈充,为东晋王朝建功立勋。三年,受遗诏与王导等辅立成帝,任中书令,执掌朝政,自奉廉正。咸和二年(327年),苏峻联合祖约举兵反叛。温峤得知后,准备派兵东下保卫京都,亮不同意,并致书与温峤云:“吾忧西陲(时陶侃任征西将军,镇守荆州,在建康西面),过于历阳(时苏峻任历阳内史),足下无过雷池一步。”次年,苏峻派大将韩晃攻宣城,亮遣军抵御,不能制止,苏峻乘胜进兵京都,亮督都军征讨,战于建阳门外,军未到阵,士众弃甲逃走,京都沦陷。庾亮只得乘小船逃奔浔阳,与温峤商议推陶侃为盟主。 侃至浔阳,对亮说:“君侯修石头(即修建康城)以防我,今日为何反来相求?”亮即引咎自责。峤设宴招待,从中调解,语以大局为重,捐弃前嫌,遂推侃为盟主,出兵勤王,斩苏峻于阵。京都围解,亮顿首至地,请求辞官回家,帝不允,亮请求外镇自效,出为平西将军,假节豫州刺史,镇守芜湖。不久,后将军郭默据守湓口反叛。庾亮上表请求亲征,成帝诏令以本官加征讨都督,率兵二万,会同太尉陶侃征讨。乱平,军还,镇芜湖,不受爵赏,侃劝其接受,仍然苦辞。朝廷进号征西将军,又坚决谦让。陶侃卒,庾亮升迁都督江、荆、豫、益、梁、雍六州诸军事,领江、荆、豫三州刺史,进号征西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假节。亮坚决辞让开府,迁镇武昌。

庾亮于咸和年间,在江州建有庾亮楼,楼下有三啸堂,楼南有一古槐, 几经兴废,于清咸丰三年毁于兵燹。现在只有因之命名的“庾亮南路”、“庾亮北路”。庾亮楼为古代江州名胜之一,诗人墨客,多爱登楼眺望,饮酒吟诗,留下不少诗作。

张羽

张羽(1333-1385),字来仪,后以字行世,便改字为附凤。今九江市人。元末明初文学家。他少时随父亲居江浙任所,因战乱兵阻不得归,与友人徐贲寓居吴兴,曾任安定书院山长。后又迁至苏州。洪武四年(1371年),应召至京师,垂问政事,所对不合旨意,被遣还。后再征,授太常司丞。太祖重其文才,十六年,亲自述滁阳王事命张羽撰写庙碑。不久,因事获罪放逐岭南,未至半道,召还,自知不免,于洪武十八年,投龙江死,年五十三岁。《明史》入文苑传。

张羽是明初著名文学家。文、诗、画皆有名,以诗见长。文章精洁有法,作画师小米。明初,吴中多诗人,他与高启、杨基、徐贲并称“吴中四杰”,以与唐初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相媲美。他的著作主要是诗文,有《静居集》四卷(附卷一卷,补遗一卷,校勘记二卷),《张来仪先生文集》一卷(补遗一卷)。《四库全书》、《豫章丛书》、《四部丛书》和《盛世崐百家诗》等都收有他的作品。《四库全书》总目对他诗作的评价为:“律诗意取俊逸,诚多失之平熟。五言古体低昂婉转,……。至于歌行,笔力雄放,音节谐畅,足为一时之豪”。

周敦颐

周敦颐(1017—1073),字茂叔,号濂溪,道州营道县(今湖南道县)人。以母舅龙图阁学士郑向任分宁(修水)主簿,调南安军司理参军,移桂阳令,徙知南昌,历合州判官、虔州通判。熙宁初知郴州,擢广东转运判官,提点刑狱。所到之处,都很有实绩。“在合州郡四年,人心悦服,事不经先生之手,吏不敢决”。晚年知南康军,治所在今星子县城。曾游览庐山,为庐山的山水所吸引,在其自为诗中道:“庐山我爱久,买田山中阴。”因筑室庐山莲花峰下,前有溪,合于湓江,取营道故居濂溪以名之,遂定居于此,并将原在故里的母亲郑木君墓迁葬于庐山清泉社三起山。敦颐卒,亦附葬于母亲墓旁。以后子孙世居江州,后裔绵衍。

周敦颐是我国理学的开山祖,他的理学思想在中国哲学史上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清代学者黄宗羲在他的《宋儒学案》中说道:“孔子而后,汉儒止有传经之学,性道微言之绝久矣。元公崛起,二程嗣之……若论阐发心性义理之精微,端数元公之破暗也”。他继承《易传》和部分道家以及道教思想,提出一个简单而有系统的宇宙构成论,说“无极而太极”,“太极”一动一静,产生阴阳万物。“万物生而变化无穷焉,惟人也得其秀而最灵(《太极图说》)。”圣人又模仿“太极”建立“人极”。“人极”即“诚”,“诚”是“纯粹至善”的“五常之木,百行之源也,是道德的最高境界”。只有通过主静、无欲,才能达到这一境界。在以后的七百多年的学术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他所提出的哲学范畴,如无极、太极、阴阳、五行、动静、性命、善恶等,成为后世理学研究的课题。

周敦颐生前并不为人们所推崇,学术地位也不高。人们只知道他“政事精绝”,宦业“过人”,尤有“山林之志”,胸怀洒脱,有仙风道气。但没有人知道他的理学思想,只有南安通判程太中知道他的理学造诣很深,并将两个儿子——程颢、程赜送到他的门下,后二程均为著名理学家。南宋学者,胡宏对敦颐的理论学加以尊信,理学集大成者朱熹对他评价很高,为他作事状,又为《太极图.易说》、《易通》作了注解。张木武称他为“道学宗主”,其名声逐渐大起,九江、道州等、南安等地纷纷建濂溪祠纪念他,宁宗赐敦颐谥号为“元”,因此敦颐又被称为“元公”,到理宗时,从祀孔子庙庭,确定了周敦颐的理学开山地位。

周敦颐性情朴实,自述道:“芋蔬可卒岁,绢布是衣食,饱暖大富贵,康宁无价金,吾乐盖易足,廉名朝暮箴”。他从小信古好义,“以名节自砥砺”。平生不慕钱财,爱谈名理,他认为“君子以道充为贵,身安为富”。他虽在各地作官,但俸禄甚微,即使这样,来到九江时,他还把自的积蓄给了故里宗族。

周敦颐酷爱雅丽端庄、清幽玉洁的莲花,曾于知南康军时,在府署东侧挖池种莲,名为爱莲池,池宽十余丈,中间有一石台,台上有六角亭,两侧有“之”字桥。他盛夏常漫步池畔,欣赏着缕缕清香、随风飘逸的莲花,口诵《爱莲说》。自此莲池名震遐迩。九江的烟水亭最初是由周敦颐修建的,因为亭在湖心,一墩如月,故名“浸月亭”。后不断兴废,取“山头水色薄笼烟”之意境,改名“烟水亭”。清顺治十七年,巡道崔抡奇复修烟水亭建立五贤阁,奉周敦颐为五贤之一。九江市区现在还有濂溪路、濂溪居委会等。

周敦颐著有《周子全书》行世。濂溪书院是他讲学的讲坛,他的学说对以后理学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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